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文教育涵养工匠精神

黄金

    ①培养大国工匠，源头在一流的工程教育。如今，工科人才的培养，不止一次听到“局中人”直呼“两难”：一头是工科学生的“难”，难在专业“窄化”、生活“宅化”。学生抱怨课程多、实验多，疲于应付眼前连绵不绝的苟且，无暇诗和远方，更难涵养精益求精、沉潜专注的匠心。另一头是工程单位的“难”，慨叹工程领军后备人才短缺，特别是素养好、领悟力强、科学与基础理论修养扎实、系统视野开阔、能驾驭宏大复杂工程的“将才”，更是难求。

    ②为何会出现这供需的“两难”？窃以为是因为工科人才培养的人文土壤、人文养分还不够，重视了学生掌握技术和工具的“硬知识”，少了些关注学生人格精神全面成长的“软学养”。

    ③人文教育，以塑造完整健全的“人”而非单向度、工具化的“匠”为出发点，涵育的是人对价值道德的终极关怀，对做事的完美追求，是心灵的沉潜宁静，这和工匠精神是无比契合的。因此，工科人才的培养，切不可少了人文教育这一环，还需以人文教育铸匠魂、育匠心、造匠韵。

    ④一流的大国工匠，需要把科技创造同人类社会重大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甚至应当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备关切环境、关怀生命的责任心。人文教育中，历史文化、哲学伦理、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学科知识的交汇融通，造就其博约相济、以文化人的特点，让学生涵育健全人格，谙悉工程伦理，明了历史环境，树立高远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早年间，钱三强先生立志立德，正是得益于人文教育。他中学时代即就读于蔡元培先生创办的孔德学校，接受德智体美的全人教育，名字也由“钱秉穹”改为“钱三强”，意为德智体都强。后来在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下，在未来中国蓝图的吸引下，钱三强决心学工科，以实际行动报国，自此一生未改初心。

    ⑤一流的大国工匠，不仅要培育专注技艺、追求卓越之心，更重要的是涵养赋予产品生命和内涵、在技术中融入巧思和灵魂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想象力、审美品位也是不可小视的创造力，不少蜚声世界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都曾得益于文学和艺术的滋养，对生命有了更高层次的体认，也让工程技术有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久远价值。目前，不少国货正从粗憨、实用阶段转向追求精细、美感的阶段，对工程人才的工艺审美素质要求更高。人文教育恰恰可以打破专业壁垒，将人的思考和生命力融入工程技术，赋予中国制造更大的价值。

    ⑥当前，我国正处在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质造”乃至“中国智造”的转折点。将人文教育的土壤培得更厚、渠道拓得更宽、内涵挖得更深，才能以世界一流的工程教育为国家的转型发展输送更多一流的“大国工匠”。

    《孔雀东南飞》所表现的主题思想，历来比较一致，大多赞成唐波先生的观点：揭示出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的罪恶。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焦母如此仇恨兰芝，仇恨到宁可舍弃儿子，宁可断后？真是她要维护封建礼教、门阀制度？

    我们知道，汉代在武帝以前，统治阶级主张的一直是“无为而治”，朝廷对地方、对百姓并不怎么干涉管束。直到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礼教才开始影响人们，但影响并不深刻。这一点在《孔雀东南飞》一文中，我们也能感知。兰芝被休回家后，只有十多天时间，就有县令派人上门为“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的三公子提亲；接着又有太守派人为“娇逸未有婚”的五公子说媒。当兰芝应婚后，太守家“金车玉作轮”“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杂彩三百匹”“从人四五百”，浩浩荡荡去迎亲，没有因为兰芝是二婚，是寒门，就有丝毫的慢待。可见当时人们并不十分看重门阀等级，也不看重头婚二婚，看重的主要还是人品和相貌。这一点恐怕比当代更开明开放。连太守、县令都不怎么看重的所谓封建礼教与门阀，焦母作为一个普通妇女，真的会那么看重吗？

    焦母丧夫，儿子外出公干，女儿尚小，内心孤独郁闷却无处诉说，兰芝正好成了她发泄苦闷的对象。所以在她眼里，兰芝的一切都是“无礼节”“自专由”。兰芝的一句“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一个家庭的媳妇都难做，只是“君家”的儿媳才难为。可见焦母的行为只是个人行为，并不代表整个时代。焦母是出于个人情感与私心在时时处处刁难儿媳。这种刁难不是在维护封建礼教，而是在排解内心苦闷的近于变态的情绪。。

