塾师老汪

    老汪在开封上过七年学，也算有学问了。老汪瘦，留个分头，穿上长衫，像个读书人；但老汪嘴笨，又有些结巴，并不适合教书。也许他肚子里有东西，但像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头几年教私塾，每到一家，教不到三个月，就被人辞退了。

    人问：“老汪，你有学问吗?”

    老汪红着脸：“拿纸笔来，我给你做一篇述论。”

    人：“有，咋说不出来呢?”

    老汪叹息：“我跟你说不清楚，躁人之辞多，吉人之辞寡。”

    但不管辞之多寡，学堂上，《论语》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句，哪有翻来覆去讲十天还讲不清楚的道理?自己讲不清楚，动不动还跟学生急：“啥叫朽木不可雕呢? 圣人指的就是你们。”

    四处流落七八年，老汪终于在镇上落下了脚。

    老汪的私塾，设在东家老范的牛屋。老汪亲题了一块匾，“种桃书屋”，挂在牛屋的门楣上。老范自家设私整，允许别家孩子来随听，不用交束脩，自带干粮就行了。十里八乡，便有许多孩子来随听。由于老汪讲文讲不清楚，徒儿们十有八个与他作对，何况十有八个本也没想听学，只是借此躲开家中活计，图个安逸罢了。但老汪是个认真的人，便平添了许多烦恼，往往讲着讲着就不讲了，说：“我讲你们也不懂。”

    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东西，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老汪教学之余，有个癖好，每月两次，阴历十五和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乱走。拽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有时顺着大路，有时在野地里。夏天走出一头汗，冬天也走出一头汗。大家一开始觉得他是乱走，但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也就不是乱走了。十五或三十，偶尔刮大风下大雨不能走了，老汪会被憋得满头青筋。一天中午，东家老范从各村起租子回来，老汪身披褂子正要出门，两人在门口碰上了。老范想起今天是阴历十五，便拦住老汪问：“老汪，这一年一年的，到底走个啥呢?”

    老汪：“东家，没法给你说，说也说不清。”

    这年端午节，老范招待老汪吃饭，吃着吃着，又说到走上。老汪喝多了，趴到桌角上哭着说：“总想一个人。半个月积得憋得慌，走走散散，也就好了。”

    这下老范明白了 ： “怕不是你爹吧，当年供你上学不容易。”

    老汪哭着摇头：“不会是他。”

    老范：“如果是活着的人，想谁，找谁一趟不就完了?”

    老汪摇头：“找不得，找不得，当年就是因为个找，我差点丢了命。”

    老范心里一惊，不再问了，只是说：“大中午的，野地里不干净，别碰着无常。”

    老汪摇头：“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又说：“碰到无常也不怕，他要让我走，我就跟他走了。”

    老汪的老婆叫银瓶。银瓶不识字，但跟老汪一起张罗私塾。老汪嘴笨，银瓶嘴却能说。但她说的不是学堂的事，尽是些东邻西舍的闲话。嘴像刮风似的，想起什么说什么。人劝老汪：“老汪，你是有学问的人，你老婆那个嘴，你也劝劝。”

    老汪一声叹息：“一个人说正经话，说得不对可以劝他；一个人胡言乱语，何劝之有?”

    银瓶除了嘴能说，还爱占人便宜，不占便宜就觉得吃亏。逛一趟集市，买人几棵葱，非拿人两头蒜；买人二尺布，非搭两绺线。夏秋两季，爱到地里拾庄稼，碰到谁家还没收的庄稼，也顺手牵羊捋上两把。从学堂出南门离东家老范的地亩最近，所以捋拿老范的庄稼最多。一次老范到后院牲口棚看牲口，管家老季跟了过来：“东家，把老汪辞了吧。”

    老范：“为啥? ”

    老季：“老汪教书，娃儿们都听不懂。”

    老范：“不懂才教，懂还教个啥?”

    老季：“不为老汪。”

    老范：“为啥?”

