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班

冰心

    L女士是我们全班男女同学所最敬爱的一个人。大家都称呼她“L大姐”。

    她是闽南人，皮肤很黑，眼睛很大，说话做事，敏捷了当。在同学中间，疏通调信，排难解纷，无论是什么集会，什么娱乐，只要L大姐登高一呼，大家都是拥护响应的。

    在医预科的末一年，有一天，我们的班导师忽然叫我去见他。在办公室里，他很客气地叫我坐下，婉转地对我说，校医发现我的肺部有些毛病，学医于我不宜，劝我转系。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我要学医，是十岁以前就决定的。因我的母亲多病，服中医的药不大见效，西医诊病的时候，总要听听心部肺部，母亲又不愿意，因此，我就立下志愿要学医，学成了好替我的母亲医病。在医预科三年，成绩还不算坏，眼看将要升入本科了，如今竟然功亏一篑！从班导师的办公室里走出来的时候，我几乎是连路都走不动了。

    在生理学实验室，我说：“L大姐，我不能同你们在一起了，导师不让我继续学医，因为校医说我的肺有毛病……”L大姐愕然，说：“不是肺痨吧？”我摇头说：“不是，据说是肺气枝涨大……无论如何，我要转系了，你看！”L大姐沉默了一会，便走过来安慰我说：“可惜得很，像你这么一个温和细心的人，将来一定可以做个很好的医生，不过假如你自己身体不好，学医不但要耽误自己，也要耽误别人。同时我相信你若改学科，也会有成就的。人生的路线，曲折得很，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她赶紧又加上一句：“你素来对文学就极感兴趣，我常常觉得你学医是太可惜了。”我听了大姐的话，转入了文学系。在她的指导鼓励之下，我渐渐地消灭了被逼改行的伤心，而增加了写作的勇气。至今回想，当时若没有大姐的勉励和劝导，恐怕在那转变的关键之中，我要做一个颓废而不振作的人吧！

    在我教书的时候，L大姐已是一个很有名的产科医生了。在医院里，和在学校里一样，她仍是保持着领袖的地位，作一班大夫和护士们敬爱的中心。在那个大医院里，我的同学很多，我每次进城去，必到那里走走，看他们个个穿着白衣，挂着听诊器，在那整洁的甬道里，忙忙地走来走去。闻着一股清爽的药香，我心中常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如同一个受伤退伍的兵士，裹着绷带，坐在山头，看他的伙伴们在广场上操练一样，也许是羡慕，也许是伤心，虽然我对于我的职业，仍是抱着与时俱增的兴趣。

    抗战前一个月，我从欧洲回来，正赶上校友返校日。那天晚上，我们的同级有个联欢会，真是济济多士！十余年中，我们一百多个同级，差不多个个名成业就，儿女成行（当然我是一个例外），大家携眷莅临，很大的一个厅堂都坐满了。觥筹交错，童稚欢呼，大姐坐在主席的右边，很高兴地左顾右盼，说这几十个孩子之中，有百分之九十五是她接引降生的。酒酣耳热，大家望洋兴谈起做学生时代的笑话，气氛愈加热烈了。主席忽然起立，敲着桌子提议：“现在请求大家轮流述说，假如下一辈子再托生，还能做一个人的时候，你愿意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哄然大笑。于是有人说他愿意做一个元帅，有人说愿做个百万富翁……轮到我的时候，大姐忽然大笑起来，说：“×××教授，我知道你下一辈子一定愿意做一个女人。”大家听了都笑得前仰后合。当着许多太太们，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也笑着反攻说：“L大夫，我知道你下一辈子，一定愿意做一个男人。”L大姐说：“不，我仍愿意做一个女人……”

    盛会不常，佳时难再，那次欢乐的聚会，同班们三三两两的天涯重聚，提起来都有些怅惘。事变后，我还在北平，心里烦闷得很，到医院里去的时候，L大姐常常深思地皱着眉对我们说：“我呆不下去了。这里不是‘生’着，只是‘活’着！我们都走吧，走到自由中国去，大家各尽所能，你用你的一枝笔，我们用我们的一双手，我相信大后方还用得着我们这样的人！”大家都点点头。我说：“你们医生是当今第一等人材，我这拿笔杆的人，做得了什么事？假若当初……”大姐正色拦住我说：“×××，我不许你再说这些无益的话。你自己知道你能做些什么事，学文学的人还要我们来替你打气，真是！”

