良　心

孩子送来时，已经快不行了，张朝和老婆急红了眼。好几个医生，在看了片子和孩子的状况后，都摇着头说：“不行，不行，这个手术我没把握。”张朝和老婆真的是急疯了，差点就给他们跪了下来：“求求你们，你们一定要救我儿子啊！”一个年轻医生，看着有些不忍，说：“如果丛医生在，可能还有点希望，但是……”年轻医生有些欲言又止。

“但是什么？”张朝问。年轻医生想了想说：“我去帮你打个电话试试，他如果说可以，那就可以。”电话打完，年轻医生说：“丛医生答应了，马上就动手术，你们准备一下吧。”张朝和老婆一阵惊喜。张朝朝老婆使了个眼色，他老婆就匆匆出了医院，回来时手里多了个鼓囊囊的信封。

那个丛医生走过来时脸上有点憔悴，他的身后跟着的是推着孩子病床的护士。眼瞅着快要到手术室了，张朝把丛医生拉到了一个角落，然后递上那个信封。丛医生推托着不接，反复几次，张朝脸上都有了汗。这时那个护士喊：“丛医生，可以手术了。”丛医生推托不过，  只好接过信封，随手放进口袋里，然后就匆匆进了手术室。

张朝和老婆被阻拦在手术室的门口，看着门轻轻地被关上。张朝拍了拍老婆的肩说：“没事的，一定没事的，丛医生都收了咱的红包，他一定会尽全力的。”

这次的手术，真像是一场马拉松。从下午六点一直到凌晨两点，张朝和老婆坐在门外的地上，差点都虚脱了。“怎么还没好呢？怎么还没好呢？”老婆嘴里不停地在喃喃着，眼角的泪早已干了，留下一道道清晰的泪痕。不时还怪上自己几句：“都怪我，没照看好儿子。”张朝拉住她的手，紧紧地。

不知什么时候，手术室的门打开了，先前那个护士喊：“谁是张海旭的家属？”“张海旭”正是孩子的名字。张朝和老婆冲了过去应道：“我是，我是！”护士告诉他们，手术很成功，孩子一会儿就出来，先进重症监护室，让他们别着急。转身要进手术室的护士又回头说：“你们啊，还真该好好感谢丛医生！”

几天后，张朝的老婆经过医院楼下的表彰栏，发现上面有丛医生的照片，仔细一看，这是年度模范医生的事迹专栏。原来丛医生叫丛勇强，他因一台手术，错过了见父亲最后一面的机会。

张朝的老婆回到病房时，把丛医生的事告诉给了张朝。张朝说：“他是尽力了，可他不是也收了我们的红包了吗？这样的人，怎么可以评模范呢？”老婆也说：“是啊，是有点说不过去。”

张朝和老婆只是在病房里轻声地谈论，邻床的一个病友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出了病房，就和另一个病友说起了那个叫丛勇强的医生收受红包却被评模范的事情。

事情很快传到了很多人的耳朵里。

第二天，张朝的老婆看到表彰栏里，丛医生的照片被撤了下来。回到病房时，来了两个医院监察处的人，把他们带进了一间办公室，说是要了解情况。

在那里，他们看到了丛医生，他们是有些歉意的，虽然他们给了红包，但毕竟人家救了自己的孩子。丛医生却朝他们微微一笑，说：“你们查过交给医院的押金吗？”张朝和老婆摇头说：“没有。”一个工作人员递给他们一份押金收据，收据上显示，在孩子手术的第二天，孩子的医院账户上多了一笔钱。那个数字，正是张朝塞给丛医生的那个红包的数额。

丛医生说：“当时收你们的钱，一是想让你们放心，二是时间确实也紧迫……”

张朝说：“丛医生，对不起，我……”

丛医生摆了摆手说：“医者父母心，无论我做什么，我首先想到的都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有删改)

