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中的美神（节选）

梁衡

    李清照遇到的第三大磨难是超越时空的孤独。

    感情生活的痛苦和对国家民族的忧心，已将她推入深深的苦海，她像一叶孤舟在风浪中无助地飘摇。但如果只是这两点，还不算最伤最痛，最孤最寒。生活中婚变情离者，时时难免；忠臣遭弃，亦代代不绝。更何况一柔弱女子又生于乱世呢？问题在于她除了遭遇国难、情愁，就连想实现一个普通人的价值，竟也这样的难。已渐入暮年的李清照没有孩子，守着一孤清的小院落，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国事已难问，家事怕再提，只有秋风扫着黄叶在门前盘旋；偶尔有一两个旧友来访。她有一孙姓朋友，其小女十岁，极为聪颖。一日孩子来玩，李清照对她说，你该学点东西，我老了，愿将平生所学相授。①不想这孩子脱口说道：“才藻非女子事也。”李清照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觉得一阵晕眩，手扶门框，才勉强没有摔倒。童言无忌，原来在这个社会上有才有情的女子是真正多余啊。李清照感到她像是落进四面不着边际的深渊里，一种可怕的孤独向她袭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读懂她的心。她茫然地行走在杭州深秋的落叶黄花中，吟出了那首浓缩她一生和全身心痛楚的也是确立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声声慢》。

    是的，她的国愁、家愁、情愁，还有学业之愁，怎一个愁字了得！

    李清照所寻寻觅觅的是什么呢？从她的身世和诗词文章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她在寻觅三样东西。一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她不愿看到山河破碎，不愿“飘零遂与流人伍”，“欲将血泪寄山河”。在这点上她与同时代的岳飞陆游及稍后的辛弃疾是相通的。但身为女人，她既不能像岳飞那样驰骋疆场，也不能像辛弃疾那样上朝议事，甚至不能像陆、辛那样有政界文坛朋友可以痛痛快快地使酒骂座，痛拍栏杆。二是寻觅幸福的爱情。她曾有过美满的家庭，有过幸福的爱情，但转瞬就破碎了。她也做过再寻真爱的梦，但又碎得更惨，甚至身负枷锁，锒铛入狱，还被以“不终晚节”载入史册，生前身后受此奇辱，她能说什么呢？也只能独自一人愁。三是寻觅自身的价值。她以非凡的才华和勤奋，又借着爱情的力量，在学术上完成了《金石录》巨著，在词艺上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但是，那个社会不以为奇，不以为功，②连那十岁的小女孩都说“才藻非女子事也” ， 李清照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她只好一个人咀嚼自己的凄凉，又是只有一个愁。

    李清照的悲剧就在于她是生在封建社会的一个有文化的女人。作为女人，她处在社会的底层；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她又处在社会思想的制高点，她看到了许多别人看不到的事情，追求着许多别人不追求的境界，这就难免有孤独的悲哀。本来，三千年封建社会，来来往往有多少人都在心安理得，随波逐流地生活。你看，北宋仓惶南渡后不是又夹风夹雨，称臣称儿地苟延了152年吗？尽管与李清照同时代的陆游愤怒地喊道“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但朝中的大人们不是照样做官，照样花天酒地吗？你看，虽生乱世，有多少文人不是照样手摇折扇，歌风咏月，琴棋书画了一生吗？你看，③有多少女性，就像那个姓孙的女子一般，不学什么词藻，不追求什么爱情，不是照样生活吗？但李清照却不，她以平民之身，思公卿之责，念国家大事；以女人之身，求人格平等，爱情之尊。无论对待政事学业还是爱情婚姻，她决不随波决不凑合，这就难免有了超越时空的孤独和无法解脱的悲哀。她背着沉重的十字架，集国难家难婚难和学业之难于一身，凡封建专制制度所造成的政治文化道德婚姻人格方面的冲突磨难都折射在她那如黄花般瘦弱的身子上。“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从骨子里讲，李清照除追求民族气节和政治上的坚定外，还追求人格的超尘拔俗。她总是清醒地坚持着一种做人标准，顽强地守护着自己的节操。在未遭大难，生活还比较稳定时，已见出她高标准的人格追求。当年赵明诚在莱州做官，她去探亲，见室中诗书不多，竟大不悦，作诗曰：“寒窗败几无书吏，公路生平竟如此。”以后世事纷扰，她就更加超群拔俗，出污泥而不染。她站在世纪的高阁之上，穿越时空，俯视众生，所以有一种特殊的寂寞：“临高阁，乱山平野烟光薄。烟光薄，栖鸦归后，暮天闻角。断香残酒情怀恶，西风催衬梧桐落。梧桐落，又还秋色，又还寂寞。”（《忆秦娥》）有一本书叫《百年孤独》，李清照是千年孤独，环顾女界无同类，再看左右无相知，所以她才上溯千年到英雄霸王那里去求相通，“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如果李清照像那个孙姓女孩一样，是一个已经麻木的人，也就算了；如果李清照是以死抗争的杜十娘，也就算了。她偏偏以心抗世，以笔唤天。她凭着极高的艺术天赋将这漫天愁绪又抽丝剥茧般地进行了细细地纺织，于是，她一生的故事和心底的怨愁就转化为凄清的悲剧之美，永远高悬于历史的星空。李词的特殊魅力就在于它一如诗人的人品，于哀怨缠绵中蕴涵执着坚韧的阳刚之气，虽为说愁，实为与真情大志；所以耐得人们百年千年地读下去。随着时代的进步，李清照当年许多痛苦着的事和情都已经如淡烟薄雾，可是当我们偶然回望一下千年前的风雨时，总能看见那个立于秋风黄花中寻寻觅觅的美神。

