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说的是中国古时文人的终极价值，和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实质相同。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谈到魏晋风度时指出：“在充满动荡、混乱、灾难与血污的社会和时代中产生的如此潇洒不群、飘逸自得的魏晋风度，表面看来是潇洒风流，而其骨子里却深埋着巨大的苦恼、恐惧和烦扰。”时代心理对整个社会文化形成、发展与完善的影响是尤为深刻的，人们能够较为直观地感受到时代文化现象与心理特征之间的联系。中国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与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得时代文化现象与心理特征之间的联系尤为紧密。

    晋宋易代的社会现实需要文人们在几乎来不及思考的瞬间就要做出自己政治及人生的抉择。陶渊明是一个非常有哲思、对人生能反省的诗人，他选择了归去田园。陶渊明之所以归隐，其主要的原因是陶渊明不愿意和那些不遵守儒家纲常的人同流，其行为是对自己人格的坚守。所谓独立人格是指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它要求人们既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也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力量，在真理的追求上具有独立判断能力，在政治的参与中具有独立自主精神。中国古代隐士是一群对自由、独立和自我实现等生命理想有着强烈渴望的人，他们有高于常人的自我意识和价值取向，追求人格的独立与自主，这就注定了他们与现实政体之间的矛盾。对中国古代文人来说，生活在高压专制统治时代，要么顺从皇权统治，要么放弃功名欲望，两难的选择使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动机充满了尖锐的矛盾冲突。

    然而归隐的生活，使他们发现了自然，也发现了自己。陶渊明的“归去”是从政治和世俗社会向自然和自我本性的回归，这种回归很坚决，其中伴随着诗人本身的潇洒、自适的本性。陶渊明是出于对自己人格和人生道路的坚守而做出的主动选择，他注重表达自己对理想人格的坚守。鉴于喧闹、污浊的社会现实与自己人格理想的矛盾，隐士皈依山水自然最重要的动机就在于他们发现了自然中有与他们自己的人格追求相契合的“真”“静”“深”“幽”“旷”“远”等品性，而隐士的文化活动又进一步丰富、提升了这些精神品性，并使之在山水艺术的创造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中国古代隐士不仅拥有富含艺术精神的人格，而且他们都是具有丰厚的文化修养、心性聪慧的人。他们多以道、禅思想为精神支柱，融合了儒家以艺术陶养性情，以“礼”“乐”达“仁”，进而在“礼”的秩序中“游刃自如”的思想，并将之内化在自我人格的深层，在内心建构了一个力量强大的自我机制。因而，他们有足够的心力抵御物质世界的喧闹，从而将全部的生命热情投注在心灵花园的建设上，淡泊功利，从容平和。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人生的思考，对生命的感悟。在诗歌内容上，陶渊明侧重表现出对人情、时事的看法与见解；在诗歌的语言风格上，既有“依依墟里烟”的静穆与飘逸，也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潇洒与自在。他的诗歌多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露，是对田园生活的审美观照和艺术加工，充满着自然宁静的味道。

（选自《论中国古代的隐士——以陶渊明为例》，有删改）

    中国画论从一开始就明确区分图像与文字的功能，以及各自的优长劣短。在此，书画同源的观念，其含意远比后人理解得深刻。文字与图像是我们把握世界的两种互补、互进的手段。张彦远曾有绘画“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的断言，即旨在强调：在探索世界的意义上，书画同功，而非单指书画用笔同体。从《说文解字》到《古画品录》，经由《历代名画记》直至《文史通义》，对书画智性功能的判别一脉相承。由此可说“书画异名而体同也”。

    辞有陈鲜异同，思无古今中外。从英国艺术史家哈斯克尔教授的《图像与历史》可知，图像与历史的观念在希腊萌芽，在18世纪进入哲学和史学思考，至19世纪开花、结果而促成西方新史学革命，孕育出作为人文学科的艺术史。前者为因，后者为果。相比之下，中国画论的研究尚处于版本校勘、画论辑录的状态，由于割裂上下文，讨论的重点集中在诸如“六法”的标点，或如“气韵”“形”“神”等术语的概念辨析上，一旦忽略决定其意义的上下文思想，就很难理解历代画论的品评之旨和品第系统。正是在这个智性框架中，中国画论呈现出又一个值得深究的特色：它试图建立绘画的美学品质和类型价值等级品评模式，将个别画家的风格和类型与之对应评价。