    老季：“为他老婆，爱偷庄稼，是个贼。”

    老范挥挥手：“娘们儿家。”

    又说：“贼就贼吧，我五十顷地，还养不起一个贼?”

    这话被喂牲口的老宋听到了。老宋也有一个娃跟着老汪学《论语》，老宋便把这话又学给了老汪。没想到老汪潸然泪下：“啥叫有朋自远方来?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

（选自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有删改）

秋水

田中禾

    鸡子叫头遍金保就醒了。妈起来做饭，风箱呼嗒呼嗒的，猪在院里哼唧。他睡不着，可又不想起来。麦种完了。他早对秋水说过：“种罢麦，一定要找个门儿挣钱。”可如今，啥门儿也没找到。

    冬日的阳光透过窗格子，直射在金保的床前。他想起从前在学校可没这么笨，总在前十几名里。下了学，庄稼种得也不赖。起先，他想投稿儿，买书，订杂志，没日没夜地写。寄出去十几篇石沉大海的文章，一场梦也就结束了。后来他想学修收音机、钟表。谁知那进修班跟哄人差不多，白扔了30块学费。

    “唉，钱难抓呀！”他叹了口气，开始穿毛衣蹬裤子。“哪云彩眼里有个挣钱门儿呢？”他皱皱眉，“反正今年我的棉花争气，一级就卖了400斤，还不说加价款。玩去！”

    他一脚踏进厨屋，喊：“妈——”厨屋里雾腾腾的。风箱呼嗒呼嗒，没有人应声。他又喊“妈”，却听见妈在背后说话：“你瞧你，还不快穿上袜子鞋！真真是……”

    妈一手端着糠瓢，一手向屋里指着。金保听见灶前传来低声的嗤笑，他一看，原来是秋水在那儿拉风箱。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哟，这么早来了？”

    “早？太阳晒着……”秋水没把下句话说完，咯咯地笑着使劲拉风箱。

    妹妹放早学了。秋水把馍饭端上桌，妹妹忙忙地喂鸡，妈给猪拌食。

    “吃！都吃了再弄。”秋水这么说着，夺过妈手里的糠瓢。

    “二姨！”——没过门，她还不便叫妈。“今年花收得好呀？”

    “好哩。”

    “卖了多少一级？”

    “总有两三百斤吧。”

    屋里忽然有些沉默。问到花，就等于问钱。谈到钱，大家就未免神经紧张。

    “金保，我看你别老盘算挣钱，倒不如先盘算到手的钱咋花？”秋水叫着金保的名字，眼睛却望着妈。秋水的眼睛不大，很秀气，滴溜溜的，很有神儿。

    “那还用说，先尽你们办事用呗。”妈款款地说。

    秋水的脸一下子红了——她还和在学校那会儿一样，爱红脸。

    “我不是说那……”

    “我刷，我刷！”金保站起来去拾掇碗筷，话头就这样打断了。

    秋水把扯旗一样搭在屋里绳上的脏衣服收下来，拿了棒槌和棉油皂去下塘。静静的塘边立刻响起嘭嘭的声音。银亮亮的水珠迸溅起来，清澈的塘水泛起涟漪。金保最爱看秋水洗衣服。她半蹲着，向水里探着身子，短发辫一只向前一只向后，两只手在石条上来回搓，细细的腰肢随着胳膊起伏。

    照往常习惯，过了午，金保就推出自行车送她回家。七里路，走一后晌。可今天，她竟把脸一摆说：“我不回呢。”“不”字咬得挺重，连妈都感到诧异了。

    她斜着身子，用手指着背后的水塘说：“你瞧这水多好！清得像水晶样。”

    他很有些茫然，好像读一首朦胧诗。

    “俺姨夫在县鱼苗场。我跟他说了，这一冬，你帮他干义务工去，跟他好好学。开了春，买千把尾鱼苗，把这口塘承包了。”

    “那……那靠得住吗？”

    “我知道你专走保险门儿。没听俺爷说：喂猪不如喂羊，喂羊不如养塘。如今鱼价一年年涨，街上都卖一块二一斤了！”

