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襟了！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

   这一篇讲演分三次讲完，每次讲过，先生大汗淋漓，状极愉快。听过这讲演的人，除了当时所受的感动之外，不少人从此对于中国文学发生了强烈的爱好。先生尝自谓“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先生在言谈讲演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更强烈多少倍！

   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于是我想起了从前的一段经历，笔而记之。

                                     （节选自梁实秋《记梁任公先生的的一次演讲》）

李泽厚自传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去世，家境困顿。做小学教师的母亲为供我兄弟二人上学，惨淡经营，备尝艰苦。当时有人说，等儿子长大，你就可以享福了。母亲回答：“只问耕耘，不求收获。”此话今犹在耳，却不幸竟成谶语。每念及“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不免泫然涕下。每当年春节，亲戚家大鱼大肉，热闹非常；而我们母子三人，冷冷清清，相依为命。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初中时所以酷爱鲁迅和冰心，大概也与自己的家境和母爱有关。鲁迅教我冷静地、批判地对待世界；冰心以纯真的爱和童心的美给我以慰藉和温暖；而母亲“只问耕耘”的话语，则教我以不求功名富贵，不怕环境困苦。我最近讲，搞美学应具备两方面条件：清醒的思辨能力和比较敏锐的感受能力。我放弃中学时代成绩一直很好的数理化，而搞上了美学，不知是否也应追溯到自己那个孤独的、清醒的、感伤的少年时代？

     1945年秋，我初中毕业，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那个时代进步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时局日趋动荡，学校却充满复古气氛，死气沉沉，保守到连《大公报》都少见。我只好每星期天，到城里的书店站上一整天，饿着肚皮贪婪地翻阅着各种杂志、书报，其中主要读物就是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新书。我的社会科学基本知识，就是在书店里站着读、在课堂上偷着读、甚至冒险读着“禁书”得来的。也许正因为这样，比被动灌输的东西印象要深得多。在这样的阅读中，我逐渐培养和增强了判断是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不喜欢人云亦云，比较注重科学上的争议、论辩，这恐怕要追溯到自己的这个时期。

    1950年，我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大学时期，我生活仍然非常穷困；加上得了肺结核，我便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读书和写文章上了。我独住在宿舍顶楼的一间“阁楼”里，利用藏书极为丰富的北大图书馆，翻阅、抄录和整理了许多原始资料。我197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还利用了当年所作的资料卡片。

    我虽已发表不少文章，但面临的环境压力很大，非议颇多。下乡劳动和工作，我是单位里时间最长的一个，身体上、精神上所受的折磨也是最多的一个。这使我抑郁和孤独的性格一直延续下来，但也让我学会了思想不受外界影响。我沉默而顽强地坚守自己的信念，走自己认为应该走的路。毁誉无动于衷，荣辱在所不计。“文革”时我在干校，读书非常困难，只能偷偷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1972年回家后，我便利用在干校时偷做的笔记暗暗写起来。因为我坚信政治灾难终会过去，只要一念及“只问耕耘”的话，我就会坚持干下去。1976年发生地震，我就在条件简陋的“地震棚”里写完了《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

    有人说，在《批判哲学的批判》和《中国近代思想史论》里，我的好些思想远没有充分展开，只是点到为止。其实，“语焉不详”的还包括我的美学著作《美的历程》、《美学三题议》等。因为我喜欢先画一个“粗”线的轮廓和框架，等有时间和机会再去“工笔细描”。“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可夺也”。我也曾搞过“小”的试验，结果愈积愈细，不能自拔，与我的兴趣、个性颇不合。治学之法有多途，各人宜择性之所近。“见木不见林”和“见林不见木”虽都有偏颇，但毕竟要有所偏重。科学事业需要大家分工合作，不能一人独揽，不妨各就性之所近，发挥所长。

    也有人说我“杂”，说我又搞中国思想史，又搞外国哲学，又搞美学等等。今天固然不可能再出现像如亚里士多德那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科学分工愈来愈细。但也要看到，如今边缘科学方兴未艾、各科知识日益融合。社会科学亦然。中国文史哲素来不分，就是好传统。当今学界主要问题，恐怕也不在于杂。古今中外，第一流的哲学社会科学名家都是知识极为广博，能多方面著书立说的。取法乎上，仅得乎中，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节选自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吾友黄振中，治中国哲学有年。其于并世之学人，独服膺于李泽厚，且誉为半世纪以来，气象最博大之学人。每问余之意见，吾则以为不然：夫李氏者，乃思想界之陈涉也，非学术界之项王也。

