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原来是诗，不是“经”，这在咱们今天是很准确的。但在封建社会里，诗三百篇却被尊为“经”，统治阶级拿它来做封建教化的工具。

    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诗三百篇是一种配乐演唱的乐歌。这些乐歌一方面用于祭祀、宴会和各种典礼，当作仪式的一部分或娱乐宾主的节目。另一方面则用于政治、外交及其他社会生活，当作表情达意的工具，其作用和平常的语言差不多，当然它更加曲折动人。例如周代有一种“献诗陈志”的做法，当一些人看到国君或者同僚做了什么好事或坏事，就做一首诗献给他们，达到颂美或者讽谏的目的。还有人由于个人遭受冤屈或不幸，也往往通过诗来发泄和申诉。应该说明，“献诗陈志”是要通过乐工的演唱来献给君上或同僚的，所以卿士“献诗”总和“瞽献曲”或者“瞍赋”、“矇诵”并提。

    在人民群众的生活里，诗歌也常用于表情达意，例如《诗经·邶风·新台》和《诗经·秦风·黄鸟》等，都是针对具体的现实问题而发的。古代史传中还有一些不在三百篇之内的“徒歌”，例如《左传·宣公二年》记载宋国将军华元被郑国人提了去，后来逃回来，人民讥笑这位败军之将，做了一个歌儿对他唱。这样的歌，从性质上说和“献诗陈志”没有什么分别。不过士大夫献诗，是特地做了乐工唱的；庶人的作品则先是在社会上流传，给采访诗歌的人收集去了，才配上乐曲，达到统治阶级的耳中。

    在外交宴会等场合，宾主各方往往通过“赋诗”来表达愿望和态度。“赋诗”时点出现成的诗篇，叫乐工们演唱，通过诗歌的问答，了解彼此的立场，这就叫“赋诗言志”。这种“赋诗”往往不管原作本身的内容和意义，仅仅是把赋诗者的观点和愿望寄托在诗中某几句之上，来作比喻和暗示，所以是一种典型的断章取义。《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晋侯为了卫国一个叛臣的缘故，把卫侯羁押起来，齐侯和郑伯到晋国去说情，郑国的子晨就赋《诗经·郑风·将仲子》一诗。《将仲子》本来是一首爱情诗歌，这当中有“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的话，是说女的爱着男的，又怕旁人说闲话；子晨却借用来说，晋侯纵然有理由，但“人言可畏”，别人看来总是为了一个叛臣。

    三百篇到了孔子的时代，由于新声代替古乐，造成了诗与乐的分家，诗也就由乐歌逐渐变为纯粹的语言艺术了，“赋诗”、“献曲”也不大见到了。诗三百篇在社会上的实际用途缩小了，封建士大夫就逐渐把诗的意义和封建教化的原则联系起来。比如公孙丑问《伐檀》诗中，为什么君子不耕而食?孟子回答道：“国君用了他，就得到安富尊荣；子弟信从他，就学会孝悌忠信。君子不劳而食，还有谁比他功劳更大呢?”封建统治阶级就是这样“以意逆志”，最后把诗尊为“经”。直到五四运动以后，这部伟大的诗集才冲开了各种乌烟瘴气，在思想和艺术上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摘编自中华书局“知识丛书”金开诚《诗经》）

礼仪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礼仪文化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代表着社会的价值观念。从基本框架看，礼仪文化蕴含着善良、和谐、秩序的价值观念。第一，追求善良的价值观念。从个人的视角看，礼仪是一种“向善”的价值追求。孟子认为，“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它同“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皆为“善端”，由此形成仁、义、礼、智“四德”，进而达到至善。礼仪表现出善良的人性，雍容大度的仪态，彬彬有礼的行为，庄重诚敬的仪式，表明与人为善的态度，善良宽容的心灵。第二，追求和谐的价值观念。从社会的视角看，礼仪是一种“为和”的价值追求。儒家强调，“礼之用，和为贵”。礼仪是以建立和谐关系为目标的行为规范，礼让包含对自我的克制，对他人的理解，体现以礼待人的尊重，乐群贵和的美德。第三，追求秩序的价值观念。从国家的视角看，礼仪是一种“有序”的价值追求。“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国无礼则不宁”。孔子以礼为基础，提出一套完整的规范体系，进而建立有条不紊的社会秩序。礼仪是经世治国的道德秩序，人们遵循礼仪规范，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国家就会秩序井然。

