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梁启超

    确切的说，梁启超是五四运动导火索的点火人、第一发起人和核心领导人，是将中国推向巴黎和会并取得一系列外交权益的关键人物。1919年5月3日，梁启超还就巴黎和会的相关事宜给汪大燮、林长民发去了数封密电，而密电的内容之一，即是要求国内掀起抗议巴黎和会的国民运动的浪潮，这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总爆发。

    在诸多导致“五四”爆发的原因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即是“一战”。然而，在当时纷繁复杂的政局中，几乎很少有人能意识到“一战”之于中国及世界的重要性。

    梁启超是当时推动中国参加“一战”的积极主张者和推动者，而段祺瑞，则是中国参加“一战”的积极执行者。为了开启国民意识，梁启超甚至于1914年还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就专门撰写了一部世界经典历史著作《欧洲战役史论》，这部著作只用了十几天时间即告完结，目的就是为了开启民智。梁启超在该书“序言”中指出：“今之战，殆全世界人类相互之战也，与一域中国与国相互之战既异，与一国中人与人相互之战更异”。梁启超撰写此书意在指出，欧洲战役也即世界战役，它将世界各国连成了一个整体，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唯有参加此战役，方能提高其国际地位。除此之外，梁启超还在各大报刊及演讲、条陈中，屡次向袁世凯政府建言，力主中国对德宣战。之所以主张中国对德宣战，乃是因为梁启超当时已预料到，德国必败，协约国必胜，而“以此为增进我国际地位之极好时机”，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借此收回此前在外交中失去的权益。然而，由于出于个人权力的考虑，袁世凯不顾众人反对，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其中即有割让本属德国占领的中国山东青岛与日本，为了不得罪日本和德国，袁世凯拒绝中国对德宣战，使得中国一再丧失参战的有利时机。直到袁世凯下台，段祺瑞执政时期，段祺瑞力邀梁启超入阁，此时，梁启超本已萌生退意，绝意仕途，然为了使中国参加“一战”，梁启超决定再入内阁，这是梁启超与段祺瑞政府合作的先决条件。梁启超入阁之后，即开始力促段祺瑞参加“一战”。

    “一战”结束后的事实也证明，“一战”之于中国，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在对德战争中，段祺瑞政府还组建了以徐树铮为将领的边防军，一举收复了被苏俄掠夺的外蒙古，这在中国领土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如果中国没有参加“一战”，便不可能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梁启超也不可能有和会顾问身份列席会议，甚至今天的中国，也难以成为可以与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抗衡的政治大国，当然，也不可能促使五四运动的爆发。

    从这个角度来说，“一战”、国民运动、五四运动，这之间形成了一个紧密的链条。而这些链条的最主要联结者就是梁启超。梁启超积极支持中国参加“一战”，体现了他的世界主义思想与国家主义思想的融合。也就是说，梁启超将他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统摄在了他的世界主义思想中。这是梁启超的伟大之处。现在的一些研究中，都将梁启超的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思想对立起来，甚至认为梁启超的思想前后经历了由世界主义到国家主义、又由国家主义向世界主义的转变和反复，并据此而认为梁启超是一个“善变者”。事实上这是对梁启超的误解。梁启超一直以来的一个核心思想和立场就是爱国。

    某种程度上说，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是今日思想界存在的一大误区。也正因如此，才使得我们对五四运动的性质产生了误判。五四运动是纯粹的外交运动，以及由外交运动衍生出来的社会运动，当然，这一运动后来也波及到了文化领域；而新文化运动则纯粹是知识分子导演和发起的思想文化领域的运动，运动的主体是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知识分子，当然，也包括梁启超。二者不是一回事，二者的领导人和运动主体虽有重合，但并不一致。今天中国的历史学界和思想界，之所以不能将梁启超作为五四运动的核心领导人，并且，将梁视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保守派人士，主要原因就在于，不能对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复杂的内政外交问题及文化思想界进行理性而深度地考察，这种误读，可能还会延续很长时间。