——选自困学纪闻、荆楚风云《与友人论李泽厚》，来自李泽厚的博客

②李泽厚是中国大陆当代人文科学的第一小提琴手，是从艰难和充满荆棘的环境中硬是站立起来的中国最清醒、最有才华的学者和思想家。像大石重压下顽强生长的生命奇迹，他竟然在难以生长的缝隙中长成思想的大树。

——选自《二十四名学者眼中的李泽厚》之刘再复评论

“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用一辈子改善自己

一慈

    他是这个浮躁年代一开口就令人安静的人，他说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改善自己。

    就像年轻时爱喝可乐，可中国人终会在岁月里明白茶的滋味。你走过的路越长，越接得住胡德夫歌声中的错综复杂。他的很多歌，乍一听是山河，细听却是岁月沉淀下来的骄傲和感伤，还有足以克服这个喧嚣时代的安静。

    胡德夫说。“其实我的歌就是写我经历过的事情，对大自然的那种赞叹。在那个歌里面，我尽量用直白的方式，用咏叹。”

    胡德夫说自己一个“意外歌手”。20世纪70年代初，他去台北一家咖啡厅驻唱，只是为了多赚一点收入，来为身患癌症的父亲筹措医药费。那时候胡德夫唱的主要是西方的民谣，他很少用麦克风的豪迈歌唱，被余光中形容为“宛如在厚壮的身体里住着一个深沉大风箱。”然后，在咖啡厅的角落，他碰到了李双泽，“李双泽这个朋友，他不是唤起我去唱我自己卑南族的歌的人而已，他对我说：‘你可以写歌。’”

    但当时，胡德夫怀疑，说，大家都是拿个吉他唱英文歌，谁会愿意听一个原住民的歌，谁会愿意听台湾民谣呢？李双泽很坚持，他对胡德夫说：“你常常讲的，你小时候的那个山谷，你说你很快乐、你很想念那个地方，你说你在牛背上是一个王，天空的老鹰是你的向导……这个就是歌啊。”

    胡德夫回去之后，把整个在山上的事情想了很久。“我早上四点钟就起来去喂饱我的牛；这时候老鹰飞上了天空，互相‘咦﹣﹣’呼唤着在学习飞的小鹰，一家全在天上翱翔。我还可以跟它们对话，那‘咦’声响彻山谷。那时我躺在那个贫瘠的山坡上，但是我把它看成是我的草原，我是个骑士，腰系弯刀啊这样子。那个我不能忘记的，很得意……”

    “我每次在大陆唱《牛背上的小孩》的时候，一个个小孩子会一副怅然的样子，欲哭无泪的样子。后来我问组织者：‘为什么底下有孩子哭呢？’他说：‘胡德夫你不知道，很多的小孩，都是逃出农村来的。你快乐地唱农村的事，对他们来讲不一定是那样的。哪个孩子不想跟都市的孩子平起平坐啊，或者是得到的知识一样多啊。所以你唱稻米、水牛、香蕉……会勾起他们的乡愁。’”胡德夫很感慨，他写的只是一个岛的乡愁，却引来这些孩子们很大的、浓浓的乡愁。

    后来，胡德夫投身原住民权益运动，沉寂了很多年没有唱这首歌。一直到2005年、他55岁的时候，才再次把《匆匆》拿出来唱，“这时候感受和味道又不一样了。” 如今，在台东老家，胡德夫开了一家牛肉面店，在那里会朋友，写东西。他想告诉每天匆匆来去的都市人：“没有擦肩而过就结识到的朋友”，“从不认识，从那么繁忙，从根本不必打招呼，非常匆匆的脚步，乒乓乒乓当中，茫茫的人海里，能够结识到朋友，结识到好的事情，在里面觉得有在改善自己，我想说的是这个”，“连我这么老我都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改善自己。”

    两个月前，胡德夫当祖父了。在《我们都是赶路人》一书里，他这样写道，“他（祖父）来山谷看我的时候，常把我抱在腿上唱古谣给我听。他每次唱的内容都不一样。虽然曲调相同，但歌词都是他当时的内心所想。就是祖先流传下来的千年古谣，我现在把它唱给你听。”