（节选自《十月》2003年第三期）

木心：我是绍兴希腊人

李宗陶

    木心，那个戴礼帽、执洋伞、坐在大雪初霁纽约中央公园长椅上的目光炯炯的男子，2006年9月回到故乡，鬓发已白，面容消瘦，不断小声地说着俏皮话：“有人看了照片讲，恨不得把那顶帽子摘下来。我说我帽子都不能戴的啊？在西方，冬天叫人家光头啊？”口语的木心是家常的，吴侬软语略带阴性的，有一股骨子里透出来的好玩。那江南口音和老派的英文发音一样，没有改。

    我的祖先在绍兴，精神传统在古希腊

    上世纪30年代，浙江桐乡乌镇东栅财神湾。孙家雕梁画栋的老宅，紧挨着孔家花园。清末的举人穿过两进厅堂，穿过佣人们的宿舍，面对私塾里一班小孩子。主人家的小少爷大名唤作孙璞，乡邻有叫他牧心的。

    少年时读到《诗经》，孙璞惊艳，继而欢喜，“这就是我要的文体。”家人替他选定了志业，要么做法官，要么做医生。他却喜欢收来各种彩色纸头，一看半天；他还喜欢逃学、看戏，看终场时值台男子潇洒地甩出条木牌，“明日请早”。那双眼睛挑来拣去，只为色彩只为美，着迷。

他的阅读穿梭于东方和西方，古代和现代。“十四五岁就知道瓦格纳跟尼采的那场争论。”美国一些读者说，木心的作品里仿佛总有一个深蓝的背景，非常神秘，让他们想到达·芬奇。木心在乌镇的客栈里说：“人有两套传统，一套精神，一套肉体。我的祖先在绍兴，我能讲一口绍兴话。我的精神传统在古希腊，在意大利，在达·芬奇。所以我说我是绍兴希腊人。”

我以不死殉道

    20岁刚出头，他参与学生运动，还曾是领导者，结果被当时的上海市长吴国桢亲自下令开除学籍，又被国民党通缉，于是走避台湾。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回到大陆。

    他是上海工艺美术制品厂的设计师，喜欢画画，热衷写作。从14岁起创作的100多个短篇和8个中篇集成厚厚20本，直到1970年被抄没。因言论获罪，他被关进废弃的、漏雨积水的防空洞。半年后转移到监牢时，关他的人想，该是爬着出来了吧。可他坐着。他从写交待材料的纸里克扣下66张白纸，正反两面写满密密麻麻的字，写散文，还作曲，藏在棉袄夹层里。墨水快要用光了掺点水进去，“不慎”打翻。看守凶巴巴又装一满瓶来：“老老实实写，不深刻休想过关！”

    平反那天，他还在扫地倒垃圾，食堂师傅冲他嚷：“哎，叫你装纱窗装纱窗到现在还不来装！”他问：“个么，到底要装几扇？…‘十扇！明天来装！”“噢，十扇。”这时有人告知大师傅：“明天人家就要到设计院做总设计师了呢！”第二天，他坐飞机去人民大会堂，负责修缮工作，因为他曾经参与5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的室内设计。这种戏剧人生，他讲起来笑嘻嘻的。