（摘编自朱中原《作为五四“点火人”的梁启超》）

相关链接①梁启超（1873年—1929．年），男，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汉族，生于广东新会（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青年时期和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事败后出逃，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一度加入段祺瑞政府。②巴黎和会，是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协约国）和战败国（同盟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的和平会议。共27国参加，苏俄未被邀请。会议标榜通过媾和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实际上是英国、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帝国主义战胜国分配战争赃物，重新瓜分世界，策划民族解放运动的会议。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作出最后裁决，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均让给日本，并列入对德合约。至此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外交完全失败。

“孤傲”俞平伯

    ①俞平伯1900年生于浙江湖州，原名俞铭衡，字平伯，现代诗人、作家、红学家。他出身名门，早年以新诗人、散文家的身份享誉文坛。历任上海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精研中国古典文学，是“新红学”的开拓者之一。

    ②俞平伯一生爱好昆曲，而这爱好又与他的爱情有关。1917年，俞先生与许宝钏结成秦晋之好。许家都是昆曲爱好者，许宝钏之父许引之是业余昆曲家，许宝钏的姐姐弟弟也喜爱昆曲。尤其是许宝钏，扮相漂亮，嗓音又好，唱起来字正腔圆，并且能填词谱曲。

    ③20世纪50年代中期，醉心于《红楼梦》研究的俞平伯先生遭受非学术的政治批判，遂淡泊了政治，对昆曲的兴致愈来愈浓。每逢星期四上午，夫妇俩便专门请来笛师伴唱。来了客人，也要坚持一曲唱罢才接待。俞平伯与许宝钏每年夏天都要坐公共汽车或三轮车去颐和园。这给幼小的外孙韦柰留下了童话般的印象：“外公租了人工摇的乌篷船，带着笛师，带了吃喝的东西，把船漂在后湖上唱曲子。一群游客围着听，都觉得很惊奇。”

    ④1956年8月，在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和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等人的帮助下，俞平伯第二次发起昆曲结社，这就是“北京昆曲研习社”。研习社成立大会在俞平伯的家——老君堂召开，他亲自拟订了《章程》和《同期公约》。研习社做的最有影响的工作是对《牡丹亭》的改编与排演——俞平伯与弟子精心整理校订，全体社员通力合作把《牡丹亭》推上舞台，1958年10月2日在北京试演了一场，周恩来总理亲临观看了演出。俞平伯生性耿介孤傲，不善应酬。演出结束后，周总理上台与大家合影，却找不到俞平伯，后来发现他是上台了，可是他取了自家的三弦又下去了，总理笑他书呆子。1959年10月，《牡丹亭》在长安戏院演出了两场，北京昆曲研习社也成为当年唯一参加国庆献礼演出的业余社团，这是昆曲演出史上的一件盛事。演出结束，文化部的一位高官来看望俞平伯，俞先生不说话，只抽烟。高官问：“身体好吗？”答：“嗯。”高官说：“我们走了。”答：“嗯。”既不客套，也不送客。

    ⑤“文革”开始后，一些乌合之众冲进俞平伯的家，从老君堂抄走了大量书籍和研究资料。后来又将其集中到学部的“牛棚”办学习班，把他的书挂在墙上批判。俞平伯在“牛棚”里依然从容，每天给夫人写一封信。造反派给他戴上纸糊的高帽子，让他敲着锣走在游街队伍的第一个，他也淡然处之。

    ⑥从“牛棚”放出来后，俞平伯全家被赶到一个小房子里居住，工资也被扣发，只有少许生活费。1971年1月，作为被特殊照顾的老知识分子，俞平伯夫妇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

    ⑦1972年，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有关部门不得不给俞平伯调整住房、补发工资。一天，几个人提着皮包去给俞平伯送钱。俞先生点完钱后不慌不忙地问：“这只是本钱，利息在哪里？”来人都很惊愕，说：“没有利息。”俞先生说：“工资是国家给我的，扣这么多年是错误的。今天你们来送钱就是很好的证明。还本付息是常识。”来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俞先生说：“其实我并不在乎那几个钱，我是对有些人信不过，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我担心他们从中贪污。”说得几个人面红耳赤，狼狈不堪。

