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是如何被国际科学界发现的

    从1960年末开始，屠呦呦以“中医中药专业组”组长的身份加入到当时的国家抗疟“523任务”行列，1972年，她领导的研究小组首次提取出了青蒿素。到了1975年，青蒿素的化学结构在屠呦呦的参与下被确定。

    然而，由于“523任务”的保密性质，在整个过程中，屠呦呦没有任何研究论文发表出来，外界对她所做的工作不得而知。

    直到1979年，国家科委将“国家发明奖”颁给青蒿素研究成果，其中屠呦呦为第一发明单位的第一发明人。同年，中国的外宣刊物《中国建设》发表了一篇短文，介绍了青蒿素的研究。

    《中国建设》是一份由宋庆龄创办的英文杂志。在1979年8月号，该杂志发表了题为“一种新型抗疟药物”的文章，这让西方的科研人员第一次了解到来自中国的青蒿素研究成果。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讲述了“一名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受到东晋医学典籍的启发，想到用新方法提取青蒿素的故事。文章并没有写出这名研究员叫什么名字，但用了“她”来指称这名研究者。

    这篇文章后来在各种英文出版物中被广泛引用。1985年，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青蒿素的综述文章，该文详细描述了中国科研人员取得的进展。然而，在写到关键人物时，文章也并没有具名指出研究者是谁，只是含糊地说“一名研究者”，这种说法也是源自《中国建设》的那篇文章；尽管在同一篇综述中，作者引用了两篇屠呦呦为第一作者的研究论文，那两篇论文分别发表于1981年和1982年。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青蒿素已经在国内外治病救人，而其发现者究竟是谁，一直都是模糊不清的。

    2006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传染病专家路易斯·米勒(Louis Miller)与同事苏新专一起到上海参加一个关于疟疾的学术会议。其间，米勒向与会的所有科学家打听，是谁发现了青蒿素，然而没有一个人回答得上来。

    英国牛津大学和泰国玛希隆大学的尼古拉斯·怀特(Nicholas White)，是抗疟药物的专家，曾经在临床上做出许多突破性的进展。然而当米勒问他青蒿素是谁发现的时候，连怀特也答不上来。

    这让米勒感觉非常不好，他想到了奎宁的历史。奎宁是在青蒿素出现之前被广泛应用的一种抗疟药物。奎宁的应用最早出现于16世纪的秘鲁印第安人之中，后来被西班牙人带回欧洲使用，然而印第安人从未被认定为奎宁的发现者。“今天，专家们说印第安人不可能做出这样一项发现。”米勒说，“我发誓在青蒿素的问题上，我不能让历史重演。”

    于是，从2007年开始，米勒与同事开始调查青蒿素的发现者是谁。

    著名生物学家饶毅兼有科学史家的慧眼，在一篇题为“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的文章中，饶毅和他的同事写道：“青蒿素的发现和应用，广为人知。而屠呦呦的贡献，却一直有争议。其原因还待更多史家细究。一个重要的文化问题是，面对重要的发现，出现矛盾时，中国的有关部门不是确切地搞清楚各人的功劳而是回避矛盾、袖手旁观，导致缺乏认可，而国外的科学家和医药界不可能搞清楚中国内部刊物和会议的记录。”

    他们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屠呦呦在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然而“没有获得中国充分的认可，也缺乏国际肯定”，2011年，屠呦呦终于获得了医学科学领域最重要的奖项——拉斯克奖。这个奖项也一直被认为是诺贝尔奖的风向标。

    苏新专认为，拉斯克奖的评奖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谁先把青蒿素带到“523项目组”，二是谁提取出有100%抑制率的青蒿素，三是谁做了第一个临床实验。

    苏新专还表示：“美国人颁奖主要注重科学发现的思维而不在乎是谁做的，因为想法来自屠呦呦，所以奖就是颁给屠呦呦而不是给她小组亲自做实验的人。”

    与这种思维相似，诺贝尔化学奖委员会主席斯文·利丁(Sven Lidin)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这样解释他们的评判标准：“即便当我们去看有大量人员参与的领域，通常情况下你都能追溯到一个起始点，那时只有有限的几个人……是他们点燃了火种。”

    不过，与米勒和苏新专的观点不大相同的是，黎润红等人认为青蒿素的发现并不能归功于屠呦呦一人。“米勒等的观点是以现代科研的评价模式来衡量当时的科研活动，其结论值得讨论。”他们这样写道。

