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精彩的表演

    梅兰芳正伏在垂着淡青窗帘的南窗底下画兰竹。他这时已经完全把自己当做一位画家来要求了，他画画不是为了收益，而是为了追求，说转移也未尝不可。一个艺术家，当被迫必须放弃他的艺术活动时，就必须以另一种艺术活动来填补他的空虚。

    当然，并没有谁不让他表演，恰恰相反，有人巴不得他表演，是他自己谢绝了舞台，千里迢迢移家到香港来过这种淡泊的生活。而且他早已蓄起了胡须，有什么比这更能表示他断绝粉墨生涯的决心呢!

    他画画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他心中活着一些孤傲高洁的画家形象，他需要以这些人做风范，坚定自甘淡泊、不慕荣利、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做人准则。白石老人是先生的老师与朋友，此刻又想到了他，笔下陡增豪气。这是一种神来之势，把几茎劲竹画得气韵不凡，仪态万方，似乎一阵风要把它刮倒，它却摇了几摇，挺立如初。然而夫人推开镂花门走进来打断了他，她极轻极慢地走到他的身边，把不速之客请求见他的事说了出来。

    在香港中国饭店二楼一间精雅的餐室里，穿着浅色西装、保持着学者风度的日本电影人川喜多长政与中国同行张善琨，在整肃的餐桌前虚左恭候嘉宾。约定的时间到了，侍者通报梅兰芳已在饭店门前下车。川喜多慌忙站起来，丢给张善琨一个关照的眼色，便走出餐室门外，目不转睛地盯着楼梯口。

    川喜多是目睹过梅先生风采的，他甚至感到先生便装时的气度比在舞台上更有魅力。他看过先生演出的京剧作品，依川喜多行家的眼光看，作为先生的代表名剧《太真外传》，无论从清新优美的唱腔，妙曼典雅的舞蹈，光艳绝俗的扮相，响遏行云的歌喉诸方面衡量，都已把京剧表演艺术推向绚烂的极致。至于他在台下，诸如“器宇轩昂”“风度翩翩”等所有常用的形容仪表之美的词句，在表现他的风貌时都显得冗弱无力，以至让人不得不求助于善于状人风仪的《世说新语》。

    楼梯下出现了一个老人的伛偻身影，正步履艰难地走上楼来。这是梅兰芳，又哪儿像梅兰芳!川喜多暗暗吃惊，那弯拱的腰背，僵硬的腿脚，黧黑的面目，蓬乱的髭须，板滞的眼光，迟缓的行动，加上一开口就让人感到力竭声嘶的嗓音——这哪儿是千万人心中那位艺术之神的风姿!具有锐利观察力的川喜多惊讶之余，确有把握地认出这是先生。先生也认出了川喜多长政——从不计其数有一面之缘的形貌中辨出了这个人。

    一方是极道殷切的仰慕，一方是感谢盛情的邀请。那些经精心挑选的中西名菜正一道道搬上桌来。川喜多小心翼翼地问可否喝点酒，先生爽快地说：“嗓子到了这地步，还禁忌什么，再烈一点也可以!”川喜多诚恳地说：“我还有事向先生请教，烈性酒免了吧。”

    “其实先生是知道的。”川喜多说，“我从来不拍为日本军方宣传的片子，总得让中国朋友还有点欣赏的兴趣。我们选定了林则徐禁烟的故事，起用的是贵国观众中有巨大影响的明星。这表明，艺术终归是艺术，不该为政治的原因，让明珠沦落在藩溷里。所以我想，先生难道无意让久渴于先生艺术的贵国观众有一个再睹明珠的机会吗?”

    先生等他说完，故意露出惊奇的样子，然后大笑起来，接着一阵剧烈的咳嗽，又努力清了清嘶哑的嗓子，说：“实在感激先生美意。不过，您看我现在的样子——生了几年病，把腰腿都断送了，别说登台，就是走路也不能像常人一样；更要命的是嗓子，怕发展下去连说话也成问题……一个演戏的人，到了这种山穷水尽的地步，自己就惭愧得要死，若到了观众面前，那简直叫我无地自容了……”说到这里，已变成怆然的感慨和沉沉的叹息。