（选自《名人传记》2012年1期）

张炜：写作献给那些倔强的心灵

    张炜有很多头衔，他曾被冠以诗人之名，也被标识为“道德理想主义”，更因“人文精神大讨论”成为标志性人物。他最看重的是“作家”。他最爱的是写作。

    他至今清晰地记得，当时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在学界引起的争论和讨论，从北京扩展到全国。尽管讨论中有对作品的误读，但也有吸引读者再次深入阅读的作用。误读是发生在所有作家身上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误读会一点点解除，不过新的误读也会一点点出现。而这一切，正是作家的魅力所在。“作家应该是丰富的、经得起误读折磨的、多解的，有时也是充满了矛盾的。”张炜略感遗憾的是，现在没有这样的讨论了，似乎大家关注的都是网络时代的一些事情，其中占很大比重的是娱乐品。当年一些言辞激烈的青年参与了那场大讨论，他们现在已经成了中年或准老年，再回头看去，大有人事沧桑之慨。他认为，关于“人文”，关于“精神”，在一个商业主义和物质主义时代成为话题，当然是至为难能可贵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一定是具有永恒意义的。

    多年来，张炜一直专注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研究和思考，包括屈原、先秦诸子，出版了长篇随笔等相关的著作，包括《楚辞笔记》《也说李白与杜甫》，也包括2016年初出版的古典文化随笔《陶渊明的遗产》。他觉得古代的人写出的文学经典，与今天的人许多时候是一样的：同样的心境和方法，同样的困难与欣乐。古往今来，人生总有一些出色的慨叹、异样的认知、绝妙的记叙，就是这些丰富着我们无边无际的生活。

    张炜之所以选择“陶渊明”作为写作对象，是因为他觉得在这个时期，知识分子柔软而坚硬的内心里，会存有陶渊明这个形象，他的选择，他的矛盾和痛苦，也包括他的喜悦，或能深深地拨动许多人的心。

    “只把他看成一个采菊人，笑吟吟地站在那儿，那是多么不求甚解。选择陶渊明来解读，不是为了倡导现代的‘逃离’和‘疏离’，而正是相反，是在强调人要有直面生活的勇气，强调人的真实。”张炜说，古代与现代的人看起来差异很大，其实面临的基本问题、一些大问题都差不多。比如关于人的尊严、自我的寻找、自由，这些都是基本上一样的。外在环境的差异，夸大了我们与他们的不同。他们的困境，我们在今天也会大致遇到。所以我们追寻古人的心情，会发现离他们并不遥远。他们都是一些大文化人，也是一些生命的大标本，对于当今的价值不言自明。

    他曾经自我评价是倔强的人。在《独药师》的扉页，他也郑重题写“谨将此书，献给那些倔强的心灵。”他说，书中的倔强人物太多了，他们的命运，特别是牺牲，都与这种性格有关。他怜惜古今所有的倔强人物，愿意把这部心血之作题献给他们。因为他们起码不是机会主义者，就这一点来说很让人尊敬。”

    在儿童文学的写作中，他似乎又回到了纯真、调皮、充满灵性的少年时代。张炜认为，写所谓的儿童作品和成人作品一样，都需要童心。童心之不足，常常是许多作品坏掉的老根。童心是直接和纯洁，是对世界的一次真诚簇拥。童心是反抗庸俗的利器。

    拉美作家略萨说过，一个写作者在立志从事这个工作之前，一定要想好是当一个坏作家还是当一个好作家？这听起来似乎令人费解，因为我们会认为，所有人都会选择当一个好作家。但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到书店和网络上看一看就知道了。能够严苛地对待自己的文字、始终具有追求真理的热情，这在一个写作者那里并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到的。

