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

王奎山

    1982年我读大四。那年的春节，我领着徐美红一起回乡下过年。徐美红的爸爸当时是我们省财政厅厅长。一个厅长的千金，能看上我这乡下娃，那是因为我有三篇论文上过学报的缘故。徐美红的到来，简直像在我们那个村子里刮了一场十二级的台风。女人们、孩子们都挤到我家的院子里来看稀奇，一时间，院子里热闹成了一锅粥。男人们到底矜持一些，远远地站在那里看，议论。父亲拿着香烟，满面春风地上前挨个儿给大家敬。大家也不客气，会吸的，当场点着吸了起来；不会吸的，就夹在耳朵上。

    这是刚刚到家那天的事。此后的几天里，家里也是人来人往像赶集一样，没个冷清的时候。母亲高兴地说：咱老王家几十年都没有这样热闹过了。父亲点点头，说：那是哩，那是哩。

    直到年三十下午了，家里才算清静下来。母亲麻利地剁好饺子馅，妹妹和好面，和父亲三个人包起饺子来。我和徐美红表示要帮忙，被母亲坚决地拒绝了。于是，我躺在厨房一角父亲平时睡觉的地铺上看书。徐美红也找了一本闲书，懒懒地靠在我的身上看。这中间，徐美红上了一趟厕所。黄昏时候，饺子包完了。妹妹说：呀，憋死我了。就往厕所里跑。一会儿妹妹就回来大惊小怪地喊：猪跑哪里去啦？咱家的猪跑哪里去啦？父亲母亲都慌了，忙着往厕所里看，厕所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猪的影子。我们这里，厕所和猪圈是在一起的。

    突然，妹妹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大声说：俺嫂中间上厕所了，肯定是出来的时候忘记拴栅栏门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事。一到乡下，徐美红就暗中朝我抱怨：啥都好，就是解手太恐怖了，身边那么个大东西朝你虎视眈眈的，吓死人了。因此她匆忙离开时忘记拴栅栏门，以至于让猪逃了出去，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母亲忙给徐美红打圆场，批评妹妹说：你胡说个啥，你嫂出来咋会忘记拴栅栏门！徐美红也是个实心人，也不知道推卸责任，说：我也忘记拴没拴栅栏门了。父亲宽厚地笑笑，说：我出去找找看，二百多斤个大肥猪，还能丢了？说罢，父亲就出去找猪去了。跟着妹妹也说：反正没事，我也出去找找。

    天黑透了，四周传来噼噼叭叭的鞭炮声。别人家都在过大年了，我们家却连灯都没有点，五口人有两口还不知在什么地方奔波呢。

    终于，父亲回来了。停了一会儿，妹妹也回来了。父亲把手一挥，朝母亲说：烧火吧，不能因为丢了一头猪，就连年也不过了，该咋过还咋过。父亲还特意朝我和徐美红笑笑，说：丢不了，一头二百多斤的大肥猪，往远处跑，它又跑不动，肯定就在这附近。我明天再找，保准找得到。

    话是这样说，但一家人谁也无法轻松下来。特别是徐美红，因为整个事件是因她的粗心大意而造成的，所以更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饺子吃了没几个，就丢下饭碗早早地上床歇息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出发找猪去了。然后，妹妹也出去了。母亲说：反正我在家也是闲着，我也出去，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这样，家里就剩下我和徐美红两个人了。我想起母亲的话，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就征求徐美红的意见：要不我也出去找？徐美红说：谁不让你出去了？你出去吧，你想上哪儿上哪儿！我有些尴尬地笑笑，走过去拍了拍徐美红的脑袋，也出去找猪了。在那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我只能选择一头猪。我希望徐美红能理解这一点。

    一直找到中午，连根猪毛也没有找到。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刚进村，就见妹妹远远地迎了上来。一看见妹妹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猪找到了。果然，是父亲在附近的崔庄找到的。原来，头天下午猪跑到人家的包产地里吃麦苗，被人家赶到自家的猪圈里圈了起来。父亲给人家买了两盒烟，才把猪赶回来的。回到家里，父亲母亲脸上都是一脸的欢笑。

