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顶的玉米

吴宏博

    儿子给我说：“爸，语文老师为了让我们体会粮食的来之不易，要求我们每个人种一种粮食作物，观察它生根、发芽、生长的全过程，最后再写一篇作文。你说我种什么好呢？”

    现在的老师事可真多，我心想。

    在阳台正侍弄那盆辣椒的老父亲开口抢先回答了儿子，“孙子，这事你得问爷爷，爷爷种了一辈子地，你爸一直忙着上学、考试、进城，哪懂种庄稼的事啊！”

    老父亲是我在儿子上小学后接进城的，让他帮忙接送儿子上下学。离开了土地的父亲不会打太极也不会遛鸟，于是就在阳台上开起了荒。父亲找了很多花盆，种了辣椒、西红柿、韭菜等，还有一盆豇豆蔓爬满了防盗窗的铁栅栏，一尺多长的豇豆挂满了阳台。我总是说，爸，你也不种些花草，都种了一辈子庄稼了还没种够啊？父亲总是笑呵呵地说，这些不比花草美吗？

    儿子跑过去问父亲，“爷爷，那你说我种什么好呢？”

    父亲一手提着花铲，一手抚摸着儿子的头说：“爷爷帮你种几棵苞谷，咋样？”老家把玉米习惯叫苞谷。

    第二天，满手是泥土的儿子跑到书房，激动地给我说：“爸爸爸爸，爷爷在楼顶帮我种了几盆玉米，有两盆还是我亲手种的呢，过两天发芽了我领你去看。”

    父亲也进门了，边拍打身上的土边自言自语似地说：“城里这土没啥营养，还得好好给追肥。”

儿子初学稼穑，每天兴奋地拉上父亲去楼顶。父亲是个耐心的人，每次都会乐呵呵地提了水和铲跟儿子一起上楼顶。

    过了几天，听儿子说楼顶的玉米已经发芽了。我终是没有上去看，忙。

    父亲每天都会往楼顶跑一趟，说着“都一尺高了”“没想到花盆里也会长出杂草来”之类的话。儿子隔三差五也会跟着父亲上到楼顶去。

    一个月过去了，父亲还是坚持每天打理完他阳台的盆栽蔬菜后再去楼顶忙活一阵。

    儿子早都不上楼顶去了，过了那个新鲜劲了。父亲有时上楼顶去的时候会叫一声儿子，“走，看你的玉米走。”儿子总会懒洋洋地说：“爷爷，你去弄吧，等长棒子了你再叫我。”

    父亲并不在乎儿子的态度，也似乎早忘了这是当初给儿子种的观察苗。他自己倒乐在其中，每天还是边拍打身上的土边似自言自语地说着“都一人高了”“有两棵都抽穗了”之类的话。

    父亲毕竟老了，有天从楼顶下来时踏了空，在楼梯上闪了腰，在家里养了几天后，给我说：“我还是回老家去养吧，你们都要忙着上班，照顾我会影响你们工作。回老家让你妈伺候我也方便，乡下空气也好，好得快。病好了，我再来照顾孙子。”来城里这么久了，父亲应该也是想母亲想他的农活了，这是我事后才悟到的。

    父亲走的时候，给我和儿子说：“没事就去楼顶给那几棵苞谷浇浇水疏疏土，估计快灌浆了，红缨子都长出来了。”

    我跟儿子都“嗯嗯”着。

    父亲走后，我和妻子只好把儿子送到了托管班。儿子忙他的学习，我和妻子开始忙各自的工作。

    秋季说来就来。

    有天，父亲突然打来电话：“楼顶的包谷应该快熟了吧，记得让铭铭掰棒子写作文啊。”铭铭是儿子的小名。其实父亲不知道，儿子的作文早都交了，不过不是写的玉米的种植过程，他是根据网上的QQ农场的种菜经验写的。老师还给了他一个“优”，说是虽然有投机取巧之嫌，但却能大胆独辟蹊径。