    “若一定要确认在青蒿素发现中个人贡献的话，如同田径比赛中多人接力赛，屠呦呦是其中一棒的冲刺人。因此，抗疟新药青蒿素的发现这一成果应属于这个团队。”黎润红等人在研究结论中这样说。

    饶毅等人在解释青蒿素的发现争议不断的时候，总结了几点原因。包括论文写作不及时，发表不规范；“文革”的阴影很明显，科技信息不能经常交流，论文多用集体署名，埋下了往后争议的伏笔；此外，屠呦呦个人性格的特点也是一个因素。

(节选自2015年10月6日《南方周末》)

清华的“终身校长”梅贻琦

    1931年底，梅贻琦临危受命，出任清华校长。自罗家伦1930年离职后，因为长时期没有合适人选，清华校长不断易人，国民党政府只好令“留美学生监督”梅贻琦出山。对这一任命，梅贻琦虽感荣幸、快慰，却担心不能胜任，便一再请辞，终未获准，遂赴任。他当时的心理在就职演说中有极为诚恳的表白：“（我）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用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求相当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他借此提出一句关于大学教育的经典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不拘一格揽人才，被“三破格”的华罗庚即是典型一例。

    梅贻琦做人外圆而内方，人称“寡言君子”。他虽是校长，却不大权独揽，只要有教授提出有利于清华发展的建议，他就会颔首微笑：“吾从众。”工作中遇到问题，他也总是先问旁人：“你看怎么办好？”得到回答后，如果他同意，便说：“我看就这么办吧！”如不同意，则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为好，或说我看如果那样办会如何如何，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而从无疾言厉色。不仅如此，为了清华的发展，他还创立了被外界称为“教授治校”的校务委员会制度。校务委员会委员由教授会选举，在梅贻琦领导下，学校的主要决策由校务委员会共同做出。这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极大地发挥了教授的作用，使校长、教授、学生同心同力一起推动学校的发展。

    梅贻琦治校既能博采众议，又对自己认定的事固执不移。他在主张学术独立、自由教育的同时，审时度势，极力推行通才教育。他认为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大学重心“应在通而不在专”，以满足社会、国家的需要为宗旨。显然，他的这一办学方针与国民政府颁布的《抗战建国纲领》相悖，但他一意坚持只唯实，不唯上。他还强调对学生操行的培养，要求教授在指导学生读书、做学问时，“必须指导学生如何做人”。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述他与清华的血缘之亲，表达他对清华的挚爱。身为校长的他，对清华的一草一木寄有深情。1949年后他在美负责管理“清华基金”。叶公超每到纽约都去看他，劝他回台，把清华的这笔钱用到台湾。他每次都说：“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总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来我才回去。”他不愿把这笔钱拿到台湾盖大楼以装潢门面，他想用在科学研究上。台湾有人骂他“守财奴”，他也不在乎。1955年，他终于找到“更好的用法”。到台后，他把这笔款子用于筹建“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晚年的梅贻琦患病住院，住院期间，他的病桌旁始终有只手提包，他去世后，夫人韩咏华打开包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令在场者无不动容．

    梅贻琦爱庐，亦爱庐内的同仁、朋友和学生。闻一多被害，悲愤之余，他一面妥善安排闻一多的后事，一面与当局交涉追查凶手，向报界发表谈话，揭露特务的罪行。为防止类似惨案的发生，他立即将潘光旦夫妇、费孝通一家和张奚若安排到美驻昆明领事馆避险。吴晗思想活跃，当局曾令清华解聘吴晗，他先拒绝，然后悄悄通知吴晗离去。国难当头，学生运动迭起。梅贻琦理解、同情学生的爱国热情，以超人的冷静维持稳定局面。学生进城游行，他派卡车把学生接回。当局要逮捕、开除学生，他想方设法给以保护。有学生被捕，他费尽周折去保释。学生们也很体谅梅贻琦，每要闹学潮时，总先贴出拥戴梅校长的大标语。

    正是凭借梅贻琦的智慧、务实精神和果断的态度，在那非常的岁月，清华不但保存了元气，还从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留美预备学校跻身于世界名校之列。