    “我不喜欢哭哭啼啼，小女儿一样，要么就天地之间放声大哭，要么就闷声不响。而且聪明的读者能够读懂，我如此克制悲伤，我有多悲伤。历史在向前进，个人的悲喜祸福都化掉了。我对自己有一个约束：从前有信仰的人最后以死殉道，我以‘不死’殉道。‘文革’期间，多少人自杀，一死了之，这是容易的，而活下去苦啊，我选难的。可以向死的机会很多，我都挺过来了。监狱里面，饭吃不下，硬塞也要活下去。小时候，家里几代传下来的，是一种精致的生活，后来那么苦，可是你看曹雪芹笔下的史湘云，后来要饭了，贾宝玉，敲更了。真正的贵族是不怕苦不怕累的，一个意大利作家写过，贵族到没落的时候愈发显得贵。”

    “您是悲观主义者吗？”

    “其实悲观主义是看透了，但保持清醒、勇往向前。释迦牟尼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可是他的大雄宝殿题了四个字——‘勇猛精进’。悲观主义止步，继而起舞，这就是悲剧精神。”

    从前有文人雅士的传统，后来都没有了

    上世纪80年代末，木心在纽约华人圈子里开了4年的世界文学史课，课后在中央公园散步谈笑，一位学生说，“先生一路看过去，能不能即兴写俳句？”

    话音才落，有位女子走来——“她围着黎明的围巾，牵了条黑夜的狗。”

    一辆旅游大巴开过，车身上涂料是红色与银色，好像救火车——“这个旅游团多仁慈，一边旅游一边救火。”

    “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能捕捉生活中的这种瞬间？”

    “长期的训练，像中国武功。我喜欢那个传说中用筷子夹苍蝇的高手。”

    “从前有文人雅士的传统，后来都没有了。从前家里有人写错别字，那是奇耻大辱，现在马路上一走，三步一错，五步一错。从前社交客气而润滑，现在不讲客气了。有人请我吃饭，从开头讲自己，到最后第二句还在讲自己，把客人扔在一边，末了想起来，啊，今天见到你很高兴。我跟介绍的朋友讲，哎，你这个朋友怎么只管谈自己，我连发言余地都没有？朋友说，现在要找不谈自己的人是没有的。呵呵，倒是我错了。”

    “讲话不好玩了，俏皮话也听不来了。这些，使人感到寂寞。”人类已经忘记了“灵魂”这个词——木心叹。

相关链接：①被幽囚在积水的地窖中，他就着一盏灯，不停作曲，“即使狱卒发现了，至多没收乐谱，不至于请个交响乐队来试奏，以定罪孽深重的程度吧。”在那场浩劫中，他的整整20本心血之作被毁，但他并未动摇：他说，文学是他的信仰，是这信仰使他渡过劫难。（《木心：文学信仰使我渡过劫难》）②在历经社会与个人的变迁、磨难和颠沛之后，木心仍保持着高贵和自由的品格，他以文学和美学为背景的绘画艺术，以及散布在各种文学作品和访谈中的画论，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他不为任何浮云流霞所动，孜孜不移地坚守着独立和纯粹的绘画精神。（《木心绘画里的精神世界》）

一代宗师叶企孙：以身之微芒照亮天下

蒲潇

    如今，人们仍在津津乐道于“两弹一星”的辉煌过往，然而鲜有人知道，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超过一半都曾受业于同一位大师。事实上，中国电子技术、地震预报、气象预测、国防工业等诸多重要学科的肇始，亦离不开这个名字。

这个曾被历史遗忘了半个世纪的人正是叶企孙，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原清华大学首任理学院院长。

    1898年，叶企孙生于上海南市区的一个书香世家。目睹大批仁人志士为了脚下的土地倒在血泊中，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年幼的叶企孙在心里默默立下了一个志向，“既重格致，又重修身，以为必以西方科学来谋求利国利民，才能治国平天下。”

    1913年夏天，15岁的叶企孙报考进入清华大学。5年后，叶企孙顺利通过毕业考试。载着祖国厚重的希望，他远涉重洋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直接插入物理系三年级学习。1920年9月，叶企孙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并在老师的指导下一起完成了普朗克常数值的精确测定，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中国人的姓名第一次被载入现代世界自然科学学术著作中，那一年，他不过23岁。