    和古人寻求永恒与不朽相反，聪慧的现代人寻求相对与新变。世界属于流动，唯“一切皆变”的规律才能永恒。就中国诗歌而论，从《诗经》而《楚辞》，从律绝而曲令，从旧体诗而新诗，留下的正是流动的轨迹。任何一个时代的中国诗歌总是在对自己时代新的审美精神的最大适应中获得出世权，中国新诗亦如此。

    新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又是“诗体大解放”的产物。郭沫若的自由诗宣告了“诗体大解放”的最初胜利。“诗体大解放”的倡导者们虽然激烈地反传统，其实，传统的诗学范畴仍潜在地给他们以影响。胡适就自称《尝试集》的“尝试”二字也是从古诗那里取用的。

    传统是具有神圣性、社会性、广泛性、相对稳定性的文化现象。任何民族的诗歌都不可能完全推开传统而另谋生路。推掉几千年的诗歌积蓄去“解放”，只能使新诗成为轻飘、轻薄的无本之木。

    诗，总是具有诗之作为诗的共有品格。然而，作为文化现象，不同民族的文化又会造成诗的差异。大而言之，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在天人关系、对人的看法、对自然的看法、对历史发展的看法上从来不同。因此，西方诗与东方诗也有很大不同。

    把话说得更远一点，西方诗学和东方诗学也有颇大差异，无论是二者的诗学观念、诗学形态，还是二者的发展之路。西方诗学推崇戏剧，东方诗学以抒情诗为本；西方诗学注重分析性、抽象性、系统性，东方诗学注重领悟性、整体性、经验性；西方诗学运用纯概念，东方诗学运用类概念；西方诗学滔滔，东方诗学沉静等等。

    中国诗歌有自己的道德审美理想，有自己的审美方式与运思方式，有自己的形式技巧积淀。中国的大诗人必定是中国诗歌优秀传统的发扬光大者。

    自然，中国新诗也处在现代化过程中。这是一个扬弃过程，对传统有继承与发展，也有批判与放弃。只有经受现代化验收、经过现代化处理的传统才可能在新诗中生存、活跃与发展。现代化是一个时间概念。本民族的传统和他民族传统是一个空间概念。不能用空间概念代替时间概念。如果将现代化理解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这将是一种滑稽剧。

    接通新诗与传统的联系不是倡导传统主义，应当将传统和传统主义分开。对传统作僵滞的、静止的理解，甚至将诗传统窄化为传统诗，因而指责新诗的种种“不是”，呼唤旧体诗的复兴等等，这种传统主义是新诗寻求新变的障碍。

    从总趋向看，西方诗存在着摆脱不了传统影响的焦虑，而中国新诗却存在着与传统隔绝的焦虑。和与散文界限太不清相反，新诗与传统界限太清——这个“太清”已经有近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为它的危害性作证。接通传统是诗体解放以后新诗的十分关键的使命。

（节选自吕进《熟读<新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有删改）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将我们在生活中的表演称之为“前台”。他观察到了真实生活和戏剧表演的某些共同之处：为了特定的目的，人们总是在生活中为自己涂脂抹粉、培养各种礼仪和谈话技巧、通过阅读和学习来获得谈资，凡此种种，构成了我们对外的“公共人格”。这种“公共人格”就是我们人生自我展示的一块广告牌。我们塑造自我角色形象并透过它被周围的人知晓，从中，我们积累下了人际资本，博得了重要人物的好感，为自己获得机会并维持这一形象。这便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常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很难说它是不虚伪的。

    而戈夫曼也注意到，对于我们这些人生的演员来说，“前台”之外，还存在“后台”。那“后台”就是我们“卸妆”的地方，把自己从社会角色、职业角色和公共人格的表演中暂时解脱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人而存在的时刻。通常，这个时刻不会很多，除了自己和极密切的人以外，也不会有更多的人看到。