    接完电话，我给儿子说：“铭铭，爷爷让我提醒你掰玉米棒子呢！”儿子兴奋地说：“哦，我差点都忘了自己种的那几棵玉米了。”其实，我也忘了。

    儿子兴高采烈地找来一个小篮子，非要拉着我去楼顶掰棒子。

    来到楼顶，我们傻眼了。那几棵玉米早已枯萎发黄，盆子的土早已干结开裂，那秆腰的棒子空瘪瘪的。

    我们真傻，快一月多都没有得到照顾的玉米，怎么会给我丰收的景象呢？从父亲种下粒到长成苗，我终是一次都没有上过楼，对于它们的生长，我都是从父亲的自言自语里了解。

    看着枯黄的玉米，我突然想到了父亲，那个我整天忙得都顾不上好好陪着说几句话的老人，就像这几棵被我遗忘了的玉米……

    我给儿子说：“走，周末回老家，看看你爷爷奶奶去。”

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

王奎山

    1982年我读大四。那年的春节，我领着徐美红一起回乡下过年。徐美红的爸爸当时是我们省财政厅厅长。一个厅长的千金，能看上我这乡下娃，那是因为我有三篇论文上过学报的缘故。徐美红的到来，简直像在我们那个村子里刮了一场十二级的台风。女人们、孩子们都挤到我家的院子里来看稀奇，一时间，院子里热闹成了一锅粥。男人们到底矜持一些，远远地站在那里看，议论。父亲拿着香烟，满面春风地上前挨个儿给大家敬。大家也不客气，会吸的，当场点着吸了起来；不会吸的，就夹在耳朵上。

    这是刚刚到家那天的事。此后的几天里，家里也是人来人往像赶集一样，没个冷清的时候。母亲高兴地说：咱老王家几十年都没有这样热闹过了。父亲点点头，说：那是哩，那是哩。

    直到年三十下午了，家里才算清静下来。母亲麻利地剁好饺子馅，妹妹和好面，和父亲三个人包起饺子来。我和徐美红表示要帮忙，被母亲坚决地拒绝了。于是，我躺在厨房一角父亲平时睡觉的地铺上看书。徐美红也找了一本闲书，懒懒地靠在我的身上看。这中间，徐美红上了一趟厕所。黄昏时候，饺子包完了。妹妹说：呀，憋死我了。就往厕所里跑。一会儿妹妹就回来大惊小怪地喊：猪跑哪里去啦？咱家的猪跑哪里去啦？父亲母亲都慌了，忙着往厕所里看，厕所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猪的影子。我们这里，厕所和猪圈是在一起的。

    突然，妹妹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大声说：俺嫂中间上厕所了，肯定是出来的时候忘记拴栅栏门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事。一到乡下，徐美红就暗中朝我抱怨：啥都好，就是解手太恐怖了，身边那么个大东西朝你虎视眈眈的，吓死人了。因此她匆忙离开时忘记拴栅栏门，以至于让猪逃了出去，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母亲忙给徐美红打圆场，批评妹妹说：你胡说个啥，你嫂出来咋会忘记拴栅栏门！徐美红也是个实心人，也不知道推卸责任，说：我也忘记拴没拴栅栏门了。父亲宽厚地笑笑，说：我出去找找看，二百多斤个大肥猪，还能丢了？说罢，父亲就出去找猪去了。跟着妹妹也说：反正没事，我也出去找找。

    天黑透了，四周传来噼噼叭叭的鞭炮声。别人家都在过大年了，我们家却连灯都没有点，五口人有两口还不知在什么地方奔波呢。

    终于，父亲回来了。停了一会儿，妹妹也回来了。父亲把手一挥，朝母亲说：烧火吧，不能因为丢了一头猪，就连年也不过了，该咋过还咋过。父亲还特意朝我和徐美红笑笑，说：丢不了，一头二百多斤的大肥猪，往远处跑，它又跑不动，肯定就在这附近。我明天再找，保准找得到。

