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从周：中国园林第一人

    陈从周以古园林专家名世。赵朴初先生为其书斋起名梓室，因为先生工木土，而先生便以梓翁自喻。

    全国解放之初，他应苏州美专之聘讲授《中国美术史》和《中国建筑史》；在上海同济，他创办了建筑历史学科和教研室。教学之余，探访、考察园林和文物，足迹遍踏大江南北；参与古建筑及园林工程，事必躬亲。有人戏称他是“两江总督”。1956年，他出版的《苏州园林》一书，成为中国当代第一部园林专著，阐述了苏州园林的本质特征——文人园林的诗情画意，还总结归纳了中国园林造园手法，如借景、邻虚、屏障、对景等。接着又出版了《苏州旧宅参考图录》、《漏窗》。后《说园》出版，已是热到洛阳纸贵了。叶圣陶评述《说园》“熔哲、文、美术于一炉，以论造园，臻此高境，钦悦无量”，有人称它为“诗词界的《人间词话》”。他不仅对于古建筑、古园林理论有着深入的研究、独到的见解，还参与了大量实际工程的设计建造，如设计修复豫园东部、龙华塔、宁波天一阁等，设计建造云南楠园等大量园林建筑。

    他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造诣颇深，其散文有晚明风格、诗词清丽可诵、书画秀润清逸，还擅昆剧。正是凭借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力，他把中国古园林艺术的诗情画意诠释得淋漓尽致。

    “梦也苏州，醒也苏州”，陈从周热爱故乡园林，把她视为生命的一部分。他在《苏州园林》中写道：“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足见其江南园林情结。因此对园林、古建筑的保护，他据理力争，寸步不让。1958年，他向苏州市政府呼吁抢救网师园；坚决反对拆苏州城墙用墙砖砌小高炉，疾呼城墙上的每一块砖都是文物。于是，他被作为当时在北京正受批判的梁思成的中国营造社的外围分子加以批判。自此，他成了历次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在困境中，他仍专注于古园林事业的研究，穷十年之功，完成皇皇八十万言的《梓室余墨》。这是他园林小品之集大成者。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从周联络叶圣陶等八位社会名流提议修复晚清学者俞樾的故居曲园。其后应苏州政府之请审核行将开放的“苏州古典园林艺术陈列室”，他顺便考察了艺圃、拙政园等景点，发表《苏州园林今何在？》一文，批评苏州园林商业化的世俗之风破坏了园林之美，促使有关方面及时进行了全面整顿和清理，使苏州园林大有改观，1999年苏州古园林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1978年，应世界著名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邀请，主持了中国第一个整体园林出口项目，以苏州网师园的园中园——殿春为蓝本，建立一个独立的庭院——“明轩”，移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他成为将中国园林艺术推向世界之现代第一人。

    作为教师，他认为，学问之道在于德；想做事业，惟勤是途。他对报考的研究生，都要加试“百科知识”一门课。学生们对听他的课，又爱又怕。怕他会提出许多“刁钻”的要求。如记笔记要用毛笔，写字要用繁体，而且还要竖写等。尽管如此严苛，学生们仍爱听他的课。上大课，阶梯教室总是“爆棚”。他授课从不照本宣科，而是在谈天说地道古论今中深入浅出地“传道”，让学生们在轻松的谈笑中获得知识，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升华艺术境界。他倡导文理互通，提倡多读书，读与专业相关、甚而是专业以外的书。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相通的。为让学生融通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他出奇招，把昆曲引进课堂，还自掏腰包请学生去听昆曲，体味古园林建筑与昆曲在艺术趣味上的亲缘关系。学生们在缅怀先生时都说：“十几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上课的生动情景。”

