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型学者周振甫

    在六十余年的编辑生涯中，周振甫先后鳊校过《辞通》《二十五史》《明史》《鲁迅全集》《谈艺录》《管锥鳊》等重要文史大著。在编辑之余，他还撰写了《诗词例话》《文章例话》《文心雕龙注释》《文心雕龙全译》《李商隐选集》《中国修辞学史》等深受学界好评的著作。其著作数目之多，让人眼花缭乱。1999午出版的《周振甫文集》10卷，仅收了他的部分著作，就已达600万字。

    周振甫在学术界有很高的声望，但他却把主要精力放在默默无闻的编辑工作上。在编著一体的中国古代，朝廷编修职位相当于学术界的“宰相”，其学术成就和社会地位都是很高的。随着近代编著分离，“学者”和“编辑”成为独立的职业身份，“学者”依然是令人仰视的祢谓；而“编辑”则成了“为他人作嫁”“跑龙套”的代名词。阔振甫在“编辑是什么”以及“编辑要做什么”等编辑学命题上，有着清晰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他在《古代的编辑学——章学诚<校雠通义>》一文中指出：“汉代刘向的校书，实瞎上就是现在的古籍出版单位的编辑工作。”在他看来，缡辑只有与学者达成两位一体才能胜任编辑工作。因此，学术研究工作是编辑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编辑工作中包括了为完成编辑任务而进行的著述活动。

    实事求是、严谨认真是周振甫的为学为编之道。1956年，中青社约请臧克家写《毛主席诗词讲解》，臧克家请周振甫为毛泽东诗词作注。周振甫研读已经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他发现毛泽东误将“把酒酹滔滔”中的“酹”字写成“酎”，把“原驰蜡象”中的“蜡”写成“腊”，后经毛泽东回意，出版时订正。

    对于编辑与作者、读者的关系，周振甫也有自己的见解。他主张对作者要尊重，注意向作者学习，但不能盲从，即便作者是学界权威，也应同他们建立起“亦师亦友”的关系。1947年，钱钟书的《谈艺录》交开明书店出版，周振甫校对之余，认为该书没有目录不便查阅，于是为该书编目，经作者同意后列入书中。1975年，钱钟书写完《管锥编》后，请周振甫看一看，周振甫于是成了《管锥编》的第一个读者。他为《管锥编》逐一拟定了小标题，并写下了数万字的审读意见。很多意见为钱钟书欣然采纳。而对于读者，周振甫将“读者利益第一”作为编辑原则，编辑要时刻记住对读者负责。他对作者热情扶植，对年轻编辑更是倾力指导。编辑小黄首次承担标点古籍的任务，做起来颇感茫然。在试着标点了几卷之后，他将稿子送给周振甫审阅。周振甫看完后，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满了几张纸的意见，还特别写明标点工作应注意的要点，使小黄很快适应了标注古籍的工作。

    大凡成功的学者，必有其独具的研究方法。周振甫的学术研究风格，与那些学院派的专家教授大不相同。他的文章体例，明显地不同于那些专著、论文的所谓“标准格式”，更像是一篇篇、一段段品质极高的“书稿审读意见”。读者捧读他的书，眼前总会出现一位老编辑，手中举着一部别人的书稿，向读者讲解着。他的讲述是那样坦诚，、那样明白。而且，他不是在说自己创建了什么，而是在点评一部作品应该修正什么、添加什么，在这样的过程中，他完成了自己高超的学术表达。在“纯学者”的眼中，这样傲是很傻的。学者之间，彼此的研究是相对独立的，谁也不会把自己的学术成果不明不白地送给别人。编辑却不同，将别人的书稿完善、拔高等，都是分内的事情。为了出版老师钱基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全三册），年事已高的周振甫耗费大量心血对原稿进行了细密的文字加工，对论述欠周密之处多有弥补。

    这样的职业约束，甚至改变了周振甫全部的学术风格，他把编辑工作做到了极致，成为独树一帜的编辑型学者。一位年轻学者谈到周振甫时说，我们最爱读他的著作，好读，资料多，学术出口多，很容易从中引发出更多的论文题目。现在有些专家的论文，只给出结论，甚至连“引文”之类的路径都不肯说清楚。

    1997年8月，周振甫作为“东方之子”接受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采访。主持人问：“因为工作的原因，您最终没有成为一个职业的学者，您觉得遗憾吗？”周振甫用浓重的乡音波淡地回答：“中华书局给我编审，就可以了。”