    “这是过水塘，下了雨，鱼都跑了！”

    “我知道！”秋水拿火辣辣的眼睛盯着他，“你呢，要你那手干啥！”

    “得一笔本钱。”

    “你呀……那卖花的钱呢！压在箱底能生儿吗？”秋水声气不高，金保却如猛地听了炸雷——天爷，那宝贝钱，他连摸都怕摸脏呢！

    妈倒先应了：“保儿！你这上不得山打不得狼的脾性。秋水说了，你就试试。”

    “家里你放心。”秋水说，“我住俩月，等你过年回来再走。”

    金保咧开嘴笑了，一头扎进屋去收拾行李。他弯着腰，忙活着。呼啦，从他肩膀上摔下来一本书，只见那上边有四个字：淡水养鱼。

（有删改）

蒲公英的歌唱

    教育局来信了。

    老周拿着那个印着火红大字的牛皮纸信封，如拿着一颗不知道该怎么拆卸的炸弹。作为一个外来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他从来没有遭遇到如此隆重的事情。此前，教育局要找他，都是一个电话，内容大多是让他协助调查邻校的打架事件或卖花团伙招未成年人上街行骗等事情。或者，就是严斥他那只有半个篮球场的校园体育设施不达标……

    他硬着头皮打开信封，以最坏的打算读完那份短短的信。信上说：六一儿童节将至，请贵校组织节目，参加区上的文艺调演。

    犹如大牢里的死刑犯，原以为接到的执行判决居然是无罪释放，差点没跳起来。他把信反复读了几遍，确信不是自己眼花了，一颗兴奋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

    光高兴没用，当务之急，是得去找老师，弄出个好的节目，才不辜负上级。

    他赶紧进城到艺术馆，想去请那里的老师们帮忙。老师们都很忙，一听说连三百元一小时的课时费都交不起，而且还要坐两路公交再转火三轮才能到达他的学校，于是果断地拒绝了。整整一天，他得到的结果都一样，不同的只是有人听他说完而有人只听他说了一半或更少。

    晚上，错过末班车的老周走在雨后的大街上，心情像他的影子一样绝望。就在他不知道该向谁说说委曲的时候，从远处桥洞下传来一阵凄凉的吉它声，那声音如泣如诉，令他忍不住走了过去，看见琴声起处，一个犀利哥样的长发男人蹲在桥墩旁，脚边乱七八糟地躺着一堆酒瓶。

    他小心地走过去，那人也只当他是一阵风，没有理会，继续弹着吉它并唱起歌，那歌是老周从没听过的，讲的是一个失去女儿的父亲在大地上流浪却再也找不到那个可爱的小天使。老周也是一个女儿的爸爸，特别能引起共鸣，听着听着，不觉已是泪流满面。

    因着这几滴泪，他们接上话来，并一直聊了起来，到天明时，老周已大体明白对方是个音乐家，因为女儿得了脑癌不治身亡而痛不欲生，四处漂泊地想挣脱痛苦，而且，老周还知道并坚信，这是天可怜他，给他送来了排练节目的老师。

    他扛着老天送来的老师回到学校，等了一整天，老师才醒，虽然说话依旧有些颠三倒四，但大至能明白老周的请求，于是爽快地答应了。几天后，写出了一首歌曲，歌词大意是讲一个不知道父母是谁的蒲公英在星空下寻找人生的答案，并且发出为什么只有美丽的鲜花才有明天的感叹。但最终，蒲公英看到普照的阳光，并寻找到生命的意义，它落地生根，开枝散叶，长成一株美丽的生命。

    老周很喜欢这首歌，曲调很美，歌词的意境与学校孩子们的心境相契合，当然，最令他喜欢的还是蒲公英的结局。

    没有伴奏，音乐家为他们设计了无伴奏童声合唱。经过几天的排练，杂乱失控的声音，便被天籁般流畅和谐的演唱所代替。仓库改造的学校，有史以来第一次传出了悠扬的歌声。为了配得起这歌声，老周花血本为孩子们订制了一套城里孩子们穿的校服，浅蓝的裙子白色的衬衣，把小家伙们包装得鲜亮整齐。为此，他推迟了给老师们发工资，但老师们并没像以往那样不高兴，纷纷说，这事，值得支持。