    一年内，我们都悄然地离开了沦陷的故都。我从那时起，便没有看见过我们的L大姐，不过这个可敬的名字，常常在人们口里传说着，说L大姐在西南的一个城市里换上军装，灰白的头发也已经剪短了。她正在和她的环境，快乐地、不断地奋斗，在蛮烟瘴雨里，她的敏捷矫健的双手，又接下了成千累百的中华民族的孩童。她不但接引他们出世，还指导他们的父母，在有限的食物里，找出无限的滋养料。她正在造就无数的将来的民族斗士！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回到故都重开级会的时候，我能对她说：“L大姐，下一辈子我情愿做一个女人，不过我一定要做像你这样的女人！”

（选自《冰心散文》，有删节）

谢谢您，师傅

    那天，出租车司机朱师傅五点半交车，看看表已经五点一刻，便把“暂停载客”的牌子竖了起来。正是周末，四十中门口涌出大批的寄宿生。朱师傅忍不住习惯性地把车停了下来，盯着来来往往的学生。他们一律穿着朴素的校服，脸上的笑容格外灿烂。

    “师傅，我，我想坐您的车。”一个跛脚女孩背着书包走了过来，看看左右，急急地。

    朱师傅说得交车了。女孩又恳切地说：“谢谢您了，师傅。我只坐一站，就一站。

    那一声“谢谢”让朱师傅动了心。他看看女孩身上洗得发白的校服和旧得不能再旧的书包，叹了口气，说：“上车吧。”

    女孩高兴地上了车。突然嗫嚅着说：“师傅，我只有三块钱。半站也可以。”朱师傅从后视镜里看到女孩通红的脸，没说话。出租车的起步价可是五元啊。朱师傅停下车。女孩离开时高兴地说：“谢谢您了，师傅！”朱师傅看着她一瘸一拐地往前走，突然有些心酸。

    也就是从那个周末起，朱师傅每次都看到女孩等在学校门口。朱师傅猜测女孩可能在等自己，心里突然暖暖地。他把车开了过去，女孩远远地朝他招手。朱师傅诧异，他的红色桑塔纳与别人的并无不同，女孩怎么一眼就能认出来？

    渐渐地，朱师傅养成习惯，周末交车前拉最后一个人，一定是跛脚女孩。不过十四五岁吧，见到他，像只小鹿般跳过来，大声地和同学道“再见”。不过五分钟的路，女孩下车最后一句总是：“谢谢您，师傅。”似乎专为等这句话，周末无论跑多远，朱师傅也要开车过来。

    这情形持续了一年。第二年的夏天，看着女孩拎着沉重的书包上车，朱师傅突然感到失落。她会去哪儿读高中？

    “师傅，谢谢您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坐您的车。我考上了市一中，半年才会回一次家。”朱师傅从后视镜中看了一眼女孩，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女孩果然很优秀，一中是省重点，考进去了就等于半只脚跨进了大学校门。

    “那我送你回家吧，这次不收钱。”朱师傅看看表，送女孩回家一定会错过交车时间，可罚点儿钱又有什么关系？他想和女孩多待一会儿。

    半小时后，女孩拎着书包下来，朱师傅从车里捧出一只盒子，说：“这是送你的礼物。

    女孩诧异，接过礼物，朝着朱师傅鞠了一躬，说：“谢谢您，师傅。”看着女孩一瘸一拐地走进楼里，朱师傅长长叹了口气。他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

    一晃十年。

    那是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他听到交通音乐台播出一则“寻人启事”，寻找十年前胜利出租车公司车牌照为冀Azxxxx的司机。朱师傅将信将疑拨通电话，听到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她惊喜地问：“是您吗？师傅！”

