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平等自愿合作关系必须以共利双赢为基础，否则平等自愿合作关系就无法实现，即使暂时实现也很难持久。正如宋代耿延年在总结信州铅山铜场兴衰的原因时指出：“惟务与民共利，经久可行。不欲专利于官，而有害于民；不欲取办一时，而贻患于后。”入中也是如此。官府依据入中法招募商人入纳粮草于规定的沿边地点，给予钞引，使至京师或他处领取现钱或金银、盐、茶、香药等，“若官尽其利，则商旅不行”。

  宋初对酒、醋、陂塘、墟市、渡口等的税收，由官府核计应征数额，招商承包。商人缴保证金于官，取得征税之权，谓之买扑。宋代在买扑承包经营中，官府所定竞标价必须适中，即一方面竞标者以这一竞标价承包后，通过经营可以获取承包利润；另一方面，官府作为招标者，以这一竞标价转让经营权后可以尽可能地获取财政收入最大化。这就是“承扑者无破败之患，而官入之利有常而无失也”。换言之，竞标价不能太高，否则竞标承包者就很有可能不赢利，甚至亏损。另一方面，如竞标价太低，官府作为招标者无法从转让经营权中获得财政收益，同样，这种买扑承包也没必要存在。

宋代的入中法能较长久地实行一段时期，其基础也是官商双方共利双赢。如有一方不能从中获得好处，就会中止双方的平等自愿合作。入中法中政府得到的好处甚多，既通过卖茶获利。更重要的是又可通过商人解决沿边军需供给难题。而对于商人来说，则可获得较丰厚的商业利润。

  相反，入中法的失败，其关键原因就是大量茶引无法兑现茶叶而贬值，使商人无利可图。甚至亏本，商人只好退出入中法，中止与政府的合作。正如文彦博指出的：“非茶法弊，盖昔年用兵西北，调边食急，用茶偿之，其数既多，茶不售则所在委积，故虚钱多而坏法也。”

  宋初以来的矿冶业，不问冶户冶炼的多寡，必须按照国家硬性规定的矿税课额缴纳。由于当时技术的限制，难以探明矿藏量，如果实行课额制，很难准确保持官府与坑户、冶户之间共利双赢的合作平衡点，使双方的平等合作关系失去坚实的基础。到王安石变法期间，与召募制相结合的分成制便应运而生了，这就是二八抽分制。如绍兴七年，朝廷同意“金银坑场并依熙丰法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使官府与坑户、冶户的共利双赢找到了一个“经久可行”的平衡点。尤其对于后者来说，避免了因生产不足但课额不减而引起的折业代赔的弊端，坑户、冶户的再生产获得了一定的保证。

  宋代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确立官民平等自愿合作关系时，重视以共利双赢为基础。如在出让坑冶坊场经营权时，注意根据各州买扑坊场历届课利的增减情况，酌中确定一个课利钱数额。作为本届承包的最低价。南宋政府出卖、出租官田宅时，要求立价“量度适中估价，务要公当，不致亏损公私”，并严防官吏在估产立价中营私舞弊。

（摘编自方宝璋《略论宋代政府经济管理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

    中国古代的文论和画论，首先所关注并强调的，乃是艺术家主观情怀和客观世界的统一，这种统一往往超越了一般的反映论，而是主客观的彻底融合。然而，艺术的创造还不仅于此，中国画家进一步强调在物我一如的过程中“我”的重要性。东晋顾恺之提出“迁想妙得”的精论，意指“迁想”这种主观活动，乃具一种关系到艺术作品成败利钝的移情作用。无“迁想”则无“妙得”，“妙得”是至美尽善的追求，没有这种追求是谈不上艺术创造的。

    中国的艺术家岂能陷自己于“心为形役”的蹇促不堪之境?他们要在包容万有的大化中凭虚御风，物我两忘，如苏东坡之“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陆机《文赋》所谓“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足证诗人作赋、画家秉笔所藉者是九垓重霄的清逸之气。这是画家心灵、智慧、才情的升腾，惟其如此，中国画家才能超然物表，既能与花鸟同忧乐，又能以奴仆命风月，倾东海以为酒，一浇胸中块垒。