（摘编自张昌华《梅贻琦：清华的名片》，有改动）

相关链接：①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共同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百度百科）②对于学校时局，则以为应追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梅贻琦语）③梅贻琦这个名字始终与清华大学联系在一起，原因不仅在于他是历任清华大学校长中任职最久的一位，更因为他是为形成清华校风贡献最卓著的人之一。清华著名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自梁启超演说中的引用之辞，而真正能够将之充分发挥者则是梅贻琦。（《生斯长斯，吾爱吾庐——记清华前校长梅贻琦》）

马尔克斯，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

陈众议

    马尔克斯走了。然而，只要我们还记得他的名字，就会不断地询问：他留下了什么？他留下的当然是作品，但又不仅仅是作品。1965年10月的一个周末，幸运女神真正眷顾了马尔克斯。那天是晴日，他和妻子梅赛德斯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驱车从喧闹的墨西哥城到风景如画的阿卡布尔科过周末。行至半途，马尔克斯突然产生了灵感。他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对梅赛德斯说：“请给我10个月时间，我的小说着床了。”说罢，他掉转车头，匆匆赶回了墨西哥城，把自己关进了狭小的书房——他的“魔巢”。待他抱着一叠厚厚的书稿出现在众人面前时，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18个月。稿子是打印出来的，一式两份。他把两份稿子全部交给了梅赛德斯说：“给你。”

    他明显瘦了，而且胡子拉碴，像漂流回来的鲁滨逊。梅赛德斯接过书稿后开了一句玩笑：“是难产。”除此之外，他们就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了。他们不知道是应该庆祝还是应该哭泣。其时，梅赛德斯变卖了所能变卖的一切，而且已经债台高筑。为了不影响丈夫写作，她卖掉了汽车和一切值钱的家当，咬牙坚持了漫长的18个月。

    《百年孤独》上市不足一周后，马尔克斯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忽然听到有人像发现了奇迹似的大声嚷嚷起来：“瞧，他就是《百年孤独》的作者！”书刚上市就被人认出自己，那天，马尔克斯生平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于是，马尔克斯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之一，各种文化出版机构争相邀请。同时，他又矛盾地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之一，只有到了这时他才真正懂得：做个凡人是多么幸福！从此往后，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人们的关注之下，他将不得安宁。他们怀着各自的目的，毫不客气地侵占他的时间，把他变成了歌星一样的公众人物。

    这样的情况在他1982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又一次达到高潮。面对各色不速之客，马尔克斯不得不“退避三舍”。1983年初至1985年中，他离群索居，在卡塔赫纳一个面向大海的书房里，按照自己惯常的时间表工作：从周一到周六，从早晨8点到下午3点。如果因事致使工作被耽误，他总设法在第二天予以弥补。

    马尔克斯从文60余年，屈指算来，大约有十几部长篇小说、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和各色脚本、随笔、评论及新闻稿若干。这么一个作家，从地球的另一端旋风般进入中国，不仅风靡一时，而且落地生根。这不可谓不魔幻。但这是有历史原因的。首先，20世纪80年代，冷战尚未结束，东西方两大阵营和全世界对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作家的评价都非常高，甚至超乎寻常的高度一致。这客观上对他进入中国起到了推动作用。其次，拉美作家的成功对中国作家无疑既是鼓励，又是鞭策。再次，他的作品确实不同凡响。中国受马尔克斯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作家何止莫言、阎连科或阿来、陈忠实，其中尤以“寻根派”为甚。莫言获得诺奖前不久说，终于读完了《百年孤独》，“当初生怕读完了它，自己就不会写小说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读者对马尔克斯没有理解得那么深，他们更关注他作品的形式，比如结构、技巧。直到90年代，人们才开始注意到拉美文学更为本质和深层次的精神诉求：《百年孤独》及其所代表的拉美文学在借鉴西方现代文学形式技巧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民族大道；没有放弃替一个民族，甚至整个美洲大陆代言的责任感、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触动了中国作家。以莫言为例，他的中后期作品主要写本土内容，将注意力转向本土资源，甚至来源于童年时期听过的神怪故事。这并非是简单模仿，用莫言的话说，他是在跟马尔克斯搏斗，这种搏斗即为摆脱其影响，也为寻找属于自己的主题——替民族发声、替民族治病、承担家国道义的雄心壮志。（有删改）

