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与音乐

聂运伟

    爱因斯坦3岁的时候，一天，母亲波林坐在钢琴旁，轻轻地抚弄琴键，优美动听的旋律像潺潺溪水，从她的手指下流出。忽然，她觉得背后有人，她回头一看，小爱因斯坦正歪着脑袋，全神贯注地倾听美妙的乐声。年轻的母亲高兴了，她说：“瞧你一本正经的，像个大教授！哎，亲爱的，怎么不说话呀？”爱因斯坦没有回答，他只有3岁，还无法说清激起心灵感应的音乐到底是什么，他那对亮晶晶的、棕色的大眼睛中却又分明闪烁着快乐的光辉。琴声又响了，是贝多芬的奏鸣曲。小爱因斯坦迈着摇晃的步子，无声地扑向一个新的世界，那里只有美丽、和谐和崇高。

    说起爱因斯坦与音乐的故事，人们都不会忘记一幅著名的漫画：爱因斯坦的脸被画成一把小提琴，琴弦上既有音符，还有那个著名的物理学公式E＝MC2。音乐以它那温柔而深邃的怀抱接纳了爱因斯坦，让他吸吮着人类文化最甘甜的乳汁，给他一个安宁的精神家园，也给了他日后作为一代物理学大师的超凡想象力。

     爱因斯坦不仅仅属于科学，科学也并不是与艺术毫不相干。对于伟大的科学发现来说，抽象的逻辑思维倒总是验证非凡想象力的工具。所以，爱因斯坦始终没有成为数学公式的奴隶，“我相信直觉和灵感。……有时我感到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可是不能说明自己的信心。当1919年日蚀证明了我的推测时，我一点也不惊奇。要是这件事没有发生，我倒会非常惊讶。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科学和艺术的互补性与统一性，使音乐成为爱因斯坦的“第二职业”。不管旅行到哪里，他总是身不离提琴，甚至参加柏林科学院的会议，也要随身带着琴盒，以便会后拜访普朗克、玻尔时，能在一起拉拉弹弹。在紧张思索光量子假说或广义相对论的日子里，爱因斯坦一旦遇到困难，思索陷入困顿时，他就会不由自主地放下笔，拿起琴弓。那优美、和谐、充满想象力的旋律，会在无形中开启他对物理学的思路，引导他在数学王国作自由、创造性的遐想。音乐往往催化出爱因斯坦的科学创见和思维火花。在音乐的自由流淌中，深奥的理论物理学有了美妙的旋律。

     爱因斯坦的小提琴演奏水平很高，还能弹一手好钢琴。他与同时代的物理学家们有过许多理论上的争吵，也有深厚的并肩战斗的友谊。在他们的交往中，音乐常常起到妙不可言的作用。爱因斯坦和荷兰莱顿大学物理学教授埃伦费斯特是终身挚友，但在相对论问题上，又总是争论不休。从1920年起，爱因斯坦接受荷兰的邀请，成了莱顿大学的特邀教授，每年都来几个星期，住在埃伦费斯特家里，讨论、争论自然是免不了的事。埃伦费斯特思维敏捷，又心直口快，批评意见尖刻、毫不留情。这点恰好与爱因斯坦棋逢对手，唇枪舌剑之后，能统一观点自是皆大欢喜。遇到无法统一的争论，两个好朋友会自动休战。埃伦费斯特是位出色的钢琴家，他喜欢替爱因斯坦伴奏。爱因斯坦则只要埃伦费斯特伴奏，那提琴演奏定是光彩四溢。有时，一支乐曲奏到一半爱因斯坦会突然停下，用弓敲击琴弦，让伴奏停止演奏。或许是一段优美的旋律触动了灵感，争论又开始了。争着，争着，爱因斯坦又会突然停下，径直走到钢琴边，用双手弹出三个清澈的和弦，并强有力地反复敲打这三个和弦。这三个和弦像是在敲“上帝”的大铁门，“镗！镗！镗！”像是在向大自然发问“怎—么—办？”弹着弹着，“上帝”之门打开了，沉默的大自然与这些虔诚的探索者接通了信息管道。两个好朋友笑了，欢快悠扬的乐曲又响起来了。