    演出那天，一个跑野的家长开着他的金杯车把孩子们送到演出的剧场门口，音乐家也破天荒理了发，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帅气地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二十几天的辛苦终于结出了果实，老周脸红红的，眼亮亮的，微笑着，一语不发。

    当老周走进剧场去签到时，负责签到的张科长很困惑地问：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收到通知来的。”老周既兴奋，又有些惴惴不安地递上通知。

    科长把通知捻过来，像检验伪钞一般仔细看了一遍，然后一拍脑门说：“发错了，这是谁干的？明明是通知你们限期关闭学校，怎么装成文艺调演通知了？这不是乱弹琴吗？”老周像被太阳晒过的泡泡糖，软软地飘了回去。他不知道该怎么向孩子们解释这次不知是自己还是别人犯的错误，他觉得这比让他结束办了多年但终于还是没修成正果的学校更让他难过。

    远处飘来一阵蒲公英的吟唱，那是他的孩子们在做最后一次练习，周围路过的人们都感叹：这歌真好听啊！

橘子

芥川龙之介

    冬天的一个夜晚，天色阴沉，我坐在横须贺发车的上行二等客车的角落里，呆呆地等待开车的笛声。车里的电灯早已亮了，难得的是，车厢里除我以外没有别的乘客。我脑子里有说不出的疲劳和倦怠，就像这沉沉欲雪的天空那么阴郁。我一动不动地双手揣在大衣兜里，根本打不起精神把晚报掏出来看看。

    不久，发车的笛声响了。我略觉舒展，将头靠在后面的窗框上，漫不经心地期待着眼前的车站慢慢地往后退去。但是车子还未移动，却听见检票口那边传来一阵低齿木屐的吧嗒吧嗒声；霎时，随着列车员的谩骂，我坐的二等车厢的门咯嗒一声拉开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姑娘慌里慌张地走了进来。

    那是个地道的乡下姑娘。没有油性的头发挽成银杏髻，红得刺目的双颊上横着一道道皲裂的痕迹。一条肮脏的淡绿色毛线围巾一直耷拉到放着一个大包袱的膝头上，捧着包袱的满是冻疮的手里，小心翼翼地紧紧攥着一张红色的三等车票。我不喜欢姑娘那张俗气的脸相，那身邋遢的服装也使我不快。更让我生气的是，她竟蠢到连二等车和三等车都分不清楚。因此，点上烟卷之后，也是有意要忘掉姑娘这个人，我就把大衣兜里的晚报随便摊在膝盖上。

    在灯光映照下，我溜了一眼晚报，上面刊登的净是人世间一些平凡的事情，新婚夫妇啦，渎职事件啦，讣闻等等，都解不了闷儿——火车进入隧道的那一瞬间，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火车在倒着开似的，同时，近乎机械地浏览着这一条条索然无味的消息。然而，这期间，我不得不始终意识到那姑娘正端坐在我面前，脸上的神气俨然是这卑俗的现实的人格化。正在隧道里穿行着的火车，以及这个乡下姑娘，还有这份满是平凡消息的晚报——这不是象征又是什么呢?不是这不可思议的、庸碌而无聊的人生的象征，又是什么呢?我对一切都感到心灰意懒，就将还没读完的晚报撇在一边，又把头靠在窗框上，像死人一般阖上眼睛，打起盹儿来。

过了几分钟，我觉得受到了骚扰，不由得四下里打量了一下。姑娘不知什么时候竟从对面的座位挪到我身边来了，并且一个劲儿地想打开车窗。但笨重的玻璃窗好像不大好打开。她那皲裂的腮帮子就更红了，一阵阵吸鼻涕的声音，随着微微的喘息声，不停地传进我的耳际。这当然足以引起我几分同情。不久，火车发出凄厉的声响冲进隧道；与此同时，姑娘想要打开的那扇窗终于咯噔一声落了下来。姑娘把头伸到窗外，目不转睛地盯着火车前进的方向，一任划破黑暗刮来的风吹拂她那挽着银杏髻的鬓发。她的形影浮现在煤烟和灯光当中。