    朱师傅愣了一下，这声音如此熟悉！他却一下子想不起。“谢谢您了，师傅！”女孩又说。

    朱师傅一拍脑门，终于记了起来，是她！朱师傅的眼睛突然模糊了。

    两人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再见到女孩，朱师傅几乎认不出了，眼前亭亭玉立的这个女孩，是十年前那个跛脚女孩？喝着咖啡，女孩讲起了往事。十二年前，她父亲也是一名出租车司机。父亲很疼她，每逢周末，无论多忙都会去接她。春节到了，父亲借朋友车开回老家过年。半路，突然下起大雪，不慎与一辆大货车相撞。父亲当场身亡，女孩的脚受了重伤。

    安葬了父亲，母亲为了赔朋友的车款，为了她的手术费，没日没夜地工作。而她，伤愈后则拼命读书。她没告诉任何人路上发生的事故。放学回家，当同学问起现在为什么坐公共汽车，她谎称父亲出远门了。直到那一天遇到朱师傅。那辆出租车停在路边，就像父亲开车过来，等在学校门口。

    她把三块钱全拿出来坐出租车，只坐一站，然后花一个半小时徒步回家。路很远，但她走得坦然。

    “您一定不知道，您的出租车就是我父亲生前开的那辆。车牌号，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女孩眼里淌出泪花，“远远地，只一眼，我就能认出来。”朱师傅鼻子一酸，差点儿掉下泪来。

    “这块奖牌，我一直戴在身上。还有，您退还我的车费，我一直都存着。我觉得自己什么困难都能克服。虽然失去了父亲，但我依旧有一份父爱。”那是一块边缘已经发黑的金牌，是十年前朱师傅送给女孩的。

    女孩挽着朱师傅的胳膊走出咖啡馆。看到女孩开车走远，朱师傅将车停在路边，让眼泪流了个够。那个现在他才知道叫林美霞的跛脚女孩，她和自己十年前因癌症去世的女儿，多么相像！那块金牌，是女儿在奥林匹克竞赛中得到的。女儿生前每个周末，朱师傅都去四十中接她。女儿那一句“谢谢爸爸”，让他感受过多少甜蜜和幸福！可女儿突然间就走了。再到周末，路过四十中，他多希望女儿还能从校门口走出来，上车，喊一声：谢谢爸爸。

    女孩坐他车的那段时间，他觉得女儿又回到了自己身边。只是，这情形持续的时间太短，太短……在回家的路上，朱师傅顺便买了份报纸。一展开报纸，朱师傅就看到了女孩的照片。

    她对着朱师傅微笑，醒目的大标题是：林美霞——最年轻的跨国公司副总裁，S市的骄傲……朱师傅吃惊地张大嘴巴，边读报纸，边习惯地从口袋里掏烟。

    突然，他的手触到了一个信封。拿出来看，里面装着厚厚一沓美金。朱师傅愣住了，女孩何时把钱放进了自己外套口袋？就在她挽起自己胳膊的瞬间？

    美金中间，还夹着一张纸条：师傅，这是爱的利息，请您务必收下。本金无价，永远都会存在我心里。谢谢您，师傅！

朱师傅的眼睛再一次模糊了。（文章来源于网络，有删改）

两株玉兰树

陈忠实

    清明前一日回到老家，到村子背靠的白鹿原北坡上，在父母的坟头烧了一堆被视为阴币的黄纸。尽管明知这是于逝者没有任何补益的事，然而每年此日不仅不能缺少，甚至早早就泛溢着一种甚为急切的情绪。自己心里明白，上坟烧纸和跪拜的行为，无非是为消解对父母恩德亏欠太多的负疚心理，获得一种安慰。

    天气很好。温润的风似有若无。西斜的依然明媚的阳光下，原坡和河川满眼都是蓬勃的绿色和黄色，绿的是返青的麦苗，黄的是盛开的油菜花，间有零星散落在坡梁上杏花的粉白。

    回到老屋小院，便坐在前院闲聊。许是那种负疚心绪得到消解，许是得了这明媚春色的滋润，竟是一种难得的轻松和平静。记不得是谁颇为惊诧地叫了一声，玉兰树开花了。我便朝大门右侧的玉兰树看去，在树梢稍下边的一根分枝上，有两朵白花。我的心微微一颤，惊喜得轻叫一声，从坐着的小凳上站起来，几步走到玉兰树下，久久观赏那两朵玉兰花。那是两朵刚刚绽放的玉兰花，雪白，鲜嫩，纤尘不染，自在而又尽情地展示在细细的一根枝条上，洁白如玉，便想到玉兰花的名字确属恰切。玉兰树尚不见一片叶子，叶芽刚刚在枝条上突出一个个小豆般的苞，花儿却绽放了。我久久地看那两朵花儿，竟然不忍离去。玉兰花在我其实也算不得稀罕，见得也早也多了，之所以发生一缕不寻常的惊喜，这是开在自家屋院里的玉兰花，而且是我栽植的玉兰树苗，便有了一种情结；还有一种非常因素，就是这株玉兰树苗成长过程的障碍性经历，曾经让我颇费过一番心思。