    所以我认为，纯粹是一个寡母强烈的“恋子情结”所产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活生生拆散了一对鸳鸯，导致了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

    从刘兄来看，说刘兄是封建礼教的帮凶，实在是冤枉他了。他对兰芝的一番开导，合情合理。在兰芝与仲卿不可能复合的情况下，他希望妹妹趁年轻，尽快再找个好婆家，有什么错呢？再说，不嫁县令的儿子也就罢了，如果连太守的儿子都不愿嫁，以后谁还敢再上门提亲？兰芝本就是二婚，已经二十岁了，这在当时已是大龄青年。与仲卿的复合不可能，如果又没人再敢提亲，那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作为长兄，审时度势，劝导妹妹认清形势，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就算有错，不过是有点虚荣心罢了。这是每一个平常入都可能有的虚荣心。正是这样的虚荣心，才使刘兄这个人物更真实，作品更生动。说他“热衷富贵”“时刻希望往上爬”“自私自利”，这样的罪状似乎太大。如果他真是一心只想往上爬，那县令的儿子来求亲，他就会牢牢把握机遇了，哪里还会坐等太守的儿子再来说媒呢？

    因此，作品的主题思想应该是：以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为线索，细致地描写了兰芝与焦母之间的婆媳矛盾，深刻地揭示了焦母因恋子情结而产生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有力地表现了兰芝的美丽、贤惠与反抗精神。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第11期，有删改）

    美国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曾大声疾呼要对电视保持警惕，倘若他看到今天的媒体变迁状况，或许会将矛头调转，指向比电视更小的屏幕——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而他所担忧的过分依赖技术来追求最高效率对文化积淀的侵蚀，用于阐释眼下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会更恰如其分。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智能手机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和消费文化的主要载体，我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微博，在生活节奏极快的现代社会，已成为人们在无数个碎片化的闲暇时间里获取信息和表达自我最便捷的方式。正是在微博热的“点化”下，一系列以“微”著称的文化消费形式应运而生——字数不超过140字的微小说、对话不超过140字的微访谈、时间不超过300秒的微电影……在拥有无限空间和容量的数字化世界里，它们如无数个碎片向我们袭来，充塞着所有时间。

    “微博了一年，没怎么看电视，把放那儿的时间变成了刷屏，觉得时间被浪费，其实是换了个地方挥霍而已。”电影导演何平在自己微博上抒发的这番感慨，正好说出了我们面对“微”文化时隐约的焦虑。

    1971年，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对现代人的注意力匮乏症做出了最好的诊断：信息消耗的是接收者的注意力，信息的聚敛必然意味着注意力匮乏。在海量的“微”文化产品面前，人们的种种欲罢不能，恰好印证了这个观点——在适应了140个字的阅读之后，许多人很难再捡起一部几百页的书本；在习惯了不超过几百秒的电影之后，要在影院里看一场两三个小时的电影会变得如坐针毡。当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被多如牛毛的“微”文化产品肢解时，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欣赏一场演出，甚至直面内心的冥想与沉思，都变成了奢侈的事。

    “微”文化产品的另一个副作用是逻辑思维的“被碎片化”导致的思维能力弱化。虽然文化产品的思想文化含量并非取决于其规模或篇幅的大小，但以“微”文化产品如此“迷你”的体量，要承载起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力量却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我们陶醉于它带来的短暂快感时，很难再就某一人、某一事进行一探到底的研究和追问。于是，完整的、有纵深感的知识体系也就难以形成，系统的、层层递进的逻辑思维也便搁于浅滩。对于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来说，这样的文化产品即使再多，也只是如细沙堆积。而探求与追问精神的缺失，则会最终将我们引入迷失自我的无限苍茫。

    上世纪早期，英国文学家奥尔德斯·赫胥黎在其著作《重访美丽新世界》里表示了担忧：“真理淹没于无聊烦琐的世事，人们毁于他们热爱的东西。”这则来自上个世纪的箴言，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有着别样的意义。在碎片化的时间里，用“微”文化消费代替“无所事事”固然是种进步，但如果它变成阻碍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桎梏，则应引起我们的反思。从“没有时间”到“更没有时间”，从“碎片化”到“被碎片化”，这是一个颇有些尴尬的冷笑话。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中华民族创造伟大历史的过程，同时也是跨越困境、不断前行的过程。要想认识中华民族坚实厚重的历史，了解她的崇高与苦难，完全可以从了解古代文学特别是诗词入手。诗歌是诗人对所处时代的描写和反映，堪称生动形象而又具体真实的历史记录。一部《诗经》就是当时生活百科全书式的记录。例如，其中的《幽凤·七月》有对先民们四季繁忙劳作的生动叙述；《秦风·无衣》则体现出了士兵在战场上的同仇敌忾。若想了解盛唐的富庶繁华，最直观的记载莫过于杜甫的诗句：“忆普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究其根本，诗歌的产生总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文化背景，不少诗作调作还有具体可考的“本事”。中国诗史历来以中华历史作为它的基石，文史相通，密不可分。诗词所提供的历史信息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它包含着一种审美认识，使学习知识与审美活动融合统一，因而趣味性强，易为普通民众接受。它又是当时人们心灵情感的自然流露，在历史细节上更富于真实性，更易于引起人们的共鸣和思考。