    但是，这当儿火车已经安然钻出隧道，正在经过夹在满是枯草的山岭当中那疲敝的镇郊的道岔。道岔附近，寒伧的茅草屋顶和瓦房顶鳞次栉比。这当儿，我看见了在那寂寥的道岔的栅栏后边，三个红脸蛋的男孩子并肩站在一起。他们个个都很矮，仿佛是给阴沉的天空压的。穿的衣服，颜色跟镇郊那片景物一样凄惨。他们抬头望着火车经过，一齐举起手，扯起小小的喉咙拼命尖声喊着，听不懂喊的是什么意思。这一瞬间，从窗口探出半截身子的那个姑娘伸开生着冻疮的手，使劲地左右摆动，给温煦的阳光映照成令人喜爱的金色的五六个桔子，忽然从窗口朝送火车的孩子们头上落下去。我不由得屏住气，登时恍然大悟。姑娘大概是前去当女佣，把揣在怀里的几个桔子从窗口扔出去，以犒劳特地到道岔来给她送行的弟弟们。

    苍茫的暮色笼罩着镇郊的道岔，像小鸟般叫着的三个孩子，以及朝他们头上丢下来的桔子那鲜艳的颜色——这一切的一切，转瞬间就从车窗外掠过去了。但是这情景却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使我几乎透不过气来。我意识到自己由衷地产生了一股莫名其妙的喜悦心情。我昂然仰起头，像看另一个人似地定睛望着那个姑娘。不知什么时候，姑娘已回到我对面的座位上，淡绿色的毛线围巾仍旧裹着她那满是皲裂的双颊，捧着大包袱的手里紧紧攥着那张三等车票。

    直到这时我才聊以忘却那无法形容的疲劳和倦怠，以及那不可思议的、庸碌而无聊的人生。

天下太平

莫言

    小奥，大名马迎奥，但除了学校里的老师叫他的大名，村子里的人都叫他小奥。

    星期天上午，因为下雨，没法放羊，爷爷让小奥在家学习。他趴在炕沿上，翻了几页课本，心中感到厌烦。又看了一遍那几本看过很多遍的儿童绘本，更烦。他的目光盯着墙上一只壁虎看，突然，那壁虎向一只蚊子扑去。蚊子到嘴时，壁虎的尾巴一声微响，断裂了。另一只壁虎从黑暗中蹿出来，把那条在炕席上跳动着的小尾巴吞了下去。小奥大吃一惊，蹦了起来。他很想把奇迹告诉爷爷，却听到了爷爷响亮的鼾声。

    他悄悄地从爷爷身边绕过去，顺手从门后抓起一个破斗笠扣在头上，然后轻轻地穿过院子，蹿出大门。雨下得不大不小，新用水泥铺成的大街上汪着明晃晃的雨水。他一边跳踩着水洼，一边念叨着同学们篡改过的诗句：“小鳖他老姐，最爱把气生。哭了一整夜，天明不住声。圈里母猪黑，窗上玻璃明。养猪发大财，全家进了城。”

    村街上没有人，一只麻雀叼着一只知了从很高的空中飞过。那知了尖利地鸣叫，拼命地挣扎。小奥听出了知了的愤怒和不服气，这么大的知了被小麻雀儿擒住，它怎么能够服气？果然，那知了挣脱了麻雀的嘴；尖叫着钻到天上去了。那只失去了猎物的麻雀，筋疲力尽地落在张二昆家的门楼上。

