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书法艺术存在密切的关系，是因为它们都以思想和语言为基础。文学正是通过语言以形象化的方式反映思想的艺术。《毛诗序》曾强调，“诗”是“志之所之”的产物。文字的产生真正拓展了思想交流的维度。千百年来，尽管汉字出现了多种生成方式，但其社会功能主要还是通过书写来实现的。为了追求汉字使用的正确、便利和美观，人们开始研究汉字书写的表现规律，便形成了今天的“书法”。

    至汉晋之间，书法探索逐渐趋于艺术的自觉，王羲之是成功的探索者，他依托深刻的艺术见地，通过高超的艺术技巧，铸就了《兰亭集序》的经典地位。书法艺术尽管并非单为文学而生，却必须以有意义的文辞为表现内容。除了“太极殿”“同仁堂”等纯粹实用的匾额、题字或标语，文学作为思想对客观世界的提炼和升华，是书法艺术表现的鲜活土壤。书法历史上，经典的书法作品本身就是传颂的文学作品，除了《兰亭集序》，还可以列举出《祭侄文稿》和《黄州寒食诗帖》，前者是颜真卿为祭奠在安史之乱中牺牲的颜季明而作，后者乃苏轼由贬谪黄州三年的悲凉遭遇有感而发。

    较之一般的文学创作，书法作品具有具体的用途，所以在选择或拟定合适的文辞内容时，创作者要全面地体察社会、深刻地体验人生、精准地判断情势。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的某一角落，有翠竹数竿、奇石一尊。当是之时，常有一二学子坐立其间，或琅琅读书，或默坐静思。启功先生在石上题字“奇峰高节”，“奇峰”描述奇石耸立向上之势，“高节”则指向竹子的高洁虚心，四个字皆指向具体环境中的景物，同时以拟人的手法指向人的节操、情感和旨趣。题字尽管寥寥数语，竟与相关的人、事、物、地、时、情相合，这表现了作者对书法艺术表现的高深造诣，更显示了作者文学思维的精确。

    尽管今天仍有书法到底属于文化还是艺术的争论，也有艺术创作与日常实用书写的区别，但是，文化和艺术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鸿沟。简单说来，艺术是文化的最佳表现形式，文化又根植于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认识，生活则必然夹杂着林林总总的实用成分。无数名家的创作正是既有服务于客观生活的实际用途，又充分整合了各方面的文化因素。在书法艺术表现中，思想、语言作为内容和需求，汉字、书写作为载体和手段，每个方面都渗透了人们对生活的深刻体验，更浓缩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

    艺术与文学相通。作家也应懂得一点书法，中国古代文人的字大都是写得很好的。现代作家不一定要能写好毛笔字，但是要能欣赏书法，经常看看书法，尤其是行草，对于行文的内在气韵，是很有好处的。

（选自孙学峰《文学是书法艺术表现的鲜活土壤》，有删改）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仁学”。“仁学”的主体内容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关于“仁学”的基础，《论语·学而》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可见，孔子视孝悌之亲情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孝悌通过“能取近譬”，将爱父母、爱兄弟、爱妻子扩展为爱君主、爱国家及爱一切人。的确，从人伦关系的角度来看，亲情无疑是人之生存的基本条件，由亲情、爱情、友情，推而广之到一切道德情感，从而构成“仁学”政治伦理思想的依据。休谟的同情原理也认为，父子间的同情是最易发生的。黑格尔一方面认为修身是成为抽象的人的基本条件，“正是这种反省意识，使一个人真正地走向了主体阶段”，另一方面认为实现抽象的人的理念必须要在伦理阶段，而“在伦理的阶段，最自然、最直接的便是家庭”，同样看到了亲情在政治伦理实现过程中所起到的基础作用。

    然而，不同于西方思想家以基督教为背景的平等地“爱一切人”，孔子的“推己及人”，其对象是有限制的。仁爱等道德品质是区分小人和君子的标准，是“君子”（有德有位者）的专有物，小人（无德无位者）则往往与仁爱背道而驰。正是在此基础上，孔子对于道德情感的适用对象给出了较为明晰的界定，仁爱不仅包括爱“好人”，即爱“君子”，而且也包括恶“恶人”，即恶“小人”。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创立了“义”学。孟子“义”学的主体是“不学而能”之“良能”、“不虑而知”之“良知”的性善思想和“先立乎其大”、“养吾浩然之气”之“求放心”的道德修养思想。如果说孔子仁爱思想的根据——亲情，是一种事实根据的话，即通过客观描述父子之间的亲情来推衍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感情，那么，孟子所官“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的仁义思想的根据——性善，便是一种价值根据，即通过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来引导道德主体自我实现其先天的性善。亲情是父子这对道德主体之间的情感互动，而性善则是道德主体的自我呈现。与孔子相比，孟子将政治伦理的希望全部压在单个道德主体的身上，政治伦理思想的实现，是道德主体存养扩充先天的、本真之性善的结果。

