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周全而有光

                                                                                          王乾荣

     周有光，江苏常州人，中国语言学家、文字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青年和中年时期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当过经济学教授，1955年，他的学术方向改变，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曾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大陆的语文改革。

跟周有光老人首次见面，在2006年7月14日全国政协礼堂《群言》杂志创刊20周年座谈会上。周有光是与会者中最年长者。他中等个子，穿着朴素，风姿儒雅，戴黑色上缘框框的眼镜，面容滋润，目光睿智，头发稀疏而白，乍看，六七十岁模样，只迈步稍稍蹒跚。

     周老曾遭遇“被下放”诸种坎坷，他都平和豁达以对。他也不求什么世俗的荣华富贵。天长地自久，人道有亏盈。对人生真谛通透的体味，自足达观，随时“锻炼筋骨”，也许正是这位文化老人长寿的“秘诀”。他说了：“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作为学人，善于思考，“伏案太勤”，周先生一生著述等身，百岁过后，仍然关注社会民生，笔耕不辍，尚能一年写一本书，可谓奇迹中的奇迹。

     年轻时留美攻读经济，一个偶然机遇，改变了周老的后半生。他说自己的人生，原是个“错位”。可正是这个错位，使他成为一个著名语言学家和文化大师，成为新中国文字改革方面的重磅专家。周老幼年即具语言天赋，他那颗语言中枢敏感发达的大脑，对这门学问的奥妙魅力，充满浓厚的兴趣和热爱。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期间，他即选修《语言学》，热衷于参加“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并且发表过相关论文。

这个“拉丁化运动”，简单说就是使用拉丁字母——或称罗马字母，周老笑说“有人指它是‘帝国主义的字母’”——给汉字注音，进而以拉丁字母拼写汉语，使汉语成为世界通用的“蝌蚪文”。这是咱们老祖宗几千年来从未涉猎过的先锋学术活动，始于100多年之前。

     周老语言、文改方面专著以及与之相关的论述，达20多部，广为人称道；而经济学著作仅三两部，鲜为人知。周老在语言学方面的卓越建树，对中国文字改革的巨大贡献，学界和坊间众口一词，赞誉有加。但是近年众多媒体一味尊之为“汉语拼音之父”，他却“敬谢不敏”，诚道“不敢当”。“丝绸西去，字母东来”（周有光语）。来干吗？来拼音。汉语拼音又不是他周有光“生”的，他怎能当人家“老爸”呢！

     今天，凡中国人，以及学习和使用汉语的外国人，谁离得开《汉语拼音方案》规定的拼音法？联合国也要用它呢。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开辟了汉语和中国文化走向国际社会的一条便捷通道，功不可没。仅从这一点看，周有光其名，便将彪炳青史。

改革开放初期，为加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通晓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又被邀参与英文《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汉译，为中方三专家之一，因此人称“周百科”；中方另二人，一是新闻巨子兼大学者刘尊棋，一是被誉为“万能科学家”的钱伟长教授。

     《百科全书》号称“没有围墙的大学”，翻译这本书，是一个浩大工程，对于不管多大的学者来说，也是一个学习、重温百科知识的过程。而这于周老，又是一个机遇。也许正是这一工作，激发了他研究全球化、信息化、语文现代化和世界多国文化的热情，使他晚年的学术生活，在更广阔的领域大放异彩。这时的周有光，就不只是翻译百科全书意义上的“周百科”了，而堪称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杰出学者。

      周老学问大，但他不是只会躲在象牙塔里啃书本的书呆子。他研究语言，搞拼音，也没有让一串串字母，将自己纠缠在一个狭小天地里。大学者雕小虫忙，近年《群言》杂志，几乎每期都刊登他议论社会现象的短文。他其实是一个温文尔雅的斗士，其人具有杂文家惯于挖掘社会病的特质，但不赤膊上阵。他把自己的“愤”，化在平实睿智之中，常以机智独特的方式针砭时弊，文字读来别有不愠不火、绵里藏针的风味。