    两天以后，川喜多长政飞回上海，向日军报道部报告说：“梅兰芳已经衰老不堪，几乎丧失了所有演出的条件，勉强把他搬上舞台，只能成为笑料，贻羞军部。”日本军部于是打消了强制梅先生演出的计划。

    两年之后，梅先生在上海大剧场庆祝抗战胜利纪念公演大会上演出，其灵活的身段，优美的舞姿，清越的歌喉和光彩照人的形象，再次让兴奋若狂的观众绝倒。

（摘编自陈炳熙《梅兰芳·最精彩的表演》，有删改）

危机让我更强大

赵建

    ①有经济学家做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危机之于企业就如同疾病之于人生，是无法避免的。有的企业会在“疾病”的冲击下轰然倒塌，而有的企业则会经过“救治”而完好如初，甚至更加强大，毫无疑问，马云领导的阿里巴巴正属于后者。

    ②众所周知，中国互联网曾经历过一次最严重的危机。在那一次危机中，绝大多数网络企业都曾受到冲击，资金快花完了，投资也没了，更找不到所谓的赢利模式，很多网站都因此而倒闭，可就在这么危急的时刻，马云及其团队没有放弃，作为一个企业家，他显示了极强的化解危机的能力。

    ③面对互联网的寒冬，马云当机立断，宣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撤站裁员，启动了后来被马云称作“回到中国”的战略收缩。这次撤站裁员进行得可谓惨烈至极，但也暂时化解了阿里巴巴的寒冬危机，为其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但随之而更令人担心的是，这次撤站裁员使阿里巴巴员工士气大落，公司会不会就此走向衰落？这成了许多员工的心病。

    ④就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候，在首席运行官关明生的协助下，马云在阿里巴巴内部掀起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运动 ”，做了三件大事：“延安整风运动”——给员工灌输价值观，“建立抗日军政大学”——培训员工，“南泥湾开荒”——提高销售人员能力。

    ⑤此外，为了保持企业价值观的延续性，马云还特意在阿里巴巴内部推行师徒制，新进职员都会得到指定师傅的帮助。师傅通过言传身教，让这些“毛头兵”迅速地成长成熟。

    ⑥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一系列的危机公关，使阿里巴巴员工的士气得到了迅速回升，上下一致，士气高昂，共渡难关，终于有惊无险地度过了那个“寒冷的冬天”。而2003年那一场让举国上下陷入恐慌的“非典”危机，则再一次彰显了马云化解并利用危机的超强能力。

    ⑦当时，阿里巴巴一位外出广州公干的员工在回到杭州后，被确诊为“非典”患者，而阿里巴巴本部也迅速被杭州市政府列为重点防范对象。消息传开后，本部大楼里的员工纷纷外逃回家。到了第二天，公司的办公区域被完全封锁，员工也都被隔离在家。阿里巴巴随时面临瘫痪的危险。

    ⑧就是在这样的四面楚歌中，马云不仅没有被“非典”所带来的毁灭性打击所击倒，反而化危机为转机，在危机中抓住了大商机，在危机中实现了大飞跃。他先亲自给员工们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道歉信，以示安慰和鼓励，激起了员工的斗志；再改集中办公为分散办公：员工们在各自家中工作，公司领导则在网上遥控，实行网上指挥，网上管理。另外，他还利用人们由于传统的销售渠道封闭而将视线转移到互联网的时机，大力推行电子商务，试验网上生存网上交易，同时为客户化解了危机，一举把互联网产业从冬天带到了春天。

    ⑨企业家如何生存和取得成功，这其中存在多种因素。眼光、境界、智慧、谋略都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是，有时候，意志、韧劲、抗挫折能力、化解利用危机的意识，才是最重要的。

    ⑩关于如何在危机中坚持下来，马云这样说道：“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是绝大多数人死在了明天晚上，只有真正的英雄才能见到后天的太阳。”

达尔文的拖延

斯蒂芬•杰•古尔德

    没有什么事比一些名人长期而难以解释的停滞行为更能引发人们猜测的了。罗西尼因《威廉•退尔》而达到他歌剧创作的辉煌巅峰，可是此后的30年他几乎什么也没写。罗西•塞耶斯在名望达到顶点时却背弃了彼得•温姆西勋爵，转向笃信上帝。查尔斯•达尔文在1838年就得出了全新的进化理论，却直到21年后才发表他的观点。