    陈从周提倡做学问要讲究世系和传承。有人认为这样会导致门户之见。他却认为，讲世系则有凝聚力和鞭策力，可以逼学生用功，掌握自己派系的精髓，不使失传。由文史到国画，再到古建筑园林，他都问学前辈，就教名师，如陈植、梁思成等先生，一路自修不辍。他不是学建筑的科班出身，本学文学，后因兴趣而改行，故业内有人非议他的学问不正宗。但实践证明，陈从周独辟蹊径，把诗词、美术、音乐、戏剧和建筑园林糅在一起，以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品质，开辟了建筑和园林研究的新境界；他也由梓室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被称为“中国园林第一人”、“中国园林之父”。

（摘编自张昌华《陈从周：中国园林第一人》）

相关链接①冯其庸评价陈从周：“兄治园林，皆能融会贯通，化而为一，所谓文武昆乱不挡，是为大家，是为人师。”陈从周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造园重视借景，造园与为学又何独不然。”（摘自《光明日报》2014-09-01《满眼溪山独去时》）②陈从周擅丹青，在松、梅、菊、竹中，尤喜绘竹。他的画竹小品或孤枝独干，或竹叶一蓬，题字则为“清风之竹”、“清风过后一帘青”等等。下钤的闲章是“有竹为家”。典出郑板桥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摘自张昌华《曾经风雅》）③陈从周先生的同代或之后，有着许许多多古建筑史家、园林学家。他们钩沉史料、测绘勘察，会墨线绘图，抑或计算机上网，可能还会胡诌几句海德格尔、胡塞尔。但却少有人像他这样挚爱自己的故园。（摘自《拾贝岛民的日记》）④陈从周不是像同代或之后一般的匠人那样简单地进行技术继承，也不会生吞活剥机械照搬西方迎合时尚，而是把对苏州园林和中国古园林的研究事业作为自己的精神依托和人生价值的归属。（摘自张昌华《曾经风雅》）

屠呦呦是如何被国际科学界发现的

    从1960年末开始，屠呦呦以“中医中药专业组”组长的身份加入到当时的国家抗疟“523任务”行列，1972年，她领导的研究小组首次提取出了青蒿素。到了1975年，青蒿素的化学结构在屠呦呦的参与下被确定。

    然而，由于“523任务”的保密性质，在整个过程中，屠呦呦没有任何研究论文发表出来，外界对她所做的工作不得而知。

    直到1979年，国家科委将“国家发明奖”颁给青蒿素研究成果，其中屠呦呦为第一发明单位的第一发明人。同年，中国的外宣刊物《中国建设》发表了一篇短文，介绍了青蒿素的研究。

    《中国建设》是一份由宋庆龄创办的英文杂志。在1979年8月号，该杂志发表了题为“一种新型抗疟药物”的文章，这让西方的科研人员第一次了解到来自中国的青蒿素研究成果。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讲述了“一名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受到东晋医学典籍的启发，想到用新方法提取青蒿素的故事。文章并没有写出这名研究员叫什么名字，但用了“她”来指称这名研究者。

    这篇文章后来在各种英文出版物中被广泛引用。1985年，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青蒿素的综述文章，该文详细描述了中国科研人员取得的进展。然而，在写到关键人物时，文章也并没有具名指出研究者是谁，只是含糊地说“一名研究者”，这种说法也是源自《中国建设》的那篇文章；尽管在同一篇综述中，作者引用了两篇屠呦呦为第一作者的研究论文，那两篇论文分别发表于1981年和1982年。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青蒿素已经在国内外治病救人，而其发现者究竟是谁，一直都是模糊不清的。

    2006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传染病专家路易斯·米勒(Louis Miller)与同事苏新专一起到上海参加一个关于疟疾的学术会议。其间，米勒向与会的所有科学家打听，是谁发现了青蒿素，然而没有一个人回答得上来。

    英国牛津大学和泰国玛希隆大学的尼古拉斯·怀特(Nicholas White)，是抗疟药物的专家，曾经在临床上做出许多突破性的进展。然而当米勒问他青蒿素是谁发现的时候，连怀特也答不上来。