    中国品评观念在世界艺术史上独一无二。它既评价艺术品质又做出技巧、类型和风格区分，并以此为尺度发展出一系列启发视觉关注的术语。18世纪欧洲艺术批评中曾出现按素描、色彩、构图等优劣打分，给画家定等级的尝试，但因缺乏包容性和视觉效果指向性而未流行。中国画论的品评系统虽然与文论、诗论等有密切的关系，需要综合起来研究，但其自身所形成的体系特点是将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理论糅为一体，其中还包含着丰富的创作论思想。正因为如此，所以很难按照如今的定义为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划界，它就是一部综合性论著。

    当今世界艺术史出现了专业细分、学术破碎化倾向，而且普遍忽略创作机制的研究。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画论，发掘其活性基因，无疑有助于纠正当前艺术史学风。中国画论术语体系高度概括，而在当时相应的文化语境中运用，其意蕴不言而喻，可这种特质在另外的语境中难以显明，而且有固化为套语的危险，如“气韵”“写意”等术语被不加区分地套用到中国绘画的本质上，就会成为陈腐的概念，失去原初的生命力。

    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观念出发，在世界艺术史的大视野下，就应以西方研究美术理论家瓦萨里的力度，深入而系统地探索中国古代画论，摒弃教条概念，重新发掘，重新激活其中隐含的活性基因，将之转化为新的创造，复兴中国艺术创作和学术的生命力。艺术和学术永远是天下之公器，其作用之大小取决于品质之高低；只要是最好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国艺术史的复兴有望于此。

（摘编自曹意强《发掘中国画论活性基因》）

    岩画是一种石刻文化，在人类社会早期发展进程中，人类祖先以石器作为工具，用粗犷、古朴、自然的方法石刻，来描绘、记录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内容，是人类社会的早期文化现象和人类先民们留给后人的珍贵文化遗产。

    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是近年来新发现的岩画，主要分布于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的曲麻莱县、治多县、称多县和玉树市，总共143个岩画群、609幅岩画，分为狩猎、畜牧、战争、凹穴、棋盘、农耕、信仰符号以及车辆8种专题。玉树岩画作为在一个民族区域的岩画发现，目前已引起多个相关研究单位的关注。

    玉树州博物馆馆长尼玛江才介绍，通天河沿岸分布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摩崖石刻，通天河流域岩画的遗存形式基本为崖壁岩画和大石（或落块）岩画两种。崖壁岩画为通天河流域岩画的主要遗存形式，一般凿刻在露天山体的崖壁之上。其分布几乎贯穿了通天河流域的全境，且具有青藏高原岩画早、中、晚各时期的特点。甚至后来分布在此流域的唐、元、明、清时期的各类佛教摩崖石刻也均以岩壁为载体形式，体现了沿岸先民古远的刻石习俗。通天河流域的大石（或落块）岩画则自西向东主要散布于塔琼岩画点、客尤山岩画点、庚卓岩画点、东果岩画点等，地处河谷的缓坡、山脚或旷野地带，大小不一。与崖壁岩画不同，大石岩画的幅面均朝上。除此之外，通天河流域的崖荫岩画目前仅发现一处（位于曲麻莱县巴干乡一处名为“谐青”的山谷内），尚未发现洞穴岩画。

    “岩画的图像资料既是一个图像表述系统，更是一个符号语言系统，它们不仅仅是早期人类思想构造能力与艺术创造才能凸显的文化遗产，还主要是‘无文字时代’人类精神传达、情感表现、语言交流、视觉教育的图式代码，当然也是今人解读早期岩画制作族群思想、情感、心理等精神世界的通道或桥梁。”尼玛江才说，从这个意义上讲，玉树通天河流域发现的这些岩画意义非凡。

    “玉树岩画从古到今都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和信仰体系直接关联，很多民众将岩画视为神迹的自然显像，也把岩画与山神信仰联系起来。”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岩画研究中心主任张亚莎介绍，通天河流域岩画延续时间较长，第一期岩画的年代在距今2600年左右，带有浓厚的黑海沿岸斯基泰文化特征。他认为，一个岩画区域若能提供相对丰富的图像类型、相对充足的图像数量，是支持该地区岩画研究得以深入的真正基础，从这个角度看，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群的发现至少已为我们提供了较为充分的图像语言资料，同时也证实青海西部玉树通天河流域应该是青藏高原上第三个岩画分布相对密集的区域。

