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丑

严歌苓

   拾垃圾的曾老头拿烂得水汲汲的眼看着赵无定，说：“你出息了，跟你爸一样教大学了。我家小臭儿也出息了，要娶媳妇了。现在的媳妇都得要钢琴。就跟我们年轻那时候，媳妇们都得要彩礼一样。没彩礼，娶不上什么体面媳妇。……一个钢琴得五千哪。”

   老头两片嘴唇启开着，看得出结了满嘴的话：“我在想，你还能不能给大爷找那份差事，就是你爸早先找给我的那份儿人体模特儿的差事。小臭儿的一房间家什都是靠那份差事挣来的。”

   “大爷，可现在……”

   “你不用说，我知道我现在老得就剩下渣儿了，走了样了，没法看了。你跟学校说说，要是给别人十块，给我八块就成……”

   无定为他争取到的价码是十五元一小时。因为无定父亲的“审丑说”莫名其妙地热起来。一个顶信仰 “审丑”原则的学生在全国美展中得了一等奖。许多杂志都刊出了这个“审丑”创举——巨大的画幅上，那丑浓烈，逼真得让人恶心。

   晚秋，老头又出现在灰色的风里，颠颠簸簸追逐一块在风中打旋的透明塑料膜。他告诉无定，小臭儿有了钢琴，也有了媳妇。他们交谈时，不少人默默地注视着老头，每张脸都板硬，盛着或显著或含蓄的恶心。

   又一年，赵无定被介绍到一个画商家。敲开门，里面男主人对他叫：“哎呀，是你呀！不认识我啦？”男主人身后是一屋锃亮的家具，锃亮的各“大件儿”，锃亮的钢琴，锃亮的一个女人。

   “你妈给过我一块冰糖呢，那时糖多金贵！忘啦？”

   无定明白了，面前这个双下巴，头开始拔顶的男人是小臭儿。

   “快请进，快请进！唉，咱家来稀客啦！”他对女人说。

   无定在宽大的沙发上落下屁股，挺寒酸地把几张画靠在茶几腿上。

   “这几张画……”

   “先不谈生意，先吃饭！哥儿们多少年了！”小臭儿扬声笑起来，“包了饺子，三鲜馅儿，正下着。冰箱里我存了青岛的啤酒。瞅你赶得这个巧！”

   这时有人轻轻敲门。媳妇从猫眼儿看出去，踮着脚尖儿退回来：“你爷爷！”

   “我哪儿来的爷爷？他老脸不要，我可要脸！”小臭儿说。他起身，嘱咐媳妇：“先不开饭，不然他下回专赶吃饭时间来！你就告诉他我不在家。”然后转脸向无定，笑又回来了：“拿上你的画，咱们上卧室谈。”

   无定跟着进了卧室，小臭儿将门栓死，客厅里传来一清亮一浑浊两副嗓音。

   “臭儿又不在吗？老也没见他，想得慌。”

   “他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回来！”

   “那我多等会儿。”

   “哎哎！……别往那儿坐，那沙发是新的！您坐这儿吧！……”

   无定早没了谈生意的心思，心坠得他累。一个小时后，老头走了。一锅饺子捂在锅里的时间太长了，全沤烂了，成浆了。

   无定客气而坚决地在他们摆开饭桌时离开了。

   不久，学校会计科的人告诉无定，老头的计时工资算错了，少付了他百把块钱。无定接了钱，但从夏天到冬天，一直没遇到老头。他只好从学校找了老头的合同，那上面有他的地址：某街三百四十一号。街是条偏街，在城郊。无定没费多少时间便找着了三百四十号——这条街的最后一个号码，再往前就是菜田了。

   无定走出了街的末端，身后跟了一群热心好事的闲人。在阔大无边的菜田里，有一个柴棚样的小房，门上方有一个手写的号码：三百四十一。门边一辆垃圾车……

   “哦，您是找他呀！”闲人中有人终于醒悟似的，“曾大爷！他死啦。去年冬天死啦！”

   那人说：老头有个很好的孙子，孝敬，挣钱给爷爷花，混得特体面，要接爷爷去他的新公寓，要天天给爷爷包饺子；但老头不愿去，天天喂他饺子的好日子他过不惯，他怕那种被人伺候、供着的日子……这是老头亲口告诉街坊的。

   “你是曾大爷的什么人？”那人问。

   “朋友”。无定答。

   “也认识他孙子小臭子？”

   “对。”

   “他真对他爷爷那样好？”

   无定停了好大一会儿。说：“真的。”

回娘家

秋子红

    秋葵是杨家屯最漂亮的媳妇，娘家远在大山深处。由于缺水，娘家一带漫山遍野光秃秃的，农作物只长山芋和荞麦。这一年遇上天旱，山芋秧子一棵棵萎了，荞麦下不了种，家里实在揭不开锅，爹便托人带领秋葵走出数百里的大山，来到杨家屯，于是，秋葵便成了比自己大十岁的杨木根的媳妇。

