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修行的最根本的方法是“悟”。关于“悟”，各种解释，大同小异，究其实质就是不借助逻辑推理的心领神会，即非逻辑性，重在自我体验，只可意会，难以言说。禅宗的这一特点与艺术思维是十分类似的。

    一，“无理而妙”。由于人们对艺术的不合逻辑已经习以为常，因而见怪不怪，如果将艺术的眼光收起，而以逻辑的眼光审视，艺术的有悖常理则比比皆是，诸如这样的诗句：“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按照审美的眼光来看，每句都是荒谬的。白发再长也不会达到三千丈，瀑布也不是银河从九天落下，花、鸟不是人何来溅泪、惊心？月光各处皆一样，又何来“月是故乡明”。奇怪的是，人们不仅宽容了这样的荒谬，而且极为欣赏、推崇这种荒谬。正如清代诗论家贺裳所说的“无理而妙”。在非逻辑、非常理这一点上，禅悟与艺术思维实在是太一致了。

    二，意在言外。意在言外是禅悟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令我们感兴趣的是禅悟的这一特征竟然用诗来比喻。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最是讲究“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的。诗之耐品，也就在这里，如果一目了然，显豁明白，还有什么诗味？还有什么美呢？中国艺术向来推崇含蓄、空灵。含蓄，重在含而不露，空灵则重在透彻玲珑、实中见虚、虚中见实、淡而有致、语浅意深。在这些方面，参禅与作诗是颇为相通的。

    “活参”是构成参禅的重要特色。禅宗有个著名理论：“参活句勿参死句。”所谓“参活句”，就是说，不可拘泥活句表面的意思，要善于灵活地理解。禅的“活泼泼”，充满生气，禅的耐人寻味，言此意彼，禅的空灵透脱，妙趣横生，均与“活参”有关。诗人们从禅的“活参”获得启发，认为“学诗如参禅，慎勿参死句”。

    三，瞬间顿悟。禅宗南宗讲顿悟。艺术构思讲妙悟。用今天的术语就是灵感。古代的诗评家对于这一点特别感兴趣，他们强调妙悟的突发偶然性，李德裕说：“文之为物，自然美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杼轴得之。”汤显祖也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可见这种妙悟是非理智可以把握的。这种情况与顿悟完全一致。妙悟是人最佳的精神状态，人的创造力在这个时候得到超乎寻常的发挥。就艺术创作来讲，首先是想象极为丰富，“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刘勰《文心雕龙》）。其次是新意迭出，不同凡俗，正如皎然所说：“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若神助。”

    别看悟只是瞬间的事，在此之前尚需付出艰辛的劳动。没有相当好的修养，没有相应的精神准备，悟的境界是不会出现的，而且悟之后仍需深造，作诗如此，参禅也是如此。

（节选自陈望衡《中国古典美学二十一讲》，有删改）

    “抢救第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长期需要坚持的方针。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在不少国人眼中，非遗抢救没有必要，他们主张“淘汰论”，任其自生自灭；也有人认为民间传统艺术必须改造，主张要与强势文化接轨，要融进西洋文化。如此改造性破坏，对我们民族文化的伤害早已有之且令人触目惊心。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倘若失去了独有的特性与特色，就会丧失自身的文化传统，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将无独立的地位。

    作为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传承中生存与发展的，真正意义上的抢救与保护是通过抢救扶持稀有的人间国宝﹣﹣代表性传承人，使濒危项目能以鲜活的形态生存于民间。所以，抢救性保护的本质要义，在于维护濒危项目内在生命，增强其活态传承发展的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依靠人为载体，口传心授、言传身教，世代相承，延续发展。我们实施的抢救性保护是要使其生命力延续下去，而不是使其成为标本珍藏在博物馆。有专家呼吁，每一分钟都有一个民间艺人去世，每一分钟都有一个民间艺术品种在消亡。事实也是如此，目前一些非遗项目依然面临着后继乏人，甚至后继无人的问题，在地方戏曲及说唱艺术中尤为突出。愿意投身戏曲、曲艺事业的年轻人太少，民间文艺团体难以靠演出维持运转，大批剧团面临生存的危机。传统艺术若缺乏创新意识，不能融进反映新时代、新生活的内容，缺少具有经典品格和现代意识的传统优秀剧目，是很难赢得现代观众尤其是青年人喜爱的，应该说这也是传统戏曲、曲艺发展陷入困境的一个主要的表现。