    戈夫曼的这套理论在移动互联时代面临着一个新问题是：移动网络的出现似乎让我们的“前台”以一种可怕的速度在延展，而“后台”的空间则在不断的退缩、减少。如果我们把“虚伪”等同于“前台表演”时间的增多，那么我们将看到，在微信朋友圈的“绑架”下，我们几乎24小时每天都处于“前台”。早上起床微信自拍刷脸，每去一个地方都打卡签到，时而低调炫富，时而转发寓意深刻的鸡汤文。在这八万四千六百秒的时间内，每一秒钟几乎都贡献给了此类廉价的表演。说实话，悲催的真相是，我们的内心一如过去那样热衷表演，只是现在表演的成本和门槛更低：几张PS痕迹严重的照片，几句转帖，几帧模糊不清的场景，塑造出了我们微信时代的公众形象。换个说法，这叫互联网思维。

    提供前台表演的场景在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不断增多，我们今天不但要“线上”而且要“线下”的表演，从线上演到线下，每一个不断扩大的前台都占用了我们过多的表演时间。并且，如今的我们不仅是演员、是观众，还是希腊戏剧中的唱诗班。留言、点赞、转发……让我们成为了无比疲惫的演员。我想询问的是，当硕大无朋的“前台”不断侵占我们的生活之时，当我们的“后台”已缩小至几无立锥之地，甚至彻底消失时，生活中是否有某些重要的东西正在失衡，在倾塌？

（孙骁骥《我们都爱上了朋友圈里的虚伪》，有删改）

晶莹的泪珠

陈忠实

    我手里捏着一张休学申请书朝教务处走着。

    我要求休学一年。我写了一张要求休学的申请书。我在把书面申请交给班主任的同时，又口头申述了休学的因由，发觉口头申述因为穷而休学的理由比书面申述更加难堪。好在班主任对我口头和书面申述的同一因由表示理解，没有经历太多的询问便在申请书下边空白的地方签写了“同意该生休学一年”的意见，自然也签上了他的名字和时间。他随之让我等一等，就拿着我写的申请书出门去了，回来时那申请书上就增加了校长的一行签字，比班主任的字签得少自然也更简洁，只有“同意”二字，连姓名也简洁到只有一个姓，名字略去了。班主任对我说：“你现在到教务处去办手续，开一张休学证书。”

    我敲响了教务处的门板，一位年轻的女先生正伏在米黄色的办公桌上，手里捉着长杆蘸水笔在一厚本表册上填写着什么，并不抬头。我走到她的办公桌前鞠了一躬：“老师，给我开一张休学证书。”然后就把那张签着班主任和校长姓名和他们意见的申请递放到桌子上。

    她抬起头来，诧异地瞅了我一眼，拎起我的申请书来看着，长杆蘸水笔还夹在指缝之间。她很快看完了，又专注地把目光留滞在纸页下端班主任签写的一行意见和校长更为简洁的意见上面，似乎两个人连姓名在内的十来个字的意见批示，看去比我大半页的申请书还要费时更多。她终于抬起头来问：

    “就是你写的这些理由吗？”

    “就是的。”

    “不休学不行吗？”

    “不行。”

    “亲戚全都帮不上忙吗？”

    “亲戚……也都穷。”

    “可是……你休学一年，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见得能改变，一年后你怎么能保证复学呢？”

    于是我就信心十足地告诉她我父亲的精确安排计划：待到明年我哥哥初中毕业，父亲谋划着让他投考师范学校，师范生的学杂费和伙食费全由国家供给，据说还发三块钱零花钱。那时候我就可以复学接着念初中了。我拿父亲的话给她解释，企图消除她对我能否复学的疑虑：“我伯伯说来，他只能供得住一个中学生；俺兄弟俩同时念中学，他供不住。”

    我没有做更多的解释，我不想再向任何人重复叙述我们家庭的困窘。

    她放下夹在指缝间的木制长杆蘸水笔，合上一本很厚很长的登记簿，站起来说：“你等等，我就来。”我就坐在一张椅子上等待，总是止不住她出去干什么的猜想。过了一阵儿她回来了，情绪有些亢奋也有点激动，一坐到她的椅子上就说：“我去找校长了……”我明白了她的去处，似乎验证了我刚才的几种猜想中的一种，心里也怦然动了一下。她没有谈她找校长说了什么，也没有说校长给她说了什么。她现在双手扶在桌沿上低垂着眼，久久不说一句话。她轻轻舒了一口气，扬起头来时我就发现，亢奋的情绪已经隐退，温柔妩媚的气色渐渐回归到眼角和眉宇里来了，似乎有一缕淡淡的无能为力的无奈。