周老说：“我的座右铭是，活到老，学到老，思考到老，快乐到老。”但愿，在《群言》40周年庆祝会上，还能聆听这位极其独特老人的宏论。

（选自《北京日报》2011年11月22日 有删改）

郑哲敏院士：给力中国力学学科建设与发展

孙自法

    为中国力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不遗余力、倾尽全力的著名力学家郑哲敏院士，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中国爆炸力学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力学学科建设发展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给力祖国，祖国给予他国家最高科技奖的殊荣。

    1943年，郑哲敏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电机系，次年转入机械系。1946年，郑哲敏所在的工学院回到北京清华园。同年，钱伟长从美国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在他的课上，大四的郑哲敏首次接触到弹性力学、流体力学等近代力学理论，钱伟长严密而生动的理论分析引起了郑敏的极大兴趣。1947年毕业后，郑哲敏留在清华大学做钱伟长教授的助教。多年后，郑哲敏回忆，钱伟长重视数学和物理等基础学科对自己影响很大，使他确定研究力学的道路。

    1948年4月，在钱伟长等人推荐下，郑哲敏获准入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一年后成为钱学森的博士研究生。在加州理工学院，郑哲敏深受钱学森所代表的近代应用力学学派影响：着眼实际问题，强调严格推理、表述清晰、创新理论，开辟新的技术和工业。

    1955年，郑哲敏与钱学森师生俩相继回国。郑哲敏回国前夕，钱学森特地跟他谈心：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1956年1月，钱学森回国后，创建中科院力学所，郑哲敏成为力学所的首批科技人员之一。任弹性力学组组长。在钱学森指导下，郑哲敏建立起爆炸力学学科。1984年2月，郑哲敏接过钱学森的接力棒，出任中科院力学所第二任所长。

    郑哲敏最早期科研生涯主要从事热弹性力学和水弹性力学的研究，回国后曾根据国家的需要从事地震响应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后因国家科研布局调整，郑哲敏选择高速高压塑性动力学研究方向，并于很短时间内在爆炸成形方面取得完整、深入的研究成果，从而拉开爆炸力学研究的序幕。

    郑哲敏在爆炸力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包括：一是提出流体弹塑性体模型，促进形成完备的爆炸力学学科体系；二是建立爆炸力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为武器设计与武器效应评估提供崭新的力学基础；三是开辟爆炸成形、爆炸筑堤等关键技术领域，并发展水下爆炸及其与结构相互作用的理论，解决了重大工程建设核心难题。

    郑哲敏还通过对瓦斯突出的机理研究，认为瓦斯突出的动力来源于煤层瓦斯中含有的机械能。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力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郑哲敏参与和主持制定了一系列重要力学学科及相关科学规划。他总体把握中国力学学科发展方向，积极倡导、组织和参与热弹性力学、水弹性力学、材料力学行为、环境力学、海洋工程、灾害力学等多个力学分支学科或领域的建立与发展。

    在材料力学研究中，郑哲敏提出的硬度表征标度理论，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并被广泛引用，还以他与合作者的姓氏命名为C-C方法。引领中国力学发展的郑哲敏为促进中国力学界与国际力学界的交融、提升中国力学国际地位等做出重要贡献。

    当前中国科技发展水平虽然有很大进步，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不小差距。郑哲敏认为，学术界浮躁的风气是制约发展的重要原因。“科研需要耐心。现在，一些人都急于求成，沉不下心来坐冷板凳，这样做出的最多是中等成果，很难有出色的成果。有的人急于要实效；不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最终会极大地制约整体科技的发展。”在郑哲敏眼里，现代科学精神的精髓就是古希腊时代传承下来的自由探索的精神。纵观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自由探索精神相对薄弱，这也是造成中国科学创新不足的核心问题。要真正激活科技界的创造力，自由探索不仅仅是一种科学精神，也应成为一种人生目标。

    郑哲敏指出，中国当下的青年科研人员压力很大，各种评奖评审、项目申请等，把人搞得很浮躁，东迎西迎，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年轻人急功近利，必然影响到他们从事科研的决心。他呼吁尽快给青年科研人员减压，把他们从浮躁的包围圈中解放出来。

    已89岁高龄的郑哲敏仍然活跃在科研一线。近年来，他将研究重心转向海底天然气水合物开采技术与安全性等方面，带领相关研究团队为国家海洋安全和海洋资源能源的开发作贡献，并指导有关课题组继续进行爆炸与冲击动力学研究。