    濒危语言是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亟待优先抢救与保护的。因为在语言丢失的同时，原来以这种语言为载体的文化也必然随之丧失，语言的生死存亡关乎使用该语言的民族文化的传续和发展。今天，一些民族的语言已经或正在消失，一旦一种民族语言消失，这种民族文化特别是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会消亡，最后势必严重损害全世界的文化多样性。倘若语言的传承断档，离开了口头语言的诵唱，少数民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江格尔》《玛纳斯》等就会失传、消亡。濒危语言的非物质文化特性，要求我们除了要及时对其语音、词汇、语法结构、语用等方面进行抢救性记录、整理、保存外，不但特别要关注濒危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非物质文化所蕴涵的意义、功能系统﹣﹣这些系统是外在社会结构、权力争斗、阶层属性不断扭结、互动的结果；还要弄清族群固有的历史渊源、信仰凝结以及思维模式等深层次的内核。更为重要的是，应切实加强在现实生活与教育实践中对濒危语言的传承，提高各民族大众对本民族母语价值的认识，增强对母语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同时，应从青少年抓起，学习和掌握本民族语言，使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得以群体性的传承。语言之本茁壮，文化之花方能灿烂。

（选自李荣启《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有删改。）

    中国节日大都与月亮的运动有关，其设定以月的弦、望、晦、朔为基准。在春节、端午、中秋三大传统节日中，中秋节形成最晚，但其所包含的节俗因素，大都有着古老的渊源。

    日月崇拜是原始宗教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祭祀日月的宗教礼俗。殷人将日月称东母与西母，周代依据日月的时间属性行朝日夕月的祭礼，“夕月”即秋分日的晚上在西门外祭月。春秋战国时，日月神被称为东皇公、西王母。沂南汉画像石中东王公、西王母分坐在柱收物（昆仑山）上，西王母两旁跪有捣药的玉兔，由此可知，晋代郭璞《＜山海经＞图赞》中“昆仑月精”的说法言之有据，而后世的月神嫦娥即由西王母演变而来。秦汉时期日月祭祀仍为皇家礼制，此后直至明清历代都有秋分祭月的礼仪。

    上古时期祭月列入皇家祀典而例行祭祀后，民间缺少了祭月的消息，这可能与古代社会的神权控制有关，像日月这样的代表阴阳的天地大神，只有皇家才能与之沟通，一般百姓无缘祭享。隋唐以后，随着天文知识的丰富与文化观念的进步，人们对月亮有了较理性的认识，月亮的神圣色彩明显消褪。这时皇家也逐渐失去了对月神祭祀的独占权。对一般平民来说，月亮不再是那样“高不可及”。唐朝虽没有中秋节，但唐人精神浪漫，亲近自然，中秋赏月已成为文人的时尚，吟咏中秋明月的华章丽句寻常可见，如许浑《鹤林寺中秋夜玩月》云：“中秋云尽出沧海，半夜露寒当碧天。轮彩渐移金殿外，镜光犹挂玉楼前。”

在宋代，中秋节已成为民俗节日。文人沿袭赏月古风，但其情趣大异于唐人。唐人大多由月亮的清辉联想到河山的壮美，友朋千里，邀赏明月，诗酒风流，如白居易《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就借秋月抒发了感物怀人的情思。宋人常以月之阴晴圆缺，喻人生变化无常，苏轼《中秋月》“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就寄托着这种浩叹。似乎中秋明月的清光，也难掩宋人的感伤。不过对于宋人来说，中秋还有另一种形态，即世俗的欢愉。北宋东京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东京梦华录》）．南宋杭州中秋夜更是热闹，在银蟾光满之时，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楼，临轩玩月，酌酒高歌；中小商户也登上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梦粱录》）；市井贫民“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

    团圆是中秋节俗的中心意义。宋人的团圆意识已与中秋节令发生关联，宋代城市居民阖家共赏圆月，就体现了这一伦理因素。明清时期，由于理学的浸染，民间社会乡族观念增强，人们对家庭更为依恋，中秋节正是加强亲族联系的良机。“中秋民间以月饼相连，取团圆之义”（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奈》），月饼在宋代已经出现，但以月饼为中秋特色食品及祭月供品的风俗大概始于明朝，小小的月饼在民间生活中作为团圆的象征与联系亲族情感的信物互相馈送。