弹钢琴者是量子论创始人普朗克，演奏小提琴者，则是相对论创始人爱因斯坦。量子论和相对论共同构成了本世纪物理科学两大支柱。在科学上，他们共同描绘了物理学的一幅优美和壮丽的图景，在音乐艺术上，他们同样能奏出扣人心弦的乐曲。在这两位理论物理学大师的心目中，科学的美和艺术的美是相通的而且互补的，是精神世界最高最美的两个侧面。只有科学的美，没有艺术的美，是残缺的；只有艺术的美，没有科学的美，同样是残缺的。

从童年就钟情于音乐的爱因斯坦早就视音乐为灵魂的安息地，它就是和谐，就是完美。和谐、完美是真实的基础，是人生的目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爱因斯坦在物理学领域中的划时代发现，竟建立在一个古亦有之的美学原则之上。

爱因斯坦把音乐与理论物理学视为美与真的化身，他对音乐的执着追求，对物理学的孜孜以求，既非娱乐消遣可解说，亦非一般的事业心可衡量，这两者在于他已是精神生命的需要，也就是他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具体再现。他的独立人格也由之具象化为音乐天地中的独自品尝，物理学领域中的孤军奋战。

爱因斯坦是幸运的，他在音乐和物理学中找到了自己的灵魂根基，他确信自己生活方式的理想性。所以，每当他的独立人格与外在世界发生冲突时，他不是大声疾呼，无畏地评判世人世心，就是无言地坚守自己的“孤独”，从来没有半点动摇。

（节选自《爱因斯坦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爱因斯坦，犹太裔物理学家。他于1879年出生于德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00年毕业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入瑞士国籍。爱因斯坦提出光子假设，成功解释了光电效应，因此获得1921年诺贝尔物理奖。同年，创立狭义相对论，1915年创立广义相对论。

（摘自“百度百科”）

②我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的强烈感觉，同我显然的对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淡漠，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有一定距离并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人们会清楚地发觉，同别人的相互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不足惋惜。这样的人无疑有点失去他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不受诱惑要去把他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

（摘自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

萧涤非先生治杜诗

    萧涤非先生能在杜甫研究上取得巨大的成就，与他严谨认真的治学作风有着直接的关系。

    他十分注重对理论的学习和运用。解放初期，他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系统地研读革命导师关于文艺理论方面的著述，心胸豁然开朗，敢于解放思想，大胆地在《杜甫研究》中以相当的笔墨来分析杜诗的艺术性。他说：“杜甫的伟大，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来自人民”，“人民的血泪灌溉了杜甫诗的园地”。这些精辟的论述，无一不是得益于他对革命理论的孜孜以求。

    萧先生熟悉研究对象，包括熟悉研究对象的全部作品。他曾说，杜甫的《新婚别》有“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这样两句，仇兆鳌的注说“嫁时将鸡狗以往，欲为室家长久计也”，这显然是不近情理，不合事实的，所以杨伦的《杜诗镜诠》改注为“用谚语”。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谚语，宋时才有记载，唐代却找不到文献上的根据，所以杨伦也只能虚晃一笔。自己最初径直注上“即俗语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话，是不科学的，总觉得有些慊然。后来，他无意中在王建诗里发现“我身不及逐鸡飞”之句，不觉大喜，因为它证明了唐时确有这一谚语。他觉得如果对研究对象不熟悉，有些有用的材料是会当面错过的。

    1971年，郭沫若所著《李白与杜甫》出版。贯穿全书的基调是扬李抑杜，而且全面贬低杜甫的倾向性非常明显。为了达到贬低杜甫的目的，郭老甚至对国内几位有名的学者如冯至、傅庚生等人，自然也包括萧涤非先生，逐一进行了批评。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家对郭老的观点不满意，又不能批评，只有保持缄默。萧先生应许多学者、学生的询问，于1979年在《文史哲》第3期上发表了《关于＜李白与杜甫＞》一文，第一个实事求是地谈了与郭老观点不同的意见。针对郭老说称杜甫为“诗圣”和“人民诗人”毫无依据的观点，他列举陕南歌谣“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诗歌作了千万卷，不留千年存万古”，朱德委员长诗句“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说明杜甫的两项桂冠都得到了人民的承认。他还用大量确凿的事实，纠正郭老对杜诗的曲解，对郭老苛求古人、脱离历史背景、抹杀杜诗艺术性的做法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他说：“郭老过去也是尊重杜甫的，他这次抑杜，不过是他自己在翻他自己的案，而我们的非议，也不过是以前日之郭老反后日之郭老而已”。萧先生的文章以科学的态度和较强的说服力，打破了学术界沉闷的空气。特别针对郭老这样的权威、名人，萧先生能够言人所不敢言，确实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受到学术界高度称赞。