    她又轻轻舒了口气，拉开抽屉取出一本公文本在桌子上翻开，从笔筒里抽出那支木杆蘸水笔，在墨水瓶里蘸上墨水后又停下手，问：“你家里就再想不出办法了？”我看着那双带着忧郁气色的眼睛，忽然联想到姐姐的眼神。这种眼神足以使任何被痛苦折磨着的心平静下来，足以使任何被痛苦折磨得心力交瘁的灵魂得到抚慰，足以使人沉静地忍受痛苦和劫难而不至于沉沦。我突然意识到因为我的休学致使她心情不好这个最简单的推理，而在校长班主任和她中间，她恰好是最不应该产生这种心情的。她是教务处的一位年轻职员，平时就是在教务处做些抄抄写写的事，在黑板上写一些诸如打扫卫生的通知之类的事，我和她几乎没有说过话，甚至至今也记不住她的姓名。我便说：“老师，没关系。休学一年没啥关系，我年龄小。”她说：“白白耽搁一年多可惜！”随之又换了一种口吻说，“我知道你的名字也认得你。每个班前三名的学生我都认识。”我的心情突然灰暗起来而没有再开口。

    她终于落笔填写了公文函，取出公章在下方盖了，又在切割线上盖上一枚合缝印章，吱吱吱撕下并不交给我，放在桌子上，然后把我的休学申请书抹上浆糊后贴在公文存根上。她做完这一切才重新拿起休学证书交给我说：“装好。明年复学时拿着来找我。”我把那张硬质纸印制的休学证书折叠了两番装进口袋。她从桌子那边绕过来，又从我的口袋里掏出来塞进我的书包里，说：“明年这阵儿你一定要来复学。”

    我向她深深地鞠了躬就走出门去。我听到背后咣当一声闭门的声音，同时也听到一声“等等”。她拢了拢齐肩的整齐的头发朝我走来，和我并排在廊檐下的台阶上走着，和我同时走出学校大门。

    她这时才有一句安慰我的话：“我同意你的打算，休学一年不要紧，你年龄小。”我抬头看她，猛然看见那双眼睫毛很长的眼眶里溢出泪水来，像雨雾中正在涨溢的湖水，泪珠在眼里打着旋儿，晶莹透亮。我迅即垂下头避开目光。要是再在她的眼睛里多驻留一秒，我肯定就会嚎啕大哭。我低着头咬着嘴唇，脚下盲目地拨弄着一颗碎瓦片来抑制情绪，感觉到有一股热辣辣的酸流从鼻腔倒灌进喉咙里去。我后来的整个生命历程中发生过多少次这种酸水倒流的事，而倒流的渠道却是从十四岁刚来到的这个生命年轮上第一次疏通的。第一次疏通的倒流的酸水的渠道肯定狭窄，承受不下那么多的酸水，因而还是有一小股从眼睛里冒出来，模糊了双眼，顺手就用袖头揩掉了。我终于扬起头鼓起劲儿说：“老师……我走咧……”她的手轻轻搭上我的肩头：“记住，明年的今天来报到复学。”

    我看见两滴晶莹的泪珠从眼睫毛上滑落下来，掉在脸鼻之间的谷地上，缓缓流过一段就在鼻翼两边挂住。我再一次虔诚地深深鞠躬，然后就转过身走掉了。

    我今天终于把几近四十年前的这一段经历写出来的时候，对自己算是一种虔诚祈祷，当各种欲望膨胀成一股强大的浊流冲击所有大门窗户和每一个心扉的当今，我便企望自己如女老师那种泪珠的泪泉不致堵塞更不敢枯竭，那是滋养生命灵魂的泉源，也是滋润民族精神的泉源哦……