    张二昆家的大门是村子里最气派的大门，在大门两侧白色的墙上，右边写着“改建新式厕所”，左边写着“享受文明生活”。张二昆当村支书，是村子里最大的官。村里人都不乐意把改建厕所的宣传口号写到自家墙上，二昆说那就写到我家墙上。张二昆当村支书两年就把这个乱得出名的村子治理得服服帖帖。张二昆让村子里的人都坐上了马桶。张二昆说农民坐着拉屎是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小奥想到刚开始爷爷蹲到马桶上骂二昆，过了几天爷爷坐到马桶上夸二昆。张二昆当官前是村子里最大的刺儿头，他曾经将他的前任拖到村西头那个大湾里。小奥记得那天的场面，真像过节一样。那个官不会游泳，在湾里挣扎，喝湾水把肚子都喝大了。那个官刚爬到湾沿上就被张二昆踢下去。爬上来又踢下去。爬上来又踢下去。后来那个官哭着说：“二昆，爷爷，我承认了还不行？”张二昆说：“你大点声说，让大家伙都听到，你承认了什么？”那个官说：“乡亲们，我承认，我将黑青铁路占咱们村的公留地的赔偿款挪用了一点点。”

    张二昆说：“大家伙儿都把手机拿出来录视频，你大点声，当着大家的面说清，说你贪污了多少，怎么贪污的。说不说？不说你今天就在湾里泡着吧。”小奥记得那是前年二月里的事儿，湾里的冰刚刚融化，水很凉，小北风一吹，站在湾边的人都忍不住打哆嗦。大家都开了手机录视频，那个官站在湾沿，浑身流着水，嘴唇发青，哆嗦着交代罪行。张二昆说：“乡亲们，把证据保存好，千万别删了。我去投案了。”乡亲们说：“二昆，我们联名保你。”

    小奥路过张二昆家大门口时，一扇大门嘎嘎响着打开了。张二昆跟随着一个五大三粗的黑汉子走出来。张二昆与那黑汉子握手，脸上挂着笑，嘴里连声说：“您尽管放心，袁武的工作我去做，不整改就关闭他的！”小奥不认识黑汉子，但他知道袁武是他的同学袁小鳖的爹，是养猪场的场长，这几年发了，但也让大湾渐渐地成了一个污水坑，井里的水，也散发着刺鼻的臭气，不能吃了。黑汉子钻进黑色轿车，张二昆对着车招手，目送着车沿着湾边的公路右拐北去。这时，他才像突然发现了似的，惊讶地问：“小奥，你在这里干什么？”小奥指一指门楼上的麻雀，说：“知了飞了。”张二昆道：“什么乱七八糟，回家写作业去。”小奥站得笔直，盯着张二昆看。张二昆虎着脸说：“看什么？回家让你爷爷给你爹娘打电话，让他们赶快滚回来，我们太平村要干大事，不用出去打工了。”

（节选自莫言《天下太平》，有删改）

孙少安重建学校

路遥

这一天晚上，少安被父亲有点神秘地把他从家里叫到院子里。

“什么事？”少安问。他看见父亲一脸的诡秘。

孙玉厚就把刘玉升要重建庙宇的事给儿子大约说了说。“我已经上了二十块布施。我听玉升的意思，想叫你多出点哩，因为你这二年赚了几个钱……”孙玉厚咄咄地对儿子说。

孙少安有些生气地巴咂了一下嘴，对父亲说：“哎呀，我怎能出这号钱哩？就是你也不应该出！”

玉厚老汉对儿子的态度大为惊讶。

“你娃娃不敢这样！神神鬼鬼的事，谁也说不来！咱又不在乎那么两个钱。万一……”

“万一怎？”少安看着父亲的可怜相，强硬地说：“我不会出这钱！哪里有什么神神鬼鬼！神鬼就是刘玉升和金光亮！他们愿干啥哩，和咱屁不相干！”