    张亚莎说，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的风格反映出多样性特点，它不仅具有青藏岩画系统的特点，还具备北方岩画系统和西南岩画系统的特点，多样性风格是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反映，是古代民族迁徙的重要见证，它至少可以说明，青藏高原地区与外界的交流融合很早就已经开始了。

（摘编自2018年6月13日《光明日报》）

    持续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到衰的分水岭，标志着大唐盛世的终结，也是陆上丝绸之路鼎盛时期的终结，自此，这条连接亚欧的商贸通道，逐渐衰落，终于湮没。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这是唐代诗人元稹《行宫》中的两句。这些宫女们，再也得不到从丝绸之路西来的香料与珠宝了。因为“安史之乱”，唐朝不得不将驻守西疆的四镇边兵东调长安，一时西北边防空虚，吐蕃乘机北上占据河陇，回鹘亦南下控制了阿尔泰山一带，同时西边的大食亦加强了对中亚河中地区的攻势，这三股力量又彼此争夺与混战。从此，唐朝政府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丝绸之路，“道路梗绝，往来不通”，杜甫写诗哀叹：“乘槎消息断，何处觅张骞。”

    美国学者爱德华·谢弗著有一本《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这是一本关于唐代文化交流史的名著，他写道：“在玄宗时代，人们可以随处听到龟兹的琵琶，但到了九世纪，这一切就成了梦想。”陆上丝路的中断，直接影响了唐朝的文化和社会。爱德华·谢弗分析说，为什么唐代传奇和笔记小说中，与《山海经》所记述的珍怪一样的奇珍异物大量涌现，因为“从九世纪初期开始，唐朝的国际时代、进口时代、融合时代和黄金时代，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对于跨越大海、翻过大山而来的珍奇物品的渴求，都已经不可能轻易地得到满足了。”在九世纪的时候，真实的新奇物品已经无法到达唐朝境内了，唐人只能杜撰虚构出怪异荒诞的贡物。

    到了元朝，依托强大的军事实力，陆上丝绸之路再度繁华，丝路上的重要国家花剌子模，因为劫杀蒙古商队、侮辱蒙古使臣，甚至遭遇了灭国之灾。但随着元帝国的土崩瓦解，这条路又陷入没落。河西走廊上的敦煌，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物，恢宏壮美的莫高窟洞窟，是当年走向远方的商旅祈求平安的精神驿站，从晋朝的到南北朝的，再到唐朝的洞窟和壁画都有，但是没有明朝的，因为到了明朝，这条路已经没人走了，后来被人遗忘，一直到了近代。

    事实上，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有一个历史兴替。安史之乱后，陆路衰落，海路开始发达，后者在宋、元时代以及明前期始终保持兴盛。遗憾的是，明朝“寸板不许下海”的禁令，清朝的“禁海令”和“迁海令”使海上丝路也日渐衰落。中国错过了大航海时代，全球重心转向了西方。中国人因为丝绸之路形成的世界观、大格局，彻底倒退了。

（摘编自新华每日电讯2017.5.12关山远《丝绸之路与中华国运》）

    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通常所说的“美”往往是狭义的，即指“优美”，其实美的内涵还应包括“崇高”。“崇高”与“优美”不同，“优美”通常是以形式取胜，以其精巧、明丽、和谐形态顺应人的主观目的，直接给人以耳目之娱，让人产生类似“受到奉承而顺从”的爱悦感，并借此培育人们“爱”的情感；而“崇高”一般以巨大、粗犷、雄伟、深邃的形态显现，常见于崇山峻岭、星空大漠等事物之中，并可由此推及一切英雄壮举、伟人、伟业等。它给予人的主要是心灵的震撼而非感觉的快适，所以康德认为“美在形式”而“崇高则无形式”。

    崇高感的产生总是经历这样一个心理过程：初始，对象的气势和精神的强大让人感到个人存在的渺小，给人以威胁、恐怖、挫折、生命力的阻滞之感，但却能历练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激发人的自我意识和生存自觉，继而在人的内心形成张力，促使人奋发图强，化恐惧感为敬畏感以及对之追慕、神往的心情，由于有其所“敬”而驱使人不断走向自我超越。就像杜甫在《望岳》中所写的，正是泰山那“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的巍峨磅礴的气势，激发起诗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强烈愿望。所以古罗马思想家如朗吉纳斯等特别强调“大自然把人带到宇宙这生命的大会场里，不是把人当作卑微的动物，而是在人类心灵里注入对于伟大的、比我们自己更神圣的东西的爱”，它对于人的意义就在于“当一个人如果四面八方把生命谛视一番，看出一切事物中凡是不平凡的、伟大的和优美的都巍然耸立着，他就会马上体会到我们是为什么生在这世间的”，“就会把绝对的伟大建立在自己的使命中”，让人们在感知这些惊心动魄的景象中消除自身“心理的脆弱性”，提高使命意识，通过拓展情怀、提升境界培育敢于正视困难和战胜困难的勇敢精神和人格力量。一旦人们的精神提高到这样的高度，一切“事业、行动、风度、学术的品德也必然都是美的”。