    突然，妹妹发现了一个新情况，说：哎，我嫂哩？又问我：哥，我嫂不是跟你一块儿找猪去了吗？母亲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知道出大事了，像个孩子一样哇地哭了起来。母亲一哭，本来就是一个孩子的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父亲虽然没有哭，眼圈也红红的，对我说，我马上   就去国营家借车子，你赶紧到新安店去。

新安店，是京广线上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火车站。

周旋

九水

    里德警官这几天精神高度紧张。副局长在特别会议上说，新局长马上就到任。新局长曾经是一个神探，破获过许多疑案大案，正因为这样，新局长也是一个行踪不定的人。这是他这种神探的特点。副局长声色俱厉，要求大家这几天务必谨慎小心，不能出现任何岔子，“否则当心饭碗！”屡获嘉奖的里德被派到这个混乱的小城最繁华的黄金街当巡警，要知道这是一个重大的责任，而且是一份不小的荣誉。

    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里德正在黄金街上巡视，突然一个怪异的红头发的男人出现在里德的视线里。就在二人目光相对时，红头发转身就跑。里德感到疑惑，急忙追了过去。这个小个子没跑多远就被里德逮到了。里德说：“先生，看来您要到警署吃午饭了。”红头发耸了耸肩，表现出一种无奈。

    红头发自称叫吉米，曾经是一名心理学硕士。里德问道：“吉米先生，你见到我为什么跑？”吉米一脸冤枉：“警官，本国法律哪一条规定公民不准在街上跑步？”“可你是在见到我时才突然跑起来的。”“就算是我见到你时才开始跑的，可是你看，这有什么问题吗？”里德听着吉米不怀好意的笑声十分气愤，但没有一点办法，只好把他放了。

    第二天依旧阳光明媚，里德在黄金街上巡视时，脑中还残留着那个红头发不屑的表情，里德觉得深受侮辱。突然，里德看到了一个红头发男人，那个小个子见到里德转身就跑。里德犹豫了一下还是追了过去。吉米又被带回了警署，询问的结果和昨天一样，里德只能又将吉米释放了。他觉得吉米简直是个疯子。里德咬着牙根冲着警署门口的一个穿灰色风衣的老人大声呵斥，他已经多次看到他看热闹时幸灾乐祸的嘲笑，就将在红头发那里受的气，一股脑撒向这个可恶的家伙。灰风衣耸耸肩膀踱着步离开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德总是能看到那撮令人生厌的红头发，红头发也一如既往地“逃跑”。每次里德都想，最好让那红头发被一辆飞驰的汽车撞倒。

    现在的里德若是见不到红头发反倒觉着不正常了，甚至那个灰风衣不怀好意的嘲笑也变得像每天明媚的阳光一样寻常。这时，吉米又出现在里德的视线内，还是一看到里德就跑，里德压根就不想理会：“最好把这个红头发带到精神病院去！”就在这时，突然有人大喊“抢劫”，一个年轻女人跑过来气喘吁吁地说：“一个红头发的家伙……抢劫……”

    里德赶紧追了上去。里德没费多少劲就抓到了吉米，不久女人也赶了上来说：“就是他！这个红头发的坏小子！”里德终于如释重负，将两人一同带回了警署。

    里德喝了一口浓浓的咖啡，得意地问：“我的心理学硕士先生，这回你还有什么要辩解的？”吉米笑着说：“警官先生，您难道看不出来她是个疯女人吗！”里德忙问那女人：“小姐，他抢了你什么东西？”“感情！”

    “什么？”里德大吃一惊。这时女人又说：“我叫露丝，是吉米的女朋友，他不顾我们三年多的感情，像许多恶棍一样，抛下了我，您说他是不是抢走了我的感情？”说着，露丝就“呜呜”地哭了起来。里德此时抑制不住愤怒之情，他觉得自己受了这红头发和他所谓女朋友的玩弄，便气急败坏地喝道：“小姐，你说的抢劫对象，它应该是金表、皮包之类的财物！”