    中国礼仪文化根植于传统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思想的印迹。然而，遵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挖掘其中的合理内核，就可以提炼一些超越时空的价值观念。将礼仪文化中蕴含的向善、为和、有序的价值观念，放进现代文化的框架下进行科学的阐释，就可以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与友善、和谐、文明、法制等现代价值观念相联系，成为涵养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中国礼仪文化有着深刻的价值观内涵，传统礼仪文化教育也有着其独特的优势。为此，我们应该充分发挥礼仪文化教育的优势，将核心价值观教育和礼仪文化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礼仪文化教育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落实。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形成现代礼仪文化的价值取向。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深入挖掘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价值观内涵，对善良、和谐、秩序的价值追求进行提炼，与友善、和谐、文明、法治等现代价值观念联系起来进行科学阐释，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之上，使核心价值观落小为礼仪价值取向，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

    将自律和他律有机地结合，使礼仪文化变成礼仪行为和礼仪习惯。中国礼仪文化强调自律，西方礼仪文化强调他律。我们应该将自律和他律有机地结合，保障各种礼仪规范和公约守则为人们自觉地遵守，或者从不自觉到自觉地遵守。同时，通过一些仪式和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使礼仪文化成为每个人的礼仪行为，变成全社会的礼仪习惯，在传播核心价值观中发挥重要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建设现代民族文化的基础，也是每个民族对世界文化的丰富和贡献。因此，必然要从全人类的视角来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但是，站在全人类文明史的宏观角度来保护为一时一地的人们所拥有的文化成就，这本身就是一件矛盾的事情。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不应将之封闭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中。要尊重非物质文化的传承者在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中的自由选择意志。当地民众往往希望摆脱传统的“包袱”，希望谋求本地区的现代化发展。这种要求本身无可非议，但是其中的得失和代价也许不是每一个人一开始就能清晰认识到的。有时候当事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抛弃的东西有何价值，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抛弃会在无意间造成的巨大损失和无可弥补的遗憾。因此，我们必须寻求一种途径以调和社会发展与文化传承之间的矛盾。

    个人群体和整个世界一样，对文化的追求都是多样的。当人类为了自身的健康发展而要求保护多样性文化的时候，生活在特定文化中的群体和个人，同样应该有对多样性生存方式的选择自由，不应该也不可能要求他们为了世界保存一种生存方式，而将他们的生活封闭在固定的时空中，使他们成为世界文化多样性追求的牺牲品。否则，对文化传承者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我们的追求如果缺乏必要的自省和自律的话，客观上就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或限制了特定群体或个人对文化多样性的自由选择。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一些技艺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舍弃了主体，那我们还能面对什么呢？在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候，我们应该意识到它本身也是我们改进方法和理论的一个契机。只有当我们在工作中把民俗文化的创造者和继承者也纳入到我们工作的视野中来，把他们的主体性现实境遇和要求也切实地考虑进来的时候，我们的抢救和保护工作才可以说真正有了对人的关怀。这个人不仅是抽象的全民族、全人类，而且也是具象的实实在在的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只有兼备了这两种“人的关怀”之后，我们对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的立场才是完整的。

    尊重传承文化遗产的特定群体或个人，要遵循历史发展的要求，当然亦应很好地协调自由选择与继承传统之间的矛盾。而处理这种矛盾，并不能单纯靠行政命令法律裁决解决，它需要传承者同行政部门、学术界、实业界等多方的平等对话，甚至可能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做出道义上的鼓励和财政上的支持。从局部的和短暂的利益来看，或许可能出现做出某种牺牲的一方；而从全局的和长远的利益来看，所有参与者乃至全人类世世代代都是受益者。

（摘编自刘魁立《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产保护》

    如今，一个尚未来得及收入《汉语大辞典》的新词儿——“自媒体”大热，由此产生一大批“自媒体人”。在中国古代，尽管没有自媒体一说，但以类似手段谋生的人并不鲜见。

    在汉代，宫廷文学侍从官得到重视，朝廷往往向民间征招“笔杆子”，优秀的还给官当。贾谊、司马相如、扬雄、东方朔、枚皋、张衡、蔡邕这些汉代词赋名家，当初都是这样的“笔杆子”。可是，古代既没有稿费制，更无广告分成一说，玩自媒体靠什么获取报酬?靠“打赏”。成语“一字千金”便因打赏而来。