    孟子既然设定人性本善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条件，其政治伦理思想的方方面面都自然要以性善为基点。然而，“性善”虽然能够满足政治伦理思想基础的普遍性条件，但孟子本人也意识到性善的原初性不充分，如其所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认为一定的物质生活财富对“民”之道德观念的形成具有条件性，性善就不再是绝对基础了。

    与孟子一样，荀子也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礼”学。“礼”学的主体是性恶思想，“积善成德”的道德修养思想，以及“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思想。荀子认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是人性之恶，礼义道德是基于人性之恶而人为（“伪”）产生的，是用于制约和改造人性之恶的产物。一方面，道德之善就是“伪”的结果；另一方面，“性恶”是“伪”的前提。以此为基础，道德主体自身才要“积善而全尽”地进行自我修养，社会才要以“礼”来规范和教化百姓。

    综上所述，孔予以道德情感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孟子、荀子以人性善恶为基础，分别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大都不出这两类。

（摘自王乐的《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

本文时间与故事时间

    在叙事文学的话语结构中，时间是一个基本要素。叙事作品中时间的特征是它的二元性：一个是本文时间，即阅读作品本文所需要的实际时间；另一个是故事时间，即在故事中虚构的时间关系。这两种时间有时可以重合，比如在叙事电影中的一个镜头、古典话剧的一幕，便是如此。但就整体而言，本文时间和故事时间不仅性质不同，长短与顺序也不同。两种时间的矛盾关系形成了叙事结构中的节奏性，主要体现于时序、时长与频率中。

    叙事作品中的时序是本文时间序列与故事时间序列相互对照形成的关系。通常人们相信，“自然”的叙述顺序应当是本文时序与故事时序一致。编年史式的故事（如典型的史传文学）明显地体现出这种一致性来：叙述的前后从整体上来说便显示出故事的前后顺序。情节性强的故事突出的是逻辑顺序，而根据“前为因，后为果”的习惯观念，逻辑顺序应当同时间顺序是一致的，人们把按照虚构的时间或逻辑顺序进行的叙述称作“顺叙”。

    本文时序与故事时序之间还存在种种不协调形式，即一般所说的“逆时序”。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对逆时序的叙述方式极为推重，他向人赞扬荷马的叙述方式：“他写狄奥墨得斯回家不从墨勒阿格尔的死写起；他写特洛亚战争也不从头写起。他总是尽快地揭示结局，使听众及早听到故事的紧要关头”。荷马这种从中心事件开始然后倒叙起源的做法实际上成了西方古典叙事的一种传统结构。

    时长是指一段连续时间的长度。故事时间的时长是确定的，尽管有的叙述因缺乏时间标志而变得暧昧不清。本文时长只有一段文字的阅读时间，然而阅读时间不是千篇一律的，谁也无法测量出标准时长来。我们无法对两种时长进行量化比较，但可以假设一种“匀速叙事”，即故事时长与本文时长的关系始终保持均衡状态的理想叙事作为参照点，从而比较出各种叙事作品中的速度与节奏特点来。

    叙述频率是指本文话语与故事内容的重复关系，重复包括两种基本类型：事件的重复与话语的重复。前者是指某一类型的事件反复出现；后者是指对一个事件的反复叙述。

    严格地讲，生活中不会有完全重复的事件，太阳终岁常见而光景常新。但在叙述话语中却可以抓住两个事件中的相似特征而形成重复，从而提示出一种恒定的意义或产生某种象征意蕴。如20世纪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重复出现同大鱼搏斗的事件，这一事件成为一个恒定的母题，启示人生的一种永恒意蕴——无尽的渴望与追求。