相关链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文中称马尔克斯），1927年出生于哥伦比亚，在波哥大大学攻读法律期间开始文学创作。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百年孤独》（1967年）、《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年）。2014年4月18日，病逝于墨西哥城，享年87岁。

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魏景超（1908～1976），我国著名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193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园艺系。1933年。他参加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研究生考试，名列全国第一。1937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职，在水稻病害研究、真茵分类学及植物病毒学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魏景超幼年目睹农民颠沛、饥寒交迫，深感只有振兴农业，才能解决民生问题。立志于兴农的他，大学毕业后就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获“金钥匙”奖，并成为“斐陶斐”学会会员。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利用可利用的时间和设备，放弃节假日休息，参加暑期学校学习、参观实验室和农场、访问老教授，以获取知识，汲取经验和新的见解。在学校里，他更是抓住学校资源，勤奋刻苦。图书馆里，他埋头钻研；实验室里，他观察切片、制作标本，孜孜不倦。爱恩、善学、勤问的他。努力摄取国外新知识、新技术，汇集大量的宝贵文献与读书笔记。可惜的是，回国正值抗日战争期间，魏景超积累了四年的书籍、笔记随交运的美国轮船一起在日机轰炸下沉于太平洋底。

    回国后执教于金陵大学的魏景超，面对国内农业教材与国际水平的差距，边执教边精心编写讲义、教材。外出采集标本、调查农作物病虫害情况、拍摄照片、绘制讲解图表等，身体力行。他先后讲授过普通和高级植物病理学、作物病害、真菌学、细菌学、植物免疫学和病毒学等课程。出版有《普通植物病理学》《植物病理学实验指导》《真菌重要目、科、属分类检索表》等优秀教材、书籍。

    魏景超十分注重课前准备工作，细致地整理授课内容、思路，并结合当时最新研究成果的讲解以扩充学生的知识面，确保课堂的高效授课。课堂上，他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实验室里，他仔细观察每个学生的操作，及时指正规范；野外实习时，他认真传授观察作物病情和采集标本的知识。对学生循循善诱的他更注重因材施教，对低年级学生侧重基础知识的把握，对高年级学生侧重独立探索、学习的能力培养。对跟随他研究学习的十几个学生，他按各人的进修计划进行个别指导，耐心细致，诲人不倦。抗日战争期间，他常到外校兼课，将其所得资助家在沦陷区或家境困难的同学，竭力培养农业人才。他要求年轻助教作充分的课前准备，上课时还经常跟班听讲，对缺点加以指正，给予必要的示范。严谨的态度、躬亲的姿态，用“心”教学的魏景超对学生和其他老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水稻病害方面，魏景超先后发表8篇重要的学术报告及论文。他实地调查试验，足迹遍布江、浙、沪、闽、粤、桂、皖等近10个省市地区。他编写了《水稻病原手册》，详细记载了我国已发现和国外报道过寄生于水稻的约250种微生物，对重要病原菌简要说明其诱致的症状、发病因素和防治方法。该书作为诊断稻病的工具书，多年来为国内外同行所采用或引用。

    在真菌分类学上，魏景超亦有卓越贡献。1948年，魏景超重新鉴定了番茄漆腐病的病原菌，更正了其所属类别，还澄清并鉴定了豇豆和大豆叶斑病病原茵。晚年的他辗转在病榻与书桌之间，曰夜辛劳长达6年，完成了《真菌鉴定手册》，填补了我国真菌鉴定工具书的空白。

    在植物病毒学研究方面，魏景超历来重视科学研究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他在成都附近调查烟草和番茄病害。之后又致力于华东地区十字花科蔬菜花叶病的考察、研究，阐明了常见病害的症状、病原、寄主范围及防治方法。尤其在油菜病毒研究方面，总结出油菜远村育秧、避蚜防病毒的有效措施。

    晚年身患重病的魏景超，仍心系国家。1956年江苏省昆山县油菜田发生严重病害之际，他在同志们搀扶下仍然在田间跋涉，观察油莱病情，同行者无不感动。

    “以振兴中国农业为己任”，上下求索，魏景超用躬行的一生诠释了践行者的姿态。

（摘编自李姝昱《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相关链接】①分类研究并非易事，寻找理想标本，往往需要连续追索数年。有时能获得满意的结果，有时也会发生错误甚至失败，但魏景超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有错必纠，从不灰心丧气，总是再接再厉地干下去。（摘编自“魏景超纪念馆”）②一想到祖国多灾多难，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他便忿然而起。他想自己是中国人，又是公费留学生，一定要刻苦学习，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气。（摘编自《科普中国·科技名家风采录》）