    1923年，叶企孙回国，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个颇有成就的科学家了。是继续从事自己的科研，去摘取稍加努力就能触碰到的科学桂冠，还是放弃所有，从零开始，在自己贫瘠的国家撒播科学的种子？叶企孙的心中早有了答案。有着远见卓识的他深知，科学家会为国家创造出“国之利器”，而教育家会为国家培养科技人才。中国需要一个科学群体，而不能仅靠一个科学家去改天换地。阔别母校7年之后，叶企孙再次回到清华园。

    1926年秋，清华大学物理系成立。从执教开始，叶企孙一直站在教学第一线，坚持登台讲课。他讲课略有口吃，而且语调也没有特别吸引人之处，然而他对物理概念的透辟理解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学生王大珩曾这样评价他的授课：“在思路上，叶老往往讲出我们看书不易领会的要点。他不是通过内容的堆砌来讲授，而往往是通过提纲掣领式的讲述，整个课程的基本概念、框架结构就都有了。”

    课堂之外，叶企孙经常邀请这些清寒学子到家里做客，买些点心为他们加加餐，天冷了，叶企孙将自己的衣服给他们穿，没地方住了，叶企孙就让他们住到自己家里来。那些年，在叶企孙的住所北院7号里，能听到的尽是学生们与他们所尊敬的老师的欢声笑语。叶企孙会和每个学生深度交谈，并将他们的特点，在小本本上一一记录下来。叶企孙十分注重因材施教，也正是因为他对每个学生的细心了解观察，他总能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给予精心点拔，并结合祖国需要，找到学生们未来最为适合的发展方向。

    不仅善于培养人，叶企孙还很注重名师的重要性。在清华建校史上，以招徕人才引进师资而成为佳话美谈的无出叶企孙其右者。有人说，叶企孙能一网打尽天下名师，主要是他没有门户之见，以培养中国科技人才为己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两年后，叶企孙因熊大缜遗案涉嫌被捕，他屡次入狱，人格与肉体遭受到双重折磨，精神几近崩溃。那一年，他已七十高龄。1969年冬，在北大一处不足十平米的小房间里，昔日神采奕奕、风度翩翩的叶企孙，腰已弯到90度，双腿肿胀，身心疲惫，每况日下。然而他却从不怨天尤人，也不向别人抱怨。

    “宁可时代负我，我决不负时代。”这是叶企孙晚年内心的最强音。他一直以不倒的形象坚持着生命的全过程，特别是在遭到抛弃，敌视之后，仍挺立着身躯，顽强地维护着自己的信念。

    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因长久病惠溘然长逝。

    叶企孙的一生没有留下鸿篇巨制的著作，没有宏伟的教育纲领，甚至没有一句豪言壮语，但中国的物理学教育从无到有的在他的手中建设起来了。我国这棵科学大树生长的每圈年轮里，都会发现叶企孙和他的弟子们在其中发挥的重大作用。

    他是和我们这个时代交臂而过的，一个我们知道的最晚，了解最少，却对中国科学界贡献巨大的大师。

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不管白天黑夜，星辰永远闪耀，只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肉眼看不到它。

（有删减）

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魏景超（1908～1976），我国著名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193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园艺系。1933年，他参加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研究生考试，名列全国第一。1937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职，在水稻病害研究、真茵分类学及植物病毒学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魏景超幼年目睹农民颠沛、饥寒交迫，深感只有振兴农业，才能解决民生问题。立志于兴农的他，大学毕业后就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获“金钥匙”奖，并成为“斐陶斐”学会会员。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利用可利用的时间和设备，放弃节假日休息，参加暑期学校学习、参观实验室和农场、访问老教授，以获取知识，汲取经验和新的见解。在学校里，他更是抓住学校资源，勤奋刻苦。图书馆里，他埋头钻研；实验室里，他观察切片、制作标本，孜孜不倦。爱思、善学、勤问的他努力摄取国外新知识、新技术，汇集大量的宝贵文献与读书笔记。可惜的是，回国正值抗日战争期间，魏景超积累了四年的书籍、笔记随交运的美国轮船一起在日机轰炸下沉于太平洋底。

    回国后执教于金陵大学的魏景超，面对国内农业教材与国际水平的差距，边执教边精心编写讲义、教材。外出采集标本、调查农作物病虫害情况、拍摄照片、绘制讲解图表等，身体力行。他先后讲授过普通和高级植物病理学、作物病害、真菌学、细菌学、植物免疫学和病毒学等课程。出版有《普通植物病理学》《植物病理学实验指导》《真菌重要目、科、属分类检索表》等优秀教材、书籍。