    中华民族依托优秀传统文化，逐渐形成了积极进取、友爱和谐而又坚韧不拔、威武不屈的民族性格。《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正是对这种民族性格的绝佳诠释。诗歌是情感与思想的双重结晶，是文化思潮的自然产物。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具象化、个性化的显现方式。中华文明以儒家思想为其骨干，又容纳吸收了道家、法家和佛家等各个思想流派，形成了完整统一的有机体。这些在古典诗词中都有鲜明体现。诗人杜甫、李白、王维分别被称作诗圣、诗仙、诗佛，正好大致对应了儒、道、释这三个思想流派。杜甫的远祖杜预曾为《左传》作注，在经学上极有成就，他的祖父杜审言则是初唐“文章四友”之一。儒学和诗歌是杜甫的家族传统，他用自己的毕生践行使二者达到完美融合的境地，以至于宋人有“老杜似孟子”的说法。“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穷年忱黎元，叹息肠内热"，杜诗中体现的正是儒家那种关爱苍生、兼济天下的胸怀。李白屡屡以《庄子》中的鲲鹏自比，他狂放不羁、要求冲破一切外在束缚的自由精神主要来自道家。王维诗中则充满了寂静出世的禅趣。在阅读当中，我们能够体认到祖先数千年来始终坚守的精神血脉和心灵家园，而这正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每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语言，也会有用这种语言撰写的诗歌。从一定意义上说，诗歌将本民族的语言之美发挥到极致。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居多，一字一音，字音中包括声母、韵母、声调三个组成部分。围绕这一特性，中国古典诗词有很多篇幅相对短小的抒情诗，语言极为精练传神。例如，五言绝句仅二十个字，词中还有字数更少的《十六字令》，七言律诗也不过五十六个字。古典诗词以抒写内心情思为基本维度，以塑造鮮明意境为主要旨归，普遍讲求用韵、对仗、平仄的规则。这充分彩显了汉语自身的意蕴之美和声韵之美，达到了“笔落惊风雨”、“篇终接混茫”的高超艺术境界。汉语的民族特色使中国古典诗词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例如，西方诗歌就无法做到中国古典诗词中所具备的精工对仗。汉字的稳定形体，更是让古典诗词具有了跨越时空的效果。唐诗中的许多名篇，今天的中小学生都可以背诵，并依然能体会到其中的情感和意味，并不存在巨大的文字障碍。

    在中国古代，诗词不仅用于书面阅读，而且用于口头传播。我们现今除了品读、书写之外，还可以吟诵和歌唱。吟诵的本质是强化诗词固有的声韵美，更好地体味诗的情感和意境，可以说是“因声而入情”。吟诵带有强烈的自主体验性，每个人的吟诵都可以与他人不同，非常适合自主实践。中国古代本来就有着诗乐结合的传统，现代的作曲家们也给不少的诗词名篇重新配乐谱曲，让它们可以用于歌唱。声情并茂地演唱古典诗词，能够让古典诗调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弘扬古典诗词的当代价值》张巍）

    ①人们往往会讴歌“企业家精神”，但却排斥“自利”，殊不知两者是密切相关的。企业家精神很大程度上是自利驱动的，当一个人不能从自己的行动中获得回报时，他就难有激励去发挥自己的才能，鼓励企业家精神就要肯定人的自利。

    ②人都是想改善自己的境遇，企业家当然也不例外。个体的自利动机既有可能是想赢得他人的尊重，也有可能就是想多赚钱，我们不能对这两种“动机”加以区分，事实上也是难以加以区分的。不同的自利动机都有可能促成个体发挥企业家才能。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企业家，不能看他的动机，而要看他是不是敢于承担风险，具有创造性和判断力等等。