（选自《中国新闻网》2013年1月18日，有删改）

名士的背影——汪曾祺其人其文

    汪曾祺出生在江苏高邮一个有着浓厚传统文化氛围的士大夫家庭。他的祖父是清末拔贡，写得一手好文章，同时还兼具一点儿诗人气质。而他的父亲汪菊生更是一位多才多艺、带有名士色彩的人。这位兴趣广泛、才华横溢的父亲还很随和，从不像古板的八股先生那样教育孩子，而是将他当朋友看待，喝酒时给儿子也倒上一杯，抽烟时给儿子也分上一支，而且先给儿子点上火。汪曾祺初恋时写情书，他竟然在一边出谋划策。这种宽松和谐而又充满浓厚文化气息的成长环境，深刻地影响了汪曾祺的个性。可以说，汪曾祺身上那种富有才情、天真散漫的气质，早在童年时期便已打下深深的烙印了。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最为景仰的三位老师中，闻一多是最可称名士的。他走进教室，便点燃烟斗，有时抽卷烟，就问学生：“你们谁抽？”于是讲台上下老师和学生一起喷云吐雾，汪曾祺自然也在其中。另外一位老师沈从文，汪曾祺曾评价他说：“沈先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非常容易动情，非常容易受感动。他对生活，对人，对祖国的山河草木都充满感情，对什么都爱着，用一颗蔼然仁者之心爱着。”闻一多对汪曾祺名士气质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外在；沈从文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内在，他后来的为人、为文，都能看到乃师沈从文淡泊、从容、温情的影子。

    有的名士是锋芒毕露的，刚硬而决绝，像一支剑、一团火，比如嵇康。而有的名士则是刚柔并济的，温润而坚毅，像一杯酒、一块玉，比如陶渊明。汪曾祺的名士范儿，离后者更近点儿。说“近点儿”，是因为他和陶渊明还略有不同。陶渊明是徘徊在出世入世之间的，而汪曾祺则完完全全是入世的。入世和名士放在一块，好像有点儿不和谐，但汪曾祺恰恰就是一个入世的名士。他入世，但不佞世。汪曾祺自己说：“我追求的是和谐”。此和谐不是政治术语，而是一种生活情调，一种人生境界。

    汪曾祺追求和谐的这种“另类名士”气质，同他儒家为主、道家为辅的人格构成有很大关系。他坦言：“我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何为儒家的人情？当然就是浓厚的现世关怀情结。但儒家的现世关怀，和与自然的和谐是分不开的，二者融合在一起，便是一种“诗性人格”。汪曾祺又极为讲原则，儒家思想中士的坚守、自重，在他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他从不肯利用朋友为自己谋取方便。作为一名作家，他的这种坚守更体现在对文学标准始终不渝的独立见解上。

    仅仅是儒家，还不足以成就他的人生境界，也不足以玉成他小说、散文创作的田园风格。再诗性的人格，只要“爱人”“入世”，便不得不有所追求——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而有所追求，便容易为得失挂怀，陷入烦恼困顿中。汪曾祺一生淡泊名利、潇洒从容，尤其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始终以从容、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煎熬和折磨，这与道家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不论何种境地，汪曾祺都能保持一颗平静、旷达的心，并积极去创造诗意、优美的文学与人生。

    可叹的是，汪曾祺这位名士，大半生都活在一个“去名士化”的土壤里。他的可贵在此，他的落寞也在此。读汪曾祺的文章，经常会感到时代背景的淡化，或者向已经消逝的过往的偏向。汪曾祺自己也承认：“我的小说多写故人往事，所反映的是一个已经消逝的或正在消逝的时代。”这恐怕不能简单地以怀旧情结来解释。汪曾祺的散文里，有好大一部分是写饮食的，时代背景的淡化也好，消逝的过往也好，就散文来说，没有比写饮食更适合的题材了。

    更难得的是，汪曾祺的饮食散文里往往又蕴含着丰富的风俗人文、历史考据，名士的情趣与文人的素养二美得兼，一时并见。若问，名士和美食家有必然联系吗？如果一概而论，并非如此；可是要说汪曾祺，那二者的联系确确实实是必然的。如果没有美食家的这层角色，汪曾祺的名士气质就失色不少；如果没有这种名士范儿呢，那汪曾祺也就只不过是个过得去的美食家而已。