（摘编自俞晓群、徐俊等人的文章）

相关链接：①周振甫（1911～2000），浙江平湖人。著名学者，资深编辑家。他1931年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跟随著名国学家钱基博学习。1933年考入上海开明书店，开始了近70年的编辑生涯，先后在人民文学出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华书局任编审。（《中国出版年鉴》）②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钱钝书《<管锥编>序》）

一钵了却谁的浮生

闫荣霞

    李叔同“二十文章惊海内”，会做诗、会填词、会书法、会作画、会篆刻，又会音乐、会演戏……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他不会的？

    鲁迅、郭沫若也以得他一幅字为无上荣耀。他作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我毕业的时候还在唱；这样的歌就是诗了，他的诗又怎能不好：“梨花淡白菜花黄，柳花委地芥花香。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连他给友人夏丏尊的画随便题两句话，都好得不行的：“屋老。一树梅花小。住个诗人，添个新诗料。爱清闲，爱天然；城外西湖，湖上有青山。”（《为题小梅花屋图》）

    可是一入佛门，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就完全置之度外了。叶圣陶谈弘一晚年书法：“就全幅看，好比一位温良谦恭的君子，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就像一道虹敛去七彩，白气藏身天地间，非为字变，实则人变。当了和尚，字也有了一颗为僧为佛的心，自然是“刊落锋颖，一味恬静”。

    就如他这个人。初始华丽，剃须裹腰在舞台上扮茶花女，如今却是面容清癯，眉目疏淡，一个过午不食、行脚度世的老和尚。就像烟花“啪”地炸开，整个天地都为之增了色彩。眼看着亮了，更亮了，大了，更大了，圆了，又更圆，然后暗了，又更暗……整个人生就这样由绚丽归于平淡。

    环顾当年，人们对大才子李叔同出家动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师的弟子、著名美术家丰子恺则提出独到的见解，他说：“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三层楼。而弘一法师，就是一层一层走上去的。”丰子恺的“人生三层楼”的说法，切合实际，振聋发聩，一扫世俗们对李叔同出家因由的所有推测之说。

    庄子讲天地有大道，却是一定要做到“无己”，成为“至人”，才能得之。世事不再关注，生死不再思虑，贫富得失不是挂在心尖上的事，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游于宇内。

    可是，要想得到大道的快乐，却要能熬得过刳骨剔肉的痛苦。剃度后，与他有过刻骨爱恋的日籍夫人伤心欲绝地携了幼子千里迢迢赶到灵隐寺，他铁石心肠，竟然连庙门都没有让他们进，妻子无奈离去，只是对着关闭的大门悲伤地责问道：“慈悲对世人，为何独伤我？”

    他用刳骨剔肉的痛苦，置换了真正的自由。一切他都舍得，只为追求心中那一点萤火。

    我们对于追求自由的人一向是敬仰的。自身是燕雀，怎不羡鸿鹄？林语堂说：“他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却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张爱玲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赵朴初评他是：“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其实他才不要当什么奇珍和明月，他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心罢了。所以他出家也不是为当律宗第十一代世祖，更不为能和虚云、太虚、印光并称“民国四大高僧”。弃家毁业不为此，大彻大悟不消说。那些虚名，他是不要的。真实的他，63个流年，在俗39年，在佛24年，恪遵戒律，清苦自守，传经授禅，普度众生，却自号“二一老人”：一事无成人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

    1942年10月13日，弘一写下“悲欣交集”四字。三天后，沐浴更衣，安详圆寂。“问余何适，廓而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一钵了却他的浮生，他的粗钵里盛满自由。

注：在中国近百年文化发展史中，弘一大师李叔同是学术界公认的通才和奇才，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他最早将西方油画、钢琴、话剧等引入国内，且以擅书法、工诗词、通丹青、达音律、精金石、善演艺而驰名于世。在他艺术发展如日中天时，他毅然摒弃了世俗，中年出家后成为南山律宗一代祖师，被誉为“民国四大高僧”。

国学大师南怀瑾

    1918年，一代奇才兼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诞生于浙江乐清柳市的一个世代书香之家，从孩提时起即接受严格的传统私塾教育。到十七岁时，先生除精研儒家四书五经外，涉猎已遍及诸子百家，同时苦心研习文学历史、琴棋书画、医药卜算、天文历法诸学。