    话是这样说，但一家人谁也无法轻松下来。特别是徐美红，因为整个事件是因她的粗心大意而造成的，所以更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饺子吃了没几个，就丢下饭碗早早地上床歇息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出发找猪去了。然后，妹妹也出去了。母亲说：反正我在家也是闲着，我也出去，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这样，家里就剩下我和徐美红两个人了。我想起母亲的话，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就征求徐美红的意见：要不我也出去找？徐美红说：谁不让你出去了？你出去吧，你想上哪儿上哪儿！我有些尴尬地笑笑，走过去拍了拍徐美红的脑袋，也出去找猪了。在那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我只能选择一头猪。我希望徐美红能理解这一点。

    一直找到中午，连根猪毛也没有找到。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刚进村，就见妹妹远远地迎了上来。一看见妹妹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猪找到了。果然，是父亲在附近的崔庄找到的。原来，头天下午猪跑到人家的包产地里吃麦苗，被人家赶到自家的猪圈里圈了起来。父亲给人家买了两盒烟，才把猪赶回来的。回到家里，父亲母亲脸上都是一脸的欢笑。

    突然，妹妹发现了一个新情况，说：哎，我嫂哩？又问我：哥，我嫂不是跟你一块儿找猪去了吗？母亲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知道出大事了，像个孩子一样哇地哭了起来。母亲一哭，本来就是一个孩子的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父亲虽然没有哭，眼圈也红红的，对我说，我马上   就去国营家借车子，你赶紧到新安店去。

新安店，是京广线上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火车站。

母亲带来的福气

李运鼎

    推开屋门，母亲在蒙头睡觉。我叫了一声，妈！她没有理我。我推推她，她不情愿地嘟囔道，谁呀！

    是我，妈，你不得劲了吗？她缓慢地翻身坐起，白发蓬乱，一脸倦容地看我一眼，瞌睡。

    我一边拿起梳子给她梳头一边笑说，大白天的，睡啥觉？她看一下外面，这不，天才亮吗？

    我说，快吃晌午饭了，你不去捡“宝贝”，别人就捡跑了！

    她说，老神仙给我留着哩——别梳了，老婆子了，头发梳恁理顺有啥用？

    我说，头发梳理顺后捡“宝贝”时，人家就说，看这老太太多漂亮；乱蓬蓬的头发，人家就会说，看，那捡垃圾的疯婆子又过来了！母亲就笑起来，你这娃儿咋不说正经话呢！

    母亲晚上七、八点就睡觉，夜里一点多坐起来自顾自说话，说累了再睡一会儿；四五点就起床，到外面捡垃圾——“宝贝”；吃过早饭，还去街上捡“宝贝”，捡累了回来就睡。一晌下来，她的“宝贝”就能堆一屋子。生物钟完全乱了，搞得一家人也跟着乱。

    妹妹老在为清理垃圾的事与母亲发生争执。妹妹要把垃圾清理出去，母亲横竖不让。每次都要等母亲出门捡“宝贝”时，妹妹才能把堆满屋子的垃圾清扫一遍。

    我清理母亲的“宝贝”时，总是先从口袋里掏出几个硬币递给母亲，对她说，这是收垃圾人给的定金。她接过来问，这是多少钱啊？我说，你数数。在母亲数钱时，我就把一屋子的垃圾清理干净了。

    母亲虽然疲倦，我还是鼓动他出去捡“宝贝”，毕竟生命在于运动。母亲八九十岁了，这大半辈子，哪一天都会走很多路，干很多活。如果不让她干活，不让她走路，就等于给她带来极大的伤害。所以，妹妹每每抱怨母亲捡“宝贝”的事时，母亲就说，你哥叫我捡哩，咋着？

    给母亲梳完头，母亲就问我，娃儿，今儿个你咋不去上班啊？我说回来看看你就走，你是不是想去捡“宝贝”呀？母亲说，谁还捡呀，你们不是都不让我捡吗？我瞌睡了，你上班走吧！

    说着母亲又躺下了。我给母亲盖好被子说，妈，你一会儿捡“宝贝”别跑恁远，迷了路找不到家咋办？母亲说，我就恁笨？嘴底下就是家！

    我走到街上，见了邻居站在那儿说话，邻居就给我说些母亲捡垃圾的小趣闻。一转脸看见母亲已经走了出来，两眼不停地在路两边查看，手里已经捡了一把垃圾。她看见我时，本能地把垃圾背到后面。