    屈指一算，汪曾祺离我们而去已经16个年头了。读者并没有忘记这个“老头儿”，他的书一印再印，尤其以饮食散文最受欢迎。相信很多人像笔者一样，把汪曾祺视为自己最喜爱的当代作家。其实仔细想一想，如果不是因为他这个人，我们还会如此喜爱他的文吗？当我们推崇什么的时候，往往也就是我们缺乏什么的时候。当今并不缺乏作家，甚至也不缺乏美食家，可是汪曾祺走后，我们放眼四望，却难得再觅一位如此率真、潇洒、从容而又有才情的名士了。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汪曾祺一生经历的大事可谓多矣，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其作品具有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特点，使读者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中国作家网）②汪曾祺的文字才真是有韵味，比他的老师沈从文更白、更现代、更畅达。他的白话之白，是有着真正文字的贵气。汪先生文字的贵气渊源有自，因他是传统文化的薪火传人，在文脉上是没有断过气的。（何立伟评汪曾祺）③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贾平凹评汪曾祺）

医者仁心、肝胆相照的吴孟超

林蔚 雅商

    “医生眼里看的是病，心里装的是人。”吴孟超常对身边的医护人员这么说。因为这份爱，吴孟超几十年来坚持只给病人开价格最便宜的药，就连给病人问诊的听诊器都会细心地先用手焐热。他是无数患者心中妙手回春的“老神仙”。“病人生病已经非常不幸了，为了治病他们可能已经花光了家里的钱，有的还负债累累。作为医生，一定要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替病人算账。”这是吴孟超对年轻医生说得最多的话。

    有一次，病房里收治了一位来自浙江农村的妇女。手术后五六天，吴孟超去查房。他仔细检查完病人，又认真看了她的病历，眉头微微皱了起来，半晌没吭气。那时，在场的人都很紧张，“看样子，‘老爷子’准是又看出什么问题来了。”果然，吴老把值班医生叫到走廊里，劈头便问道：“这个病人为啥要用先锋6号？还是进口的？”值班医生答道：“作为常规术后抗感染，现在大家都在用先锋6号，这个病人也就用了。”吴孟超一听就火了，大声说道：“现在有的医院、有的医生不好好给人治病，光知道给病人开贵重药品，凭此赚钱、提成，完成利润指标。你不要学他们！”

    平时，吴老总是反复强调，要求医生在保证疗效的前提下，哪种药便宜用哪种。在为病人做检查时，如果B超能解决问题，他决不会让病人去做CT或者核磁共振检查；如果病人带来的片子能够看清楚，他也决不会让他们再做第二次检查。

    每次手术结扎，他都是坚持用手、用线。他说：“我们要多用脑和手为病人服务，用一次缝合器械，1000多元就没了，那可是一个农村孩子几年的读学费用啊！我吴孟超用手缝线，分文不要。”

    正是这般精打细算，吴孟超和他的团队切除一个肝脏肿瘤的手术费、治疗费等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人曾劝他松松口，也进一些自费的耗材和药品，这样医院一年至少可增加上千万元的利润。可是，吴孟超毫不松口，他说：“我们不能把医院开成药店，把病人当作摇钱树。”

    可就是这位医学泰斗，吴孟超一生中虽然成就卓著、功勋无数，却始终保持着谦逊质朴的本色。他特别强调，为医之道，做人很关键，要善于做人。“一是要做一个善于团结人的人，二是要做一个善于思考和总结的人，三是要做一个善于服务的人。”

    在吴孟超的从医生涯中，最让他鄙视的是那种不求有功、但求无失的“太平医生”。他说：“救治病人如果怕担风险，前怕狼，后怕虎，那么禁区永远是禁区，病人只能在医生的摇头和沉默中抱憾离开人间。”

    如今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名医了，吴孟超依然不忘恩师裘法祖的谆谆教诲，表示自己的成就更多是因为能踩在巨人肩膀上而获得的。他对记者说：“肝胆外科的发展是各级领导的关爱和全体同志一起努力的结果。任何一台手术的成功也不是手术者一个人的功劳。一个病人痊愈出院，护士的功劳占百分之七十，医生只占百分之三十。”