    露丝擦了擦眼角说：“警官先生，这只是您将抢劫的概念局限化了，难道感情就不能抢劫吗？您可要好好处罚他，好好治理我们的城市，肃清我们的风气呀！”说完，她望着吉米又哭了起来。我只是个警官，风气？风气和我有什么关系！对于这样荒唐的事，里德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把他俩请出了警署。

    没想到第二天，闹剧又重新上演了，阳光也依然明媚，只不过这次的女主角换成了一个叫玛丽的女人，所有的经过一模一样，连台词都如出一辙，只是临走时玛丽加上了一句：“警官先生，要知道这个红头发的家伙可是抢走了不少女人的感情！您可要好好处罚他，肃清我们城市的风气呀！”

    我是个警官，风气和我有什么关系！里德坐在咖啡馆里发誓，再发生这类“感情抢劫”的事，我躲得远远的，绝不理睬。

    里德在第三天上午耀眼的阳光里，在黄金街上巡视时，脑子仍然被可恶的红头发和他那些感情被抢劫的女人们搅得一团糟。里德又听到有人在喊“抢劫”，随着叫声，他又一次看到了那团红头发从他眼前跑过去。里德的忍耐已经超出了极限，他决定要兑现自己的诺言，于是就毫不犹豫地走进了旁边的一家咖啡店。

    几天以后，黄金街上换了一位新警官。里德因为前不久的那个上午，黄金街上最大的一家珠宝商店被一伙歹徒抢劫，而他竟然坐视不管而受了很重的处罚，据说为首的是一个红头发的家伙。

    第二天上午，依旧阳光明媚，街头人们步态悠闲。当里德去警署领取处罚通知单时，却惊讶地看见红头发吉米正被押上警车，而以前总是趾高气扬的副局长居然也接到了调离通知单，正在对着那个灰风衣哭丧着脸，点头哈腰。

报复

雨果·克里兹

    写字台上的台灯只照亮书房的一角。彭恩刚从剧场回来，他坐到写字台前，伸手拿起电话要通了编辑部：“我是彭恩，你好！我又考虑了一下，关于《蛙女》的剧评，最好还是发下午版，因为我想把它展开一些……别提啦！太不像话了！所以我才打算写一篇详细的剧评。上午版你只要留出个小方块刊登一则简讯就行了。你记下来吧：‘奥林匹亚剧院：《蛙女》上演，一锅可笑的大杂烩：一堆无聊的废话和歇斯底里的无病呻吟。看了简直要让你发疯。详情请见本报下午版’。你是不是觉得我的措词还不够激烈？这样就行？那好，再见！”

    从他放下话筒的动作可以看出，彭恩的情绪越来越愤慨。可就在这时，他猛然一惊，附近有人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在光线最暗的角落里，他模模糊糊地看见有个人坐在皮沙发里。陌生人蓄着白胡须，身披风衣，头上歪戴一顶礼帽，闪亮的眼睛逼视着评论家。彭恩心里发虚：“你，你……你是谁？”

    陌生人慢慢站起来，从衣兜里伸出右手。彭恩看见一支闪闪发亮的手枪。“把手举起来”那人命令道，彭恩两手发抖。

    “嘻嘻嘻……”那人像精神病人一样笑着，“你这条毒蛇，现在总算落到了我的手里。再有5分钟就是午夜。12点整，嘻嘻嘻……你将变成一具尸体。文亚明，我的宝贝，”白胡子老头扬起头，“我亲爱的文亚明，5分钟后你将报仇雪恨。这条毒蛇将永远闭上它的嘴！啊，你高兴吗，文亚明！？”说着白胡子老头立刻举起手枪：“别动！”

    “听我说，”彭恩战战兢兢道，“请告诉我，你究竟是谁？……我不明白……我对你干了什么？……求你把手枪收起来吧。我们之间肯定有一场误会。”

    “给我住嘴，你这个杀人凶手！”

    “杀人凶手？你弄错了。我不是杀人凶手！”

    “那么请问是谁杀死了我的孩子，我唯一的儿子，亲爱的文亚明？谁呢，彭恩先生？”