（有删节）

《左传》的叙事艺术

童庆炳

    任何事件都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面。这是普通常识。但在文学叙事中，就出现了两个时间：一个是原本故事发生的时间，一个是讲故事人讲的时间。原本故事发生的时间就是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可以称为“故事时间”；讲故事人可以根据讲故事人的需要，把时间打乱，把后面发生的事情放到前面讲，或把前面发生的事情放到后面讲，这就是所谓的“文本时间”。

    一般来说，中国古代叙事文学顺时序的演进多，而逆时序的演进少。《左传》中倒叙、插叙也有，但不是很多，“几大战役”的描写莫不按自然时间演进。可能受中国叙事文学的开篇《左传》影响，像后来的《史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莫不如此。为何《左传》和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多按自然时间顺叙呢？这主要是中国古代“尚农”，是一种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看重耕田种地，而耕田种地当然要对四时的更替特别敏感。因为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直接影响农业的生产。守时、顺时，是中国古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所谓“不误农时”。就是对于那些在精神领域活动的人来说，也明白“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的道理。这种从农业文明所滋长出来的文化观念， 都不能不影响叙事文学对于事件演进时间的把握与运用。即从守时到顺时，折射到文学叙事上则是更重视顺叙，认为顺叙最为自然，也最能为大家所接受。

    《左传》和其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即使有倒叙的逆时间演进，也与西方神话、小说的那种倒叙的功能有所不同。西方叙事作品擅长逆时的倒叙演进，把人带到一种令人震惊的、出人意料的状态中，由此造成强烈的悬念，出现惊心动魄的效果。这就让人联想到西方人在大海上坐船来往做生意，此时还是风平浪静，突然风暴兴起，船只摇荡，甚至不幸沉没。因此西方小说的倒叙往往留下了海洋文明的印痕。中国古代叙事作品也有逆时的倒叙演进，但往往是激烈冲突过后的一种绵长的回忆，一般很少那种惊心动魄的效果。如《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以“初”开始叙述，所有的矛盾都已经结来，郑庄公已经打败了向他挑战的亲弟弟，他在颍考叔的帮助下，得以在“黄泉”下与母亲姜氏相见，挽回些许与母亲的感情。这种逆时倒叙演进，决无惊心动魄的效果，也没有让读者有猝不及防的感受。

    《左传》对中国文学叙事发展的影响很大，从叙事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左传》是有意义的。

（摘编自童庆炳《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与开篇》）

时间怎样地行走

迟子建

材料一：

①墙上的挂钟，曾是我童年最爱看的一道风景，我对它有一种说不出的崇拜，因为它掌管着时间，我们的作息似乎都受着它的支配。我觉得左右摇摆的钟摆，就是一张可以对所有人发号施令的嘴，它说什么，我们就得乖乖地听。到了指定的时间，我们得起床上学，我们得做课间操，我们得被父母吆喝着去睡觉……虽然说，有的时候，我们还没睡够不想起床，我们在户外的月光下还没有戏耍够不想回屋睡觉，都必须因为时间的关系而听从父母的吩咐。他们理直气壮呵斥我们的话与挂钟息息相关，“都几点了，还不起床”，要么就是“都几点了，还在外面疯玩，快睡觉去！”这时候，我觉得挂钟就是一个拿着烟袋锅磕着我们脑门的狠心的老头，又凶又倔，真想把它给掀翻在地让它永远不能再行走。

②在我的想象中，它就是一个看不见形影的家长，严厉而又古板。但有时候它也是温情的，比如除夕夜里，它的每一声脚步都给我们带来快乐，我们可以放纵地提着灯笼在白雪地上玩个尽兴，可以在子时钟声敲响后得到梦寐以求的压岁钱，想着用这钱可以买糖果来甜甜自己的嘴，真想在雪地上畅快地打几个滚。