    实际上张炜从未停止写诗。因为在他看来，诗才是文学的核心。诗消失了，文学也就消失了，这对于一个时代和一个人，道理都是一样的。

    “有人以为诗的读者太少，我可不那样认为。诗的读者最多，他们在读各种诗，包括没有按照诗的通常格式分行的文字。没有诗就没有文学，文学有读者，诗就有读者。诗的常规形式出现在写作中，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但却不会是全部。”

    “我认为写作是快乐的，是尽性尽情的事情。把真性情藏起来的写作一定是痛苦的、艰涩的。如果我有一天写得艰涩了，就一定是顾忌太多了，是掩去了真性情，是做着极不快乐的工作，那也就没有希望了。一颗诗心跳动着，世界看上去就生机盎然。诗人的忧愤和喜乐都是自然而然的，不是能装出来的，更不是能根据需要设计出来的。我希望一生都是这样的一个诗人。”人活着痛苦太多了，但在这种痛苦中压迫了全部的天真，人就会变得更可悲。他想象自己即使到了八十岁的时候，依然保持天真烂漫的天性。

（选自《中华读书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张炜，1956年生于山东龙口市，原籍山东栖霞。当代著名作家，现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山东省作协主席，万松浦书院院长。张炜是一位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的作家。他的文字深沉、细腻，立足于理想中的乡土与传统的道德立场，充满着人文关怀与哲思。其80年代前期所创作的长篇乡土小说《古船》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长篇力作，一经发表便轰动文坛，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创作潮流里长篇小说中的佼佼者之一。②张炜：“虽然我是一个山东作家，受齐鲁文化滋养，但我主要的还是受齐文化的影响比较大，我出生的地方古代的时候应该属于东夷，那是一个面向大海、民风开放的地方。相应地，我的文字如果有大海那种虚无缥缈的感觉，有许多幻想与浪漫的色彩，那才是正常的。”

停不下的艺术追溯——林风眠：中西巧调和

    今天的梅州，是广东东北部一个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城市。然而，在距离梅州市区20公里外的西阳镇阁公岭村，却依稀能看到100多年前留下的痕迹。这栋略显破旧的宅院，就是林风眠出生的地方。

    在林风眠5岁时，家里把他送到了本族开设的立本学堂，读书认字，既是石匠又能画几笔的父亲还教他临摹《芥子园画谱》。在这种临摹中，林风眠接受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启蒙教育。

    1915年，15岁的林风眠踏进了梅州中学的大门，在这里，林风眠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位美术老师梁伯聪，正是这位梅州历史上最后一个能书善画的秀才，将林风眠引向了艺术的新天地。求学期间，亲朋从南洋带回的一些外文书籍，也让林风眠好奇不已。书中那些色彩丰富、形象逼真的西洋画插图，使得从小临摹惯了《芥子园画谱》的他，看到了另一个不同的艺术世界并心迷向往。

    4年后，作为第六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他和林文铮一起登上了开往法国的邮轮。在国立高等艺术学院院长杨西斯的工作室，林风眠接受了西方现代艺术与思想的双重启蒙。对艺术的理解和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艺术不再是儿时临摹或少时喜爱的西洋画片，而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与思考。林风眠独特的绘画天赋使杨西斯惊叹不已，于是就推荐他到巴黎美院。1924年5月21日，第一次“中国美术展览会”在德国斯特拉斯堡共和国广场的莱茵宫开幕，他的作品引起轰动。此时的林风眠，在欧洲现代主义艺术和中国古典工艺美术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中西调和的基本艺术面貌。

    约两年后，林风眠受蔡元培之邀回国担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不久，林风眠发表了《谈东西艺术之前途》一文。他以论述艺术是如何构成的、东西艺术根本之异同等问题为基础，正式提出了“调和东西艺术”的主张，力图在复兴东方艺术和调和东西艺术之间寻求新路。

    为了实现“中西融合”的艺术理想，林风眠可谓殚精竭虑。他主张“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教育思想，不拘一格广纳人才，艺术名家李可染、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王朝闻、苏天赐等都是林风眠的学生。他锐意革新艺术教育，请木匠出身的画家齐白石登上讲台，聘请法国教授克罗多讲授西画，并提出了“提倡全民族的各阶级共享的艺术”等口号。他提倡兼收并蓄，调和中西艺术，并身体力行，创造出富有时代气息和民族特色的、高度个性化的抒情画风，为