    我走过去问，妈，你不是睡觉吗？母亲说，我出来送送你。我说，你手里拿的啥呀？母亲只得拿出来，啥，捡哩宝贝！我一看又是一沓垃圾纸，手上已弄得很脏，就拉她到邻居家水池上洗手。她说，好好的手洗啥哩！我说，把手洗干净才能捡宝贝呀！

    洗手时，我看见母亲的一个指甲劈了，就掏出指甲剪给她剪指甲。她就认真地看我的手，又用另一只手摸摸我的手说，娃儿你恁有福，看你这中指多长；男人有福一人福，女人有福发满屋！

    几个邻居听见，都夸她，你看这老太太不迷了，还出口成章呢！就是您有福，才给您娃儿们带来了福气！母亲笑咪咪地问，真哩？是我给她们带来的福气？

我看着母亲认真地点点头，是哩，都是你给我们带来的福气！

蓝袍先生

陈忠实

    我依稀记得，爷爷死后，父亲脱下了蓝色长袍，换上了一件藏青色布袍，一来表示给爷爷的亡灵守志守节，二来标志着他已过而立之年，该脱下青年时期的蓝色长袍了。爷爷死后，父亲似乎一下子变成了另一个人，那眉骨愈加隆起，像横亘在眼睛上方的一道高崖 ， 眼神也散净了灵光宝气，纯粹变成了一副冷峻威严的神色，在学堂里，他不苟言笑，在那张四方抽屉桌前，正襟危坐，腰部挺直．从早到晚，也不见疲倦，咳嗽一声，足以使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吓一大跳，来去学堂的路上，走过半截村巷，抬头挺胸，目不斜视，从不主动与任何人打招呼。别人和他搭话问候时，他只点一下头，脚不停步，就走过去了。

    在我18岁的时候，父亲把我推到了那座黑皮太师椅上。

    过罢正月十五，私塾又开学了。我穿上蓝布长袍，第一次去坐馆，心里怎么也稳实不下来。父亲一般先读书，后晌才写字，我也应该这样做。我在父亲用过的石砚台上滴上水，三只指头捏着墨锭，缓缓地研磨。

    我刚写下两字，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蓝袍先生——”

    我的脑子里轰然一声爆响，耳朵里传来学堂里恣意放肆的哄笑的声浪。我转过头，看见一张傻乎乎愣笑着的脸，这是村子里一个半傻的大孩子。这个傻瓜蛋儿，打破他的脑袋，也不会给我起下这样一个雅号的，我立即追问：“谁叫你这么称呼我？”

    教室里的笑声戛然而止，静默中潜伏着许多期待。

    “他……他不叫我说他的名字。”傻子说。

    “你说——他是谁？”我冷眼追问。

    “我不敢说——他打我！”傻瓜怕了。

    “我先打你，看你说不说！”我说。

    我从桌上摸过板子，那块被父亲的手攥得把柄溜光的柳木板子，攥到我的手里了，心里微微忐忑了一下，我就毫不退让地说：“伸出手来！”

    我从他的背后拉过他的左手，抽了一板子，傻子当下就弯下腰去，用右手护住左手嚎啕起来：“马娃子，你教我把人家叫‘蓝袍先生’，让我挨打……呜呜呜呜呜……”

    我立即站起来，一下子瞅住杨马娃，命令：“杨马娃，到前头来！”

    杨马娃虎不失威，晃一下脑袋，走到前头来了。

    “是你教唆他的吗？”我斥问。

    “不是。”他平静地回答，早有准备。

    “就是你！”傻子瞪着眼，“你说……”

    “谁能作证呢？”杨马娃不慌不急。

    “……”傻子急迫地瞪着眼。

    “不要作证的人！”我早已不能忍耐这种恶作剧还在继续往下演，“伸出手——”

    杨马娃伸出手来。他的眼里滑过一缕无可奈何的神色，漫不经心地瞅着对面的墙壁。

    我抽一下板子，那只手往下闪了一下，又自动闪上来，没有躲避，也听不到挨打者的呻唤。我又抽下一板子，那只手依然照直伸着……教室里很静，听不到一丝声响。我记得父亲打板子的时候就是这样，从来不看被打者的脸，更不听他们的呻吟和求饶，只是打够要打的数字。我抽下五板子了……