    现在，那个“牛背上的小孩”也当祖父了。那个厚壮沧桑的身体里住着的深沉忧伤的大音箱已经在唱给孙子的歌了。

夜读周庄

许阳

    白天的周庄太喧闹，太嘈杂，成了一个拥满赶集人的商业街。就像一个大家闺秀，养在深闺人未识时是那样的贞淑娴静，一旦嫁为了商人妇，便失去了往日的风韵。所以，陈逸飞无不伤感地说，是他害了周庄。

    黑夜，容易使人寻觅到细雨江南的灵气。到了夜晚，游客们走得差不多了，一家家的店铺都打烊了，周庄洗尽了风尘，褪尽了铅华，才归还她天然无雕饰的纯真素颜与本来模样。夜晚的周庄，才是真正的周庄。

    吮吸着湿润的空气，独自一个人走在周庄的街道上。夜色渐浓，月华如水，在古镇的老屋和石板上肆意倾泻。远处的房子，只能看见黯黯的轮廓，近处的老屋，则如一幅明暗色彩比照的水墨画，被磨得滑滑的石板也泛着幽幽的光。四周静静的，只有自己脚踏石板的声音清脆地传向远方。

    说是街道，其实宽些的就是小河垂柳依依的堤岸，偶有一两条迟归的小船缓缓驶过，摇碎一片片波光潋影；窄些的是小镇的胡同，两侧房屋几乎伸手可触，这使人想起那句“头顶一线天，脚踏青石板”是何等的传神与精辟!身处暮色里的周庄，突然很想回到那不谙世事的孩童时代，一边走一边用手里的树枝划过苍老的墙壁，哼着歌谣，听从远处人家传来的几声犬吠。

    周庄的灯笼亮起来了。挂成一排的大红灯笼，是夜晚的周庄诗意朦胧。青瓦白墙，一旦配上这串串灯笼，古朴典雅便立刻从骨子里显露而出。灯光辉映着脚下潺潺的流水，盈盈水波又摇荡着夜泊的小船，千年古镇已经从熙熙攘攘中真正回归。豪华恢弘的沈厅安静了，精致典雅的张厅也关上了古老的大门，唯有门前的大红灯笼，在不倦的诉说着江南巨富和世家官宦们曾经的显赫与非凡。

    吹着细细的晚风，我长时间在双桥边踱步，又在桥上静坐。双桥，这是陈逸飞的双桥。在陈逸飞的笔下，双桥古朴、空灵，你可以感觉得到，她的每一条石缝间都镌刻着几个世纪的古风和遗韵。一幅《故乡的回忆》，人们才格外注意到了中国还有周庄这样美丽的地方。要是徐志摩能来这里，会不会又有“再别双桥”的另一番韵味和感慨呢？

    小小的周庄，算上双桥在内竟然有十四座桥。不必说那被称为“升官发财桥”的富安桥，也不必说那已更名为外婆桥的梯云桥，无论哪座桥，看到了桥一定会看到树，看到了树也就看到了头顶的明月与星空。

    周庄的夜，是美丽的夜，由小桥流水、青瓦白墙与柔柔的月光、红红的灯笼构成。这是一幅出自王摩诘的画卷，这是一种庄禅的意境。周庄的夜，是醉人的夜，就像一位银发的老人，在宁静中释放着积淀经年的安详与悠闲；又像一个恬静的少女，在清风里展现着她的婉丽与娇柔。

    站在石拱高高的报恩桥上，与周庄拉开一段距离，回望着周庄的座座老屋，点点灯火，思绪在不觉间已经穿越了几多流水的往事，几重渺远的时空。

    夜深了，降下阵阵凉意，夜凉如水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静静地走过一个个老屋，穿过一座座小桥，还是忍不住地回头。我知道，与临走时说还会再来的三毛一样，自己是扔不下身后的那一片风景的。

    好吧，那就回去，做一个小桥当枕、水面为床的甜甜的梦。

【注】陈逸飞：上海青年画家，他来到偏僻的江南水乡古镇周庄，发现了一座石拱桥和一座石梁桥联袂而成的双桥，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创作了一幅闻名遐迩的油画《双桥》，给九百岁的古镇周庄，插上翅膀，飞越大西洋，让全世界人民都能领略到古镇周庄的旖旎风光。