    “我根本不认识你的儿子！你怎么会生出这种想法？”

    “我的儿子叫……文亚明·穆勒！现在你明白了吧？”“文亚明•穆勒……我记得，好像是个演员吧？”

    “曾经是！因为他已经死了，他对着自己的头开了一枪。而正是你这个无耻的小人毁了他！你在文章里写过他。‘为助诸君一笑，还有一位文亚明·穆勒先生值得提及，因为他的表演，真可堪称全世界最蹩脚的演员。’你竟敢这样写我的儿子！而他，可怜的孩子，去买了一支手枪，自杀了。就是这支手枪，过一会儿将把你送到西天！”

    彭恩禁不住浑身乱颤：“听我说，这并不能怪我……我感到很遗憾……可我只是尽自己的职责而已。你的儿子真的缺乏才华……你明白吗？我本人跟你的儿子并没有仇，可是艺术……”

    “你别再胡诌关于艺术的废话了！你是杀人犯！因此你得死！昨天夜里，”老头压低嗓门，“文亚明出现在我的梦里。他对我说：“爸爸，拿上手枪去找那毒蛇。午夜12点的时候，杀了他替我报仇！否则，我的灵魂将永远四处飘流，不得安身！”

    “可你不能杀我……看在上帝面上……你简直疯了！……”

    老头大声地嘲笑道：“真叫人恶心，你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胆小鬼！一条罪恶深重的蛆虫，半文不值的小人！你那自命不凡的优越感哪里去了？你那体面威风哪里去了？现在你已面对死神，没有了你，人人都会如释重负。”

    彭恩双手合十，央求道：“亲爱的先生，如果你一定要杀我，至少让我能最后给我的亲人写几句诀别的话……并表明我的遗愿。”

    还可以活15秒钟！”彭恩拿起铅笔，在纸片上写了两三行字……

    午夜的钟声响了。

    老头怪叫一声，举起手枪抠动扳机。

    硝烟散后，陌生人扯下自己的胡子，走近彭恩。

    “先生，现在你对文亚明·穆勒的表演才华有了新的看法吧，对不对？看你那个熊样！哈哈……！我想，今后你在评论别人的时候该会学得谨慎一些了！”

    看着手里拿着铅笔，满脸蜡黄的彭恩，文亚明伸手拿过那张纸条。只见上面写道：“亲爱的文亚明·穆勒，你不仅是全世界最蹩脚的演员，而且是头号傻瓜。你戴的假发套大了一号。彭恩。”

黎明前夜

陈德鸿

    大勇说，娘，回吧。

    娘抓住大勇的右手说，到西风口寻找到你弟，就让他回家来。一时走不脱，也让他寻机跑回来。娘顿了顿，又说，你爹这一没，日子眼瞅就过不下去了。

    大勇抽出手，揩了揩娘脸上的泪说，娘，我知道了。外面冷，回吧！

    娘蹒跚着回了屋，一会儿又跑出来，冲走远的大勇喊，路上千万当心，寻不到，就早点回家。

    走到村外一片收割后的田野时，大勇停下来，在地头找到一个写着父亲名字的木橛，就蹲在地上，用右手抓了一把土，紧紧攥在手里，嘴里喃喃自语，小勇啊，咱家有地了，是政府分的，哥使不上力，你回来帮哥种吧！