    盛名之下，敢于公开纠正自己的错误，是萧先生的一贯作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有“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句，在解释其中“群童”一词时，他这样写到：“杜甫《泛溪》诗‘童戏左右岸，罟弋毕提携。翻到荷芰乱，指挥径路迷。得鱼已割鳞，采藕不洗泥’作于前一年，所泛溪即浣花溪。据此可知，溪之南北两岸原有一批顽童，我疑心诗中群童就是这些顽童。他们敢于欺负人，以抱茅为戏，因而激怒了诗人。过去我把‘群童’全看成穷孩子，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至少是很片面的。

    萧先生十分赞赏清代学者黄生“读唐诗，一读了然，再过亦无异解。惟读杜诗，屡进屡得”的话，所以他几乎用毕生精力研究杜甫，即使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也仍不能满足。他在《＜杜甫研究＞再版漫题》一诗中写道：“嗟予幼学杜，今已逾古稀。岂无分寸功，所得亦已微。虽曰名研究，其实无发挥。赋此聊志愧，非敢望解颐。”更有意味的是，萧先生将陶渊明“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的诗句，改为“但恨在世时，读杜不得足！”可见他对杜诗执著探索的热情达到了何种程度。

    宋代有位学者提出“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不可读杜诗”。1978年，萧先生接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约请，担任《杜甫全集校注》一书的主编。为完成好这项艰巨任务，萧先生不顾古稀之年、抱病之躯，于1979年夏亲率校注组全体同志沿杜甫当年行踪进行实地考察，主持编写了《访古学诗万里行》一书。1984年夏天，校注组赴杜甫故里河南省巩县举行了《杜甫全集校注》座谈会。会议期间，萧先生即兴赋诗两首，其二《重谒邙山少陵墓》写到：“忧国忧民不自忧，东南西北苦飘流。为告后来凭吊者，诗王吟骨在邙丘。”

    关于杜甫的墓，相传有四处：湖南的耒阳、平江，河南的偃师、巩县。经过认真考证比较，萧先生第一次肯定了杜甫的真墓在邙山。

（选自《人物》1993年第2期孔亚兵文《文学史家萧涤非》，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1962年56岁在北京编写《中国文学史》，在《诗刊》发表《人民诗人杜甫》，在《人民画报》发表《伟大的爱国诗人杜甫》……（徐恒堂《萧涤非年谱》）②萧先生给我回信说：对诗人杜甫的评价，他一直坚持从作品实际出发，不会随波逐流。（吕家乡《怀念萧涤非先生》）

侯仁之，燕南园最后一位百岁大师走了

肖东发  陈光中

    ①喜欢长跑的候仁之先生终于停下了脚步，他差不多跑了整整一个世纪，于2013年10月22日安然离去，享年102岁。

    ②自少年时期开始，侯先生最喜欢的体育运动是长跑。这已经不仅是身体的运动，更是精神的运动。长跑是需要持久韧性的，而侯先生一生都在不停歇地“跑”！一个以跑步的方式度过人生的人，自然能达到更远、更高的目标。所以，他才一直“跑”上了历史地理学的巅峰。