    首开打赏先河的是汉代，如汉代四川才子王褒便屡被打赏。据《汉书·王褒传》，王褒文章文采飞扬，汉宣帝刘询听说后，将他征召入京，常将他和张子侨俩人带在身边，“所幸宫馆，辄为歌颂”。但文章并不是白写的，汉宣帝会根据文章的质量进行打赏，即所谓“第其高下，以差赐帛”。

    唐代时，现代很流行的稿费制已出现，在打赏外，自媒体人又多了一条创收的渠道。

    稿费在古代通称“润笔”。在唐朝，不少文人已能获得很高的润笔。如当时文化名人韩愈、李邕等通过为人撰写碑文便可拿到巨额稿费。尤其是韩愈，他最擅长写墓志、碑文，高的话一篇碑文就能拿到“（黄）金数斤”，时人曾讥之为“谀墓金”。看来，能拿到巨额润笔，韩愈在志文中未少用阿谀奉承之词。其实，“谀墓受金”韩愈并非第一人，这一词最早使用在东汉文人蔡邕的身上，由此可见，润笔早在汉代即已存在。

    “写软文”被一些现代媒体人视为一种心照不宣的创收手段，殊不知古代文人早就开始玩这一套了，到明清时手法已颇老到。

    所谓“软文”，就是根据对方需要而创作、发布的形象宣传、广告、美言性质的文章。古代最早最出名的一篇“软文”，是出自汉代才子司马相如之手的《长门赋》。司马相如本人也没有回避此事，他在序中如实交代：“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这就是后世文人津津乐道的“千金买赋”的故事。

    古代文人创收的花样还有很多，除了传统的打赏、稿费，还可以直接“卖文”、代人“捉刀”、“卖版权”等等。

（摘编自倪方六《古人如何玩“自媒体”》）

翻译古文正如同翻译外文，都是在人与人之间架设理解的桥梁。如果说翻译外文是缩短一国人与他国人的空间距离，让不同国度的人不出国门便可见面晤谈，那么翻译古文则是填平现代人和古代人的时间沟堑，让现代读者通过译文与相隔千百年的古代作者进行对话。当年苏曼殊曾为他的汉译英诗集取了个名字叫“文学因缘”，不禁让人想到一句俗话“千里姻缘一线牵”，翻译充当的角色就仿佛文学因缘的月下老人罢？

古文今译也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情。据说，汉代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曾把殷周时代古奥的档案文册改写成明白流畅的汉代语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曾有人开始用白话文改写文言文。时光流逝，语言变易，阅读中的语言障碍造成理解的困难，这在中外都一样。《尚书》到了唐代，人们已觉得“佶屈聱牙”；就是十六七世纪的莎翁剧作在三四百年之后的观众看来，也有些古怪拗口。所以，如果不加注释或翻译，大概会有不少读者被语言障碍拒之门外，不能进入古代人的心灵世界，就好像面对粮仓却没有钥匙的人一样，空守着粮食却饿肚皮。

毫无疑问翻译是必要的，可是，翻译并不容易。译文很难达到逼肖原作的水平，虽然翻译者都很想使译文成为原文的镜子，“象忧亦忧，象喜亦喜”，除了左右相反之外纤毫不差，但翻译者打造的这面镜子总不可能没有一点走形，更不消说在拙劣的匠人手里还有成为“哈哈镜”的危险。唐代刘禹锡《送僧方及南谒柳员外》一诗里曾好心地替翻译者抱不平，他说：“勿谓翻译徒，不为文雅雄。”不过翻译毕竟不是自由写作，原文对于译者总是一重束缚又是一把验尺，所以即使是最好的翻译者面对原文，也不敢拍胸口打包票，保证译文完全传达了原文的精神，恢复了原文的旧貌；更不消说面对的是一篇古今传诵的名篇佳作，译者就更不能保证译文如同原文一样有神韵妙味了。这里原因很多，撇开翻译者水平的差异不说，大概首先是古今文化的时代差异。古人生活在业已消逝的历史之中，时间已经带走了他们的精神、情感、习俗。虽然翻译者可以通过阅读去体验这种历史氛围，通过译文来重现这种历史风貌，但毕竟逝者如斯夫，再好的译者也不能重构历史的真实，而只能部分地还原与逼近真实的历史。即使加上说明，加上注释，也难以完全凸现原文中属于那个时代的精神与情趣。其次是古今语言的时代差异。古人用那个时代的语言创造了不可复制的文学范本，而我们却用这个时代的语言去追踪和复述它的用意与内容。仅仅是语言构成的差异就使我们为难，因为精密严整的白话和自由灵动的文言毕竟不大一样；更何况还有一些原文中典章、器物、习俗、礼仪的术语早已消失，翻译者不得不花很多话语去解释；还有文言特有的节奏、韵律、气脉、风味在白话中无法复现，翻译者不得不另辟蹊径去模仿。所以，在原文和译文的“转运”过程中，难免颠簸磕碰得失真或走样。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翻译者在原文面前总是一事无成，好的翻译有可能使原作“投胎转世”到译文中来，尽管同样有些“失真”或“走样”，但臻于化境的译文可以“补偿”这些损失。不过，这需要翻译者对古文有透辟的理解，对白话有娴熟的技巧。