忆田先生

朱以撒

    ①田先生已经过世十多年了。他是我来到这个陌生城市比较早结识的一位长辈。他在这个城市的书法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有着自己的学生，自己的威望。田先生待我还是比较友好的，他相貌清癯、言说平静，也使我有好感，也跟着尊他，敬他。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在学校的膳团里举办了一个书法展览，作品四百件。无钱装裱，就找来几块演戏的布幕，把墙体遮蔽起来，把作品别在布上。田先生和几位老先生来，逐幅看过，并题了四个字——渴骥奔泉 ， 对整个展览的气势给了赞赏。后来，他给了我一封信，谈到几个字的不规范，也表示了他的欣慰之情，希望我给他一帧照片。

    ②一老一少开始了顺畅的交往。

    ③现在回想与田先生的交往，多半是一些碎片。比较深刻的是与他一同参加了安阳殷墟的国际甲骨文研讨会，田先生是甲骨文书法的好手，年高手硬，笔下清新脱俗，又能通过古文字借用撰写长篇诗文，总是高于同俦。他成了会议上的明星，会议期间为人拥戴，应接无算。会后我们一同游玩了龙门石窟，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看过。那时他七十多岁，居然毫无倦意。有人问田先生的行书出自何处，他笑而不答，我应接到，应该是从魏晋写经里来的。田先生感到惊讶。

    ④回来后继续交往，田先生送给我一幅甲骨文书法，一幅行书，还有一幅墨竹。我以为一老一少的良好交往会这样顺风顺水地下去。

    ⑤有位记者来采访我，问我对这个城市的书风如何看，我用了四个字来表达——陈陈相因。据我几年来的观察，为师的不是引导学生学习经典，而是局限于师门。宗派和流派的差异就是这样，屋下架屋，床上叠床，愈见其小。尽管为师的努力地传授，为徒的勤勉地吸收，其乐融融，毕竟硁硁小道。当然，这个弊端是在二十年后才彻底地让人看明白。听说田先生很不高兴。接下来就是一次有组织的例会，已经有几个人把稿子都写好了。田先生和几位老先生稳坐中军帐 ， 看我一张嘴和他门徒的五六张嘴往来。我们各抒己见并不相让。午饭时间到，田先生进行了总结。有人好意邀请一起吃饭，便于缓解，我说回家喝稀饭会更舒服，扭头便走。这是一次无果的例会。也许每一个人的心中都隐藏着脆弱的情绪，年纪大起来了，也就越发敏感。辈分，地位，关系到言说分寸，哪怕是一点点的擦边，都会觉得不快。我渐渐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从事书法艺术的人，就是一个孤魂 ， 不要天真地指望谁来帮助你、支持你，没有谁会帮你临摹，帮你创作，更不要奢求罩着你、捧着你。有许多门类可以合作，合作画，大合唱，集体舞，合作著书，至于巨片拍摄，则不知需多少人合作方可完成。惟有书法是孤独者之旅，寻寻觅觅，独来独往。自古以来我没有见过一件佳作是二人以上合作而成的，它是如此地私有。许多古代书法家被称为颠、狂、怪、痴，他们都是飘来飘去的孤独魂魄，迷醉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也正是由此。怀素说“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知”，谁人能管？！

    ⑥自己努力要紧。

    ⑦此后，我与田先生再无私下的交往，即便在一些公共场合相遇，也只是礼节性地点头而已。

    ⑧再后来，到田先生处讨教的青年告诉我，从田先生言谈中流露的意思看，其实他还是很看重我的。那时，我已经破格成为教授，我勤快且独立地学习、研究，停不下笔，论文覆盖了所有的书坛刊物，散文创作也已上路，我想田先生一定不断地看到了我的各种各样直陈的言论，包括对书风的淋漓批评。只不过，再也没有人告诉我，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⑨有人暗示过我，应该主动向田先生表示一下尊敬的态度，关系都是可以修善的。可惜，我的修养境界还达不到那个高度，我觉得，等几年再说。

    ⑩接下来是田先生过世。

    ⑪每一届研究生入学，第一堂课我都会这般说：“每一个人都有表达自己见解的权利和自由，你们有什么意见都请直说无妨。”