    话语的重复是指对某一事件反复讲述若干次。事实上叙述一个事情的话语原原本本地反复插入故事中，这在叙事中是很少的。典型的话语重复是反复讲述同一件事，但每次讲述的角度、层次等都有不同，从而使一个事件的意义得到多方面的展示。

（摘自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有删减）

来自太空的灭亡

    看起来宇宙生活相当平静，不是吗？白天，太阳有规律地发光；夜里，群星闪烁，令人安心。这是梦幻。整个宇宙都充满着危险、险恶的事物，它们相互冲撞争夺地位．都是为了将我们扫出地球表面。幸运的是，它们成功的可能性都不大——有多少你认识的人是被质子分解致死的？——但是，如果你等待足够长的时间，它们中的一个必定会消灭我们。那么，是哪一个呢？

    在我们可能遭遇来自太空的灭亡的所有方式中，最有可能的是被小行星彻底消灭。为什么？因为我们位于宇宙射击场，每天有100吨的物质射向我们。不过，每隔数百年才会出现一个大吨位的，当这种大东西出现时，麻烦也就发生了。如果你能问问恐龙，我想它们一定会让你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也认真对待了。由一群科学家组成的B612基金会就致力于确保人类的命运不会以在未来的博物馆内陈列我们的骨骼而告终。他们建议：不用核武器，而用航天器撞击危险的岩石，迅速移动它的位置，然后利用另一个航天器进行微调，并利用它的重力把这块石头拖进安全轨道。这听起来像是科学幻想，但是，模型演示显示，这是我们拯救地球最好的办法。

    对我们来说，太阳还挺重要。没有太阳，我们会冻死。可是，太阳也到中年了：年届45亿岁的太阳已经差不多耗尽燃料，若干亿年之后膨胀为红巨星，可以吞下水星，熔掉金星，把我们烤成关味脆饼。甚至早在此之前——在不到一亿年——它就会热到足以升高我们的平均气温，导致温室效应失控，煮沸我们的海洋。幸运的是，那是从今往后漫长时间内的事。我会让我的曾曾曾曾曾N代曾孙去担心这件事。

    黑洞是误解。它们并未以行星和恒星的形式在星系中漫游，寻找可口的小吃，而是像数百亿其他恒星那样环绕银河系运行。不过，其中一个有可能会漫游到过于接近我们的地方。如果它做到了，就会破坏行星轨道，导致地球落进太阳或被甩进外太空。黑洞不可能完全吞噬我们，但是考虑其他选择，也许相对有好处。不过，请注意，任何大质量物质都会惹麻烦，其中包括平时常见的恒星，它们有许多共同之处！鉴于发生这样的事可能需要数万亿年或更长时间，我们不必过于担心游手好闲的黑洞。

    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一定会走到尽头，其中包括我们的宇宙本身。它已经130亿岁了，不过，在一万亿年以后会发生什么呢？——物质本身也会土崩瓦解：长期以来被认为完全稳定的质子也许在约103年后碎裂。因此在那么遥远的未来，宇宙也许只不过是极其稀薄的电子和低能量光子雾，围绕永恒的虚无起伏。

    虽然那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那是如此遥远未来的事情，以致于目前宇宙的年龄看上去就像蚊子翅膀的一击。我们当然还有更需要迫切关注的事情。

    若问我的建议，就是走出去，抬起头，享受阳光、月亮和恒星。就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说，它们也许会永远存在……永远是很长很长的时间。

李白的政治悲剧与文学成就

    李白思想以儒家学术为体，道家、纵横家学术为用，杂糅名、墨、法、兵诸家思想，其思想体系之博杂，实属少见。然浸透其骨髓，主宰其一生的，无疑是儒家“亚圣”——孟子的修、齐、治、平思想及其调和儒道两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学说。故与先秦至盛唐众多知识分子先入世、后出世的人生选择如出一辙，李白终其一生，均对博取高官、建功立业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

    李白一生都在为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和美好愿望而奋斗，但结果既未能自布衣直取卿相、兼济天下，也未能从宦途从容隐退、独善其身，而是栖栖惶惶，终生与失意和挫折为伍。冷静地审视历史事实，李白之所以“怀才不遭”，成为政治上的悲剧人物，除了政治黑暗和各种不利的客观因素的制约外，更为重要的恐怕还在于李白本人政治才能和政治素质的匮乏。首先李白对政治幼稚无知，其大言不切于实际和虚名不适于用。因此，在人生的几次大好机遇中，他均未能把握住，以致坐失良机，徒成悔恨。其次李白志行的游移不定与情绪的瞬息多变，显然有悖于政治家所应具备的精神素质。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既有雄心壮志，也有颓唐潦倒；既有进取精神，也有消沉意态；既有张扬自我、不卑不亢。也有曲意逢迎、自责自怜；既有爱国赤诚、民本良愿，也有狎妓解闷、泄愤恶念。总之，李白的情绪多变与放浪形骸，早已注定了他在政治上碌碌无为、含恨而终的必然命运。