    中国现代绘画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发展思路和风格典范。

    1927年5月11日，林风眠组织本校师生召开了一场在当时国内规模相当大的艺术展。由于

    部分作品抨击社会、直讽现实，激怒了奉系军阀，林风眠被迫辞去校长之职，离京南下，担任了由蔡元培亲手创建的杭州国立艺专第一任校长。执掌杭州国立艺专的十年，也是林风眠实践自己调和中西艺术理想的十年。这一期间，林风眠用象征手法创作了大型油画《人道》《悲哀》《死》《人类的痛苦》《渔村丰收》等作品，风格一如他“中西调和”的探索，造型简约，大笔触粗线条，色调强烈而凝重。

    后来林风眠移居到了上海，他就像个苦行僧一样，不问世事埋头作画，在清苦孤寂中继续着中西艺术调和的探索。很多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林风眠终于在中西融合的道路上创造出了自己独特的面貌，他的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孤独、忧郁和磨难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林风眠，但是，在他的笔下，却衍化出了寂静的山川，仿佛一片超现实的梦乡。

（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5月8日）

相关链接：①在巴黎国立美术学院——法国美术教育的最高殿堂，林风眠不是个守规矩的“好学生”，他为塞尚、莫奈、马蒂斯等离经叛道的画家所倾倒，又在巴黎东方美术馆和陶瓷博物馆的彩陶、汉画砖、唐三彩、瓷器花纹上，发现了中国民间艺术的奇特魅力。（《求实在线·中国现代绘画史一代宗师——孤鸿林风眠》）②林风眠曾对人讲：“在北京和杭州当了十几年校长，住洋房，乘私人轿车，身上一点人气几乎耗光了。你必须真正生活着，能体验今天中国几万万人的生活，身上才有真正人味。首先是‘人’，彻底‘人’化了，作品才有真正的生命活力。”（《求实在线·中国现代绘画史一代宗师——孤鸿林风眠》）③“林风眠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融汇了东西方的优点，能够创造一种崭新的、从未有过的艺术形式。他是一个独领风骚数百年的领袖型、旗手型的人物。”——中国美术学院 原校长 肖锋

“他奠定了中国现代绘画的基础，他之后的赵无极、吴冠中等人都是追随他的道路的。没有林风眠，中国绘画就缺少一个走向现代艺术的大师。”——美术理论家 邵大箴

草根画家

张虎生

①初见虹先生作画，是在南艺后山坡的香樟树下。午后的春阳，温煦可人。香樟树高大丰茂，嫩绿的新叶，层层叠叠伸展开来，翡翠般灿烂。周围围着不少人，几个石墩，一块大石板，权作画案，中央端坐着的，便是久闻大名的虹先生。看客总是抑制不住兴奋，又正值各种植物传递春信的当口，尤其头顶这棵香樟，招摇的香气，靡靡洒洒，迷人到醉。虹先生却入了禅定，唯见一支画笔，游走在一柄阔不盈尺的宫扇上，细细沙沙，旁若无人。虹先生的笔端，蘸上了一点点的红，非灯笼的艳，也非辣椒的火，而是红里晕着些微藤黄，似有似无，有点日出时那份辉煌。朱砂啊！有人低声道。话音刚落，老干虬枝，嫩蕊点点，一枝雪里红梅，亭亭玉立，于空渺的洁白处，盎然地妙曼地生长出来。自然又是一阵惊呼。有数人同时请教：此画可卖？虹先生没搭话，持着扇柄，反反复复地揣摩，这才落款、钤印，印不大，仅一个字：虹。