    只要不出差，吴孟超每天都会亲临“战场”，不是当指挥官，而是做一名荷枪实弹的战士，用自己的双手向肝癌发起歼灭战。已经年逾九旬的吴孟超，现在每年主刀完成的手术也要将近两百台。每每看到一个个康复者露出久违的笑容，他常常情不自禁地喜悦，发自内心地高兴。他曾自嘲说“这可能是手术依赖症”了。

    老人动情地对记者说：“人老了，力气也越来越少了。但只要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刀我还是要开的，前提是不能拿病人的生命逞强。医疗安全是第一位的。如果有一天我倒在手术台上，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选自2013年第7期《人物周刊》，有删改）

    杨绛：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最隐的士

    有人赞她为著名作家，她说“没这份野心”。

    有人谈及她的畅销作品，她谦称“那只是太阳晒在狗尾巴尖上的短暂”。

    有人登门拜访，她说她的渴望是被人遗忘。

    然而越是想被遗忘，她的风骨、风趣就越被珍视；越是谦逊、淡泊，她的风度、风格就越被尊敬与仰望。

    最贤的妻：“因为爱，不觉委屈，甘苦共尝是妻子本分”

    从宽裕的娘家嫁到寒素的钱家做“媳妇”，杨绛直言“因为爱，不觉委屈”。据《记钱钟书与围城》中记叙，有次钱杨夫妇同看杨绛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钱钟书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大为高兴，催他快写，并劝说他减少授课时间。钱钟书问：那么如何支付女佣的费用？杨绛默默承担起女佣的活计：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一一包揽，常常给煤烟熏得满眼是泪。她却说，“我急看钟书写《围城》，做灶下婢也甘愿”。钱钟书的堂弟钱钟鲁说，大嫂“像一个帐篷，把身边人都罩在里面，外面风雨皆由她抵挡”。

    最才的女：钱钟书称其“无所不能，是最才的女”

    杨绛致力于翻译事业，早年便获得业内赞誉。由她翻译的多部法国、西班牙等国文学著作，被作为国内翻译界早年的范本。朱光潜也曾激赏杨绛的翻译成就。20世纪50年代，有学生问朱光潜：全中国的翻译谁最好？朱光潜说“散文数杨绛最好”。而最早成就她声名的，则是早年的戏剧。其所著喜剧《称心如意》经陈麟瑞、李健吾等人的推介，很快便博得业内的推崇与重视。对于翻译，她更是从未停止脚步。四十七岁那年，杨绛着手翻译《堂吉诃德》。为了更加精准翻译这部著作，她重新学习西班牙文。历经二十年积淀，《堂吉诃德》终于在1978年问世。1978年10月，邓小平将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国王和王后。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专门奖给75岁的杨绛一枚“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的杰出贡献。

    最隐的士：默默隐身，静悄悄影响一个时代

    “唯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北京三里河的宿舍，是杨绛居住了三十余年的地方。先生生前悄悄隐身于这一片喧闹之中。“最后的日子，先生深居简出，”几名清华校友对记者说，“她是这个时代的隐士”。据音乐评论家刘雪枫说，生活中的她的确近乎“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巧的是，杨绛在散文《隐身衣》中也曾有关乎“隐”的记述：她与钱钟书最心仪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根据杨绛留下的著述，这“隐”字好似有因可循。“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杨绛生活异常简单、为人低调，不会趋炎附势。入她眼的唯有浓浓的书卷气，居所即是简单的修身之地。她生前的寓所也维持着各种“老样式”：水泥地板，旧柜子，旧桌凳，甚至没有昂贵的摆设。这个“隐”字还被杨绛带到了人生边上。“我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弥留之际，她仍对身边人叮咛：如果去世，不想成为新闻，不想被打扰，火化以后再发讣告。《走在人生边上》末尾，杨绛相信灵魂不死。如今105岁的她从人生边上去了，但在我们的心中，杨绛先生永远似常活之泓。

（摘编自张漫子《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最隐的士》）

相关链接①钟书去世后，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用来资助困难学生。（《杨绛百岁之道：心坚强，食清淡，动适宜，书怡情》）②“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赠予杨季康（杨绛本名），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钟书语）

像“时代楷模”南仁东那样“做点事情”