    ③侯老102年的人生轨迹，与百年来国家、民族的风雨历程交织在一起。说来也巧，在每个人生的转折点，似乎都有一位老师的身影在等着他：顾颉刚老师一篇宣传抗日的文章，使他决定放弃学医改攻历史，从而进入燕京大学；洪业老师“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的肺腑之言，使他从历史走向地理；远赴英伦投至达比教授门下求学，又使他终于迈进历史地理学的大门……当然，还有司徒雷登校长呢，还有夏仁德教授呢，还有冰心先生呢，还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呢…一老师们对他的影响，自然不仅仅局限于学业，更有思想与精神上的熏陶。给我们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件事情：侯先生被日寇判刑后暂居天津，因意外情况面临再次被捕的危险，正当他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洪业先生带话过来：不能走！就是被判处死刑，燕大人也会知道“侯仁之是为什么而死的”！——洪先生自己就是一个榜样：在日寇的监狱里，他不仅自己恪守气节，还教诲身边的学生要坚持民族大义，不畏威胁利诱。正是在这些贤师的引领与鞭策下，侯仁之才逐渐走向成熟，在以后漫长的岁月当中，经得起名利的诱惑，抗得住命运的拨弄，耐得过长久的寂寞，以坚韧的精神求学治教，不仅成为学术泰斗，还是后辈学子敬崇的楷模。在这一代代杰出的学者身上，我们不难看到，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治学之道和气节操守是如何薪火相传、经久不息的。

    ④1932年，十九路军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失败告终，20岁的侯仁之在苦闷中彷徨。侯仁之回忆道：那天，我实在闷得很，一个人去城里，从学校一直走到前门。我是想买一本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我非常喜欢这个杂志。我一个人走，心里太烦闷了。当时没希望啊，抗日也不允许了！我们该怎么办呢？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买了这本杂志回去了。它对我影响太大了！里面有一篇文章，不长，但写得特别好，满腔热情地勉励青年“不要空谈救国”，要“到民间去”，“要把自己的脊梁竖起来，真正去唤醒民众。”那作者的署名是顾颉刚。顾颉刚是燕京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一位爱国学者。由于他那篇文章的影响，使侯仁之改变了学医的志向，再加上他弟弟侯硕之说“学医，只能给个人看病；学历史，可给社会治病！”，侯仁之毅然决定报考燕京大学，投至顾颉刚门下，改攻历史了。

    ⑤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候仁之在学术上的成果是辉煌的， 1950年，他发表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率先对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他担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并兼任刚刚成立的地质地理系主任。自此，“历史地理学”便正式出现在中国大学的课程设置申。

    ⑥侯仁之曾说：“我这么多年搞的这门学问，乃是‘又古又今’之学，既要研究历史上的古籍文献，又要结合现代地理学的知识实地加以考察，是需要‘读书’和‘行路’的……”“行路”自然要“跑”，侯仁之“跑”得上瘾。比如，从1961年到1 964年，他每年暑假都要到西北考察，探索沙漠地区地理环境变化的原因，直到20世纪90年代，他已经年逾八旬，仍持续不断地去沙漠地区、去各地城市，这对他来说，也是极大的乐趣。

    ⑦时间进入21世纪，侯仁之已是九旬之人了，他说：“我虽不能‘奋蹄’，但还可以慢慢地‘走’路，庶几可多干点活。”他干的“活”可不少：他的历史地理学“四论”，对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他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一至二集以及《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的出版，是理论联系实践的结果；他在城市历史地理及沙漠历史地理等方面的探索，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他因促使中国参加世界遗产公约组织，而被誉为“中国‘申遗’第一人”。

    ⑧他为自己作了这样一个简单的总结：少年飘零，青年动荡，中年跌宕，老而弥坚。“平生最爱夕阳晚，坐听涛声到黄昏。”可作为一个学者，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工作。侯仁之是不会“坐听涛声”的。近年来，由于目疾加腿疾，他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但是，即使无法“奋蹄”，他却还要“慢慢地‘走路’”，要“多干些活”。

    ⑨如今，这位长期坚持跑步的老人，已驾鹤西去。人们在他的遗像前驻足致敬。妻子张玮瑛送的挽联挂在墙壁上：不思量自难忘忆在昔七十载燕固执手期颐齐眉曾共晚睛，穷碧落下黄泉别而今百余岁人生爱侣蓬山此去难再步芳。

（摘自《中华读书报》2013年10月30日第7版）

赋得永久的悔（节选）

季羡林

    我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里。我们家是贫中之贫，真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