    魏景超十分注重课前准备工作，细致地整理授课内容、思路，并结合当时最新研究成果的讲解以扩充学生的知识面，确保课堂的高效授课。课堂上，他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实验室里，他仔细观察每个学生的操作，及时指正规范；野外实习时，他认真传授观察作物病情和采集标本的知识。对学生循循善诱的他更注重因材施教，对低年级学生侧重基础知识的把握，对高年级学生侧重独立探索、学习的能力培养。对跟随他研究学习的十几个学生，他按各人的进修计划进行个别指导，耐心细致，诲人不倦。抗日战争期间，他常到外校兼课，将其所得资助家在沦陷区或家境困难的同学，竭力培养农业人才。他要求年轻助教作充分的课前准备，上课时还经常跟班听讲，对缺点加以指正，给予必要的示范。严谨的态度、躬亲的姿态，用“心”教学的魏景超对学生和其他老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水稻病害方面，魏景超先后发表8篇重要的学术报告及论文。他实地调查试验，足迹遍布江、浙、沪、闽、粤、桂、皖等近10个省市地区。他编写了《水稻病原手册》，详细记载了我国已发现和国外报道过寄生于水稻的约250种微生物，对重要病原菌简要说明其诱致的症状、发病因素和防治方法。该书作为诊断稻病的工具书，多年来为国内外同行所采用或引用。

    在真菌分类学上，魏景超亦有卓越贡献。1948年，魏景超重新鉴定了番茄漆腐病的病原菌，更正了其所属类别，还澄清并鉴定了豇豆和大豆叶斑病病原菌。晚年的他辗转在病榻与书桌之间，日夜辛劳长达6年，完成了《真菌鉴定手册》，填补了我国真菌鉴定工具书的空白。

    在植物病毒学研究方面，魏景超历来重视科学研究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他在成都附近调查烟草和番茄病害。之后又致力于华东地区十字花科蔬菜花叶病的考察、研究，阐明了常见病害的症状、病原、寄主范围及防治方法。尤其在油菜病毒研究方面，总结出油菜远村育秧、避蚜防病毒的有效措施。

    晚年身患重病的魏景超，仍心系国家。1956年江苏省昆山县油菜田发生严重病害之际，他在同志们搀扶下仍然在田间跋涉，观察油莱病情，同行者无不感动。

“以振兴中国农业为己任”，上下求索，魏景超用躬行的一生诠释了践行者的姿态。

（摘编自李姝昱《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相关链接】①分类研究并非易事，寻找理想标本，往往需要连续追索数年。有时能获得满意的结果，有时也会发生错误甚至失败，但魏景超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有错必纠，从不灰心丧气，总是再接再厉地干下去。（摘编自“魏景超纪念馆”）②一想到祖国多灾多难，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他便忿然而起。他想自己是中国人，又是公费留学生，一定要刻苦学习，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气。（摘编自《科普中国•科技名家风采录》）

喷发英武正气

    很小的时候，宗璞就开始背诵诗词。父亲冯友兰会给她选一些诗，每天早晨背上书包在母亲床前背了再去上学。宗璞还读了很多儿童读物，她读过《格林童话》《爱丽斯漫游仙境》，而在小孩子中流行的《七侠五义》《隋唐》《小五义》《水浒》《荡寇志》，她也都读了。宗璞甚至还看了不少成人读物，八九岁时就读了《红楼梦》，看到林黛玉死，哭得泣不成声。

    童年的阅读，尤其是诗词对宗璞的影响是巨大的。1944年，15岁的宗璞就写了一篇关于滇池月光的散文并在刊物上发表。此后，她开始尝试创作小说。1948年，宗璞的短篇小说《A．K．C．》发表在《大公报》上，她从此走上文学创作道路。

    1957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红豆》。小说描写女大学生江玫和银行间少爷齐虹之间的爱情悲剧，突现出宗璞在特殊年代对青年爱情观的人文关怀。这为宗璞赢得了声誉，也带来了麻烦。《红豆》被打上“毒草”的标签，她无奈搁笔，直到“文革”结束后，才陆续写了《弦上的梦》《三生石》《我是谁？》等作品。