    通过历时五年乘坐贝格尔号与自然的接触，达尔文对物种固定不变的信念发生了动摇。1837年7月，他航海回来后不久，便开始记第一本关于“递变”的笔记。这时的达尔文已经确信进化的发生，他正在寻找一种理论来解释进化的机制。经过最初的猜想和少数不成功的假说，他渐渐建立了他的观点。达尔文在自传中写道：“1838年10月，我为了消遣，偶尔翻阅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当时我根据长期对动植物习性的观察，已经可以正确认识生存斗争。我马上联想到，在这种情况下，有利的变异会趋向于保存下来，而不利的变异将被淘汰，结果将导致新物种的形成。”

    达尔文早就认识到动物驯养者所做的人工选择的重要性。但是直到马尔萨斯关于斗争与拥挤的观点凝练他的思想之后，他才确定自然选择是进化的动因。达尔文知道得出的是什么理论，我们不能将他的拖延归因于他没有认识到自己所取得的成就的重要性。到1844年，他写出了他的理论的基本纲要，他还向妻子作了认真的交代，假如他生前不能完成他的主要著作，希望她发表这些手稿。

    他为什么等了21年才发表自己的理论？我们可能会把过去的正常时期错误地看作漫长的阶段，然而21年仍然是一个人正常事业的一半时间，纵然按照生活悠哉游哉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标准来看，那也是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通常的科学传记是造成伟大思想家信息产生明显错误的根源，这类传记往往将伟大的思想家描绘成简单、理性的机器，是凭着不懈的努力，不受任何其他事情的影响，严格按照客观材料寻觅真理的人。因此对于达尔文等了21年的通常解释，就是他的工作没有完成。他满意自己的理论，但觉得尚显单薄。他的理论只有等到汇集大量的支持材料才能发表，这需要时间。

    导致达尔文推迟发表的原因非常复杂，不能作简单的解释。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恐惧的负面作用与增加材料的正面需要至少同样重要。然而，达尔文恐惧什么呢？他得出进化论的观点时才29岁，那时他在专业上还没有地位，不可能宣扬他所不能证实的观点。然而他的异端学说是什么呢？信奉进化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答案，但这还不是问题的主要部分。达尔文早年有关“递变”的笔记中可能含有问题的答案，这些笔记中包含了他所赞同但却害怕发表的一些观点，即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这远比进化本身更要异端，没有哪种观点比认为心灵只不过是大脑的产物，更能动摇西方思想中最深刻的传统了。

    达尔文确实进行了一场温和的革命。不仅在于他这么久地拖延了自己的工作，还在于他故意避开公众对他理论中哲学含义的注意。他在1880年写道：“我认为直接反对基督教和有神论时，公众不会受到什么影响；而伴随科学的进步逐渐启迪人类的理解力，会更好地促进思想的自由。因此我一直不写有关宗教的文章，而且我本人的工作仅仅局限于科学之内。”

    然而他的观点与传统的西方思想确实发生了极大的断裂，我们很难将其纳入这种传统中。例如阿瑟•柯依斯勒之所以反对达尔文，也是基于不愿接受达尔文的唯物论，而且他还热衷于认为生命特质中含有特殊性。

（摘编自《自达尔文以来》）

豪情总在云间飞

﹣﹣记空军“试飞英雄”黄炳新

    中新网8月22电

    关中腹地，陕西阎良，一架小型运输机在碧空如洗的蓝天上翱翔……坐在驾驶员旁边指导的是年逾花甲依然精神矍铄老人﹣﹣中国试飞领域大名鼎鼎的黄炳新。

    25岁时，他作为空军最年轻党代表受到毛主席接见，40岁时，被中央军委授予“试飞英雄”荣誉称号。如今，已是65岁的黄炳新，作为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高级顾问，依然奋战在民机飞行员培训一线。谈起当年的经历，这位具有侠客般气质的试飞前辈，仍然有着一股豪气……创造奇迹，他把没有方向舵的“飞豹”飞回地面1992年8月19日是“飞豹”首飞的日子。

    “几乎80%的人对飞机能否试飞成功都很担心，甚至连一些设计人员对这架飞机的首飞都没有信心。那天，全厂区都放假了，现场有上万人观看首飞。”对黄老英雄而言，那天的场景仿佛就在昨天。