    第二天傍晚，大勇赶到西风口时，长长的队伍仍在不停地过着，土道旁，挤满了一层又一层的人。

    大勇挤进人群，看着队伍中一张张稍纵即逝的脸，犯起愁来，这可上哪儿找小勇啊！听说兵是从昨天开始过的，小勇也不知过去了没有。

    大勇想了想，也学旁人从队伍边拽出一个兵问，同，同志，我向你打听个人？

    兵停住脚，叫啥名，是哪个部队的？

    叫赵小勇，是，是3纵的。

    不认识，兵摇摇头，3纵还没过来，你再等等吧。

    大勇舒了口气，刚在离土道不远的一个土墙边坐下来，一个40多岁的男人便挤坐在他旁边。

    大勇往边上挪了挪，男人又挤过来，说，兄弟，俺姓韩，刚才你和那个长官的话俺都听到了，俺儿子也是3纵的。

    那敢情好。大勇说，我是赵家堡的，你是哪的？

    男人说，俺家在马家洼。

    那地方我去过，有个牲口市。大勇问，那边的地也分了？

    分了，分了。我这次找儿子，就是告诉他这件事。这回家里有地了，俺再倒腾点牲口啥的，日子就更好了。

    家里还有啥人，能忙过来？大勇问。

    家里还有个小的，不顶啥事。他娘病在炕上好几年了。男人说，俺一个人，多点辛苦就是了。

    看着男人满足的笑意，大勇忽然想起来，前年在马家洼买骡子时，曾经和这个男人打过交道。

    那时，大勇相中了一头骡子，这个男人要价15个大洋。大勇磨了半天，男人死活不吐口。眼瞅着太阳快落山了，一个年轻人突然把男人拉到一边，互相把手伸进对方的袖子里……大勇急了，拽过男人说，15个大洋，这骡子我要了。到家没几天，大勇发现这骡子走路爱往右边去，找来八爷一看，说是骡子左眼受过伤。听大勇讲了买骡子时的情况，八爷说，你这是让人唬了，那是爷俩，专好下扣子。

    见大勇不吭声，男人说，我儿在部队表现可好了，打锦州时还立了功呢！

    大勇愣了愣，问，你这次来，是想把儿子叫回家去帮你？

    男人撇了撇嘴说，那哪行啊，俺就是想看看儿子，让他对家里放心，告诉他在部队好好干，全国都解放了再回来。

    大勇尴尬地笑了笑，不吭声了。

    半夜时，许多汽车和马拉的炮车驶过之后，又开始过起长长的队伍。男人问了几个兵，高兴地对大勇说，这是3纵的，咱俩精神点，互相帮衬着打听。

    天快亮时，男人找到大勇说，兄弟，你慢慢打听着，我，我回家了。

    咋？大勇一边盯着队伍，一边问。

    俺儿，俺儿他没了。男人蹲在地上，呜呜哭了起来。

    大勇不知怎样安慰男人，只是用右手轻轻拍着男人的肩膀。

    过了好久，男人站起来，擦了擦脸上的泪，踉踉跄跄边走边说，兄弟，管咋，俺儿这是光荣，没给俺韩家丢脸。

    走了几步，男人又折回来，对大勇说，兄弟，那事对不住了。等回去，俺给你寻头好的送家去，换回那头病骡子……

    男人的身影在黑暗中消失了很长时间，大勇才回过神了，泪水早已湿了眼睛。

    快中午时，大勇终于看到了扛着机枪的小勇。

    小勇吃惊地摇着大勇的右手问，哥，你的左手呢？

    大勇含糊着说，我这只右手也啥都能干，不耽误事儿。

    小勇问，爹娘都好吗？

    都好，都好，地也分了，咱家分了20多亩呢。大勇说，爹妈特意让我来告诉你，家里不用你操心，在部队上好好干，不解放全国不许回家。

    大勇往家走时，觉得自己的脚步比来时坚定了许多，也踏实了许多。

    1950年4月，赵小勇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光荣牺牲。

种芦粟，吃芦粟

高明昌

①最小的妹妹打电话给我，说：“哥，芦粟好吃了，你们回家来拿吧！”

②其实，我对芦粟的期待，比起妹妹的电话，要早好几个月。我想大概在母亲播插芦粟秧苗的时候，我就开始期盼了。

③四十多年前，海边村的几十户农家，不管是西高家，还是东高家，没有不种芦粟的。勤谨的人家一般都在五月的开头就开始下种落籽——先用铁鎝翻转土地，过了几天，那块地被太阳晒得熟了，再敲碎泥块——要敲到泥块像沙土般细碎为止，然后开始匀匀地落籽。落籽的那天，如果不下雨，还要用粪桶浇上一些河水，有的甚至还在上面放上一层薄薄的稻柴，这过程叫作培育秧苗。过了二十来天，秧苗长到半尺高了，就拔出秧苗，开始插种。宅前宅后凡是有空隙的地方，包括田头田埂之类的角角落落，还有什边地上，都要种的。种得最多的，是河浜的斜边坡地。