    抗战初期，年轻的南先生毅然辞亲远游，在峨眉山中访求多位岩穴高隐之士，虚心求教，学到了许多不传的法门和秘学。在峨眉山中峰顶的大坪寺闭关三年，苦读五六千卷佛家经典，披阅了全套《永乐大典》《四库备要》等经史典籍。

    1945年春，先生经波历险，始来台湾。栖身基隆一陋巷中，阖家六口挤在一小屋内，瓦可漏月，门不闭风，生活甚为清苦。然先生素来超然物外，坦荡洒脱，穷而不愁，潦而不倒，依旧满面春风，恬淡为乐，安贫乐道。先生虽三餐不继，见邻居无米为炊，却“人饥己饥”，趁邻居夜半入睡之时，悄悄将偶得之米袋放在这户人家门口。

    几年后，先生受聘于大学执教，且应邀到各处讲学，舌耕笔耕收入渐丰。1969年创立“东西精华协会”，致力讲说中华文化。先生讲学范围极广，除儒、释、道三家之外，尚有中国文化大系、历代谋略学、中华医药、中国建筑与园林艺术、中国企业管理，以及诗词、书画、星相、卜易之学……前往听讲者极为踊跃，名流学子，贩夫走卒，靡不俱备，讲堂内外，均人满为患。先生的学生遍及各地，开花结果，桃李满天下，这也是先生最为欣慰的事情。

    “东西精华协会”发展期间，南先生又创办了《人文世界》月刊，每期撰写文稿，揭示了几千年来修持的秘中之秘。不久，又创立了“老古出版社”，发行《知见》。虽日见繁忙，然先生矢志宏扬中华传统文化，夜以继日，挥毫写下系列传世之作，《论语别裁》《孟子旁通》《老子他说》《易经杂说》《易经系传别讲》《历史的经验》《新旧的一代》《中国佛教发展史》《中国道教发展史》《金刚经说什么》《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习禅录影》《禅观正脉研究》《一个学佛者的基本信念》《如何修证佛法》《药师经的济世观》《原本大学微言》等几十部大书，著作等身，蔚为奇观。

    南先生是大家共同尊崇的长者，讲课、为人，幽默风趣。在众多的学生心目中，身材不高，平常总是身穿一袭简单的青衫、脚踏一双布鞋。不食烟酒，素食清茶，简单朴素。既是仙佛中人，又是学富五车、博大精深的学界泰斗，还是淡泊名利、宁静超脱的仁慈长者。“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凡来访宾客，无论男女老幼，地位高低，均留下就餐，就是送货的伙计、来收账的先生，南先生也要让她们吃完饭再走。

    先生嗜书成癖，藏书之富，读书之多，世人难以企及。所藏之书，上自先秦，下至民国，经史子集、诗词曲赋、佛道经典、名人传记、世界经济、外国史地、哲学论著、各国政论、中西医药、当代科技，甚至中外美术、音乐、武侠小说……近30万册珍贵藏书，堪称收藏宏富的图书馆。先生读书既多且快，一目十行，过目成诵，随口引证，天纵之资，非常人所能及。

    集中华传统文化之大成的南先生，其道德文章，名满天下。美、英、法、德、日、韩、加拿大、比利时、新加坡等国一些名牌大学的专家、学者和男女学生，纷纷登门拜访、学习。1985年盛夏，南先生应邀赴美，在华盛顿成立“东西学院”，成立“弗吉尼亚东西文化学院”“加拿大多伦多中国文化书院”，致力于东西方文化沟通，弘扬中华学术。

    在多次演讲中，他对自己评价是八个字：一无长处、一无所是。对于一些人冠以他的“佛学大师”称号，南怀瑾也不曾接受过。他说：“不是，我够不上资格。我只会睡觉（笑），佛经上面写一个修菩萨道的人要布施，众生如果需要你的眼睛，那就挖给他。头颅、脑血、全身、妻子、儿女、财产，都可以布施，我做不到。”

1988年，他心系国家建设，投资1.7亿美元在祖国大陆的家乡兴建金温铁路（金华至温州）。该工程1996年4月完工，南怀瑾成了铁路老板，本可借此赚钱发大财，可他却一文也不要，还将全部股份转让给地方，并赋诗一首：“铁路已铺成，心忧意未平。世间须大道，何只羡车行？”