    这让米勒感觉非常不好，他想到了奎宁的历史。奎宁是在青蒿素出现之前被广泛应用的一种抗疟药物。奎宁的应用最早出现于16世纪的秘鲁印第安人之中，后来被西班牙人带回欧洲使用，然而印第安人从未被认定为奎宁的发现者。“今天，专家们说印第安人不可能做出这样一项发现。”米勒说，“我发誓在青蒿素的问题上，我不能让历史重演。”

    于是，从2007年开始，米勒与同事开始调查青蒿素的发现者是谁。

    著名生物学家饶毅兼有科学史家的慧眼，在一篇题为“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的文章中，饶毅和他的同事写道：“青蒿素的发现和应用，广为人知。而屠呦呦的贡献，却一直有争议。其原因还待更多史家细究。一个重要的文化问题是，面对重要的发现，出现矛盾时，中国的有关部门不是确切地搞清楚各人的功劳而是回避矛盾、袖手旁观，导致缺乏认可，而国外的科学家和医药界不可能搞清楚中国内部刊物和会议的记录。”

    他们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屠呦呦在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然而“没有获得中国充分的认可，也缺乏国际肯定”，2011年，屠呦呦终于获得了医学科学领域最重要的奖项——拉斯克奖。这个奖项也一直被认为是诺贝尔奖的风向标。

    苏新专认为，拉斯克奖的评奖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谁先把青蒿素带到“523项目组”，二是谁提取出有100%抑制率的青蒿素，三是谁做了第一个临床实验。

    苏新专还表示：“美国人颁奖主要注重科学发现的思维而不在乎是谁做的，因为想法来自屠呦呦，所以奖就是颁给屠呦呦而不是给她小组亲自做实验的人。”

    与这种思维相似，诺贝尔化学奖委员会主席斯文·利丁(Sven Lidin)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这样解释他们的评判标准：“即便当我们去看有大量人员参与的领域，通常情况下你都能追溯到一个起始点，那时只有有限的几个人……是他们点燃了火种。”

    不过，与米勒和苏新专的观点不大相同的是，黎润红等人认为青蒿素的发现并不能归功于屠呦呦一人。“米勒等的观点是以现代科研的评价模式来衡量当时的科研活动，其结论值得讨论。”他们这样写道。

    “若一定要确认在青蒿素发现中个人贡献的话，如同田径比赛中多人接力赛，屠呦呦是其中一棒的冲刺人。因此，抗疟新药青蒿素的发现这一成果应属于这个团队。”黎润红等人在研究结论中这样说。

    饶毅等人在解释青蒿素的发现争议不断的时候，总结了几点原因。包括论文写作不及时，发表不规范；“文革”的阴影很明显，科技信息不能经常交流，论文多用集体署名，埋下了往后争议的伏笔；此外，屠呦呦个人性格的特点也是一个因素。

(节选自2015年10月6日《南方周末》)

张岱年：士林楷模

    ①在《张岱年自传》前，他亲笔题写：“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言有物而心有恒。”这完全可以作为张岱年一生的写照了。以下一些小事可以使我们对张岱年有更深刻的了解。

    ②1982年，张岱年与他的一个学生、清华大学的刘鄂培教授有过一次谈心。刘教授回顾往事时，说到自己在前半生的历次运动和改造中饱受磨锉，如今已经像河床中的鹅卵石一样，没有了棱角。而且还感叹道，要做一个正直的人是很难的。为了能够不随波逐流又不丧失良心，刘教授说希望自己今后能够像铜钱一样，内方外圆。张岱年听了这番话，沉默良久，提起笔来写下了“直道而行”四个字。刘鄂培教授看过这四个字，深感惭愧，他说：“岱年师与我有相同的坎坷遭遇，他的胸襟如此广阔，精神境界如此高尚。这四个字体现出他的刚正性格，亦即岱年师人格魅力之所在。”