④与任何一种作物一样，芦粟下种以后的管理也是重要的。落籽后的那块地，母亲时不时走过去看看，有时还会蹲下身，翻开稻柴看。种田人都知道，往往该长出来的苗儿还没有出现，这杂草倒先长出来了。母亲经常去拔草，而且这草要连根拔掉，不让土里的营养给草吃光了。拔了草还要浇水——五月天气温差大，太阳有时会成毒日头的。所以，母亲有时会掀掉盖在土上的稻柴，有时又会盖上稻柴，像小时候给我穿衣脱衣一样，全看天气的脸色。待秧苗露芽、露头以后，母亲去看地的次数更加多了，待秧苗长到了四五公分长，就会叮嘱父亲施肥去。那时施的肥就是粪坑里人出恭留下的东西。母亲叮嘱父亲，一要捣碎，二要加水。母亲担心浓了会营养过剩，秧苗会只长叶，不长根，所以要父亲慢慢地加大浓度与次数。待到秧苗长到半尺高，第二天要拔苗的时候，当晚父亲还要去浇一点水。这水是用来松软土地的，因为明天要起秧头了，不蓬松土地，秧苗要拔断的。这些做法，看上去很杂碎，其实是一环连着一环的，都是依据了芦粟的生长规律来的。

⑤移种拔苗的手法也很有讲究。母亲左手轻轻荡开秧苗，右手的三根手指头捏住植株离地最近的地方，这样拔就不易弄断，或者少断。插播是在另一块地里，不是力气活，但也要用心。母亲先用插刀插入地里，握住插柄左右摇晃几下，扩大洞口，洞内的土蓬松了，再将一棵秧苗放入、扶好，泥土往根部送去，用掌心压，劲儿不重也不轻。一棵种好了，离这棵半尺左右的地方再来一株。这半尺是距离，更是道理。待所有的秧苗插光了，母亲会用粪桶在每一棵秧苗的根上浇一点点的水，再带着笑意离开，像是看到了秧苗的成长。

⑥其实，不是所有的成长都能如人所愿的。芦粟苗从此地移种到那地，是真正的连根拔起，再人性的拔也是伤筋动骨，所以插种后的开头几天，叶苗总是耷拉着叶片，一副恹恹的情状。如果叶片焦黄、打卷，最后垂落到根部，这秧苗就死了，就需要补种。所以母亲在移种的开头几天，早上总要去看看望望。补种也是移种，也是一样的繁琐。不过补种的苗儿成活率很高，因为原地的土松了，移种时受的影响小。而一旦成活，苗儿们的生长速度也是惊人的，真的是一天一个样，分分钟在成长。母亲也还会去看一看，在秧苗的下面除除草，除好草后再请父亲浇点粪。那时母亲最担心的是芦粟是否生虫，如果看见青虫就捉掉，如果是蚜虫，就要用药水喷了——蚜虫是一团一团的，像涂在叶片上的污泥一样，掰也掰不清爽，必须喷药才见效。一般喷一次就够了，喷过以后的芦粟像清水清洗过的一样，叶片儿绿得哑静，茎是根根绿里带白，且笔直，直抵天空。

⑦半月不见，它可以长得和你一般高了，一月不见，它比你高出一头了。那时的芦粟不是吃的，而是用来看的。那矗立在路边、岸头的一两排芦粟，就像竖插了一面面绿色彩旗，在风势的鼓动下，飒飒招展，叶片儿随风摇动，击碰的声音清脆又响亮，像在奏一部田间的交响曲。河斜边上的最好看，排排对对，对对串串，风吹过顺势此起彼伏，像一波波的绿浪，再倒映在河里，就像镶嵌了一大块碧玉，灿烂至极。到了这个时候，各个人家就被芦粟包围了，耳听的是芦粟的声响，鼻闻的是芦粟的清香。乡下说，只要农家的宅前宅后种满了芦粟，人就不生毛病了。到了这样的地方，糊涂的人会变清爽，清爽的人更爽朗。这个话是一代代传下来的，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我倒是想问：这芦粟与人的毛病有什么关系呢？因为看了芦粟还是吃了芦粟才清爽的呢？还是说看了与吃了都重要？