    宗璞的许多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都写到了“文革”。在《1966年春夏之交的某一天》中写到很多知识分子被批斗、被迫自杀，对这些人的遭遇，宗璞无疑是同情的，但她自己是坚强的，——她不仅在被批斗和羞辱的巨大痛苦里，选择了坚强地“活下去”，而且还对那个时代发出了尖锐的质疑：“而这一切，是在革命的口号下进行的。这世界，以后还不知怎样地荒谬，怎样地灭绝人性！”这就启发和促使我们要在更深的层面去反思那一段历史。

    有一部作品，对于宗璞来说，这就是她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七七事变”后，一大批教授、学者在战火硝烟中跋山涉水，把西南边陲造就成为保存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圣地”。宗璞随父亲冯友兰南迁，就读西南联大附属中学。当时西南联大毕业学生从军者有800余人，宗璞目睹了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认为“如果不写上这一笔，就是不完整的”。滇西战役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一次重要战役，十分辉煌，长时间被埋没，被歪曲。抗日老兵被审查，流离失所，翻译官被怀疑是特务，他们徽章上的号码被说成是特务编号。“把这段历史从尘封中磨洗出来”被宗璞视作自己的责任。小说包括《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四卷。从20世纪50年代起，宗璞开始动笔，如今60多年过去，前三卷已陆续出版。其中，《东藏记》获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一方面，宗璞通过规模恢宏的小说叙事来写抗日战争，写我们民族的深哀巨痛；一方面宗璞热情讴歌中国知识分子毁家纾难，先公后私的爱国情怀。这样一部作品，没有出现在充满豪情的男儿笔下，倒是宗璞写出来了，令人惊叹。作家王蒙曾评价《野葫芦引》：“喷发着一种英武，一种凛然正气，一种与病弱之躯成为对比的强大与开阔。”

    在文坛上，宗璞是一面以自我生命守护中国文学真火的旗帜。近30年，她在病中笔耕不辍，以至真至纯的文学结晶为时代立言。从写《东藏记》开始，宗璞的视网膜脱落，头晕频频发作，半边身子麻痹，只能在助手的帮助下口述成文，7年才写完。《南渡记》写完，父亲去世了；《东藏记》写完，先生去世了。经历了更多死别，又经历了一些大事件，对人生的看法更沉重了一些，对小说结局的设计也更现实，更富于悲剧色彩。宗璞写得很苦，实在很不潇洒。但她“即使写得泪流满面，内心总有一种创造的快乐。

    宗璞最大的困难是写战争。她经历过战争的灾难，却没有亲身打过仗。她害怕凭借材料只会写成一般的报道。困惑之余，书中澹台玮、孟灵己年轻的身影给予宗璞极大的启发。用人物统领材料，将材料化解，再抟、再炼、再调和，就会产生新东西。宗璞诚心诚意地烘托书中人物，用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烛照全书，一切就会活起来了。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6年4月28日）

【相关链接】①宗璞十岁时，随父亲冯友兰与清华大学一起南迁到昆明，在西南联大度过了8年时光。宗璞的哥哥冯钟辽于1943年志愿参加中国远征军，任翻译官，那年他19岁。随着战事的推移，他用双脚从宝山走到畹町。宗璞对这段历史有一种亲切感。（肖鹰《宗璞与长篇小说<野葫芦引>》）

②在宗璞的作品里，体现出冯友兰先生屡屡讲到的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替往圣继绝学，替万世开太平”的担当精神，还表现出对大地、对自然、对人、对物甚至一只鸟、一只猫的那种大爱。（李建军《一位尽力发光的作家》）

余光中：中国文字的炼丹人

    1928年重阳节那天，余光中出生于南京。余光中从十二岁开始跟从父亲和舅舅学习古文。《谏太宗十思疏》《留侯论》《赤壁赋》《阿房宫赋》这些经典文章，他都特别喜欢。他觉得文字有一种力量，“我愿意跟着它走”，“我将来一定要当作家”。整个青年时代，余光中都在寻找着“精神上的家人”，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济慈、雪莱、王尔德等都是他的“家人”。1954年，他的“精神家人”又增添了一大批。余光中与钟鼎文和邓禹平等人共创了“蓝星”诗社。他们经常聚会，讨论诗歌，勤奋创作，不是一首一首地写，而是一辑一辑地写。