    ②“舒服了！”画家自言自语道。

    ③自此，看虹先生作画，就成了我期待的享受。虹先生五十开外，素朴少言，随身一只极普通的塑料袋，盛着他心爱的文房四宝。衣香鬓影的大街上，薄裳轻履，提着塑料袋的虹先生，是如此不合时尚，一副三四十年前小厂会计的模样。的确，不但衣着，连内心，虹先生都秉持着逝去甚远的老旧格调，譬如远离烟酒，甚至连茶都不碰，再隆重的场合，也永远是清水一杯。无疑，幼时父辈们遭遇的冲击，成年后供职单位的散落，铸成了一道坎。然而，正是诸种不幸，将少年的朦胧憧憬，孕育成长达三十多年的水墨浸染。虹先生一路拜得诸派名师，积下满腹画稿，才有了今日出手便得的古雅和磅礴。

    ④前几日，我随众人去东郊虹先生的一间大房子，那里，桌子大，纸笔大，自然气势也大。上午，旭日东升，满室堂皇，铺纸濡墨后，虹先生案前立定，手握毫管，目视远方，那凝思运筹的架势，如同一位出征将军，即将跃马万重关山。众人屏息，只见虹先生指尖一抖，再一沉，三下两下，画面右下处，一块巨石悄然出世。下面将发生什么，还是个大大的悬念，但以石垫底，这画，就有了足够的底气，有了坚实的依傍。果然，说有河，就有了流觞曲水，说有山，就有了叠翠峰峦，然后，光也来了。光明，一个古今向往的词，在虹先生的笔下，在远山的峰巅，隐隐绰绰的，露出一个不大的半圆。毫尖墨本就不多，虹先生再伸进笔洗里轻濯一番，澹淡的水墨，化作云漪，渐次晕散开来，连绵不绝如缕，而先前留着的辐条状三两束空白，陡然的，就直射下来，分明是佛光乍现。众人掌声响起，都眼巴巴地望着虹先生，盼着他继续演绎眼前的天地塑造。虹先生沉默不语，双眉微锁，几乎一寸寸地在画上扫描 ， 检验作品的姿态，真如古板顶真的会计，熟悉他的人都在等待那一句“舒服了”。

    ⑤千百年来，山水写意，云闲人淡，貌似玩物怡情，实则是心神运化：点染勾勒间，现实的种种块垒顷刻消融，若化作林中月石上泉，便更成就了无眠梦中的壮阔波澜。

    ⑥虹先生签着几家画廊，还是几家画院的艺术总监，但于他，唯有画画，才实实在在得要紧。画廊的画卖了，虹先生得随时提供作品，他戏称四处赶活为“补墙”。有人为他抱屈：人家画廊老板几年工夫，就有房有车了。他答道：人家老板也难的。朋友约请，社区相邀，他一律慷慨应允，非但分文不取，而且及时周到……这样干净的人，我生怕带给他哪怕一丝的烦扰。每次看虹先生作画，我都默不作声；每次同行，我都故意落后几步。望着人流中他清朗的背影，不知怎的，想起罗大佑的一句歌词：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

余光中：中国文字的炼丹人

    1928年重阳节那天，余光中出生于南京。余光中从十二岁开始跟从父亲和舅舅学习古文。《谏太宗十思疏》《留侯论》《赤壁赋》《阿房宫赋》这些经典文章，他都特别喜欢。他觉得文字有一种力量，“我愿意跟着它走”，“我将来一定要当作家”。整个青年时代，余光中都在寻找着“精神上的家人”，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济慈、雪莱、王尔德等都是他的“家人”。1954年，他的“精神家人”又增添了一大批。余光中与钟鼎文和邓禹平等人共创了“蓝星”诗社。他们经常聚会，讨论诗歌，勤奋创作，不是一首一首地写，而是一辑一辑地写。

    毕业没几年，余光中被派去美国爱荷华大学留学。那时，台湾和美国的现代化程度差别很大。余光中虽然热爱西方诗歌，但一想到美国人瞧不上台湾，心里就觉得委屈。加上那年家里也发生一些大事：母亲去世，自己同妻子新婚才两年，大女儿刚出生，还没看清孩子的脸，他就匆匆地出发了。每一个孤寂的长夜里，他都想回到台湾，回到“蓝星”诗社，和朋友们一起为中国的现代诗奋斗。