    至此，大自然已成诗人、画家手中之觥爵，日月星辰、山川湖海、飞羽游鳞，无非胸中忧乐所寄托，遂有杜公“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之句，遂有八大山人“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宋山河”之画。缘物寄情乃是心物交感和迁想妙得的最后结果。在宣纸上留下一些痕迹，这痕迹显然是约略言之，得其仿佛，与心头所勃郁所蓄积者相去颇远，这是中国画家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中国画直抒胸臆的快感，来源于它语言的痛快淋漓，来源于假自然陶咏乎我的山川大神般的自信。傅抱石先生曾说：“中国绘画原本是兴奋的，用不着加其他调剂。”这“兴奋”二字，质朴之中奥义在焉。中国画家不能似日本画家那样一枝一叶着意描，中国画家的兴奋如兔起鹘落，稍纵即逝，不能持续于苦役般的描画之中。中国画是即兴神驰的产物，它近乎中国的汉诗，利于言情述怀，钝于状物描摹，东西方诗在其源头已分道扬镳，西方有史诗，而汉人只有诗史。司马迁的《史记》是无韵之《离骚》，然屈原《离骚》则绝非有韵之《史记》。中国的诗虽可佐史，但不可当史看，中国画可写实但不可以形似求。

    中国画的线是超越了写实的，以形写神，要求线条之抑扬顿挫、起伏波磔具写意性，倾注画家意匠，使线有独立审美价值。线条表现力的丰富与中国人审美领域的拓展并行不悖。线的美学标准，在两千年历史进程中，已入高雅美奂之境。笔墨的含意则与线条相近，而且墨的地位从属于笔，这已是定论，笔可说是线的别称。中国画的线乃是天生玉质不假脂粉的美人，而墨分五色之说则更表明，在中国画家看来，墨的黑色包容了绚丽的自然。这种特有的认识，使中国画一直以水墨为大厦之栋梁，这与西方后期印象派之以色彩为雄殿之基础，南辕而北辙。必强自己所不能，无异于用短舍长。有人于水墨画上施以莫奈之色彩或雷诺阿之光影，恕我不敏，岂能苟同？

（摘编自范曾《中国画刍议》）

    对联的起源，就其两两相对的艺术哲理来说，源于我国古代《周易》所阐述的天地赋予万物的阴阳对立与阴阳互交这一对立统一的哲学原理。就其两两相对的表现形式来说，则源于我国远古的民谣和古代诗文的对偶句，是由对偶句嬗变而来的。古代民谣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诗经》上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在屈原作品中，对偶句更是不乏其例。以上各类对偶句，都含有对联对句的因素，但严格说来，都只能算作对联的影子，还不能说这就是对联的开端。

    对联的正式开端究竟始于何时？以往一般都遵从清代著名联家梁章钜在他的《楹联丛话》中所言：“楹帖（楹联）始于桃符。”据蜀《梼杌》所载：“蜀未归宋之前一年，岁除日，（孟）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梁氏所言，即据于此。于是，我国对联界即普遍认为“联萌五代”。但近代以来，我国许多对联学者经多方考证，发现对联实萌于晋唐而兴于五代。因此，“联萌于五代”之说是不对的，至于说“联兴于五代”则符合事实。

    据《晋书》记载，张华曾建议初次见面的陆云、荀隐素互作通报，陆以“云间陆士龙”、荀以“日下荀鸣鹤”互报姓名。这被许多人认为是我国古代的第一联。而我们能见到的保存至今的唐代规范联作则更多。如夏民安《联人心声》中有唐太宗在藏晋祠贞观宝翰门前题的“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莫高窟发现的“三阳始布，四序初开”等，还有日本人写的《史馆茗话》一书记载的唐人联“闭户惟闻朝暮鼓，登楼遥望往来船”。

    到了宋元阶段，对联进一步发展，不仅数目大量增加，而且类别除春联外，又有了题赠联、书院联、名胜联、喜庆联、哀挽联、谐音联、灯联等等。就其语言运用和表现形式而言，不但坚持了从律诗借鉴来的艺术特点，而且有所突破，吸收词曲语言变化特点，以长短句创作对联，形式更加变化多姿。同时，出现了不少联作名家，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朱熹、陆游、文天祥等等。