    这种崇高的情感培育在当今这个和平昌盛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辩证来看，矛盾的双方都处于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状态，2000多年前《周易》就提出“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提醒人们即使身处安乐也必须居安思危，时刻不忘立国安邦方面所承担的使命。但富裕和安逸的生活会使人失去生存压力而丧失对自身社会使命的敬畏感和责任感，而崇高教育恰好能呼唤这种责任。以往，由于人们有意无意地把美等同于“优美”而忽视“崇高”，以致只看重“爱”的教育而忽视对“敬”的情感的培育。其实，从培养健全人格的角度来说，这两者互相补充、缺一不可，凡是高尚的人格和伟大的功业，无不是在这两种情感共同驱使下建立的。所以康德认为崇高与优美虽然形态不同，但却是互补的，“崇高使人感动，美则使人迷恋”“崇高的性质激发人的尊敬，优美的性质则激发人们的爱慕”，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健全人格不可缺少的心理特征。而针对当时由商业文明造成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世风，他又特别强调“没有崇高，伟大的事业就不能完成”。

（选自王元骧《美的理想不容矮化》，有删改）

    随着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能力的不断增强，环境伦理不断扩展着道德关怀对象，从生命体到地球生态圈，再到暂无生命迹象的外太空，这本身便使环境伦理研究视域得到延伸。在荒野语境下，将地球荒野地所定义的荒野概念，扩展至距离地球居住区更遥远的外太空，从而构建起“太空荒野”的概念。这种将“地球荒野观”投射至“太空荒野观”的建构，或许是处理太空开发伦理问题值得借鉴的路径探究方式。

    1755年，塞缪尔·约翰逊在《英语辞典》中将“荒野”定义为“一片荒漠，一块孤立和未开化之地”。这一定义在很长一段时间被英美视作标准。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颁布的《荒野法案》将“荒野”定义为“荒野与那些人类影响起支配地位的地区相比，被认为是一个地球和它的生命群落不受人类约束的地区，在这里人类自身是一个不再停留的访客”。如今，词典中将“荒野”定性为未耕作的或者未开发的空间，并从地球上的土地、海洋延伸到太空。在人类对太空探索和开发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太空开发的伦理问题日渐凸显，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公地悲剧”可能在太空开发中重演。太空中的很多资源与地球上的“公地”资源一样，同时被多个拥有者持有对其的使用权，而对于每一个使用权利持有者而言，却没有阻止他人使用的权利。这可能会导致即使人们知道公共资源由于过度使用必将造成资源的枯竭，但人们会抱着私心进行竞争性过度开发，从而导致资源枯竭。

    其二，当前，太空不仅是科学探索的领域，还是一个关于资源掌控及利益争夺的战场。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甚至垄断了先进的空间科学技术，在开发太空的进程中具有优先性和主导权。但是，对于太空技术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关于“先到先得”的太空开发分配方式是否应该受制于国际太空正义规范的探讨存在必要性。此外，先期太空开发者遗留下的“太空垃圾”有撞击其他航天器的风险，增大了后期其他国家太空探索的难度。发达国家在自身发展后，可能将太空污染的不良后果均摊甚至直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太空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为了对太空探索的伦理问题有解决的方法，我们可以赋予太空一个道德主体的地位。太空环境是宝贵的，它为人类提供了几乎无限的空间，供人类探索开发。地球荒野和太空荒野都充满活力，会在生命的智慧中显现出来。无论是在地球上还是在太空中，我们都可以用伦理道德的概念框架来约束我们的行动。人与地球环境和人与太空环境间的关系存在相似性，人不仅要尊重地球环境，也要把道德关怀的目标延伸到太空中——不仅要利用它丰富的资源，还要保护好它自身美的存在。

（摘编自吕莎《环境伦理视域下的太空荒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