    几年前我重回原下小院读书写字，一位在灞河滩苗圃打工的乡党，闲聊中听说我喜欢玉兰花，便给我送来一株不过食指粗的幼苗，我便在大门右侧的围墙根下挖坑栽下了。为了便于浇水和保护，我在玉兰幼苗四周用砖箍了一圈护栏。得到我的用心守护和浇灌，玉兰树苗日见蹿高，分枝，加粗，蓬蓬勃勃，生机盎然，我便期待花苞的出现。恰好盼到玉兰树应该发苞开花的规定期树龄，不仅没有开花，失望且不论，等到叶子成型，我发现了非常的征象，本应是深绿色的叶子，却呈现着浅黄；即使到盛夏烈日暴晒的时候，各种树叶都变得深绿近青的颜色，我的玉兰树叶反而由浅黄变得几乎透亮了。任谁都会看出这是一种病态的表征。村里乡党见了，有说是蛴螬咬了树根，有说是缺肥，有说是化肥施多烧了根，等等。后两种说法不能成立，我栽植时填的是农家粪土，不缺肥更不会发生烧根的事，倒是蛴螬啃食树根有可能发生，却也无可奈何。我曾扒土寻找蛴螬，一只也未见到。我就怀疑大约是玉兰根自身发生了什么病患。

    等到第二年，玉兰树仍然是满树病态的黄叶，自然不会开花了。我便有所动摇，这株病态的树会不会自愈？需得几年才能缓解过来？如果等过几年不仅缓解不了反而病情加重以致枯死了，那我就会白等了。我便想挖掉它，重植一株。拿着镢头刨挖的一瞬，却似乎听到一种凄婉的求生的哀音，那一片片透亮的黄叶似乎也幻化成哭相，我便举不起镢头来。突然想到，任它继续存在着，如果真的挨过了病患，当一树健康墨绿的叶子呈现在小院里的时候，我会获得一种别样的欣慰和鼓舞；如果万一病患发展到发生枯死，再换植一株也无妨，这株玉兰树便保存下来。约略记得去年夏天回家，玉兰树的叶子变绿了，尽管仍不像正常的叶子那么深色近青的绿，却不是往年那种透亮的黄色了，我不由得庆幸，它的病情缓解了，更庆幸我握在手里的镢头没有举起来……今年，这株玉兰树开花了。尽管只有两朵，却是一种美的生命的胜利。遭遇过生存劫难之后开放的这两朵洁白如玉的玉兰花，就不单是通常对所见的玉兰花的欣赏的愉悦了，多了一缕人生况味的感受。

元宝

    除夕夜，雪还在下着，对面的山已经成了刚出笼的白面馒头，被霭霭的暮色笼罩着。咔嚓”一声，一棵枝桠在雪的重压之下，带着雪沫扑簌簌地落了下来。然后就是静寂，无边无际的静寂。

    一个亮着晕黄的灯光的草屋下，几个孩子倦倦地偎在炭烧火桶边，旁边一只烧煤的炉子，放着一只铝锅，里面“突突”地冒着热气，孩子们眼巴巴的望着。

    屋外传来“咯吱咯吱”的响声，老大飞快地拉开木门，门像老牛一般哼唧着，光亮由一根木棍被拉宽，像面镜子躺在雪地里 ， 她喊道：“妈!”

