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的本与末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其本意为嘲讽新月派与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孰料有人据此提出“魏晋文学自觉说”。中国古代文学自产生就自觉担负起传承道义的社会教化重任，“魏晋文学自觉说”乃至“文学的自觉”并不适宜用来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文学”的内涵虽然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新的文体也不断涌现，但正如曹丕《典论·论文》所说：“文本同而末异。”言志载道的传统是“本”，具体文体和文辞的变化是“末”，根本点并没有发生过动摇。近代以前，中国文人的主要学习及研究对象是经史、诸子、辞赋等著作，但20世纪以来，中国受西方文学观念尤其是19世纪初法国女作家斯达尔夫人《论文学》的影响，认为文学的特质为抒情性、形象性与典型性。照此标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如六经、诸子就不是文学，至多含有文学因素，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更侧重符合西洋近代文学分类的诗歌、小说、戏曲等文学种类的研究，这种现象限制了学者研究的范围，破坏了中国文学历时三千年的完整性和包容道统价值的深刻性。这种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学观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及其价值的否定。探讨中国文学史，不能背离与古代文学共生共长的学术传统，更不能失去对传统的敬畏。若将六经、诸子等以原道载道为价值追求、引导社会向善为终极目标的著作从中国文学史中剥离，中国文学将失去自身特色，中国文学研究将不具有完整性。

    在斯达尔夫人《论文学》之前的欧洲，文学观念也包含了修辞学、诗歌、历史、哲学和宗教等复杂内容，并非仅限于在虚构意义上。斯达尔夫人的文学观既不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也不能涵盖19世纪以前的西方文学。有学者提出要兼容并包，汇通中西，但我们的“兼容并包”应有选择性，“汇通中西”应坚持立足中国文学本位。有责任的当代学人并非一味排斥西方文学观念，而是在披沙拣金、去粗取精的过程之后，借鉴吸收其中契合中国实际的文学观念。

    倡“魏晋文学自觉说”者多以曹丕《典论·论文》之“诗赋欲丽”为据，认为魏晋时期文学从政治、教化和社会责任感的束缚中挣脱，重视表现个人情感。对艺术审美性有了自觉追求。事实上“文学的自觉”这一概念并不适合中国文学的实际状况，中国文学自产生起就有自身的审美标准与价值追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言说目的很明确，即言志载道；二是先秦文学已对文辞之美有深刻认识并自觉追求。《文心雕龙·宗经》说六经“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的叙述特点，说的就是六经的审美价值。《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之言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说“孔子以前，有言有文，直言者谓之言，修辞者谓之文”，足见孔子之前中国文学已有建言修辞的良好传统。

    中国古代文学包括魏晋南北朝文学从未有过“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曹丕对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评价与《左传》所载的“三不朽”思想一致，都表达了建功立业、名垂后世的终极人生理想。陆机《文赋》最早系统地探讨文学创作的问题，他将文学的根本目的归结到载道教化一途。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绝大多数时代的绝大部分文人都能始终将明德、载道与经世致用作为首要目的，这一社会价值被历代作者和读者共同认可。研究中国文学史，描述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就不能否定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这个根本特征。

（有删改）

校训：大学的文化符号

孙邦华

    校训，如同现代大学一样，是近代从西方引入中国的，有研究者认为上海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为近代中国最早明定校训 “光与真理”的大学，民国时期诞生的各类大学大都仿而效之，确立校训。

    中国大学的校训既然受西方校训的影响而产生，因而存有一些共同的特质和属性，且不说民国时期的新教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等，要么直接借鉴了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校训的内容与形式，要么思想源于《圣经》，更重要的是中西方大学的校训都具有为了学生健康成长的目的性、导向性，把校训悬于校门、礼堂等重要位置，甚至标识在校徽之中。从内容上看，中西大学校训可划分为“为学”、“为人”、“为人”与“为学”相结合等三大类。

    以“为学”为主旨，是指大学强调学生对知识、真理的不懈追求为办学的主要目的。对于这类大学的校训，比较有代表性的西方大学有：英国剑桥大学的校训为 “此乃求知学习的理想之地”。这类有代表性的中国大学校训有：民国时期的新教大学齐鲁大学的校训是“尔将识真理，真理必释尔”。

    所谓以“为人”为主旨，是指大学主要强调对学生的塑造以道德为本，培养具有高尚品格、勇敢气质和服务精神的人。这类大学校训，比较有代表性的西方大学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校训是“法无德不立”，美国著名军事院校西点军校的校训是为“职责，荣誉，国家”。中国大学的这类校训以清末民国时期的大学较为普遍，如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校长唐文治于1910年确定“勤、俭、敬、信”为校训，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曾经确立一个字的校训“诚”，后来发展成为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后，把校训相继改为“止于至善”与“诚、朴、雄、伟”。