    ③张岱年为人谦虚谨慎。即使是对于《中国哲学大纲》这样一部得到学界公认的名著，他也总是会自觉地指出其中的不足，几次修订，每次书写序言，都会明确地指出书中的缺陷。你可以感觉到他的这种谦虚决不是刻意的造作，而是完全发自其内心的。

    ④张岱年生活非常简朴，在衣食住行上从不讲究。他几次迁居，住房都很狭窄，而且房中几乎都堆满了书籍。每次有客人去拜访，走进他的书斋，几乎找不到地方可以坐下。以至于大陆以外的学者像台湾的陈鼓应等拜访张岱年时，对如此大师竟居于这样的陋室，深为惊讶，后来甚至直接上书邓小平要求为张岱年解决住房问题。可据说张岱年对此从不抱怨，好像挺满足，也很习惯的样子。

    ⑤张岱年的穿着也是极为朴素，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位大学问家，好像只是一位平凡的老者，过着平平常常的生活。他的一个学生曾忆道：“有一次我到他家去看望他，在路上碰到了张先生，张先生正好从小商店里买好了馒头之类的食品拎在手里走回家，张先生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使我不由得肃然起敬，一位誉满海内外的大学者做着普通老百姓最平凡的事情，我想张先生这样恐怕在国内外学术界是少见的。”

    ⑥张岱年对于中国哲学史料的熟悉，凡是熟悉他的人都赞不绝口。他的一个弟子曾回忆：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的史料十分熟谙，每提及历史上一个著名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材料，都能够做到背诵，从先秦到近代，先生如数家珍，使听课者感到先生对祖国优秀的哲学文化遗产充满了感情！每当张先生开始背诵时，教室里便鸦雀无声；背诵完毕，教室里便发出一片轻轻的唏嘘声”。

    ⑦张岱年为人诚恳，对后学的培养和鼓励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张岱年作为中国哲学界的泰斗，向他求教、请他审阅文章或者求他为自己的著作作序的人不计其数。他对此从不会拒绝，对于求教的稿子总是会认真修改，这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以至于影响了正常工作，但他总是不厌其烦，可见对于后学一片爱护、提携之心。张岱年讲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和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时候，吸引了很多学者和学生来听课。中国人民大学有位教师叫姜法曾，很认真地听张岱年的课并做了详细的笔记。后来姜法曾把听课笔记做了细致的整理，张岱年后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便是以这个笔记为基础完成的。不幸的是，这位姜老师因为劳累过度，英年早逝，后来张岱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时候，就把大部分稿酬送给了姜老师的遗属，其余部分则购书送给每一个听这门课的学生，他自己则分文不取。

    ⑧季羡林与张岱年在清华时是校友，工作后又在北大是同事。两人友谊深厚，相互了解也深。季羡林曾在为刘鄂培的《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作的“序”中说，自己“对于先生的为人，则心仪已久”，并称赞张岱年“他奖掖后学，爱护学生，极有正义感，对任何人都不阿谀奉承，凛然一身正气，又决不装腔作势，总是平等对人。这样多的优秀品质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再加上真正淡泊名利，为学是务，在当今士林中，真堪为楷模了”。

（摘编自任士英主编《20世纪国学大师档案》）

【相关链接】①张岱年，我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和文化理论家。为中国现代哲学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哲学和文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国学网）②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文化是一个独立发展的体系，有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在这发展过程中，虽经常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但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因而成为世界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类型，影响及于国外，对于世界文化作出过巨大的贡献。（选自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房玄龄，生而为宰相

水鹿

    初唐的天空，星光灿烂。

    在后人看来，这些光芒属于魏征、王珪、尉迟敬德、李世勣……一个个激情张扬的人。他们思考、磋商、争辩，挺直了脊梁建功立业，做人成事。

    然而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问题是：这么多个性鲜明的人，最容易骄傲不服气，碰撞成灾难性的内斗和党争。