    家里日子是怎样过的，我年龄太小，说不清楚。反正吃得极坏，这个我是懂得的。按照当时的标准，吃“白的”(指麦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最次是吃红高粱饼子，颜色是红的，像猪肝一样。“白的”与我们家无缘。“黄的”(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颜色都是黄的)与我们缘分也不大。终日为伍者只有“红的”。这“红的”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但不吃又害饿，我真有点儿谈“红”色变了。

    我也偶尔能够吃一点“白的”，这是我自己用劳动换来的。一到夏天麦收季节，我们家根本没有什么麦子可收。对门住的宁家大婶子和大姑——她们家也穷得够戗——就带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所谓“拾麦子”就是别家的长工割过麦子，总还会剩下那么一点儿麦穗，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我们这些穷人就来“拾”。因为剩下的决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拾半篮子；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如获至宝了。

    记得有一年，我拾麦子的成绩也许是有点“超常”。到了中秋节——农民嘴里叫“八月十五”——母亲不知从哪里弄来点儿月饼，给我掰了一块，我就蹲在一块石头旁边，大吃起来。在当时，对我来说，月饼可真是神奇的好东西，龙肝凤髓也难以比得上的，我难得吃上一次。我当时并没有注意，母亲是否也在吃。现在回想起来，她根本一口也没有吃。不但是月饼，连其他“白的”，母亲从来都没有尝过，都留给我吃了。她大概是毕生就与红色的高粱饼子为伍。到了歉年，连这个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白的”和月饼难得，“黄的”怎样呢？“黄的”也同样难得。但是，尽管我只有几岁，我却也想出了办法。到了春、夏、秋三个季节，庄外的草和庄稼都长起来了。我就到庄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里去劈高粱叶。劈高粱叶，田主不但不禁止，而且还欢迎；因为叶子一劈，通风情况就能改进，高粱长得就能更好，粮食打得就能更多。草和高粱叶都是喂牛用的。我们家穷，从来没有养过牛。我二大爷家是有地的，经常养着两头大牛。我这草和高粱叶就是给它们准备的。每当我这个不到三块豆腐干高的孩子背着一大捆草或高粱叶走进二大爷的大门，我心里有所恃而不恐，把草放在牛圈里，赖着不走，总能蹭上一顿“黄的”吃，不会被二大娘“卷”(我们那里的土话，意思是“骂”)出来。到了过年的时候，自己心里觉得，在过去的一年里，自己喂牛立了功，又有了勇气到二大爷家里赖着吃黄面糕。黄面糕是用黄米面加上枣蒸成的，颜色虽黄，却位列“白的”之上，因为一年只在过年时吃一次，物以稀为贵，于是黄面糕就贵了起来。

    我上面讲的全是吃的东西。为什么一讲到母亲就讲起吃的东西来了呢？原因并不复杂。第一，我作为一个孩子容易关心吃的东西；第二，所有我在上面提到的好吃的东西，几乎都与母亲无缘。除了“黄的”以外，其余她都不沾边儿。我在她身边只呆到6岁，以后两次奔丧回家，呆的时间也很短。现在我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特别有一点，让我难解而又易解：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她好像是一辈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呢？有一次我回家听对面的宁大婶子告诉我说：“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简短的一句话里面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悲伤啊!母亲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啊!然而这个儿子却始终没有归去，一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

    对于这个情况，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并不深刻。到了上高中的时候，自己大了几岁，逐渐理解了。但是自己寄人篱下，经济不能独立，空有雄心壮志，怎奈无法实现，我暗暗地下定了决心，立下了誓愿：一旦大学毕业，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养母亲；然而没有等到我大学毕业，母亲就离开我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身上。我不忍想象母亲临终时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当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棺材，看到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

可爱梁宗岱  梅子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界，梁宗岱算是浪尖上的人物。他祖籍广东新会，聪颖早慧。有一次，一群记者登门访问在文坛崭露头角的诗人梁宗岱，前来开门的是一个小孩，问：“你们找谁?”“找你爸爸梁宗岱。”“我就是梁宗岱。”开门的小孩说。此时梁宗岱十六岁，还是个中学生呢。