    所谓“为学”与“为人”相结合，是指大学强调求知求真与人格完善兼顾，培养德才兼备的人。相比而言，西方的大学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大学大多从“为学”或“为人”中一个方面确立校训，个别大学校训是“为学”与“为人”的结合型，譬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校训为 “知识，智慧，人性”，清华大学自1914年起确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近年来中国的大学在确立校训的大潮中，绝大多数校训都是“为学”与“为人”的结合型。譬如：北京师范大学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南京大学校训“诚朴雄伟，励学敦行”。

    中西方大学的校训，尽管在内容上大致都可划分三种类型，但是也还是有一些本质差异。西方历史名校的校训思想内容大都来源于基督宗教的经典《圣经》，如美国的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一部分出自古希腊罗马先贤、诗人的话语或诗句，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中国的大学校训，在民国时期，一般来自《大学》《中庸》等儒学经典和史书。同样在讲“为人”，西方的大学非常强调博爱、自由、服务，如斯坦福大学的校训为 “愿自由之风劲吹”，中国的大学主要强调诚朴勇爱等道德修养。同样在讲“为学”，西方的大学强调在上帝的灵光中去探索真理，牛津大学的校训为“上帝乃知识之神”，中国的大学则强调勤笃、敬业等儒学传统。

    大学校训是大学理念、大学精神的集中体现，中西方大学在大学理念、大学精神上是共性与个性（特色）兼具的，共性与个性都植根于赖以生存的文化之中。现代大学在造就具有高深知识和高尚人格的高素质人才之时，离不开超越东西方的人类共同的知识、思想，也不能忽视民族文化资源和传统。一定的文化形成一定的校训，大学校训则是体现人类共性和民族特性的文化符号，这种文化符号必然渗透到每一所大学的办学宗旨、办学传统、管理制度、学科建设、师生群体等各个方面，并转化为对育人的整个活动之中。

    自古以来，中国号称“礼仪之邦”，礼仪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包括家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南宋时，著名大儒朱熹撰写了《家礼》一书，其中依据古时礼仪，并参考北宋时司马光撰写的《书仪》，对士大夫的冠、婚、丧、祭四礼作了设计，而加冠、结婚、丧葬、祭祀，确是古代人们在人生历程中最重要的四件大事；这四方面的礼仪，确是当时的家庭和家族所要践行的最重要的礼仪。自南宋至清末的近千年间，中国传统的家族礼仪，即当时大大小小的家族所遵行的居家礼仪，大体依据着《朱子家礼》中的规定。

    由于家族礼仪不仅有代代相承的基本面，也有不断演化的另一面，后世的人们仅凭古籍的文字记载往往不能真切地了解古代的礼仪。东汉时，著名的大儒郑康成率先对先秦的《礼记》作了图注。随后出现的同类著作有阮谌的《三礼图》，夏侯伏朗的《三礼图》，张镒的《二礼图》，梁正的《三礼图》，以及由隋文帝敕撰的《礼图》等。五代时，聂崇义“博采众家，参以己意”，又纂成了一种《三礼图》。随后，他又向宋太祖赵匡胤进呈了该书的修订本。此后，配有图说的礼学著作才有所出。例如，在南宋时，朱熹的学生杨复推出了《仪礼图》，布衣杨甲纂成了《六经图》。到清代，由于进一步认识到庶民直至皇室都应依据礼仪图来行各种礼仪，并要根据礼器图来制作器皿，如果这些图画出现错误，便会误导整个社会，动摇皇朝的根基，因而清政府就直接组织了礼图的编绘。在此期间，便出现了经乾隆皇帝御览的《钦定仪礼义疏》《礼器图》。尽管这些配有图画的著作不免有若干差错，但因它们的作者几乎都是著名的礼学专家，从总体来说，经他们确认的图说都较为精确。有了这些资料，后人对传统的家族礼仪便可有较为形象的认识。

    除了上述阐明礼仪的图画外，还有一批更为生动的作品可以帮助后人认识传统的家族礼仪。它们是自古代直至民国初期描绘民间日常生活的图画。于明代、清代出版的很多小说、剧本等，如小说《西游记》《聊斋志异》，剧本《西厢记》《金钗记》等等，都有插图。这些插图显示的是小说或戏剧的重要情节，其中的一部分反映了当时的各种礼仪。到清代后期，随着近代新闻事业的逐步发达，多种图说社会新闻的画报先后问世。其中最著名的是《点石斋画报》。此外，较有影响的还有环球社的《图画日报》等。由于各地的人们在践行各种家族礼仪时往往受到地方风俗的影响，这些画报的绘画者们所绘的是他们目击或熟悉的情况，其作品的有些细节未必符合传统的家族礼仪。不过，这些图画有血有肉，描绘的常常是令人喷饭的社会趣闻，因而有较强的可读性。