    2005年9月，南先生应邀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商界成功人士发表演讲，他精辟地指出：“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他解释说：“一个人一生里做一件事情，对世界人类永远有功劳，永远有利益给大家，这才叫事业。像大禹治水，这叫事业，因此他为万世所崇仰，其功永不可没。上面最高到皇帝，下面最倒霉到讨饭的，都不是事业，那是职业。”学生还说：人生有三个基本错误不能犯，一是德薄而位尊，二是智小而谋大，三是力小而任重。

    2006年定居在七都（庙港），开办太湖大学堂。在南怀瑾生命中最后六年光阴里，除了少量的外出授课，他基本都在七都镇太湖边的大学堂度过，在这里50次公开授课，受教者无数。而每天晚上，他都会抽出一个多小时为身边的弟子授课；一年365天，读书修行育人，从无懈怠。

    直到2012年因感冒引发肺炎，于9月29日下午4时在苏州太湖大学堂逝世，享年95岁。在先生葬礼上，一位匿名的学生在给老师的挽联上写道：“国学大师，成就耀古今。”

千秋一寸心，红楼无限情

2012年5月31日凌晨，95岁高龄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逝世。或许一生的喧嚣太多了，他选择安静地离开。“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安安静静地走。”他留下这样遗愿。

进入红学研究，多少是个偶然。那是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兄长周祜昌寄至燕园的信函说，他看到胡适新近一篇谈《红楼梦》的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嘱咐周汝昌帮忙查证。周汝昌遍查燕京大学图书馆，果然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一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发表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国民日报》上。没想到几天后，胡适就托人转交了一封给周汝昌的信，肯定这位在校大学生的研究。胡适此时已是学界“大拿”，又是“新红学”的开创者，他的来信让周汝昌“欣幸无已”。1948年，正埋头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特意跑到胡适家中拜访。令周汝昌激动的是，胡适竟将珍藏多年的孤本《甲戍本石头记》慷慨地借给他翻阅。正因为这一段渊源，周汝昌常常被看做是胡适“红学”研究的关门弟子。

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这部40多万字的“红学”研究著作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在当时很少有人敢将《红楼梦》拔到那么高的地位——周汝昌将《红楼梦》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丁的《神曲》等世界名著相提并论，并大加赞赏。周汝昌把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曹、贾互证”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整地发挥出来。由于崇尚实证，他的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以充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又因为崇奉实录，他把全部实证工作都作为论证实录的手段。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乃至后来的“曹学”，其基本的方法论就是以历史上的曹家与小说中的贾府双向互证，在以历史材料推证小说本事的同时，又以小说情节反推历史，史学与文学合而为一。正是从《红楼梦新证》开始，“红学”实证研究开始体系化、专门化，后来它被称作“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此年周汝昌35岁，因为这部书，他得以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成了学界“红人”。也由于这部书，他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烦琐考证”的典型代表，被关进“牛棚”下放。由于周恩来的特殊关照，1970年9月重返北京。

周汝昌将“红学”构建为四大范畴，即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其晚年在探佚学发力颇多，在他数十部“红学”著作中，曾先后提出一系列探佚成果，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招致不少异议。如他提出林黛玉系“沉湖而死”；“金玉奇缘”说的不是贾宝玉和薛宝钗，而是贾宝玉与史湘云等等。

1982年，周汝昌发表了《什么是红学》一文，在把人们呼吁的文学批评方法描述为“十六字真言”之后，干脆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的范围，他说：“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需红学这门学问了。”在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之外的同时，他也把自己剔出了主流“红学”的研究队伍。此后，他被喻为红学界的独行侠。他关于“红学”之界定、对红学史的回顾、对曹雪芹画像的考证等等，一次次地掀起了“红学”研究的争议。

从30岁开始，周汝昌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红学”，是红学界当然的王者。他被誉为“红学泰斗”，也被批作“闭门造车”，可谓毁誉参半。他六十余年间所走过的治红学之路，因偶然而生，又历经政治对学术氛围和学术方向的多次影响，终至晚年，既得到肯定、赞誉，身上罩着光环，亦受到讥嘲与攻击。

说不尽的《红楼梦》，道不尽的人与事。周汝昌梦在其中近七十年。梦未醒，人已去，花落水流红，谁解其中味?还是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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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幼少时即醉心欧楷笔法，20岁后又致力于唐人写经，深研《兰亭》后，得右军真脉，其“横逸飞动、作草如真”的周体法书，在众多书家中神采焕然。周汝昌少年时期便热衷于古典诗词的创作，进入南开中学后，即研习宋词。燕大读书时，与顾随、张伯驹、钱钟书等都有唱和，其诗词功底颇得各位先生赏识。