    梁宗岱1923年被保送岭南大学文科，第二年赴法国留学。留法期间，他与法国象征派诗歌大师瓦雷里的相识相知，以及从罗曼·罗兰口中所获的赞誉，成为他终身受用的人生经历。梁宗岱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法文系主任兼教授，同时兼任清华大学讲师，年方二十八岁。l941年至l944年受聘于复旦大学，任外国文学系主任，跻身于著名教授、学者行列。

    梁宗岱性情放达可爱，诗人彭燕郊有篇写梁宗岱的文章，题目就叫《可爱的梁宗岱先生》。梁宗岱的可爱，主要缘于他的好辩，而且他与人争辩的缘由，多是纯粹的理论问题。

    1931年1月，徐志摩等人创办的《诗刊》创刊，上海新月书店发行。创刊号发行不久，远在柏林的梁宗岱写信给徐志摩，谈论他对《诗刊》的看法。信末，梁宗岱说：“这种问题（即诗）永久是累人累物的。你还记得么?两年前在匕黎卢森堡公园旁边，一碰头便不住口地哕唆’了三天三夜，连你游览的时间都没有了。”

    20世纪30年代的北大教授温源宁，在他那本用英文写的《不算知己》中，则留有梁宗岱与人争辩时的生动描述：“宗岱喜好辩论。对于他，辩论简直是练武术，手、腿、头、眼、身一起参加。若一面走路一面辩论，他这种姿势尤为显著：跟上他的脚步，和跟上他的谈话速度一样不容易，辩论得越激烈，他走得越快。他尖声喊叫，他打手势，他踢腿。若在室内，也完全照样。辩论的题目呢，恐怕最难对付的就是朗弗罗和丁尼孙这两位诗人的功过如何。要是不跟宗岱谈，你就再也猜不着一个话题的爆炸性有多大。多么简单的题目，也会把火烧起来。因此，跟他谈话，能叫你真正筋疲力尽。说是谈话，时间长了就不是谈话了，老是打一场架才算完。”

    梁宗岱与人争辩甚至会“动武”。著名学者、教授、古希腊文学翻译家罗念生先生曾在文章中回忆道：“l935年我和宗岱在北京第二次见面，两人曾就新诗的节奏问题进行过一场辩论，因各不相让竟打了起来，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过身来压倒他，终使他动弹不得。”而梁宗岱任教于复旦大学时的一位学生，在回忆文章中也记录了梁宗岱与一位中文系老教授为一个学术问题争论直至交手的场面：“两人从休息室一直打到院子当间，终于一齐滚进了一个水坑；两人水淋淋爬了起来，彼此相觑一下，又一齐放声大笑……这两位师长放浪形骸的潇洒风度，令一些讶然旁观的学生永远忘不了。”

    梁宗岱教授上课的时候，讲到忘我处，经常捋起衣袖，露出上臂肌肉，“炫耀”自己的强壮，强调锻炼身体的重要性。学生被他的这种亲切感染，整个课堂气氛让人如沐春风。

    1944年秋天，正在复旦大学任教的梁宗岱刚刚完成一个学期的授课任务，正赶上蒋介石物色“智囊团”人选，他看中了在知识界有影响的梁宗岱，就派人持他的亲笔信来召见梁宗岱，前后三次召见都被梁宗岱婉言拒绝了。第四次，由徐道麟坐蒋介石的轿车来到重庆北碚，要亲自接他去见蒋介石。徐是梁宗岱早年留欧时的同学，又是蒋介石的亲信。他来之前曾先打电话通知复旦大学校长章益，梁宗岱知道这一次走脱不了，只得出面周旋。他见到徐道麟后便说：“老同学，我刚下课，肚子饿得叫了，咱们先上馆子吃一顿再说。”于是他拉上章益校长一同下饭馆。在餐桌上，梁宗岱不断饮酒，并装出一副醉态，摇摇晃晃地对徐道麟说：“今天不能去拜见蒋总裁了，改天再去吧。在北碚兜兜风，就送我们回学校好不好？”就这样，巧妙地躲过了蒋介石的“召见”。

（选自《名人传记》，有删改）

熊希龄：“此君一出天下暖”