    傻子突然跪倒在地，抱住我的板子，哭喊说：“先……先先先生！马娃叫我叫你‘蓝袍先生’，我说你要打手的，他说不会，你和俺俩都是在一块念书的，不会打手的。他就叫我跟你耍玩，叫‘蓝袍先生’……我往后再不……”

    我似乎觉得胳膊有点沉，抬不起来了，再一想，如果马娃一直不开口，我能一直打下去吗？倒是借傻瓜求情的机会，正好下台，不失威风也不失体面。傻瓜先爬起来，深深地鞠了一躬，跑下去了，杨马娃则不慌不忙，文质彬彬地鞠了躬，慢慢走回到座位上去了。

    杨马娃退学了。对杨马娃的退学，我也不觉得遗憾。杨马娃早该退学去做庄稼或当相公去了，只是生得矮小，父母疼其体力不支，就叫他在学堂多混几年……迟早是要走的。

    两月过去了，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秩序正常。我从村中走过去时，可以踏出缓急有致的脚步了，再不紧张了。我在教桌前端直坐一晌，看书或授课，不再觉得腰酸腿困了。人说，我活脱就是二十年前我爸的原样儿！连脾气也跟我爸一模一样了。

（选自《蓝袍先生》，有删改）

    炮队里一尊二十四镑重弹的大炮滑脱了。这尊挣断了铁链的大炮，突然变成了一头形容不出的怪兽——炮兽。

    这个疯狂的庞然大物有豹子的敏捷，大象的重量，老鼠的灵巧，斧子的坚硬，波浪的突然，闪电的迅速，坟墓的痴聋。它重一万磅，却像小孩的皮球似的弹跳起来，它旋转着的时候会突然转一个直角。

    对这只庞大的青铜兽怎么办呢？用什么方法来制服它呢？

    对这样一个怪兽——尊脱了链的大炮——却没有办法。你不能杀死它，它是死的。同时它也活着。它的不祥的生命是从无限里来的。

    它继续进行破坏船的工作。它已经撞坏了另外四门炮，在船壁上撞破了两道裂缝，幸喜裂缝都在水面以上，仅在狂风起时才可能有水从这里进来。它疯狂地冲撞船的骨架，这些结实的骨架还抵抗得住，因为那些弯曲的木材是特别坚固的。可是在这个庞然大物的攻击下，也听得见这些骨架发出咯咯的响声。

    这个庞然大物仿佛禀赋着闻所未闻的无所不在的力量，同时向四面八方撞击。把一颗铅弹放在瓶中摇动，也不会撞击得这么疯狂，这么迅速。四只车轮在死人身上碾过来碾过去，把他们切着，刹着，刹着，五具死尸切成二十段在炮舱里滾来滚去，那些人头仿佛在叫喊，像小溪似的血随着船身的颠簸在船板上弯弯曲曲地流着。船板被撞坏了几处，已经开始有裂口了。全船充满了可怕的闹声。

（雨果《炮兽》节选）

麻脸铁匠

彬彬

    城东头的一片竹林里，有个茅棚，里面立着一个铁匠炉。麻脸铁匠五短身村，结实得像个石子。因得过天花，落下一脸麻子，加上常年的烟熏火燎，大家反忘了他的名姓，就只叫他麻脸铁匠。

    麻脸从哪里来的，人们都不如道，只知道他最擅长的活计是打钉，准确地说是打棺材钉。他打的棺材钉形如耙齿，长而锋利，带着倒口刺，钉进去便再也拔不出来。每颗棺材钉，他都能錾上一个寿字。

    铁匠无妻无子，家里挂满了打好的棺材钉，看着有些恐怖。他脾气也怪，自从1937年以后，他从不给别人打犁、锄、菜刀这些寻常铁器，因此村里除了老了人口去他那买几颗棺材钉，平时大家很少去他那里，他也乐得自在。