    明初，由于洪武皇帝除夕传旨，无论公卿士庶，家家户户都要贴对联，对联创作进入繁荣阶段。清朝以后，由于各种因素的推动，对联创作更是盛极一时。明清时代，由于对联融合了诗词曲赋的各种句式以及骈散并用与文白齐行，使得对联语体多样化，连同对联篇幅的增长，使其不仅可以写景、抒情，而且可以叙事、议论；不仅可以用来谐谑，而且可以讽刺。这一时期，不仅运用范围大为扩展，涌现出大批如解缙、纪昀般的联坛高手，甚至出现了理论研究与专论著作。

（选自戴本恒《对联艺术探微》，有删改）

    中国文艺评论史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评论样式——“评点”。“评点”始于唐，兴于宋，成于明。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李卓吾评点《西游记》、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脂砚斋评点《红楼梦》等等，都是“评点体”文艺评论的代表作品。综合、直观、凝练，是“评点体”的主要特征。无论是金圣叹评水浒，还是脂砚斋评红楼，时而把目光聚焦于作品本身，剖析其艺术特色，时而论及作者及其所处的时代，揭示作品背后的社会文化环境，所使用的语言自成特色，三言两语、简短犀利、睿智幽默，常令人掩卷深思或会心一笑。而且，“评点体”紧贴文本展开，既是对原作的再创造又和原作融为一体，为作品经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评点”既提升阅读快感，又促进对作品的理解，具有独特的价值。不过，传统意义上的“评点”其外在形态是用笔写下的语句，必须依存予以文字为载体的原作。随着历史进入近现代，视听艺术蓬勃发展，“评点”也似乎已失去了用武之地。

    现在，“弹幕”又来了，评论者对作品的评点可以借助网络工具，以字幕的形式如子弹般密集、快速地呈现在屏幕上，这也是“弹幕”得名的由来。于是，评论的互动性和即时性进一步增强，评论和作品文本的融合度也进一步提高，对此，舆论反应喜忧参半。喜的是“弹幕”的出现，提高了欣赏者和消费者在艺术中的主体性；忧的是不受控制以及低水平的“吐槽”，破坏了作品本身的美感以及艺术欣赏的完整性。

    “弹幕”是从互联网的母体中诞生的，弹幕时代的“金圣叹”同样也将在互联网中孕育。作为互联网时代的“金圣叹”，有的时候，他们一条微博，寥寥一百四十字，就能对文艺创作者和欣赏者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外，不少弹幕时代的“金圣叹”还承担着“文化搬运工”的使命，把学院派、理论化的文艺评论转化为大众愿意听、听得懂的格言警句，让评论者与创作者的对话更加直接，评论者对欣赏者的引导更加有效，进而使评论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介入到文艺创作生产、欣赏消费、传播反馈的全链条之中。

    可以预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与艺术的进一步融合，“弹幕”还会得到更深远的发展，而其发展路径大体上有两大走向。一是“弹幕”介入的领域进一步拓展，也就是说，“弹幕”的使用或许会逐渐从影视扩展到戏剧、曲艺等艺术门类，尤其是相声、二人转这些本身就具有强烈互动性的艺术门类，可能会较早地与“弹幕”结缘。二是“弹幕”向“平台”的回归。“弹幕”说到底是一种技术，真正有价值的是技术承载的内容。最后，弹幕也许就会成为文艺作品经典化的重要台阶。经过时间的积淀，那些耐人品味的评论将沉淀下来，与原作一起成为网络时代的艺术新经典，将作品的社会意义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

（摘自《中国艺术报》，有删改）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赵法生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出自《周易·文言传》，大意是经常行善的人家会有许多可以庆贺的事，经常做恶事的人家会有许多灾祸在等着它。初看起来，这句话是在讲报应，其中也的确含有报应的含义，但是作为儒家文献的《易传》，这话与佛道两家的报应观念又有所不同。

    儒家的主流观点不太强调报应，因为儒家道德修养的目标是成为君子，而君子的首要条件，就是明白义利之辨。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孟甚至要求他们的弟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他们认为，仁义既是天道，也是人道，为仁义而牺牲，死得其所，使生命获得永恒意义。

    钱穆先生曾经将儒家人生观与其他文明宗教相比较，说儒家的君子，他们居仁由义不是为了获得好处，不管它是来自今生还是来世。而且君子人格恰恰是要超越这种功利主义的考虑，他不把道义当作手段，而是当作目的本身。

    儒家要求君子超脱私利的羁绊，并不是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对此有独特的理解。杀身成仁是君子的担当和境界，实践仁义礼智信也经常意味着要放弃一些个人利益。但总的来看，长远来看，道德对于人生和社会都是有益的。