    他们太需要一个没有个性、没有激情的人，来做稳压器。

    他就是房玄龄。他总是笑眯眯地洞明世事，又总是不吭声地隐忍委屈。皇亲李神通攻击过他，重臣萧瑀攻击过他，“第一宠将”尉迟敬德也攻击过他，眼看都要变成朝里的“出气筒”了，可他还是和没事人一样。他简直天生是给李世民做宰相的。

    有一次房玄龄得了重病，一个口齿轻佻的小官吏开玩笑道：“宰相小病去探访有好处，如果病得快要死了，去探访也就没什么用了。”有人将这话挑唆到房玄龄那里，房玄龄对此的反应是——见到那个随众来探访自己的小官吏时，笑着调侃一句：“你都肯来看我，那我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啊……”

    房玄龄还是出名的“怕皇帝”者。急躁任性的李世民，也和大臣们一样，经常拿房玄龄当“出气筒”，越用越顺手。房玄龄照例不争辩、不顶撞，逆来顺受，道歉了事。有人因此讥讽老房“没骨气”，尤其是他身边还有傲骨铮铮的魏征作对比。其实房玄龄心里很明白，李世民是个多么骄傲的人，成天被魏征骂来骂去又不能还嘴，难免心理不平衡。那我老房做做自我牺牲吧，皇帝把气撒在我身上，总比他攒多了委屈以致决策失常要好。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次又一次心照不宣的表演：皇帝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发雷霆痛骂宰相，剥官落爵叫他回家待罪。房玄龄也就乖乖回家，平静地告诉家人“把房子打扫打扫，待会儿皇帝要过来接我回去”。而李世民果真就来接了，两人携手上车回宫，谁都不多说什么，好像发脾气那一幕从来就没发生过。

    那些君臣的脾气，终于在性情温和、通达睿智的房玄龄手里，揉捏成方向一致、和衷共济的“合力”了。

    但“老好人”房玄龄的本事绝不止于此，他有着令人惊叹的办事效率和实干能力。李世民和魏征等人通过争辩讨论定下了大政方针，房玄龄就和他选拔的一批实用性人才一起埋头苦干，去实现贞观的宏图大卷。

    贞观时代，朝廷全部官员只有643人，房玄龄做了22年的宰相——除了贞观的最后一年他已过世之外——他总是日复一日处理着繁杂的日常行政事务，让一个高度精简的行政机构，发挥出强大的作用，支撑起贞观之治的日常大局。以致于李世民有时会抱怨他太过细致，提醒说，身为宰相应该只管大事，把那些小事丢给下属就好。可房玄龄还是继续“我行我素”地“琐碎”着。

    当时尚书省下辖的各部里，工作最繁琐、最被士人看不起的，是管理财政预算和账目的“度支司”，一度无人肯任其职。房玄龄竟以宰相之尊自任“度支郎中”，亲自把守着大唐国库。

    这22年的殚精竭虑，比起早年辅佐李世民征战天下、决战玄武门，更值得记录在房玄龄一生功业的榜首。诚如后世史学家所公认的那样：作为宰相，他开国有功，却从不突出自己；王珪、魏征以谏诤闻名，他就竭尽全力给他们提供机会；李靖、李世勣善于带兵，他就在后方做好后勤支持；每一个官员，他都能让他们在贞观时代淋漓尽致地展示才华；他没有一项拿得出手的“政绩工程”，然而天下人都知道，这个国家少不了他。李世民也一样知道。

    人生终是难免一死。贞观二十二年，房玄龄走到古来稀的71岁。在那个时代里，他已经是活得很长的老人了。高龄带来的疾病难以克服，房玄龄的身体越来越差。而此时，比房玄龄年轻许多的皇帝也已重病缠身，那太过绚烂的一生迅速地消耗掉了李世民的寿命。重病中的李世民，让人把房玄龄抬到殿中，在御座之侧放下，君臣对坐流泪，竟是相视无言。回首他们在渭北秋风之中的初遇，时光已经流逝了32年。