    山村的黄昏格外热闹，除了麻脸铁匠，夕阳下大家都爱聚在乌桕树下乘凉聊天，还是和往常一样，鸭子李最先打开话匣子：“不知道造的什么孽，和那麻脸做邻居，天天晚上敲打个不停，能有多少人死、哪里要那么多棺村钉？”鸭子李这么一说，大家也跟着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列举麻脸铁匠最近的诡异之处。

    人群里，只有诸葛半没说话。他是牛贩子，常去城里，见多识广。见他不讲话，大家都觉得心痒痒。想鼓捣他说说，诸葛半微微一笑：“你们不知道麻脸的精明，小日本都打到府城了，说不定哈时候到咱这儿，到时候怕是这些棺材钉都不够用的……”他这么一说，村里人既觉得茅塞顿开，又觉得悚然，对麻脸铁匠这种发国难财的人又气又恨。但大家也没证据，只能作罢。

    “麻险，帮我打个镰刀吧，等着用。”王大旺急得屁股冒烟，硬着头皮央求。铁匠正往墙上挂棺材钉，说：“不打，没铁”王大旺顿时火冒三丈：“小日本都打到家门口了，你一个铁匠，不打点儿大刀片、矛子头，天天打棺材钉，留给你自己用怎的？”麻脸只自顾自地干活，并不理会。王大旺越说越气，扭头就走了。

    1942年初秋的一个早晨，村子里突然鸡飞狗跳，保长挨家挨户地叫人起来，到乌柏树下集合。大家看到，一队穿着呢子大衣的鬼子也在树下，他们还押着一个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人——是王大旺。

    “太君是为保护大家来的，他却带人去谋害皇军，还死不改悔……”翻译官大声吼着。砰砰两枪，乌桕树也震颤两下，落下许多血红的叶子……

    王大旺的棺材停在祠堂里。他儿子说，他离家前曾留下遗言，不打走鬼子，不下葬，不许用麻脸的棺材钉……

    这以后，村子里的人不光恨日本鬼子，也恨起了麻脸铁匠，但鬼子住在府城里，太远了，所以他们打算先对付麻脸铁匠。为了这，村里人常去请教诸葛半，在他的精心谋划下，铁匠铺周围的竹林被砍光了，成了村里的放猪场；溪流被堵上，改道了；铁匠家田里的庄稼和屋后的果树，经常莫名其妙地被毁坏。

    没过多久，大家发现麻脸走了，听说是推着架子车，在黄昏时候走的。

    铁匠一走，村子里顿时欢呼雀跃起来，像给王大旺报了仇一样。但是没过多久大家就发现，没了麻脸铁匠，村子空虚了不少，都有些无所事事，连聊天也没那么精彩了。

    半月后一个冬夜，尖厉的叫声划破了村里的宁静——是诸葛半的声音。大家纷纷跑到诸葛半家中，只见诸葛半直挺挺躺在床上，双眼像铃铛一样瞪着，手里拿着两个带血的棺材钉，钉上赫然錾着“寿”字。

    诸葛半老婆说：“今年早上他去城里贩牛，回来就这样了。”

    “肯定是麻脸，他躲在村子周围害咱们。”鸭子李急吼吼地说。

    一层恐怖的阴影弥漫开来，仿佛麻脸就在窗外窥伺一样，好一会儿，诸葛半缓过气来。

    “今天我贩牛回来，路过十丈坡，看见铁道铆钉被拔了，鬼子的一辆运兵车翻了，死了不少鬼子。那坡下面插满了棺村钉……”说着，诸葛半老泪纵横起来。

    这以后，村里人四处找过麻脸，可再也没找到。有人说他参了军，也有人说他为了不连累村子，远走他乡了，但到底没了音信。后来，大家将铁匠铺周围的竹子又种起来，小溪也重新疏通了，铺子前后的果园、农田也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抗战胜利之后，诸葛半拿出捡回来的那两颗带血的棺材钉，钉在了王大旺的棺材上，全村老少尽着丧服，将王大旺葬在了铁匠铺后面的竹园里。那里，有麻脸铁匠的衣冠冢。

（选自《小说月刊》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