    ⑫不如此，何以堪。

（选自《散文》2015年第3期，有改动）

赵一曼女士

阿成

    伪满时期的哈尔滨市立医院，如今仍是医院。后来得知赵一曼女士曾在这里住过院，我便翻阅了她的一些资料。

    赵一曼女士，是一个略显清瘦且成熟的女性。在她身上弥漫着脱俗的文人气质和职业军人的冷峻，在任何地方，你都能看出她有别于他人的风度。

    赵一曼女士率领的抗联活动在小兴安岭的崇山峻岭中，那儿能够听到来自坡镇的钟声。冬夜里，钟声会传得很远很远，钟声里，抗联的兵士在森林里烤火，烤野味儿，或者唱着“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战士们哟”……这些都给躺在病床上的赵一曼女士留下清晰回忆。

    赵一曼女士单独一间病房，由警察昼夜看守。

    白色的小柜上有一个玻璃花瓶，里面插着丁香花。赵一曼女士喜欢丁香花。这束丁香花，是女护士韩勇义折来摆放在那里的。听说，丁香花现在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市花”了。

    她是在山区中了日军的子弹后被捕的，滨江省警务厅的大野泰治对赵一曼女士进行了严刑拷问，始终没有得到有价值的回答，他觉得很没面子。

    大野泰治在向上司呈送的审讯报告上写道：

    赵一曼是中国共产党珠河县委委员，在该党工作上有与赵尚志同等的权力。她是北满共产党的重要干部，通过对此人的严厉审讯，有可能澄清中共与苏联的关系。

    1936年初，赵一曼女士以假名“王氏”被送到医院监禁治疗。

    《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扼要地介绍了赵一曼女士从市立医院逃走和被害的情况。

    赵一曼女士是在6月28日逃走的。夜里，看守董宪勋在他叔叔的协助下，将赵一曼抬出医院的后门，一辆雇好的出租车已等在那里。几个人上了车，车立刻就开走了。出租车开到文庙屠宰场的后面，韩勇义早就等候在那里，扶着赵一曼女士上了雇好的轿子，大家立刻向宾县方向逃去。

    赵一曼女士住院期间，发现警士董宪勋似乎可以争取。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分析，她觉得有把握去试一试。

    她躺在病床上，和蔼地问董警士：“董先生，您一个月的薪俸是多少？”

    董警士显得有些忸怩，“十多块钱吧……”

    赵一曼女士遗憾地笑了，说：“真没有想到，薪俸会这样少。”

    董警士更加忸怩了。

    赵一曼女士神情端庄地说：“七尺男儿，为着区区十几块钱，甘为日本人役使，不是太愚蠢了吗？”

    董警士无法再正视这位成熟女性的眼睛了，只是哆哆嗦嗦给自己点了一颗烟。

    此后，赵一曼女士经常与董警士聊抗联的战斗和生活，聊小兴安岭的风光，飞鸟走兽。她用通俗的、有吸引力的小说体记述日军侵略东北的罪行，写在包药的纸上。董警士对这些纸片很有兴趣，以为这是赵一曼女士记述的一些资料，并不知道是专门写给他看的。看了这些记述，董警士非常向往“山区生活”，愿意救赵一曼女士出去，和她一道上山。

    赵一曼女士对董警士的争取，共用了20天时间。

    对女护士韩勇义，赵一曼女士采取的则是“女人对女人”的攻心术。

    半年多的相处，使韩勇义对赵一曼女士十分信赖。她讲述了自己幼年丧母、恋爱不幸、工作受欺负，等等。赵一曼女士向她讲述自己和其他女战士在抗日队伍中的生活，有趣的、欢乐的生活，语调是深情的、甜蜜的。

    韩护士真诚地问：“如果中国实现了共产主义，我应当是什么样的地位呢？”

    赵一曼女士说：“你到了山区，一切都能明白了。”

    南岗警察署在赵一曼女士逃走后，马上开车去追。

    追到阿什河以东20多公里的地方，发现了赵一曼、韩勇义、董宪勋及他的叔父，将他们逮捕。

    赵一曼女士淡淡地笑了。

    赵一曼女士是在珠河县被日本宪兵枪杀的。

    那个地方我去过，有一座纪念碑，环境十分幽静，周围种植着一些松树。

    我去的时候，在那里遇到一位年迈的老人。他指着石碑说，赵一曼？我说，对，赵一曼。

    赵一曼被枪杀前，写了一份遗书：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