玉厚老汉见儿子如此不恭神灵，急得两只手索索地抖着……

第二天上午，少安无意间产生了一个小小的愿望——想到金家湾那面去转一转，瞧瞧他的宝贝儿子。

虎子这半年已经上了小学一年级，他很想在外面悄悄看看儿子坐在教室里的样子。

孙少安一个人慢慢遛达着，淌过东拉河，走过初冬荒凉的庙坪，跨过了哭咽河上的那座小桥。习惯地走到原来的学校院子，却猛然意识到：学校已搬进了原二队的饲养院里！

不过，他倒一下子无法把自己的双脚从这个破败的老学校的院子里挪出来。

他看见，这个当年全村最有生气的地方，竟是这样的荒芜衰败了！

院子里蒿草长了一人高，窑面墙到处都是裂缝，麻雀在裂缝中垒窝筑巢，叽叽喳喳，飞进飞出，那副篮球架已经腐朽不堪，倒塌在荒草之中……这就是当年他和润叶上过学的地方！以后，他的弟弟、妹妹，都在这里上过学。而现在，他的儿子却不得不离开这地方，搬到曾经喂驴拴马的棚圈里去念书了。这是历史的耻辱，也是双水村的耻辱。

“不过，你孙少安大发感慨，可又给双水村做了些什么事？”有一个声音突然在内心中问他。

孙少安怔了怔，忍不住仰起脸向天空长长地嘘了一口气。仅仅在这一刹那间，某种想法便不由地主宰了他的意识，他猛然想：是呀，我为什么不可以把这座学校重新建造起来呢？连神汉刘玉升都有魄力重建庙坪的破庙，我为什么没勇气重建这个破学校？

一种使命感强烈地震撼了这个年轻庄稼人的心，使他浑身不由滚过了一道激奋的颤栗！

好，你刘玉升修庙，我孙少安建校！咱们就唱它个对台戏！

孙少安旋即走出这座颓败的学校院子，转而来到不远处的原二队饲养院。

孩子们正在上课。他蹑手蹑脚来到“教室”窗户前。窗户是临时垒的，栽几根粗糙的木棍，破麻纸被风吹得哗哗价响。

他透过窗户上的破纸洞，看见老师正领着孩子们读拼音。里面黑乎乎地，一股牲畜的粪便味直冲鼻子。他半天才看见虎子背抄着双手，小胸脯挺着念拼音。他鼻根一酸……

孙少安拧转身急速地步出了这个破院子。他更加迫切地感到，他有责任让孩子们尽快和这个饲养院永远地告别，重新回到更好的环境中去念书……

当天晚饭后，少安也神秘地把父亲叫到院子里，给他说了他的打算。

玉厚老汉嘴一张，结果连什么也没说出来。他万万没有想到，儿子连敬神的几十块钱都不愿出，却拿这么一大笔钱修那个破学校！不过，这是儿子的事。他向来在儿子们的大事上采取不干涉的态度。

出乎少安意料的是，平时勤俭的秀莲却特别痛快地支持他搞这件事。事情由生病的妻子最后画了“圈”，算是敲定了。

当天夜晚，少安一个人爬上了庙坪山。他蹲在山顶的梯田楞边，静静地环视着月光朦胧的双水村……

此刻，他一下子想起了许许多多的事。从少年时期的生活，一直想到了现在。噢，他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半辈子。他的后半辈子也要在这块土地上度过。往日的生活有苦也有甜。重要的是，他现在才感到腰板硬了一些。过去，日日夜夜熬煎和谋算的是怎样才不至于饿死；如今却有可能拿出一大笔钱来为这个他度过辛酸岁月的村庄做点事了。当然，比起一些干大事的人来说这实在算不了什么，可这是他孙少安呀……

月亮是这样的皎洁，夜是这样宁静；村庄沉浸在睡梦之中，东拉河却依然吟唱着那支永不疲倦的歌……

一九八五年的春天，孙少安个人掏腰包出资一万五千元重建的双水村小学眼看就要最后竣工了。当年拦河打坝震坏的校舍窑洞，已经被一排气势宏伟的新窑洞所替代。当年的学校操场也扩大了一倍，栽起一副标准的篮球架。操场四周砌起了围墙。铁栏式大门上面，拱形铁架上“双水村小学”五个铁字，被红油刷得耀眼夺目。

（节选自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第五十章、五十一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