    在经历了唐代末年与五代十国的大动乱后，自古以来拥有大庄园的名门望族土崩瓦解，小家庭成为宋初基本的社会细胞。后来，这些小家庭演化成了不同的家族。这些家族陆续纂修本族的族谱，兴建本族的宗祠，并大多参照朱子《家礼》制订了本家的宗祠祭礼。这些宗祠礼仪，以及家族在墓地举行的祭祀礼仪，无疑也成了传统家族礼仪的组成部分。各个家族在纂修或生修族谱时都会将有关文字，直至绘制的有关图画，载入此类家族的史册。

（摘自《中国家族传统礼仪•前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有删改）

    游戏和艺术的异点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儿童游戏时常怕旁人看见，所以躲在成人的背后。他们只图自己高兴，并没有意思要拿游戏来博得同情和赞赏。尽兴极欢，便已达到游戏的目的，不必有美丑的分别。儿童在游戏时，愈没有人看见，精神愈专注，幻想愈浓密，兴致也愈畅快淋漓。他抓住一个玩具，可以单独一个人接连玩上几点钟之久，不觉困倦。他没有把我和物分清楚，自己高兴时以为旁人和鸟兽草木器皿等也都和自己一样高兴，所以没有把自己的情感传达给旁人以求同情的意思。儿童自然也有时欢喜成群作戏，但是每个人仍只顾到自己。他既然可以和猫狗玩，和玩具玩，自然也就可以和同年的小伴侣玩，但是他并没有想到这些小伴侣是旁观者或是同戏的伙伴，他把他们也不过看作玩具一样，借以实现自己的幻想罢了。他扮店主，他弟弟扮主顾时，他弟弟就只是主顾而不复是他弟弟，如果他弟弟不在时，他也可以拿傀儡做主顾。他玩得高兴时，他的伴侣头撞痛了在号啕大哭，他心里却若无其事地仍然继续玩他的。从此可知游戏的动机中很少有社会的成分。年龄渐长，游戏中或许逐渐杂入社会的成分，但是那就不是纯粹的为游戏而游戏了。

    游戏不必有欣赏者，艺术的创造就不能不先有欣赏。游戏只是表现意象，艺术则除“表现”之外还要“传达”。艺术家见到一种意境或是感到一种情趣，一定要使旁人也能见到这种意境，也能感到这种情趣，心里才得安顿，所以他才把它表现出来，传达给旁人。传达欲是同情心的表现。人是社会的动物，到能看出自我和社会的分别和关联时，总想把自我的活动扩张为社会的活动。同情心是为群的也是为我的。它是为群的，因为它要分享旁人的苦乐；它也是为我的，因为它要把自我伸张到社会一样大。

    因为游戏缺乏社会性，而艺术冲动的要素却恰在社会性，所以游戏不必有作品，而艺术则必有作品。作品的目的就在把所表现的意象和情趣留传给旁人看。罕恩在《艺术的起源》里说：“游戏和艺术造成另一个世界。游戏只要过剩精力已发泄，或是本能已得到暂时的练习，便算是达到目的。艺术的作用却不仅在造作的活动，凡是真正艺术的表现都必有一件东西做了出来，可以流传下去。”儿童在沙滩上堆砂为屋，随堆起，随推倒，既已即兴，便无留恋；艺术家对于得意的作品，往往用慈母保护婴儿的热爱去珍护它。这个分别是显而易见的。

    艺术和游戏都要在实际生活的紧迫中发生自由活动，都是为着享受幻想世界的情趣和创造幻想世界的快慰。于是把意象加以客观化，成为具体的情境，这就是所谓“表现”，不过纯粹的游戏缺乏社会性，而艺术则有社会性，它的要务不仅在“表现”而尤在“传达”。艺术冲动是由游戏冲动发展出来的，不过艺术的活动却在游戏的活动之上下过进一步的功夫。游戏杂用金砾，无所取择；艺术则要从砂中炼出纯金来。

（选自《朱光潜美学文集·文艺心理学》，上海文艺出版社，有删节）

    人类活动与动物活动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是前者通常是自觉的、有目的的。当我们说一件东西有内在价值时，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人类活动的目的，值得重视和追求,而说一个东西具有工具价值时，它的重要性体现于它是达到某个目的的手段。