传承一杯最美中国茶

毛予菲

    鲍丽丽，安徽九华山人，系2010年上海世博会“茶仙子”，中国茶文化推广大使，茗约茶仙子品牌创始人。

    习茶十几年，鲍丽丽觉得，自己的生命轨迹始于九华山茶乡，“是偶然，也冥冥中注定”。15岁那年，她被选上山学习禅茶之道，老师太从紫砂壶里倒出清香的茶汤，那种味道她到现在还记得。只不过，与茶结识，一般人从次之品到最好，而她第一次便在氤氲中喝了一泡上好的茶汤。“当时什么都不懂，就觉得好喝、茶香。”

    受到这杯佛茶的滋养与启发，鲍丽丽一下便爱上了这“世上最美妙的艺术”。初进九华山，一群十几岁的女孩颇有热情，欢笑声打破了寂静。但山中的时光缓慢单调，日复一日的礼佛学茶，很多小伙伴都打起了退堂鼓。最后，偌大的庙庵只剩她一个人。

    受用至今的泡茶技艺练自于这段九华山的学艺。寒冬天气，小小的身子抱着重达十几斤的铁茶壶，往口径只有硬币大小的暖瓶里注热水，专心练习“凤凰三点头”，一不留神热水倾洒溅出，周围积雪融化了，就换一块地继续练习。反复苦练后，鲍丽丽终于能将满满一壶水，稳稳地注入暖水瓶。

    “泡茶是五百次郑重其事地拿起，才能练就一次从容典雅地放下。”鲍丽丽说。

    后来，鲍丽丽去了上海外国语大学，学外语专业，但仍没放下泡茶的爱好。她常常参加学校各种茶推广活动，向中外宾客展现中国茶艺的魅力。“茶仙子”的美誉，则来自于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那时，她受邀出任世博会茶文化推广大使，在历时半年的盛会中，用中英文向全球宾客尽展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组委会授予她“茶仙子”的称号，并由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颁发。这一段经历，让大学毕业不久的鲍丽丽对中国传统茶文化的兴趣愈发浓厚。

    世博会结束后，鲍丽丽决心延续世博会的文化传播精神，一心想将茶文化事业落地。“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里，继续为茶事业奉献自己的热情和青春。”

    于是，那一年10月，高楼林立的上海出现了“茗约茶文化馆”，这是鲍丽丽传播茶文化的第一个道场。“茗自几时醒六届，约从今后悟三生。从遇见到学习，再到真正从事，由个人喜好选择创业方向，我没多想。另一个原因是，我选了能为人们带来美好的事业。让世人觉得高雅得难以企及的茶文化，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也能收获喜悦。”

    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中，茶成了载体，茗约利用这一机遇，沿丝绸之路布点。如今在德国汉堡有了第一家海外茶文化艺术中心，意大利米兰、英国伦敦也正在铺点。一路走来，她的商业规划很明确，未来将继续走规模化和产业化的路子——预计5年内开设100家茗约禅溪门店，20家茗约海内外高端门店。

    再往大了看，深耕茶文化事业，鲍丽丽的眼光不止于此。作为中国茶文化推广大使，她找到了传统茶文化的创新点，与科技金融结合在一起。茗约创立7年来，和专业茶高校合作建立了国内第一个中国茶基因样品库，又与上海自贸区共建茶叶交易所，借助资本力量更广泛地传播茶文化。

    为了能最好地将中国茶的发展脉络呈现给世界，探索茶叶全基因品种、总结中国茶制作技艺、传承创新再传播茶学美学，鲍丽丽带着团队跑遍了100多座未被“人工驯服”的古树茶山，探究千年古茶树；走访了数十位国家级非遗制茶传承人，听他们讲茶叶制作的故事；还深入钻研浩瀚的史籍，探求茶道精髓的本质，重新梳理中国式的生活方式。

    鲍丽丽回忆起曾经的探访历程，“一路艰辛，好在有那份最初的梦想，还有陪伴着梦想的古树茶香”。

（选自2017年第4期《环球人物》，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