    母亲挑着两担雪，拖着一地水迹走了进来，老二老三也都一起站到了地上，眼巴巴地看着母亲。

    母亲摘下头上的围巾，脸颊冻得通红，说：“原以为有最后一班公交，没想到今天三十，中午就没了──”母亲一早就出门卖菜了。

    拨开筐子里的积雪，母亲扒拉出三棵大白菜，老二失望的眼神垂了下来，老三委屈地瘪嘴，眼圈泛红，老大瞪了他们一眼，就去拎起炉上的锅灌水。

    母亲剥去了身上的军大衣，那还是父亲留下的，抻了抻衣袖，看着这三个瘦骨伶仃的儿女，眨眨眼说：“今天过年我们吃元宝吧。”

    “元宝？”几乎是异口同声，目光也聚光灯般投向了母亲，老三吧嗒着满嘴的口水。

母亲点头，指挥道：“老大，你把这几棵白菜洗洗!”

    “老二，去把床下的粉丝拿出来!”

    老三才五岁，睁着透亮的黑眼珠注视着母亲，母亲说：“你给我准备一瓢水。”

母亲舀了几碗白面在盆里，吩咐道：“加水!”

    老三两只手颤巍巍地端着水瓢，滴了两滴，“不够!”母亲说。又加了一点，母亲直接从老三手里夺过水瓢，“哗”的一声，水冲到面里。母亲操手搓揉了起来，面团像雪球一般滚大，圆滚滚的像个白胖子，母亲安慰般拍打着面团。

    洗净的白菜从热水里捞起，切碎，放到摊开的纱布里拧干，粉丝同样烫软，一起切碎，放在一个盆子里搅拌，加盐，又一通拌着，白菜也慢慢泛着喜色。

    母亲把擀面杖直接压在了面团上，横一道竖一道，胖子被压扁，抻长。直到一张大面皮摊在桌上，又找来一个罐头瓶子，压在面皮上，一个圆形的面皮就出来了。

    “饺子!”老二惊呼道，自从父亲去世后，就一直没有包过饺子，父亲擀面皮是掐一小块面剂，擀面杖搓动两下，一块面皮就飞了出来。不像母亲这样费劲。

    饺子七零八落地散在桌上，像一群咧嘴的大肚汉。母亲对老二说：“去烧水吧!”老三在一旁不安分地用手揉揉捏捏，被母亲拍落了，老三噘着嘴，老大在一旁安静地包着饺子。

    当水汽弥漫着整个屋子，一只只水饺“扑通通”地跳下水，沉到锅底，母亲掂着锅铲说：“你们三个把对联贴上!”

    等三个孩子回到了屋里，三碗热气腾腾的水饺就端到了桌上。母亲颇为神秘地说：“这里面有惊喜，你们谁吃到了，谁明年就有好运哟!”

    老二咬了一口，惊叫道：“我吃到了!”就吐出一枚硬币，摊开手掌，熠熠生辉。

    老三有些着急，吞了几口溜光水滑的饺子，停了下来，翻着白眼看着老二，母亲吃了一个饺子，鼓励说：“三子，吃啊!”

    老三眉头锁住，又解开，叫道：“我也吃到了!”从嘴里就吐出了硬币，在手里扬了扬，那样子比吃了开心果还兴奋。

    老大看着母亲，说：“我吃撑了!”就把碗里两个饺子拨到了母亲的碗里，赶紧把碗抽走。母亲牙齿“咯噔”了一声，蹙眉，老三叫道：“妈也吃到了!”

    老二拍着巴掌说：“大姐，就你没有吃到了!”

    老大鼓起嘴咽着一口，瞪大眼说：“不好，我吞到肚子里了!”

    欢乐的笑声爆起，冲破除夕夜白雪皑皑的屋顶张扬开来。母亲转头望向墙上丈夫的照片，嘴咧开，眼圈却已经红了……

我是瞎子

（美）坎特

    帕森斯先生刚刚跨出旅馆大门，就有一个乞丐沿着大马路走过来。这是一个瞎眼乞丐，拄着一根瞎子常用的斑斑驳驳的旧拐棍，小心翼翼地敲打着路面，慢慢向前移动脚步。乞丐的脖子很粗，长着绒毛，衣领和口袋上满是油腻，一只大手握着拐棍的弯把，肩上搭着一条褡裢。看样子，他还卖点什么东西。