⑧看归看，芦粟毕竟是拿来吃的，到了七月份，芦粟就熟了，可以一直陆陆续续吃到十一月。判断芦粟好吃不好吃要看穗头和节秆。熟透了的芦粟，穗头已经由青色、淡红色转为黑色了，而且黑得发亮，秸秆也已经长到三十来公分的长短了。剥开秆皮，会看到一层厚厚的白色黏粉，手一撸，粉就会脱落。这些都是成熟的表征。其实，芦粟熟不熟还可以通过闻香来知道——如果闻着有幽幽的甜香味道，这芦粟肯定很甜了。

⑨我们管芦粟熟了叫甜了。芦粟甜了，就要去攀芦粟。这个“攀”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镰刀直接割起芦粟的根，还有一种是用手拔，先将芦粟的头抓到手心，整体弯起来，在顺势朝外推出去的时候一个向里摁，一摁一“啪嗒”，芦粟就连根拔起了，就可以扛到屋里来，或者成捆地放在场地上。先用手剥掉秆上的皮，再用菜刀按节切断。

⑩吃芦粟的“吃”和吃别的不一样，吃别的都是吃下去，吃芦粟呢就是咀嚼——用牙齿把芦粟的秆皮咬掉后，一段一段吃掉节秆，把甜水吸干，再把渣吐出来。这个过程是动牙的过程，牙齿很辛苦，嘴巴却很甜。

⑪母亲也年迈了，却还年年种着芦粟。我觉得这劳作对她像是一种活血化瘀的疗程一样。芦粟甜了的时候，妹妹也就有理由打电话喊我回家看看。就算不再像当年那样，那么多高家人聚在一起集体吃芦粟，但是，也是一个小小的团圆的机会——芦粟给我们的机会。

（节选自2018年11月28日《文汇报笔会》）

门镜外的楼道

迟子建

每逢午后，我都能听到楼道里传来清理垃圾的声音。①这声音自顶层的七楼渐次传下，有笤帚扫楼道的刷刷声，也有用铁撮子撮垃圾的哗哗声，还有收拢垃圾袋时的寒宰声。有一次这声音出现在我的门口时，出于好奇，我从书房走向门口，透过门镜去望那个清扫员。

她穿一件蓝袍子，戴着白口罩，包一块土黄色的头巾，正弯着腰从我家的垃圾袋里往出捡着什么。透过门镜所窥见的人被无限缩小了。她面色白而微黄，眼睑处堆积着或深或浅的皱纹，两颊几乎是塌陷的。②嘴唇与脸一样没有血色，让人觉得她的唇就是一朵枯萎了的花。垃圾袋里有一盒没有开封而过了保质期的饼干，她把它从中取了出来。

我猜想楼道清扫员发现这盒饼干后，一定认为这家的女主人是个败家子。她气力不济，隔着门，我能听见她沉重的喘息声。清理完毕，她一手握着撮子，撮子上横着笤帚，一手拖着两个袋子，吃力地离开我家门口，去另一户了。门镜后面的她和垃圾都消失了，我能看见的，是放垃圾地方的上方的窗口，米黄色的木格窗将夏日的天空分成均匀的几格，有的格里的云彩浓些，有的则十分浅淡，还有的呢，干脆一丝云都没有。