    是内在价值，还是工具价值？不同的思考可导致不同的结论。比如，同样主张保护自然环境与濒危物种，有些人看重的是自然物种的工具价值。对于曾严重危害人类健康但到最后只留存少量样本的天花病毒，他们更倾向于销毁。虽然天花病毒样本可能包含有某种遗传物质，可以帮助人类征服癌症、艾滋病之类的疾病，但万一实验室发生破坏性事故，导致天花病毒样本失控、蔓延，人类几百年来的努力就会毁于一旦。对他们而言，一个物种的灭绝，最多意味着人类的生存发展少了一种手段而已。然而，重视自然物种内在价值的人，对于一个物种的灭绝往往会感到更加痛苦或焦虑。他们认为，天花病毒作为地球上的一种物种，本身就具有保存的价值，至少人类没有权利故意销毁一个天然物种。又如，有人把肉体快乐当作一种内在价值来追求，也有人认为肉体快乐仅仅是幸福的一个条件、一种手段。对于前者，肉体快乐作为幸福的内在部分，其作用是无法被别的东西取代的；对于后者，肉体快乐的作用通常是可以被别的东西取代的——有时恰恰只有放弃肉体快乐，才能得到他们所理解的那种幸福。

    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密不可分。一方面，目的支配手段，高于手段，但并不是任何手段都可以用来实现一个目的，不能借口目的正当而滥用不正当手段，更不能舍本逐末，为了手段而放弃目的。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是人类进步的根本目的。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正是为了要消灭武器而拿起武器，为了要消灭战争而不得不进行战争。但是，即使在进行正义战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虐待俘虏，不能从肉体上消灭已经丧失战斗力的敌人。另一方面，离开了手段的目的是抽象的、空洞的,因而是不真实的。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受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批判，就在于实现目标的主客观两方面的历史条件和手段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论证。

    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的联系还表现为：同一个事物，处于不同的关系中，可表现为不同类型的价值。比如，通常来说，战胜敌人并不是人的幸福的必要成分，而仅仅是赢得和平的手段，并不具有内在价值。但是，在具体部署战役、设想战略战术的时候，战胜敌人则成了目的，其价值超越了任何服务于他的手段。

（摘编自张天飞、童世骏《哲学概论》）

儒家传统与鲁迅的精神至上观

刘倩

    鲁迅的通过转变国人的思想意识，振兴疲弱的旧中国的理想，我们称之为“精神至上观”或“精神至上主义”。精神至上主义是鲁迅思想模式的一个特征，而这一思想特征的形成依据又主要与儒家文化传统有关。精神至上主义作为鲁迅的一种思想模式，它需要长期的环境、心理、知识的积累和思想的训练才能形成。就鲁迅的精神结构形成的历史文化语境而言，鲁迅从小受到的是正规的儒家文化的教育，他的最直接的文化环境是一个以儒家传统为信仰的正统家庭，鲁迅的精神结构在本质上是与儒家传统紧密传承的。鲁迅之所以被誉为“民族魂”，之所以在一个动荡的时代而没有成为昙花一现的思想者，之所以始终没有失去他的现实意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脚踏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自觉或不自觉地与民族传统保持着积极的联系。

    鲁迅的“个人”是指一种独立人格，而这种独立人格又是在个性精神的支撑下实现的，所以他才把民族振兴和民族文化重建的基本途径最终归结到“尊个性而张精神”上来。在鲁迅看来，个人化的思想是历史进化和社会解放的动力之源。他所强调的人的精神，不仅是一种民族解放和文化重建的历史需要，而且常常在他的历史文化评判中不声不响地成为某种价值标准。他所提倡的是与肯定个性精神和思想意识的重要地位合拍的文化价值，他所反对的一般也是否定和压制精神至上的历史观念和文化现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一生思想和作为虽也不断地变化，但始终没有放弃思想启蒙这个追求。

    鲁迅走上文艺的道路是出于他看准了文艺最善于改变人的精神。作为文艺家的鲁迅，也正是自觉用这样一种价值原则去选择文化和接受文化的选择。鲁迅批判政治和张扬文艺并非他真正的和最终的目的。他所急于实现的历史功能是人的精神的改变，即人的精神的独立。概而言之，从存在角度说，这种精神至上主义，在鲁迅的思维结构中是否是一种自觉，或者是在多大程度上的自觉十分复杂，但无可辩驳的是鲁迅的思维所触及的许多方面都体现出精神至上的思想倾向。同时精神至上主义在鲁迅一生的精神活动中，构成了某种反复和不断出现的现象，这说明精神至上主义已经成为鲁迅的分析范式。

    儒家思想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心学模式。心学模式在中国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土壤，深入人心，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儒学的突出人的心智功能的思想倾向，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民族文化逻辑，这不仅表现在中国哲学和思想史中，在实际的历史行为里，人们也也从未忘记“民心”，忘记“人的因素”等，对人的精神的表达、理解和强调有时甚至有些过分。由于这种思想模式是以一种文化基因的形式在鲁迅的精神结构中加以延续的，因而他本人没有清醒地察觉或是干脆没有察觉也是十分正常的，我们却不能因此对鲁迅的思想模式与儒家心性之学的密切关系视而不见。

（选自《文学教育》，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