    临上飞机前，黄炳新悄悄地将一封短短“三句话遗书”留在办公桌抽屉里：“即使我这次牺牲了，为国防发展也值得；这里面的钱，是我死后交给组织的最后一次党费；家人不要给组织添任何麻烦。”

    前两次试飞，飞机都出现了剧烈振动现象，机身就像要散架一样，飞机座舱里的指针指示都看不清更别说地面目标了。好不容易安全着陆后，他与设计师及各设计研制厂所技术人员一起进行排查，但却未能找出原因。为了确保国家重点型号的试飞进度，试飞院副院长、振动专家张克荣专程找到黄炳新：“黄团长，你再试飞一次吧!”

    虽然知道飞机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虽然知道这次试飞肯定会面临许多意想不到的危险，但黄炳新没有犹豫，答应再次试飞。

    8月24日，天空湛蓝明丽，机场热浪滚滚。第三次试飞准备完成，黄炳新和另一名试飞员杨步进踏上飞机，承担了这次任务。

    当黄炳新驾机以每小时1100公里的速度进入5000米高空时，飞机震动得跟前两次一样，仍然非常严重。表速超过1150公里时。“咚咚”两声巨响，飞机顿时像狂放不羁的野马横冲直撞起来。黄炳新随即蹬舵，飞机没有任何反应﹣﹣因为震动过于剧烈，方向舵掉了。

    黄炳新临危不乱，对杨步进说：“你别紧张，我也别紧张，万一不行，你跳伞，我把飞机飞回去。如果我牺牲了，你跳伞成功了，你就把这个情况向上面报告。”

    杨步进也坚定地说：“团长！你不跳，我也不跳，我要为你鼓劲儿，你往前飞，我跟你往前走!”

    惊心动魄的考验，震撼苍天的一搏。黄炳新开始驾机返航，他试着推左发动机油门，同时向右压驾驶轩，飞机向右滚转并在左右发动机推力的反差力矩作用下，机头缓缓地横侧，改变着方向。他就这样艰难而冷静地驾机飞向机场上空。

    没有方向舵的飞机在高速降落时，只能靠副翼，而反应迟钝的飞机稍有偏差，就会导致机毁人亡。他双手紧握驾驶杆保持飞机平衡，双眼盯着跑道，稳健地将飞机对向跑道，只听见“唰”的一声，机轮安稳触地……

    这绝对是世界航空史上的一个奇迹。薪火相传，他让更多精英试飞员和军机飞了起来随着飞机设计制造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型号不断出现，要使试飞员的技术赶上飞速发展的科学，并站在试飞技术的前沿，必须建立科学的培训体系。

    1989年，时任某试飞部队部队长的黄炳新和试飞院副院长严京林一起举办了一期试飞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培养的几个试飞员，后来经黄炳新推荐调入了空军某试飞部队。

    后来，这批试飞员大都成了国内有名的试飞专家，取得骄人成就：雷强，歼﹣10首席试飞员、全军优秀共产党员；李中华，“科研试飞英雄”、全军爱军精武标兵；张景亭，全军优秀地方大学生干部；邓友明，新舟﹣60首席试飞员、空军十大杰出青年……

    这群试飞战线的精英，为我军装备转型及跨越发展、为中国航空工业的腾飞，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成就凝聚着黄炳新等老一辈试飞员的心血与智慧。

        1994年，黄炳新卸去了部队长职务，被任命为兰空参谋长助理，兼任中国试飞院副院长。这时的黄炳新已近知天命之年，作为共和国两个新型主力战机的主要试飞员，他已经飞过10多个机种，飞过数十个科研项目，立过大大小小几十次功。国家也给了他极大的荣誉，国内外媒体更是多次介绍过他的事迹。作为一个知名英雄，余下的时间该如何度过？成为黄炳新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

    那时候，民航大发展。一些航空公司多次邀请黄炳新到地方发展，职位待遇都很优厚。但他清楚，国家培养一名飞行员十分不易，培养一个试飞员，更是优中选优。

    “我对试飞工作有着很深的感情。我一直感觉试飞是我一生的职业，飞行是我的事业，一定要进行到底。党和国家给了我那么多荣誉，而我那时才五十岁，精力还很充沛，飞行技术没的说，关键是积累的试飞经验很宝贵，我觉得我有义务把这些经验贡献出来。”