百读红楼百动心，哪知春夜尚寒侵。

每从细笔惊新悟，重向高山愧旧琴。

只有英雄能大勇，恨无才子效微忱。

寻常言语终何济，不把真书换万金。

——周汝昌诗一首

国药大师——金世元

    “博学”是所有和金世元接触过的人对他最深的印象，只要是涉及中药方面的问题，无论是基础理论，还是实践经验，他都能一一解答，因此许多人都尊称他为“国药泰斗”。

    金世元，1926年12月出生于北京市一个普通农民家庭，7岁时，父亲送他去了一家私塾读了七年的国学经典。

    1940年2月，14岁的金世元到北京药庄当学徒。做学徒的当年，金世元便开始学“炒药”。一口大铁锅放到灶上，底下柴火一烧，烟熏得眼睛不停地流泪，手上烫起泡是常有的事。“炒药”中最苦最累的莫过于炒姜炭了。炒姜炭既要忍受火烤，还要忍受呛嗓子的强烈刺激。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很多黄烟，并带着一股强烈的姜辣的刺激味道，让人涕泪俱下，就连流的汗都是黄色的；等到姜炒成黑炭冒黑烟时，脸上、身上流的汗水全都是黑的。学徒三年，每天至少要工作12个小时，晚上还要看药书，背《汤头歌》、《四百味》。三年学徒，金世元脏活累活抢着干，且虚心求教、认真观察、处处留意，不仅了解了诸如饮片炮制、成药制作等中药制药的全过程，而且掌握了一些中药制药的特殊技巧和方法。当然他也记住了老师傅常对他说的一句话“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还是做学徒的当年，他被选送到北京市中药讲习所系统学习中医药学知识。白天在药庄干活，晚上徒步往返20多里到讲习所，师从中医名宿汪逢春、赵树屏等。两年时间他风雨无阻，准时到讲习所专心听老师讲课，认真做笔记，并刻苦攻读中医典籍，这为他从事中药事业、钻研中药学术奠定了理论基础。

    1957年金世元以优异成绩通过中医师资格考试，获得了中医师营业执照。他不顾个人利益得失，放弃开业行医，继续从事自己的中药事业。

    1961年金世元调入北京卫生学校，创建中药专业。他亲自选编教材，主讲中药课程，注重实践教学。“文革”期间，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他白天干农活，晚上写书，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了29万字的《中成药的合理使用》一书，为指导临床中医正确辨证用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金世元，1990年被遴选为全国唯一的中药学指导老师，2012年与王水炎院士合作担任“医药圆融”导师，2013年被遴选为传承博士后合作导师。作为一名教师，在教授学生专业技术之前，他首先要求学生树医德，守药德，并让学生将此作为从事中药工作的基础。他还注重引导学生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认识中医药文化。从教50余年，金世元桃李满天下，硕果结四方。

    1985至1990年间，金世元根据自己多年临床应用的有效处方成功研发出“射麻口服液”，不久又与北京同仁堂制药厂合作，将著名中成药“乌鸡白凤丸”以新工艺研制成口服液剂型，两种药均被卫生部审核批准投产供应市场。

    1995年至1998年，金世元被聘为中药鉴定专家，参与全国中药材市场整顿工作。他以精湛的鉴别技能和丰富的炮制经验对制售伪劣药材和违反炮制规程的行为予以当面揭穿，为净化、规范中药市场，保障百姓用药安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为了保证药品质量，金世元几乎走遍了全国主要的中药材基地，在考察中还对各地中药材栽培进行技术指导。为了提高药商的药材鉴别水平，最大限度地降低伪劣药材对人体的危害，金世元还为各地的药商们讲授药材的鉴别知识。为了把自己的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毫不保留地传给后人，金世元先后主编了专业著作30余部，先后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

    到2017年，金世元已经从事中药工作77年了。在这77年的风风雨雨中，金世元为中药事业的发展，付出了全部心血，也获得了党和国家给予的崇高荣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药炮制技术”代表性传承人、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国家基本药物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回眸自己的一生，金世元感触良多：中药是大自然的精华，人也必须依赖大自然才能生存；人与中药有一种浑然天成的关系；药如人生，中药不仅能治病，制药的过程同时也可以教人、育人。