    空气里满含着春意，金色的阳光洒在柏油路面上，暖暖的。帕森斯先生一动不动地站在旅馆门前，听着瞎眼乞丐“嗒嗒嗒”走过来的声音，心里突然升腾起一股对所有盲人的怜悯之情。帕森斯先生想，自己活着真是幸运。几年前，他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技工，现在，他获得了成功，备受尊敬，被人羡慕，这都是他在无人援助的情况下，独自冲破层层障碍，艰苦奋斗的结果。

    瞎眼乞丐刚从他面前“嗒嗒嗒”走过去，他就迈动了步子。衣衫褴褛的乞丐立即转过身来。

    “等一等，先生，耽搁你一点时间。”

    帕森斯先生说：“已经迟了，我有约会。你想让我给你点东西吗？”

    “我不是乞丐，先生，我的确不是，我这儿有些小玩意儿。”

    他摸索着，把一个小物件塞进帕森斯先生的手掌——“挺精巧的打火机，只要一元。”

    帕森斯先生站在那儿，略略感到有些烦恼和尴尬。他是一个俊雅的男人，身着整洁的灰色衣服，头戴灰色宽边礼帽，手握一根棕榈木手杖。当然，兜售打火机的人永远不会看到这些……“我不抽烟。”他说。

    “等一等。我断定你认识许多抽烟的人，买一个作送人的小礼物吧！”乞丐谄媚地说，“先生，你不会拒绝帮助一个可怜人吧？”瞎眼乞丐紧紧抓住帕森斯先生的袖子。

    帕森斯先生叹了口气，伸手在内衣口袋里摸出两张五角票来，放进乞丐手中：“当然，我会帮你的。你说得对，我可以把这东西送人。或许电梯司机会——”他犹豫了一下，不想显得粗鄙好奇，即使是同一个瞎眼小贩在一起。“你是不是完全失明了？”

    乞丐把钱装进口袋，“十四年了，先生。”接着，又加了一句，带着一种神经质的自豪，“韦斯特伯里，先生，我过去也是其中一员。”

    “韦斯特伯里，”帕森斯先生念叨了一遍这个名字，“噢，是的，那次化学爆炸……报纸多年都不提它了。当时它被认为是最大的一次灾难。”

    “你想知道我是怎样瞎的吗？”乞丐喊道，“喂，听听吧！”他的话语里含着痛苦，但又带着一种讲故事的人时常有的夸张味道。“当时，化学药品店里，我最后一个跑出去。楼房在不断爆炸，跑出去就有了活的希望。许多人都安全冲出门，跑远了。当我冲到门口，正在那些大铁桶之间爬动时，后面有人拉住我的腿，说，‘让我过去，你——’他也许是个疯子，谁知道！我试图从心里宽恕他，先生。但他比我强壮得多，他把我拉了回去，从我身上爬了过去！他把我踏进尘埃里，出去了。我躺在那儿，毒气把我包围了，还有火在燃烧，药品在……”他咽下一口唾液——颇为熟练地抽动了一下鼻子——满含着期望，默默无语地站着。他或许还会讲出下面的话来：“太不幸了，伙计，不幸极了，那么，我想——”

    “这就是那个故事，先生。”

    春风从他们身上拂过，温润，刺骨。

    “不完全是。”帕森斯先生说。

    瞎眼的小贩发疯似地颤抖起来，“不完全是？你这是什么意思，你——”

    “故事是真的，”帕森斯先生说，“除去信口雌黄的部分。”

    “信口雌黄的部分？”他粗野地哇哇叫着，“哎呀，先生——”

    “我也曾在化学药品店里待过。”帕森斯先生说，“可事实不是这样的，是你把我拉回去并从我身上爬过去的，是你比我强壮得多，马克沃德特。”瞎子好长时间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只是一个劲儿地狠狠咽着唾液。最后，他忍着气，说：“帕森斯，上苍有眼，上苍有眼！我还认为你——”接着，他再一次大声地叫道，“是的，可能，可能，但我却瞎了！我是瞎子，你一直站在这儿让我滔滔不绝地讲啊讲，你一直在嘲笑我！我真是瞎了眼啊！”街上的行人都扭过头来瞪着他。“你走开，我瞎了！你听见没有？我是——”

    “算了吧，”帕森斯先生说，“别这样吵吵啦，马克沃德特……我也是个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