    节日是日常生活的亮点，节俗文化是时代精神的聚焦。中秋经历了文人赏月的雅趣，民间拜月的情趣，以及有心吃月饼而无心看月的俗趣，节俗形态从古至今发生了重大变化。一部中秋节俗形态演变史，也是一部中国民众心态的变迁史。

（摘编自萧放《团圆饼与月亮节﹣﹣中秋节俗形态的变迁》）

人类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

    人类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达尔文把这一行为称作“最独特和最具人类特征的表情”。达尔文早在研究进化论时就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他发现，不论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人，在感到难为情时都会面红耳赤，而包括一些灵长类在内的高级动物却不会出现脸红。达尔文解释不了这种奇怪的现象。著名生物学家、美国埃默里大学的弗朗斯·德瓦尔教授也把脸红描述为“进化史上最大的鸿沟”之一。他说：“我们是唯一对尴尬情境或者谎言被揭穿时脸会变红的灵长类动物。”可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种表达内心情感的信号呢？

    科学家经过研究发现，脸红是由人的大脑决定的。当遇到特殊刺激时，人们通过眼睛、耳朵等感受器官把刺激信号传给大脑皮质，而大脑皮质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刺激肾上腺，而肾上腺受到刺激，就会分泌出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在体内由酪氨酸转变而来，它的作用特点是，少量分泌时能够使血管扩张，尤其引起脸部的皮下小血管扩张；可是大量分泌肾上腺素的时候，反而会使血管收缩。当外界刺激比如害羞等信号传入大脑的时候会分泌少量肾上腺素，就引起面部血管扩张，血流增加，血的颜色是红的，所以容易引起心理性脸红。

    科学家认为，如果用“险恶、野蛮和无礼”来描述人类早期社会是正确的话，那么冒犯是可能导致暴力冲突的。结果，人类就发展出了表达歉意的方法，以告诉别人他们为自己所做的事而感到后悔。

    想想你们家那条狗的表现，当它在你的院子里刨坑被你发现时，它就在地上打滚。你的狗躺在地上向你展示它的肚子，告诉你它不想在此时挑战你的愤怒——这是痛悔的表示。对大多数人来说，很难对一条在地上翻滚的狗继续保持愤怒。与此类似，脸红可能是人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而懊悔的标志。通过脸红，我们可以告诉别人我们认识到了自己做得不对，我们正为此付出代价。而此时看到我们脸红的人则可以了解我们在那一刻所经历的不快感受，脸红也许就是我们对所犯错误表示歉意的身体语言。

    当然，对人类来说，语言才是最主要的交流方式。但是语言是受意识控制的，可以进行欺骗，而不受意识控制的脸红却能透露真实的想法，这些想法有时是你想用语言掩饰的。脸红发出的信号有时甚至比语言还要准确：脸红会让人们的撒谎变得困难。因此脸红使人类保持诚实可信，促使群体更团结。

    在哺乳动物中，只有灵长类具有三色视觉，能够看到由三原色组成的彩色世界，其他哺乳动物都是色盲。如牛、羊、马、狗、猫等，几乎不会分辨颜色，反映到它们眼睛里的色彩，只有黑、白、灰3种颜色，如同我们看黑白电视一样单调。感谢造物主让人类有一双最敏感的眼睛，也只有这双眼睛才能捕捉到脸红的信息。

（摘编自《百科知识》2012.4）

    在科学的幼年时期，科学的各个复杂的侧面还没有充分展开，人们只能笼统地看到科学与伪科学的基本区别，进而寻求划分它们的简单的经验标准或理性标准。彼时，科学与伪科学之间黑白分明，不容混淆。