    1892年农历二月十二日，湖南沅州府衙内，一群春风得意的新科举人、秀才，聚在一起游园赏花，吟诗作画。有画牡丹的，有画荷花的，有画兰花的，有画菊花的。而有名举人则画了株棉花，那株棉花，俏生生地立于洁白的宣纸上，枝叶扶疏，蓓蕾初放，清逸中透出温暖安稳气象。题字也绝：此君一出天下暖。此人就是熊希龄，新科举人。这一年，他二十二岁。二十四岁，他又顺利中了进士，还被光绪帝“点翰林”。

    可是，他入翰林院不到两个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亡激起了熊希龄的满腔豪情和报国之志。他给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上书，强烈要求变法维新。湖南维新运动兴起，他又以在籍翰林身份协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并参加谭嗣同创立的南学会。他以为他倾心倾力推助的波澜，将席卷一切旧的、破的东西，让新世界的春花遍地开放，可惜，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熊希龄因在赴京途中骤病，未能按时到京而逃过一劫，但也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回到老家的熊希龄，闭门读书，养精蓄锐。庚子事变后，在新任湖南巡抚端方的大力保荐下，熊希龄充任清廷派遣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的随员，一起出访。这番国外游历，丰盈了熊希龄的阅历。回国后，在整治东三省经济的过程中，被冠上一顶“理财能手”的高帽。后来这尊“财神”却被袁世凯一眼相中。熊希龄虽力辞五次，仍被推着就任了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为了粉饰太平，竭力拉拢进步党人组阁，熊希龄自然是负责组阁的不二人选。当上民国首任民选总理的熊希龄，雄心勃勃，力图建立起“真正共和国”。可是，袁世凯让他组阁，本来就只是一种姿态，一个过渡，是利用“名流”来装点门面对付国民党。当袁世凯的目的达到后，他原形毕露，很快以大总统的名义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熊希龄也辞职下台。当了袁世凯的炮灰和祭品的熊希龄，一时间备受世人指责和诟病。在众人的唾骂声中，熊希龄的人生跌入谷底，仕途之门也砰然合上。

    1917年的夏末秋初，北方发生了大面积水灾，近两万个村庄被淹，六百多万灾民无家可归。儿童命运尤其悲惨，插标卖首和遗弃路边的灾童比比皆是。为救济灾童，熊希龄在北京设立慈幼局，这就是香山慈幼院的前身。1920年，香山慈幼院正式开院，一次就招录了六百四十名孤贫儿童。六年后，在院儿童已接近两千人。香山慈幼院最大的困难是经费问题。作为院长的熊希龄，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地位，向社会募捐，向政府呼吁拨款，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投入了大量财力。1932年，他更是毁家纾难，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悉数捐充儿童幸福基金。熊希龄也因此赢得了“熊菩萨”和“慈善总理”的美誉。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已淡忘政治的熊希龄又萌发了爱国热忱。熊希龄会见张学良，吁请他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他受聘为国民救国会指导委员，臂缠黑纱，亲临战场，对士兵发表抗日演说，讲到激愤处潸然泪下。他说：“国难临头，已及眉睫……余虽六十老翁，此心不甘亡虏，一息尚存，誓当奋斗。”他并没有只说大话不做事，1933年4月，他亲率红十字会救护队前往喜峰口、古北口前线慰军。后来，熊希龄组织慈幼院内二百多名男生为义勇军，开赴抗日前线，组织女生参加红十字会救护队，到战区医院看护伤兵和难民。淞沪会战时，亲友纷纷劝他们离沪远避。他不但不躲避，还以老病之躯，率领上海红十字会会员，日夜穿行于伤兵难民间，出入于枪林弹雨中。沪宁相继沦陷后，熊希龄和夫人毛彦文忧心如焚，乘船赴香港为难民和伤兵募捐，后准备绕道广州返回湖南，以期再为苦难中的家国尽绵薄之力。但因积劳成疾，熊希龄突发脑出血，抛下他未竟的事业、深爱的妻子和数千名孤贫儿童，走了。

    熊希龄这一株朴实的棉花，在那个多灾多难、贪腐成灾的中国，虽历经风吹霜打，日晒雨淋，但仍无怨无悔，默默地将温暖送到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