    “时代楷模”南仁东人生全部的理想，就是能够踏踏实实为祖国“做点事情”。南仁东所说的“做点事情”，是一件什么事情？不仅是“世界之最”，更是“中国制造”，中国实力。

    1993年，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在日本东京举行，南仁东也在现场。当时有科学家提出，在全球电波环境继续恶化之前，人类应该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外太空的讯息。南仁东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一个大胆设想油然而生。他推开中国参会代表吴盛殷的门，激动地说：“咱们也建一个吧！”这是一次勇攀世界科技高峰的设想和探索，更是南仁东“做点事情”的开始。

    南仁东“天眼”（FAST）梦想实现的第一步，就是要找到一个能安装这个庞然大物的地方。从1994年起，南仁东就开始为FAST项目选址，一选就是12年，脱掉笔挺的西装，换上简易的工作服，每天带点饼干和咸菜，翻山越岭，踏遍了贵州上百个窝凼。喀斯特地形常常乱石密布，再加上贵州天气阴冷多雨，他常常在被雨水浇湿的乱石和泥土中摸爬滚打。南仁东作为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完全可以不必这样辛苦，但他为了“做点事情”，他总是身先士卒。不认识他的人，还以为他是当地一位老农。

    南仁东做的“这件事情”，可谓前无古人。2011年3月，筹备多年的FAST正式开工建设。该工程涉及天文学、力学、机械工程、电子学、结构工程、岩土工程等几十个不同的专业领域，尽管早有各种思想准备，然而，工程建设的艰难程度，还是远远超出想象。要把“天眼”做成，犹如在“虎山上行走”。关键技术无先例可循、关键材料急需攻关、现场施工环境也异常恶劣复杂……而南仁东一干就是20多年。

    早在90年代初，南仁东就曾受到美国、日本等多国天文界的青睐，他却毅然舍弃高薪，回国就任中科院北京天文台副台长。物理学家陈学雷回忆，一次天文台全体会议上，已过六旬的南仁东正好坐在他旁边，当时台领导在上面宣布今年谁谁得了什么奖，南老师突然对我说，小陈啊，我从来没得过任何奖。这使我吃了一惊。2016年9月25日，FAST落成启用，荣誉也纷至沓来，而属于南仁东个人的荣誉却只有寥寥几项。几年前，国家天文台曾推荐他评选院士，他也不积极，有学生帮他整理相关材料，他总说：“差不多就行啦。”

    南仁东“做点事情”有着自己的风格。南仁东对同事和学生们的态度很随和，大家总是称呼他为“老南”。老南闲暇之余，会跟助手姜鹏讲他的人生故事。而对待工作不认真的人，他却丝毫不留情面。一次FAST测试小组副组长李辉拿着做好的馈源力学仿真实验方案向南仁东汇报。“一上来就先问我三个问题，多大尺度？在哪进行？阻尼多少？结果我一个都没答上来。南老师当即严厉批评了我。”李辉说。南老师眼里容不得一点瑕疵。

    2017年9月15日，南仁东肺癌突然恶化，这位用一生的努力让中国天文学FAST技术领先全球20年以上，为全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刚被提名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却在梦圆之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留下了“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仪式”的遗言。

    （摘编自2017年11月27日长江网唐建锋同题文章，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2016年9月26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落成启用，这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

    ②“老南”是个废寝忘食的“工作狂”。他的学生甘恒谦回忆说：“就在那间办公室里，我们经常和南仁东老师一起工作到凌晨三四点。”“做一项大的科学工程，大部分是没有先例的，南老师是技术的核心推动者，是团队中掌握新技术最快的人，从宏观把握到技术细节，都免不了他来操心。去院里汇报项目进展，从未出过任何差错，而且每次都提前一小时到达会场，努力负责的程度超乎想象。”他的学生岳友岭这样回忆老师，他是科学家中的科学家。

    ③“天眼”馈源支撑塔施工期间，南仁东得知施工工人都来自云南贫困山区，他私下请人了解工人们的身高、腰围等情况，和老伴亲自到市场为他们每人挑选了一身运动服。白天他与工人打成一片，晚上就到工棚里拉家常。他几乎叫得出每个工人的名字，知道他们属于哪个工种，清楚他们的收入，也了解他们的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