    ③在合法的前提下，企业家越是自利，越有可能发挥才能。市场竞争促使企业家努力服务好消费者，只有这样，企业家才能赢利。市场经济的奥妙，就是使得企业家在追求自利的过程中实现公共利益。这也是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既然企业家为他人创造了财富，那么有机会获取利润回报也是自然而然的。

    ④从广义上说，“利他”也是一种“自利”，因为利他也是使自己得到更大满足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关心企业家的动机究竟是自利的还是利他的，而是要关心企业家的行为是不是符合正当的规则。正当的规则保障企业家在不违法的情况下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是“自利产生公共利益”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那种最有利于他人的行为也是最有利于自己的，这种最有利于自己的行为被越来越多的人模仿，便成为规则。货币、语言和法律都是这样产生的。这些规则协调个体的行动，把无数个体的自利行为结合在一起，构成社会。

    ⑤在这些正义的规则中，一个重要的规则是“产权制度”。企业家精神必须在产权制度上得到体现，实际上，正是企业家的财产权使企业家承担风险，也获取相应的回报。假如没有人为企业的经营承担风险，那么这样的企业严格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合理的产权制度会把企业家的自利和企业的发展协调起来。假如一种制度鼓励企业家付出，但剥夺他从自己的行动中获取收益的机会，那么这种制度就会扭曲企业家的行为。

    ⑥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企业家的创造性是经济发展的不竭源泉。肯定企业家的自利，在产权设计上保障企业家的合法收益权，会充分发挥企业家的创造性，这不仅会促进企业的发展，也会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摘编自朱海就《企业家精神与自利》）

褶折

    对织物褶折的写生，被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画室广泛采用。从达·芬奇现存的作品看，他的系列草图揣摩了“衣褶”的各种形态。《达·芬奇笔记》中曾这样论述：“一切物体都有保持静止的性质。密度和厚度均匀的服装都有伸直的倾向：因此，你若要使服装起皱或打褶，应注意在皱褶最强的地方顺从约束力的作用。离约束的地方越远，衣服越回复到本来状态，即自然平整。”

    达·芬奇的铅笔轻摩细抚，他的描绘过程始终潜伏一种替天行道的态度 ， 让人们静观其客观的魅力，体会褶折蕴藏的自然意志、封闭的内在性以及矛盾的调和：张力与放松，痉缩与膨胀，压缩与爆炸，包裹与展开。这是格物致知的通途，世界秩序的原型也许在此了然。

    达·芬奇代表文艺复兴以来的绘画观点，他的“衣褶”素描以科学精神为背景，假想了空间中的虚实和明暗，企图复原“衣褶”在现实状态的体量感。

    东方的“衣褶”表述却完全不同。如果说西方绘画是以空间关系营造出褶折概念的话，它似乎接近于建筑；而东方绘画，习惯以时间序列编织出褶折的平面节奏，似乎更接近于音乐。唐画《八十七神仙卷》白描收卷就是一个例子，其褶折以一种程式化的模式反复排列，如同“平均律”，不断循环推进，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衣褶”如歌行板，舒缓协调，“吴带当风”。

    至今，东西方的美学观依然不同，尤其是在时装设计的创意方面。

    维斯特伍德把面料看成极其生动有趣的个体，用折叠和褶桐在人体和服装之间创造出空间，用不同的手法探索体积感和创作方式。近期设计中，她甚至将褶折在缝制中彰显，原本随人体运动才能显现的褶折，被毫无预兆地突兀提示，有时还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没有一个服装设计师像维斯特伍德这样，公开在外部展现内部的思考，她认为“服装可以当作一种文化外壳来看待，每一个完整的效果承载着历史的参考，浸染着个人的自我意识和被阅读的愉悦”。

    与其桀势不驯截然不同，三宅一生^①作为东方人的观点，褶折则显得内敛、韧性，平和有度，秩序井然。

    在现代时装设计史上，三宅一生几乎是褶折的代名词。与其说这是他的私性体验，倒不如说是日本传统美学的再生。瓦楞、无色折叠纸、旱山水的石纹，都可视为这种美学的原型。三宅一生的褶折循序反复，昼夜平分，以时间运行的无极形式呈现。有人说三宅一生的褶折也提示了空间，看起来似乎如此，实为一种假象。东方人习惯二维地展示幻想，倘若有立体，也是关于“盈”与“空”的问题，对空间从来没有占据，而只是意念悠游，三宅一生的时装平摊起来，可以是美术馆墙上的背景，一旦为人体所穿，则立刻盛开起来，以“空无”的名义膨胀。

（本文有删改）

【注释】①三宅一生：日本著名服装设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