    19世纪末，随着牛顿的经典力学基础的崩塌，科学与伪科学之间绝对分明的界限开始松动起来，它们之间除了“非此即彼”，还要适当承认“亦此亦彼”。凡不是纯粹的思辨而包含一定经验内容的，因而可以为经验“证实”或“证伪”^①的，就是科学的；凡是不经受检验的，即不可“证实”或“证伪”的，就是非科学或者伪科学。这就是说，科学与伪科学的界限并不在于理论是否与经验相符合，而在于其中是否包含可用以解释某些已知现象并预测某些未知现象的经验内容。即使后来有的现象它解释不了，或者预测错了，例如亚里士多德力学、托勒密地心说等等，但是这并不影响它们仍然包含一定的经验内容，仍然可解释或预测某些经验事实，因而仍然是科学。而且，正由于科学理论只能包含有限的经验内容，又总是注定了要为新的经验所否定，因而也可以说它们又总是具有“潜在反证”或者潜在谬误。从这点看，这不仅不是科学理论的缺点，而且恰恰表明它的科学性之所在。总之，“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科学也同样不是绝对完善的终极真理，同样难免真伪混杂，是非难辨。它已永远失去了那绝对真理的神圣光圈。

    那么，在这条界河另一面不受经验检验的东西，是否统统都是伪科学呢？

    “证实主义者”认为凡是不可证实的就是没有意义的。例如说“水是世界的本原”^②就没有意义，因为这里的“水”并不是实际存在的H₂O，也无法用已知的物理化学手段加以测定。这类命题既然无法证明其真伪，因而也是超出于科学范围之外的，是“形而上”的。至于它们是不是我们上面所说的那种意义的“伪科学”，“证实主义者”没有作正面的回答。在他们那里，科学仍然拥有自己严密的围墙。

    另外一部分“证伪主义者”则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他们虽然也给科学筑了一道围墙——凡不可证伪的就不属于科学的范围，但对于围墙以外的东西却不再一概斥之为“没有意义”。他们在这里又划分了两个不同的部分。一部分是有意义的，如逻辑、数学等等，它们尽管不是经验科学，因而也不可证伪，但或者是经验科学不可缺少的工具，或者作为认识的一种形式而推动了经验科学的发展。例如“水是世界的本原”，就有力地推动过物理科学对物质结构的研究。另一部分是没有意义的，如占星术，总是含糊其词以逃避经验的检验，而且对于人类的认识也没有积极作用。只有这一部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伪科学。在这里，伪科学缩小到一个很有限的范围，使科学与伪科学之间横亘着一个尽管不属于经验科学，但仍具有认识意义的广阔的中间地带。

    以上这些看法，都建立在一种对科学的共同基本认识之上，即科学是知识体系。随着人的经验的积累，这个体系不断地得到调整，不断地用相对正确的东西代替相对错误的东西，从而使人对自然的认识日益接近于真理。

    但是科学的实际历史并不完全是这样。日心说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出现了，甚至还早于地心说出现，但它战胜不了相对错误的地心说，反而被埋没了两千年之久。可见，历史并不是一条真理战胜谬误的一往无前的康庄大道。反之，一种发展中的理论，尽管有反证却并不一定立即遭到“证伪”。牛顿力学极盛时期就有许多反证：在天体力学中水星运动不遵守牛顿定律；在光学中粒子说从一开始就解释不了光的绕射现象。但是它仍然巍然屹立，并不为这些反证所动摇。可见，无论地心说或牛顿力学，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其不可检验、不可证伪的一面，说明科学也容许某种不可检验性，或不可证伪性。

    这是因为，科学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还是一种社会活动，是人的自觉的、有目的的、定向的集体活动。作为知识体系，它服从于经验的逻辑检验，即是否符合真理；但是作为社会活动，就要看这种活动能否达到预定的目的，能否解决预定的问题，满足预定的需要，在这里，科学还要服从于功利的需要。若离开人的实践活动、抛开科学的有效性去谈正确性，是不对的。

    于是，科学主要已不再是一堆现成的知识，而是一种探索的工具。作为工具，不光有理论还有与理论有关的观点、方法、仪器等等。它们既是指导这种探索活动的武器，又是保证这种活动取得成果的基础。正因为有了这套工具，科学才成为一种自觉的、有目的的定向的活动，也就是说，科学才成其为科学。

（纪树立《科学与伪科学：界限何在？》，有删改）

【注】①证伪：与“证实”相对。证实是用归纳证明理论的正确性；证伪是建立在演绎的基础上，指理论在逻辑上可能存在反例，可证明其不确实性。②水是世界的本原：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认为万物生于水又复归于水，他以此来解释世界的本质。