雨季过去后，一立秋，风就凉了。这时的天空无与伦比地晴朗。云彩很多，又很白，它们高高地飘在空中。我一般不舍得错过这时节的云彩，总要在阳台张望一刻。这样，我的日常生活又多了一项内容，除了窥视清扫员之外，还有望云彩。我发现在傍晚的时候，云彩往往掺杂了夕照的橙黄颜色，使它显得格外妖娆，而清扫员恰恰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楼道，这样我从门镜看她时，她背后的窗口泻进来的金色流云就把她映得格外明媚，她仿佛年轻了许多，也温柔了许多。我窥见她总是穿一双旧得磨出了洞的老绿色球鞋，就把一双半新的软皮平底黑皮鞋扔在门口。为了使它像垃圾，不至于引起她的怀疑，我将一只鞋底的前脸的胶皮用刀割去一小块，然后把光滑的鞋面划上几道刀痕，又用花盆的土使劲揉搓它，使之尘垢满面，这才把它们摆在门口。③她在捡鞋的时候把它们捧在手中，然后用身上的蓝袍子蹭掉其上的灰尘，又摘下口罩运足一口气，朝它们身上吹了吹。她用一张旧报纸裹了那鞋，放进白色的编织袋中。

我猜她营养不良，所以常把食用了一半的奶粉、核桃粉、枣糕以及鱼松和肉松丢掉。把这些食品当垃圾弃了，我也要挖空心思地打扮它们，既不能使它们惹上尘垢，又不能让它们过于鲜亮。于是我就把食品袋看似随便地用猴皮筋勒住，以防灰尘进去。然后将包装袋的外观弄上点土豆泥或者粥汁，使之混浊不堪，与垃圾的气息很接近。我从门镜望见她心疼地将这些吃的东西放进她所穿的蓝袍子的大口袋里。那口袋胀鼓鼓的，好似一个人因患了牙痛而肿了脸。我想她肯定把我当成了一个衣食无忧而又不会勤俭持家的女人，我只能让她这么以为了。

天凉了，白昼短了，她出现在楼道的时间越来越晚了。开始时我以为她现在出来得晚，后来有一次我发现她拖着袋子从七楼下来，未等收六楼的垃圾呢，便累得一屁股坐在通向七楼的第一级台阶上，她这一歇就是一刻钟。她侧身对着我的门，楼梯的栏杆将她的身影切割成几段，能听见她吃力的喘息声。她的力气越来越衰弱了，她就像一只垂垂老矣的绵羊一样充满了哀怜之气。看着夕照中的她，看着她枯树般的身影，看着她始终如一包着的那块土黄色的头巾，我的眼睛不由湿润了。我多想帮助她清理一下垃圾，让她就这么歇下去，可我知道我不会长久做这件事，而她也不会允许我这么去做。

腊月的一个午后，走廊里突然传来一阵悠扬的口哨声。跟着，哗啦哗啦的扫地声传了进来。我连忙奔向门口，出现在门镜后面的是一个二十几岁的男青年，一边打着口哨一边扫楼道。我放在门口的垃圾，恰好有给清扫员的半袋木耳。当小伙子扫完地，手伸向那个垃圾袋时，我打开门，迫不及待地问：“原来的那个呢？”

“她呀，人家现在不用她了，让她回家了！”小伙子说完，快意地打了一声口哨。“为什么？！”我有些愤怒了：“就因为她老吗？”

小伙子没答应，显然不想再耽搁时间，他提着聚集在一起的垃圾袋，去五楼了。小伙子收拾垃圾痛快多了，应该承认，这样的楼道清扫员看上去更舒服一些，因为他年轻、有力气，看他做活心里服帖，没有负疚感。

以后我不用再透过门镜去观察楼道清扫员了，我的垃圾也是真正的垃圾了。只是当楼道响起悠扬的口哨声时，我有些怅然若失。

④春天就像个年轻而壮健的大脚女人，走得刷刷的，很快就从我眼前过去了。而漫长的夏天则似一个年老的小脚女人，一步三叹地来了。人的悲哀和同情心就像一枚枚被扔进河里的石子一样，一开始还有棱有角的，经过时间溪水的不间断的冲刷，它也就渐渐被磨得圆润了。我沉迷在写作中，只有偶尔在黄昏散步时会想起她来。想起她佝偻的身姿和苍白而塌陷的脸，想起她转身时无限缓慢的动作和沉重的喘息声。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