    可见，诗仙李白一生的主要兴趣其实并不是写诗，而是在于从政。但是作为诗人，他是“谪仙人”。作为政治人物，他却只是个“凡人”，甚至沦落到“世人皆欲杀”的地步，是彻底的失败者。李白的悲剧就在于他没有政治才能却总是希望在政治上大干一番，而且是至死不悟，这就必然要导致他四处碰壁，一败再败的悲剧结局。

    也许正是因为政治上惨遭失败，反过来又促使诗人“不平则鸣”，在文学领域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李白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转移到他所热爱的诗歌创作时，诗人的爱国赤诚、善良人性、潇洒风神、天赋才情和主体精神则如大江奔海、熔岩乍喷般挥洒自如，并幻化成无数扣人心弦的千古绝唱。

    与李白同时代的大诗人杜甫相比，在专著的数量和质量上，可谓“扬杜而抑李”了，其实，更多的研究者离李白诗歌背后的人性挖掘很远，离浪漫主义精神的根源与神韵更远。

    基层避责是指基层政府各管理主体采取诸多策略规避由其职位带来的直接责任和潜在责任，以避免自身利益受到损失。这一概念界定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虽然避责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行政行为，但基于社会影响的直接性角度，本文只关注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避责。本文所指的基层政府包括市、县、区和乡、镇两级政府，并涵盖了基层治理过程中的多元主体，即在职能分工、权责配置中存在较大差异的“官僚群体、派生群体和雇佣群体”。第二，避责行为主要规避的是直接责任和潜在责任。在层级管理体制下，上级通过激励、约束机制对基层行政过程进行控制，虽然各机构和行政人员均有建立在职能分工基础上的书面权责说明，但由于既有规定过于宽泛模糊，并且基层行政主体需承办大量的临时性任务和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故避责行为所规避的不仅是书面上的直接责任，还包括法定职责外的其他潜在责任。第三，在成本——收益权衡的基础上，避责行为的目的在于减少利益损失。由于行政过程中体现出的不同利益诉求、行为偏好和价值观念，解释避责现象自然无法忽视基层政府内部成员的混合动机及其构成逻辑。

    作为基层在权责分立结构下应对风险的行为选择，避责极具复杂性和多样性。基层工作人员通过对风险和收益的整合分析，在不同情况下条件式地选择不同避责行为，并且会根据策略的实际效果进行动态组合。各种避责行为是并行不悖的，多种行为可同时存在，并进行区别性搭配和组合。根据近年来对基层政府的田野调查和跟踪观察，在对第一手访谈资料和现实情况开展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决策树和类型学的分类方法，从两个维度出发对现阶段基层政府中普遍存在的避责行为进行分析（见下图）。

基层避责的具体策略分类

    一是时间序列维度。基层行政人员在采取避责行为时呈现出序贯决策的形式，这种基于时间序列的动态选择可主要划分为事前主动选择和事后被动应对。前者是在事前未酿成不良后果的情况下，基层人员通过有限的自由裁量权减少风险．主动采取措施规避惩罚，以常态化策略应对可能出现的压力和追责。后者是当行政过程出现不良后果时，基层人员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消解恶劣影响带来的严重损失，这属于一种非常规的策略选择。

    二是传导方向维度。在按照时间序列进行划分的前提下。基层避责在传导方向上也出现了纵向避责和横向避责的差异。纵向避责是以层级结构下责任转移为基础的策略，可细分为自上而下的避责策略和自下而上的避责策略。横向避责是以平行结构下责任转移为基础的策略。可细分为政府组织内部同级之间、政府与外部社会、市场之间的互动。

    综合时间序列和传导方向两个维度，汇聚行为先后次序、不同主体的行为选择，由此产生了不同情况下的基层避责策略。

（摘编自倪星、王锐《权责分立与基层避责：一种理论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