    一段浩浩汤汤的贞观时代，回荡着各种各样的旋律。人们立德，立言，立功，以丰富多彩的形式把自己独一无二的声音，铭刻在这个时代上。“贞观”因此而朝气蓬勃、气象万千。但贞观的第一宰相房玄龄，却在洪亮之声中沉默着，埋头忙于记录、整理、实施——他从来都没有自己的声音，他的声音就是“贞观”。

（节选自《读者》）

杂交水稻之父

    1982年的一个秋日，马尼拉洛斯巴洛斯镇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学术报告厅里，正在举行国际水稻科技界的盛会座无虚席。会议开始，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印度农业部前部长斯瓦米纳森博士庄重地引领袁隆平走上主席台。这时，屏幕上赫然打出袁隆平的巨幅头像，下方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行特大黑体英文字。报告厅里顿时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国际同行的推崇，确实使袁隆平感受到了心智与汗水的价值，以及来自光明正大的竞争对手的真诚友谊和温暖。想到国内学术界某些权威至今仍然把自己看作湘西泥巴地里滚出来的土老冒，把杂交水稻技术视为不值一提的雕虫小技，袁隆平内心不由得黯然掠过一丝淡淡的悲哀。

    会后，袁隆平跟斯瓦米纳森博士开玩笑说：“您今天这样‘突然袭击’，大张旗鼓地‘贩卖’我，可真叫我有点措手不及呀。”“我就是特意要给您一个惊喜呀！”“可我1980年第一次应邀来合作研究时，您竟然给我定了个每月800美元的实习研究生工资！”袁隆平笑着说。那一次他曾向斯瓦米纳森提出严正抗议，准备拂袖而去。经斯瓦米纳森反复道歉，极力挽留，并把他重新定为特别研究员，每月工资提到1750美元，他才留了下来。

    “哈哈，您还记得那件事哪！说实话，那时候我们看您在国内地位也很低似的，这里给您待遇太高，反而使我们丢份。加上那时我们毕竟还没有亲眼见过成功的三系配套杂交水稻，所以给您定工资估计为您在国内的10倍，想来您该可以接受。没想到您还很有气派！而第二年我们就看到中国政府给您颁发了科技特等发明奖，而且您的伟大成果也让我们亲眼看到了。所以我们后来一直为那件事感到惭愧。今天，也算是我们正式为您正名吧！”

    “哈哈，原来阁下您也曾亲自参与歧视我的‘勾当’啊！坦率地说，我们在国内是从来不争经济利益的。可是，到了您这里，拿多少钱可就关系到中国科学家的尊严了，所以我一定要跟您‘斗争’到底啊。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打不相识’。这就像我们国际科技界的朋友们，实际都是同一阵地上的竞争对手。但是也正因为在同一阵地上竞争，才有机会成为朋友啊！我和您一见面就 ‘打了一仗’，所以我们的友谊也将更加长久。是不是？”袁隆平说。

    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使水稻平均亩产比原先增加20%以上。这项世界领先的科技成果，不仅有助于中国已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而且惠及全世界。为此，他被美国科学院选聘为外籍院士，院长西瑟罗纳先生介绍袁隆平当选的理由是：“袁隆平先生发明杂交水稻技术，为全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杰出贡献，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湖南郴州农民曹宏球说“邓小平送来了好政策，袁隆平送来了好种子”，他专门花钱雕了一尊汉白玉的袁隆平石像 供在家里。

    袁隆平把他的研究生介绍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攻读博士学位，这些研究生学成后都选择留在外国工作。有人便跟袁隆平开玩笑说：“您老人家送出的人才都飞了，您可是白费心血了！”袁隆平则认真地回答说：“你们不要见识短浅。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未来，需要大量超过袁隆平的人才。优秀的人才的成长需要广阔的自由天地，让他们通通窝到我的手下来，受着我的思想束缚，而且我还无法给他们提供一流的研究条件。怎么能使他们成长为超过我的杰出学者呢？一旦祖国有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随时都会回来的。相反，如果他们回来而又无用武之地，那又叫人家回来干什么呢？”