材料一：

为何高端西餐在今年突然“失宠”了？尽管每家餐厅倒下的原因不尽相同，但总体上看，离不开以下三大因素。

首先，人们的消费习惯发生了变化。消费降级的浪潮不断扩散，高端西餐的主流客群也变得更谨慎了。“经济下行，人们的消费愈发理性。作为西餐的主力消费群体，中高端客群的危机意识更强，开销也变得更谨慎。”成都米其林一星餐厅大厨SKitchcn、深圳三生Affinité的行政总厨岳彪说。

其次，餐厅客流锐减的背景下，原本高昂的开店和运营成本并未降低，给经营者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以西餐厅的服务员为例，他们不仅需要一口熟练的英语，还要参加餐品和酒品的培训及考核，月薪在1.5万元-1.8万元，侍酒师的月薪能达到2万元，部分厨师的工资甚至更高。总体算下来，餐厅的月均人力成本高达40万元，一些高端西餐厅的总投资往往达千万级。最后，高端餐饮市场激烈的竞争，也是导致洗牌加剧的原因之一。

在许多从业者看来，高端西餐的洗牌不可避免。除了外部环境的影响，高端西餐赛道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仅仅依靠国外名厨、奖项以及豪华装修来打造高端西餐的时代已经过去。光环散去，高端西餐们开始集体“下凡”。

深圳Gentle L法餐创始人李程表示，海外名厨在前期有强力背书作用，有助于迅速打开中国市场，不过也存在诸多风险和弊端。知名度越高，就往往会坚持国外那套做法而导致“水土不服”。事实上，许多餐厅的产品变得更“本土化”。比如，北京宝格丽餐厅开始引入更多的本地食材和烹饪手法，同时保留西餐的经典元素，以便让顾客既能享受到西餐的精致，又能感受到新鲜和创意。除了产品更本地化，一些高端西餐厅也在延长经营时段并调整价格。通过举办活动、推出下午茶等方式，实现多元化经营，增加收入来源。

“第四消费时代”来临，人们的消费变得更加谨慎，但并不意味着人们不消费了。当行业洗牌不可避免，被“祛魅”的高端西餐更需要回归餐饮经营的本质，做好产品、服务、运营，以提高餐厅的核心竞争力。正如侯德成所说，当行业陷入低谷期，经营者更要沉下来打磨好产品和服务。

——《高端西餐祛魅》周里希

材料二：

中国传统饮食与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息息相关、相辅相成。中国饮食文化发展长期受到地理、气候、历史、宗教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史前时代，人们开始使用石器加工食物，狩猎、采集和种植食物；随着农业的兴起，农业社会主要以粮食作为食物，米、面、豆类等为主要食材；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以谷物蔬菜为主食，《吕氏春秋》第十四卷《本味》创新性地总结了先秦烹调经验 ；到了秦汉时期，食养食疗已经成为大众的共识，我国古代医圣张仲景就开创“祛寒娇耳汤”等食养食疗方法 。由此，中国饮食文化开始逐步成形，饮食在农业社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亦被赋予宗教、礼仪、医学等多重意义。

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饮食文化也不断演变，中国各地饮食文化在相互交流、融合，形成了丰富多样的菜系，如川菜、粤菜、鲁菜、湘菜等。同时，中国的饮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如中亚、印度、东南亚等地的食物和烹饪技术，逐渐融入中国饮食文化中。现代社会，中国的饮食文化依然保持着其独特性和传统特色，中国人讲究饮食的色、香、味、形，注重食物的营养、口感和美感，强调食物与节气、季节、地域等的搭配 ，这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传统饮食文化中的食材搭配、烹饪方法、饮食习惯等，不仅有助于保持身体健康、预防疾病，而且是引导大众追求身体健康的重要指导方向。传统饮食文化代表了中国人民对美食的热爱和对生活品质的追求。通过传承传统饮食文化，可以让更多人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此外，传统饮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不仅可以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而且可以促进国际的文化交流和理解，有助于提升国家形象和文化自信。

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飞速发展，西方快餐文化凭借“快速、简单、融合”的优势，在中国市场占据了一定的份额，受到当下许多年轻人的青睐，使得传统中国饮食文化受到了一定的挑战和威胁。多元文化使得传统美食在“食无定味，适口者珍”中悄然变化。目前，各类食品“科技与狠活”的食品行业不良案例，引起了大众对饮食养生观的注意。

在当下多元化的时代，相关部门应不断探索和传承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促进大众对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认知和尊重，提升大众饮食文化认知水平，使传统饮食文化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

——马月《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起源及当代传承价值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