    1964年，三十六岁的余光中回到台湾，他质问自己，怎么都已经三十六岁了？拜伦、徐志摩，都在这一年结束生命；王勃、济慈，不到这年纪，便合上了诗集，竖起了石碑。那一年余光中唯一的儿子出生仅三天就夭折了。丧子之痛加上诗人对于“我是谁”的质问，使他心力交瘁。好在美国的音乐，在一定程度上使他获得救赎。

    余光中非常喜欢美国西部的民歌，南部的蓝调以及新生事物摇滚乐。特别是摇滚乐，甚至影响了他一个时期的创作风格。他在散文集中大量介绍了摇滚乐，并将西方音乐的节奏融入诗中，借此抒发心中的很多不平。连余光中自己也没想到，他的这些诗歌被杨弦拿去谱了曲，继而引发了台湾的第一波校园民谣风潮。“给我一把吉他和一肩风里飘飘的长发……”当时杨弦被余光中这些极富旋律感和节奏感的文字所打动，将《江湖上》等诗改编成歌曲，如今最为海内外读者所熟知的《乡愁》也是其中之一。

    1971年至1972年间，余光中在台湾写下了《乡愁》。他回忆说，当时二十分钟一气呵成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才思敏捷，而是因为离开大陆二十多年，这种感觉在心里也就酝酿了二十多年”，后来《乡愁》在大陆被选入教科书，电视台也用，很多人都会背。

    1988年，古稀之年的余光中出版了第二卷诗集。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余光中说，“以前所想到的能入诗文的题材比较少，以前我主要写自己——你不知道你是谁，你忧郁；你知道你不是谁，你幻灭；你知道你是谁，你放心。”现在，余光中已经脱离这三个情况了，写作的题材全凭缘分。

    2009年，导演陈怀恩接拍余光中传记纪录片《逍遥游》。片中除了日常工作生活状态外，导演还安排余光中带着夫人到垦丁——余光中在台湾唯一写过游记的地方——故地重游。余光中一路为夫人解释景物，还在海边童心大发，打起了水漂，并传授诀窍——石头要扁，形状要圆，出手要快，脱手要平稳而飞旋——出水为鸟，入水为鱼。

    台南小学教科书收录了《雨，落在高雄港上》一诗，导演安排余光中去高雄三民小学听小学生读书。不料那天余光中的女儿遭了车祸。行程既定，余光中无法随夫人赶往医院，心情郁闷。怎料一听小学生读诗，余光中竟然又开心起来，还教他们该怎么念这首诗，拍摄完后还乐呵呵地给他们签名。最后陈怀恩就片子定名为《逍遥游》一事征询余光中的意见，他幽默地说：“我哪敢说同不同意？庄子同意就行了。”

    说到幽默，余光中自有一番论调。他认为，所谓幽默，就是不正面迎敌，绕一个弯子去排解误会与痛苦。比如看牙医这样痛苦的事情，也能被他写成诗。再比如，从“马屁诗人”到“文白之争”，李敖似乎一直在逗余光中和他对骂，但余光中就是不理他，还幽默地说：“李敖天天骂我，说明他的生活不能没有我。”在余光中的经验中，幽默其实要比愤怒有用。

    除了写诗，翻译也是余光中近年热衷的一项工作。如今，已经八十五岁的余光中依旧笔耕不辍。他目前正在翻译济慈的诗，此时的感觉定与年轻时的不同吧。

（摘自《名人传记》2014年第3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以前写诗，他喜欢把中国文字压缩、锤扁、拉长、磨利，把它们拆开又并拢，拆来又叠去。如今他却争取写、改、誊一次完成。散文的话，每页纸最多改一两处地方。尽管外文系毕业的他用英语写论文都不成问题，但他说自己在写诗和骂人这两件需要抒发情绪的事情上，是非得用母语不可的。②深入生活越多，就越需要清净和一张干净的桌子。当生命走到暮年，对于“我是谁”的问题，诗人余光中早已不再质问，而是报以淡淡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