    后来，他愉快地接受了试飞院试飞员学院院长一职，决心为共和国培养新一代试飞精英。面对如此重任，黄炳新决心把个人技艺全部贡献，在航空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在知识爆炸的信息时代，再为共和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长江后浪推前浪，他们飞得越高，成就越大，我越开心。”说起自己培养的学生，黄炳新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他动情地说：“我的一生愿作一颗流星，虽然在历史上只一瞬，但是始终都要发出耀眼的光芒……”

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魏景超（1908～1976），我国著名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193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园艺系。1933年。他参加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研究生考试，名列全国第一。1937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职，在水稻病害研究、真茵分类学及植物病毒学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大学毕业后就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获“金钥匙”奖，并成为“斐陶斐”学会会员。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利用可利用的时间和设备，放弃节假日休息，参加暑期学校学习、参观实验室和农场、访问老教授，以获取知识，汲取经验和新的见解。在学校里，他更是抓住学校资源，勤奋刻苦。图书馆里，他埋头钻研；实验室里，他观察切片、制作标本，孜孜不倦。爱恩、善学、勤问的他。努力摄取国外新知识、新技术，汇集大量的宝贵文献与读书笔记。可惜的是，回国正值抗日战争期间，魏景超积累了四年的书籍、笔记随交运的美国轮船一起在日机轰炸下沉于太平洋底。

    回国后执教于金陵大学的魏景超，面对国内农业教材与国际水平的差距，边执教边精心编写讲义、教材。外出采集标本、调查农作物病虫害情况、拍摄照片、绘制讲解图表等，身体力行。他先后讲授过普通和高级植物病理学、作物病害、真菌学、细菌学、植物免疫学和病毒学等课程。出版有《普通植物病理学》《植物病理学实验指导》《真菌重要目、科、属分类检索表》等优秀教材、书籍。

    魏景超十分注重课前准备工作，细致地整理授课内容、思路，并结合当时最新研究成果的讲  解以扩充学生的知识面，确保课堂的高效授课。课堂上，他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实验室里，他仔细观察每个学生的操作，及时指正规范；野外实习时，他认真传授观察作物病情和采集标本的知识。他注重因材施教，对低年级学生侧重基础知识的把握，对高年级学生侧重独立探索、学习的能力培养。对跟随他研究学习的十几个学生，他按各人的进修计划进行个别指导，耐心细致，诲人不倦。抗日战争期间，他常到外校兼课，将其所得资助家在沦陷区或家境困难的同学，竭力培养农业人才。他要求年轻助教作充分的课前准备，上课时还经常跟班听讲，对缺点加以指正，给予必要的示范。严谨的态度、躬亲的姿态，用“心”教学的魏景超对学生和其他老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水稻病害方面，魏景超先后发表8篇重要的学术报告及论文。他实地调查试验，足迹遍布江、浙、沪、闽、粤、桂、皖等近10个省市地区。他编写了《水稻病原手册》，详细记载了我国已发现和国外报道过寄生于水稻的约250种微生物，对重要病原茵简要说明其诱致的症状、发病因素和防治方法。该书作为诊断稻病的工具书，多年来为国内外同行所采用或引用。

    在真菌分类学上，魏景超亦有卓越贡献。1948年，魏景超重新鉴定了番茄漆腐病的病原菌，更正了其所属类别，还澄清并鉴定了豇豆和大豆叶斑病病原茵。晚年的他辗转在病榻与书桌之间，曰夜辛劳长达6年，完成了《真菌鉴定手册》，填补了我国真菌鉴定工具书的空白。

    在植物病毒学研究方面，魏景超历来重视科学研究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他在成都附近调查烟草和番茄病害。之后又致力于华东地区十字花科蔬菜花叶病的考察、研究，阐明了常见病害的症状、病原、寄主范围及防治方法。尤其在油菜病毒研究方面，总结出油菜远村育秧、避蚜防病毒的有效措施。