（选自三户町的《国药大师——金世元》，有删改）

【相关链接】我现在呢，主要就是带学生。带学生，有四句话的嘱言：“热爱中药事业，恪守职业道德，继承传统文化，发扬优秀精华。”

我们中药行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它特殊在什么地方？我们面对的顾客是病人，病人吃药并不只是解决痛苦，更是抢救生命。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所以说做这项工作，必须得有德。

工作七十七年，我没有过念头要改行，选择了这项工作，我就志笃意坚。

（摘编自金世元在《开讲啦》第216期的励志演讲）

白鹿原上寻找陈忠实

    “世间已无陈忠实，天地白鹿魂永存。”白鹿原不仅是陈忠实代表作《白鹿原》的名字，也是确有其实的地名。1942年，陈忠实就出生在这里。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上兴起“文化寻根”的热潮。关中处于陕西的中心，几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近代的兴衰起落，触发了陈忠实的思索与探究。他在西安周边的几个县查阅县志、文史资料，与乡人聊天，查访民间奇闻野史。

    关中民俗，亡者入殓，头下要有垫头物。陈忠实最担心的就是他写不出一部作品来当“枕头”。那些年，陈忠实一直待在白鹿原上的老家。妻子在西安照顾一家老小，他一人在村里，吃饭只能靠从城里背馍。西安陈忠实文学馆的工作人员权伦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陈忠实这一生，年少时是为读书，把馍馍从乡下往城里背；中年时，为写作，又把馍馍从城里往乡下背。”

    1988年4月1日，陈忠实在草稿本上写下《白鹿原》的第一行字。他的整个心理状态已进入“我的父辈、爷爷辈、老爷爷辈生活过的这座古原的沉重的历史烟云之中了”。写作的那四年，陈忠实身在老家的白鹿原，心在笔下的白鹿原，穿行于清末、革命、抗日、内战的不同时期。故事写到1949年，书中的白鹿原解放了，陈忠实自己也解放了。

    《白鹿原》快写完时，妻子来给他送蒸馍和擀好的面条，送妻子出小院时，他告诉妻子这些面和馍吃完，就写完了。妻子突然停住脚问：“要是发不了咋办？”他毫不迟疑地说：“我就去养鸡。”

    手稿交给出版社的同时，陈忠实也复印了一份送给陕西著名文艺评论家李星。10多天都没消息，陈忠实内心忐忑地进城。李星正买菜回来，见了陈忠实啥也不说，就说到屋里谈，陈忠实被吓着了，从一楼到五楼，一进书房，李星猛然回身，像吼秦腔般说道：“咋叫咱把事弄成了！”当时李星还有三个预言：你不用找评论家，评论家会来找你；十年之内，没有人能超过你；《白鹿原》能得茅盾文学奖。这三个预言一一应验。

    在《陈忠实传》作者、白鹿书院副院长邢小利看来，《白鹿原》自问世以来能历经二十四年不衰，缘于故事里的“仁”“义”二字。千古文人侠客梦，“他所描写的这个陕西关中平原上的白鹿村，就有‘仁义村’之称。那些仁义古风，是陈忠实这类耕读之家走出来的人的理想，也是这方水土里千百年来最深厚积淀的美德。这才是《白鹿原》的灵魂。”邢小利说。

    1996年，陈忠实在清明时写了一首故乡诗：“忆昔悄然归故园，无意出世图清闲。骊山北眺熄烽火，古原南倚灼血幡。魂系绿野跃白鹿，身浸滋水濯汗斑。从来浮尘难化铁，十年无言还无言。”当时的他，已经功成名就，住在省城，但很快厌倦了城市里的喧嚣和龌龊，复归田园，乐于为乡党写对联、当执事先生。他来自乡野，魂也在乡野。

    白鹿书院是陈忠实晚年的一个心愿。2002年，他和几位学者讨论问题时，有人提议可以在白鹿原上创建一个书院。2005年，白鹿书院成立，创办当天陈忠实说：“白鹿最终回到了白鹿原上。”

    八百里秦川上，有一种代代相传的老腔，既不是传统秦腔戏，也不同于现代摇滚，古朴悲壮，粗犷豪放，白鹿原上的陈忠实，就是那一笔老腔。

（摘自《环球人物》2016年第13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