③我那时天真地以为时间是被一双神秘大手给放在挂钟里的，从来不认为那是机械的产物。它每时每刻地行走着，走得不慌不忙，气定神凝，它不会因为贪恋窗外鸟语花香的美景而放慢脚步，也不会因为北风肆虐大雪纷飞而加快脚步，它的脚是世界上最能经得起诱惑的脚，从来都是循着固定的轨迹行走。我喜欢听它前行的声音，总是一个节奏，好像一首温馨的摇篮曲……时间藏在挂钟里，与我们一同经历着风霜雪雨、潮起潮落。

④我上初中以后，手表就比较普及了，我看见时间躲在一个小小的圆盘里，在我们的手腕上跳舞，它跳得静悄悄的，不像墙上的挂钟，行进得那么清脆悦耳，“答”“滴答”的声音不绝于耳。所以，手表里的时间总给我们一种鬼鬼祟祟的感觉，从这里走出来的时间因为没有声色而少了几分气势，这样的时间仿佛也没了威严，不值得尊重，所以明明到了上课时间我还会磨蹭一两分钟再进教室，手表里的时间也就因此显得有些落寞。

⑤后来，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了，时间栖身的地方就多了，项链坠可以隐藏着时间，让时间和心脏一起跳动；台历上镶嵌着时间，时间和日子交相辉映；玩具里放置着时间，时间就有了几分游戏的成分；至于计算机和手提电话，只要我们一打开它们，率先映入眼帘的就有时间……时间如繁星一样到处闪烁着，它越来越多，也就越来越显得匆匆了。

⑥十几年前的一天，我在北京第一次发现了时间的痕迹，我在梳头时发现了一根白发，它在清晨的曙光中像一道明丽的雪线一样刺痛了我的眼睛 ， 我知道，时间其实一直悄悄地躲在我的头发里行走，只不过它这一次露出了痕迹而已。我明白，时间让花朵绽放的时候也会让人的眼角绽放出花朵——鱼尾纹；时间让一棵青春的小树越来越枝繁叶茂；让车轮的辐条越来越沾染上锈迹；让一座老屋逐渐地驼了背……时间还会变戏法，它能让一个活生生的人在瞬间消失在他们曾为之辛勤劳作着的土地上，我的祖父、外祖父和父亲，就这样，让时间给无声地接走了，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脚印，只能在清冷的梦中见到他们依稀的身影……他们不在了，可时间还在，它总是持之以恒、激情澎湃地行走着……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在我们不经意走过的地方，在日月星辰中、在梦中。

⑦我终于明白，挂钟上的时间和手表里的时间，只是时间的一个表象而已，它存在于更丰富的日常生活中……在涨了又枯的河流中；在小孩子戏耍的笑声中；在花开花落中；在候鸟的一次次迁徙中；在我们岁岁不同的脸庞中；在桌子椅子不断增添的新的划痕中；在一个人的声音又清脆而变得沙哑的过程中；在一场接着一场去了又来的寒冷和飞雪中。只要我们在行走，时间就会行走。我们和时间是一对情侣，相依相偎着，不朽的它会在我们不知不觉间引领着我们一直走到地老天荒。

（节选自迟子建的散文作品集《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材料二：

当我读完《迟子建散文》时，那种温馨、恬静，放射出穿透时空的光辉，带着精神的圣洁照亮了我的心田，让我们感受到立体、丰厚、富有生命实感的审美品格。无论小说还是散文，她的创作都执着于一个主题——诗意和温情。作家一次次带着初生牛犊的勇气，用她那只充满灵性的笔拨开阴霾，在生活的边界和存在的缝隙中，捕捉着温情而诗意的光亮。迟子建散文最打动人心的是那种面对命运不屈的顽强，她带着一种温暖的鼓舞人心的力量，在光明与黑暗的无间之隙寻找灵魂的安居之所。她的散文大气豁达，在柔肠中透出坚硬的质感，以文学的方式将个人的经验融化到大千世界中，让我们在光明和温暖中获得了对“美”的重新理解和认识，从而呈现出“独有的美的特质”。

（选自梁海《诗意与温情——读〈迟子建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