    晚年身患重病的魏景超，仍心系国家。1956年江苏省昆山县油菜田发生严重病害之际，他在同志们搀扶下仍然在田间跋涉，观察油莱病情，同行者无不感动。

    “以振兴中国农业为己任”，上下求索，魏景超用躬行的一生诠释了践行者的姿态。

（摘编自李姝昱《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相关链接】①分类研究并非易事，寻找理想标本，往往需要连续追索数年。有时能获得满意的结果，有时也会发生错误甚至失败，但魏景超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有错必纠，从不灰心丧气，总是再接再厉地干下去。（摘编自“魏景超纪念馆”）②一想到祖国多灾多难，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他便忿然而起。他想自己是中国人，又是公费留学生，一定要刻苦学习，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气。（摘编自《科普中国·科技名家风采录》）

赋得永久的悔（节选）

季羡林

    我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里。我们家是贫中之贫，真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

    家里日子是怎样过的，我年龄太小，说不清楚。反正吃得极坏，这个我是懂得的。按照当时的标准，吃“白的”(指麦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最次是吃红高粱饼子，颜色是红的，像猪肝一样。“白的”与我们家无缘。“黄的”(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颜色都是黄的)与我们缘分也不大。终日为伍者只有“红的”。这“红的”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但不吃又害饿，我真有点儿谈“红”色变了。

    我也偶尔能够吃一点“白的”，这是我自己用劳动换来的。一到夏天麦收季节，我们家根本没有什么麦子可收。对门住的宁家大婶子和大姑——她们家也穷得够戗——就带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所谓“拾麦子”就是别家的长工割过麦子，总还会剩下那么一点儿麦穗，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我们这些穷人就来“拾”。因为剩下的决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拾半篮子；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如获至宝了。

    记得有一年，我拾麦子的成绩也许是有点“超常”。到了中秋节——农民嘴里叫“八月十五”——母亲不知从哪里弄来点儿月饼，给我掰了一块，我就蹲在一块石头旁边，大吃起来。在当时，对我来说，月饼可真是神奇的好东西，龙肝凤髓也难以比得上的，我难得吃上一次。我当时并没有注意，母亲是否也在吃。现在回想起来，她根本一口也没有吃。不但是月饼，连其他“白的”，母亲从来都没有尝过，都留给我吃了。她大概是毕生就与红色的高粱饼子为伍。到了歉年，连这个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白的”和月饼难得，“黄的”怎样呢？“黄的”也同样难得。但是，尽管我只有几岁，我却也想出了办法。到了春、夏、秋三个季节，庄外的草和庄稼都长起来了。我就到庄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里去劈高粱叶。劈高粱叶，田主不但不禁止，而且还欢迎；因为叶子一劈，通风情况就能改进，高粱长得就能更好，粮食打得就能更多。草和高粱叶都是喂牛用的。我们家穷，从来没有养过牛。我二大爷家是有地的，经常养着两头大牛。我这草和高粱叶就是给它们准备的。每当我这个不到三块豆腐干高的孩子背着一大捆草或高粱叶走进二大爷的大门，我心里有所恃而不恐，把草放在牛圈里，赖着不走，总能蹭上一顿“黄的”吃，不会被二大娘“卷”(我们那里的土话，意思是“骂”)出来。到了过年的时候，自己心里觉得，在过去的一年里，自己喂牛立了功，又有了勇气到二大爷家里赖着吃黄面糕。黄面糕是用黄米面加上枣蒸成的，颜色虽黄，却位列“白的”之上，因为一年只在过年时吃一次，物以稀为贵，于是黄面糕就贵了起来。

    我上面讲的全是吃的东西。为什么一讲到母亲就讲起吃的东西来了呢？原因并不复杂。第一，我作为一个孩子容易关心吃的东西；第二，所有我在上面提到的好吃的东西，几乎都与母亲无缘。除了“黄的”以外，其余她都不沾边儿。我在她身边只呆到6岁，以后两次奔丧回家，呆的时间也很短。现在我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特别有一点，让我难解而又易解：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她好像是一辈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呢？有一次我回家听对面的宁大婶子告诉我说：“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简短的一句话里面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悲伤啊!母亲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啊!然而这个儿子却始终没有归去，一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

    对于这个情况，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并不深刻。到了上高中的时候，自己大了几岁，逐渐理解了。但是自己寄人篱下，经济不能独立，空有雄心壮志，怎奈无法实现，我暗暗地下定了决心，立下了誓愿：一旦大学毕业，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养母亲；然而没有等到我大学毕业，母亲就离开我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身上。我不忍想象母亲临终时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当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棺材，看到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