（选自《作壁上观——葛兆光书话》，有删改）

李白终身是一个布衣，这说明一件什么事呢?这就是封建社会中一个政治斗争的具体体现。

布衣的原意就是古代的平民。司马迁在《史记》里所强调要写的许多“布衣之侠”，正是那些出于民间的侠客们。《盐铁论》：“古者庶人髦老而后衣丝，其余则仅麻枲，故曰布衣。”杜甫《赴奉先县咏怀》：“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短褐”也即布衣的意思，它乃是与权贵相对立的一个概念。王维《寓言》因此说：“奈何轩冕贵，不与布衣言。”布衣也就是寒士，属于当时社会的中下层，他们的出身和利益，使他们要向统治阶级要求开放政权，要求从那些豪门世族、皇亲国戚、权贵势力的手中夺到一部分政治地位，这就是实现封建时代中开明政治的条件，也就是那时代的民主成分。统治阶级接受这样的政治要求，也就得到人民的支持，也就有力量，而表现为一个盛世；统治阶级不接受这样的政治要求，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也就没有力量，而表现为一个衰世：这都是历史上的事实。

应当说，开明政治并不是统治阶级好心的赐予，而是人民斗争的胜利果实，而当时要参与政治，就不得不通过知识分子，所以布衣传统上又是指中下层有政治抱负的知识分子说的。他们的政治资本就是对于权贵阶级保持着对抗性的身份，因而赢得广大人民的支持。布衣不但在野时以布衣为骄傲，一旦在朝也还是以布衣为骄傲，这一点也就是封建社会中人民所称誉的骨气和品格，也就是布衣可以与王侯分庭抗礼的凭借。所以岑参诗中说：“来亦一布衣，去亦一布衣!”杜诗：“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当然在政治斗争之外，还有军事斗争力量的存在，隋末的农民起义，正是使唐代与隋代的政治面貌区分开来的因素。这军事斗争乃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但却并不经常出现；而当其还并不到改变这制度的时候，其现实的意义也还是为了要求开明政治，在这里，布衣的自豪感也就自然有了根据。

布衣的斗争因此乃是于农民直接进行的斗争之外，经常地代表着封建社会中主要矛盾集中的表现。这一个矛盾发展得好，封建社会就表现为向前推进；这一个矛盾发展得不好，封建社会就要显得停滞。所谓发展得好，就是矛盾中进步的方面得到抬头，也就是表现为布衣在这个矛盾上走向胜利。唐代正是布衣在又一次农民起义后，继续着建安以来的民主斗争，走上了胜利的道路。当时在经济上是“均田制”的出现，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在政治上表现为“贞观之治”的任用诤谏之臣，“终南捷径”之重视草泽布衣。《唐书•卢藏用传》：“司马承桢尝召至阙下，将还山，藏用指终南山曰：‘此中大有佳处。’承祯徐曰：‘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司马承祯的话，一方面是讽刺那些冒牌的布衣，说他们不过想借此往上爬而已：另一方面也就说明了当时布衣的在野政治地位：若不是布衣声誉日高，牌子响亮，社会上也就不会有谁来冒牌了。当然对于真正的布衣与冒牌的布衣之间是应当批评和判明的。李白所以每提到从政，就多半同时提到准备还山，正是为了表明一个真正布衣的态度，乃是并不恋栈于仕途的。

(摘编自林庚《唐诗综论•李白的布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