（摘编自庄志霞《袁隆平传》）

春雨润物细无声

——记教子有方的刘伯承元帅

    干部子女，尤其是高干子女，如稍不注意，不严格要求自己，就容易滋生一种依赖心理，认为大树底下好乘凉，即使不掌握本领，也能在父母的保护伞下安逸自由的生活。对这种现象，刘伯承早有察觉，因此他常常告诫自己的孩子，要当普通一兵，要好好学习，努力读书，掌握一种或几种本领，长大以后独立生活，靠自己的本领吃饭，而不是靠父母的功劳过日子。

    建国初，刘帅率军进入大西南。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学业，便将他们留在北京。每次因公回京，总忘不了叮嘱一番。有一次刘帅回京开会，尽管时间紧迫，她还是在吃午饭的时候把儿子太行和女儿密群叫到自己的住处，要兄妹俩读一篇讲述一位父亲在儿子犯罪被判刑后，悔恨自己没有及早对孩子进行教育的文章，题目叫《审判后的谈话》，还让他们谈了自己的体会。

    刘帅曾说“我们是打扫舞台的，把三座大山推倒就是把舞台整理好，创新要靠你们，你们要想唱好戏？就要好好学习，要有真本事”“我的诀窍只有一个，就是刻苦学习，”他还结合自己在苏联的学习经历谆谆教导：“当初我在苏联学习时，尽管汉语的水平较高，但俄文连字母都不认识，但我只有一个念头：学，刻苦的学！人家学一遍，我学十遍，人家学十遍我学一百遍。”

    刘帅的话，每一个字都震撼着孩子们的心，他们决心刻苦学习。

    有一次，太行不仅没有完成父亲留下的背诵任务，还把书中的一页撕去了半页。刘帅发现后并没有发脾气，而是拿出自己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山上读过的书给儿子看，这些书籍的质量很差，用的年头又久，但都平平整整，书中有不少眉批，还有不少粘贴的地方，看起来仍十分清楚。他就此教育孩子：“书是一位百问不厌的老师随便你问他多少次，他都不会生气发火，总是耐心地回答你的问题。你要爱惜书”说完，便将太行撕掉的半页用白纸补上粘好，用毛笔一笔一画地把缺页的内容写上去。

    小儿子刘蒙解放初期生于南京。刘帅有感于三国东吴名将吕蒙发奋上进，从而留下“士别3日当刮目相待”的佳话，就给儿子取名“阿蒙”。

    1967年的一个早晨，刘帅让阿蒙背诵《辨奸论》。阿蒙觉得这篇文章太难了，怎么也背不通。于是，便预先想好了一个借口，便跑到树林里去玩。在父亲检查背诵时，他说：“《辨奸论》是苏洵影射王安石的，王安石，主张革新变法，所以这不是一篇好文章，我不想背它。”

    刘帅知道儿子的鬼心眼，但没有揭穿，而是沉静地说“你从小就想做个勇士。你现在大了，应该懂得勇敢，就是不怕困难，勇者不惧嘛！只要你不怕困难，半个小时后，一定能够背下来。”

    在父亲的鼓励下，阿蒙真的花了半个小时将《辨奸论》背熟了。那天晚上，他问儿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你学《辨奸论》吗？”阿蒙思考了半天，仍然感到茫然。刘帅和蔼地说：“让你学习《辨奸论》，是要你在学习细致观察问题的方法，从而更好地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读文章，一定要多思考。”刘帅知道儿子阿蒙有点鲁莽，为了让儿子克服这一缺点，一天晚上散步的时候，他给儿子讲了西汉张良的故事。

    刘蒙曾深情地说：“爸爸不仅教我们学习文化知识，提高各方面的修养，更重要的是教给我们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的方法，教育方法灵活。想起这些，我也像许多孩子一样，觉得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节选自《共和国元帅家风》，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