    讲仁爱奉献的儒家道德何以有利于人生？说到底，违反道德的行为可以得利于一时，却难以长久持续。比如一个“信”字，欺诈或许能够短期获利，但是长此以往必然臭名远扬。那些讲诚信的人虽然有时也吃亏，但能获得广泛的信誉和信任，事业便越做越大。

    道德与利益的问题，又被称为德福关系问题，也是西方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现实生活中常常看到，有德者未必有福，享福者未必有德，这一矛盾如何解决？哲学家康德认为，经由上帝审判之后，德与福最终能够实现一致，作恶者将会下到地狱，而行善者将会升入天堂，于是公平正义最终得以实现。可是，儒家没有上帝观，有人经常行善却穷困潦倒，有人作恶多端却福寿俱全，如何解释这种情况呢？儒家对此的回答是：家庭。一个人的积德行善未必能改善自己的处境，但一定会为他的后代积下“阴德”；一个人作恶多端，尽管能做高官，骑骏马，但他的债务将由子孙偿还。通过引入家庭和时间两个因素，儒家也成功解决了德福表面上的矛盾。

    那么，现实中是否真是如此？城市兴起的时间较短，不易觉察，但在乡村中则常常应验。常听有年纪见识多的村里老人说，凡是目前发展不错的家庭，现在有出息的人，祖先父辈多是厚道人。我们看历史上那些传承久远的世家大族，比如范仲淹、曾国藩等家族，人才辈出，福泽绵长，乃是因为他们将深厚的文化底蕴凝结为优良的家教传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子孙的优良品格。这也算是对“积善人家论”的经验证明。因此古人也说：“德者，得也。”这种观点长期以来深入人心。

    所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并非迷信，而是儒家历史理性的结晶。它以儒家的成德之教为思想基础，强调德行修养和与人为善才是一个家庭长期繁荣兴盛的根本保障，不但在义理上可以说得通，在现实中也有经验的证实，反映了儒家古老透彻的人生智慧。

（摘自《光明日报》）

    作为文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长一段时间里，文艺批评似乎远离了普通公众的视野。它们或是化身为高头讲章，仅仅作为“学术成果”，流传于学院内部；或是被出版商包装成各式各样的书评或“软文”，充斥报刊网络。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

    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为了人民。从具体的层面说，文艺批评所为的是创作者和读者。一方面，文艺批评是为了创作者的批评,它敏于发现创作者的长处和短处，帮助创作者扬长避短、取长补短，不断提高自己技艺反复打磨作品。另一方面，文艺批评是为了读者和观众的批评。批评家是一群特殊的读者、观众，是连接作品和普通读者、观众的桥梁，他们以批评引导读者、观众，并对读者、观众的最终评判施加积极有效的影响。说到底，读者、观众才是作品最终的接受者和评判者，而读者和观众鉴赏水平、审美能力、艺术修养的提高，有赖于批评家们专业性的工作。故而，文艺批评不是出于人情、面子，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助益于作家，服务于读者，从而繁荣文艺创作。

    文艺评论家要提高批评的素养和能力，一方面要进行系统的理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一方面要接地气，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提高认识社会、把握现实的能力；另一方面要直面文艺创作的现场，细致深入地研究作品，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审美鉴赏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和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

    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这要求批评家有真诚的态度，有敢于批评的精神。俄国19世纪大批评家别林斯基的行为最好地诠释了文艺批评所应有的爱憎分明的态度和敢于批评的勇气。当年，别林斯基从年轻的果戈理的作品中发现了“高于时代精神”的可贵禀赋，在当时社会各界对作者的一片攻讦中挺身而出，给予坚定的支持。而当多年后功成名就的果戈理在其新作中流露出对专制农奴制的妥协时，别林斯基不惜破裂友情，立即给予尖锐无情的谴责。这样的批评，才能够体现出批评的尊严和价值。

    批评家和文艺家之间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古罗马美学家贺拉斯用磨刀石和钢刀来描绘批评家和诗人的关系。他说，诗歌仿佛一把刀，只有经过批评的不断磨砺，才能变得锋利。批评家和文艺家应既是朋友又是对手，在思想和审美的较量中，在不间断的挑战和应战中，相互砥砺，彼此成就，共同促进了文艺的繁荣。

（摘编自饶翔《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应彼此借力、相互砥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