    毕业没几年，余光中被派去美国爱荷华大学留学。那时，台湾和美国的现代化程度差别很大。余光中虽然热爱西方诗歌，但一想到美国人瞧不上台湾，心里就觉得委屈。加上那年家里也发生一些大事：母亲去世，自己同妻子新婚才两年，大女儿刚出生，还没看清孩子的脸，他就匆匆地出发了。每一个孤寂的长夜里，他都想回到台湾，回到“蓝星”诗社，和朋友们一起为中国的现代诗奋斗。

    1964年，三十六岁的余光中回到台湾，他质问自己，怎么都已经三十六岁了？拜伦、徐志摩，都在这一年结束生命；王勃、济慈，不到这年纪，便合上了诗集，竖起了石碑。那一年余光中唯一的儿子出生仅三天就夭折了。丧子之痛加上诗人对于“我是谁”的质问，使他心力交瘁。好在美国的音乐，在一定程度上使他获得救赎。

    余光中非常喜欢美国西部的民歌，南部的蓝调以及新生事物摇滚乐。特别是摇滚乐，甚至影响了他一个时期的创作风格。他在散文集中大量介绍了摇滚乐，并将西方音乐的节奏融入诗中，借此抒发心中的很多不平。连余光中自己也没想到，他的这些诗歌被杨弦拿去谱了曲，继而引发了台湾的第一波校园民谣风潮。“给我一把吉他和一肩风里飘飘的长发……”当时杨弦被余光中这些极富旋律感和节奏感的文字所打动，将《江湖上》等诗改编成歌曲，如今最为海内外读者所熟知的《乡愁》也是其中之一。

    1971年至1972年间，余光中在台湾写下了《乡愁》。他回忆说，当时二十分钟一气呵成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才思敏捷，而是因为离开大陆二十多年，这种感觉在心里也就酝酿了二十多年”，后来《乡愁》在大陆被选入教科书，电视台也用，很多人都会背。

    1988年，古稀之年的余光中出版了第二卷诗集。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余光中说，“以前所想到的能入诗文的题材比较少，以前我主要写自己——你不知道你是谁，你忧郁；你知道你不是谁，你幻灭；你知道你是谁，你放心。”现在，余光中已经脱离这三个情况了，写作的题材全凭缘分。

    2009年，导演陈怀恩接拍余光中传记纪录片《逍遥游》。片中除了日常工作生活状态外，导演还安排余光中带着夫人到垦丁——余光中在台湾唯一写过游记的地方——故地重游。余光中一路为夫人解释景物，还在海边童心大发，打起了水漂，并传授诀窍——石头要扁，形状要圆，出手要快，脱手要平稳而飞旋——出水为鸟，入水为鱼。

    台南小学教科书收录了《雨，落在高雄港上》一诗，导演安排余光中去高雄三民小学听小学生读书。不料那天余光中的女儿遭了车祸。行程既定，余光中无法随夫人赶往医院，心情郁闷。怎料一听小学生读诗，余光中竟然又开心起来，还教他们该怎么念这首诗，拍摄完后还乐呵呵地给他们签名。最后陈怀恩就片子定名为《逍遥游》一事征询余光中的意见，他幽默地说：“我哪敢说同不同意？庄子同意就行了。”

    说到幽默，余光中自有一番论调。他认为，所谓幽默，就是不正面迎敌，绕一个弯子去排解误会与痛苦。比如看牙医这样痛苦的事情，也能被他写成诗。再比如，从“马屁诗人”到“文白之争”，李敖似乎一直在逗余光中和他对骂，但余光中就是不理他，还幽默地说：“李敖天天骂我，说明他的生活不能没有我。”在余光中的经验中，幽默其实要比愤怒有用。

    除了写诗，翻译也是余光中近年热衷的一项工作。如今，已经八十五岁的余光中依旧笔耕不辍。他目前正在翻译济慈的诗，此时的感觉定与年轻时的不同吧。

（摘自《名人传记》2014年第3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以前写诗，他喜欢把中国文字压缩、锤扁、拉长、磨利，把它们拆开又并拢，拆来又叠去。如今他却争取写、改、誊一次完成。散文的话，每页纸最多改一两处地方。尽管外文系毕业的他用英语写论文都不成问题，但他说自己在写诗和骂人这两件需要抒发情绪的事情上，是非得用母语不可的。②深入生活越多，就越需要清净和一张干净的桌子。当生命走到暮年，对于“我是谁”的问题，诗人余光中早已不再质问，而是报以淡淡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