    木根知道秋葵心里最怕人碰的痛处，暗想，一定要善待秋葵，不能让她伤心难过。但木根也与其他男人一样，火气一上来，轻了咆哮如雷，甚或抬手就是一把掌，“啪”的一声掴在秋葵脸上。秋葵转过身，躲着人，用手捂了脸，只让泪水从指缝间悄悄流出。

    这事儿若摊在村里别的媳妇身上，肯定要嚎、要闹，等嚎够了闹够了，肯定会卷起包袱回娘家。然后，娘家的七大姑八大姨九个伯母六婶子肯定要找上门来理论，最终，等男人上门赔够了礼道够了歉，媳妇才在娘家兄弟们的护送下，大摇大摆走进家门。

    秋葵娘家远，受了委屈，泪只流在自己心里。流完了，照样像往常一样喂猪、烧饭、拉土、锄麦，悉心伺候木根、孩子和公婆。

    转眼问，儿子小根已经4岁。春节过后，小根在街上玩，看到邻居家的叔叔用自行车驮了媳妇和娃儿去外公家。小根看得心热，急忙跑回家，扯着秋葵衣角，说要去外公家。秋葵刚才还笑着的那张脸顿时不自然起来，嘴唇哆嗦着说：“乖儿子，外公家远，明年咱们有钱了，就去外公家。”小根哪里肯听这一套，跺着脚又哭又闹，木根大喝一声，小根“哇”的一声哭了，秋葵急忙将小根搂在怀里，也哭了。这时，木根的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横竖不是个味儿。

    后来，小根渐渐懂事了，便再也不提要去外公家的事了。

    再后来，家里的光景一天天好了起来，秋葵便常常念叨要回娘家。

    这一年，秋葵攒够了车票钱，正要商议着回趟娘家，不料公爹殁了。等埋葬了公爹，木根欠下一屁股债，秋葵便将车票钱给了木根。

    又一年春天，木根刚从县城火车站买了车票。夜里，小根肚子疼。秋葵与木根连夜将小根送到县医院。医生一检查，说是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第二天，秋葵便让木根将车票拿到火车站退了。

    又一年春天，木根刚要去县城买火车票，就接到村长的通知，说村里引来了农田水利建设扶贫项目，供水管道途经木根的承包田，需要木根亲自规划承包田灌溉工程的实施方案。木根高兴得像个孩子，一蹦一跳地去了承包田。

    玉米吐缨时，秋葵对木根说：“今年粮食丰收在望，我们很快就有钱了，等收完秋，我们带上小根回趟娘家吧。爹有气管炎，娘有腰疼病，这几年也不知好了没；弟弟现在该娶媳妇了，也不知娶下媳妇没；妹子最小，不知现在还上不上学……”

    木根抢白道：“小根不上学了？像你一样当文盲啊？”

    秋葵脸一红，不好意思地低头笑了。

    秋葵终于要回娘家了。

    这一天，秋葵和木根去了趟县城，除了买了新衣新鞋外，还给娘家的父母弟妹买回了大包小包的礼品。

    天刚蒙蒙亮，秋葵便烙好干粮，做熟饭菜，叫醒木根。吃罢早饭，便出了村子。秋葵背着行李，走在前头。高挑的身子一摆一摆，走得很急。走得木根出了一身热汗。

    上了火车，木根在行李架上放好行李，便拣靠窗的座位和秋葵面对面坐了下来。

    车窗外，阳光照着明媚的田野，好看极了，那些树呀房子呀电线杆呀飞似的向后退着……

    出了火车站，换了一程大巴车，秋葵和木根走在一条在山间绕来绕去的土路上，秋葵的话一下子多了起来。一会儿掐一朵路边的野花，一会儿放下行李，跳上土坡摘一把野枣送给木根。木根第一次感觉，平日里温温顺顺沉默不语的秋葵，其实挺爱说话的。

    翻过了数座山梁，远处，有几户人家稀稀落落卧在山野里。秋葵顿时觉得这里的天比以前蓝了，山也开始绿了起来，空气也似乎更加温馨了。

    秋葵兴奋地指着前方，对木根说：“前面那个村子里，大梧桐树下，就是俺家。”

    说话时，一汪眼泪蓦然间从秋葵黑亮的眼睛中涌了出来，她不停地用袖角擦着。擦着擦着，双腿一软，跪在山梁上，放声哭了起来。

    木根背着行李，在秋葵身后，呆呆地站着。

    远方，夕阳里，一棵硕大的梧桐树隐约可见，树旁一户人家屋顶的烟囱里，一缕炊烟那么白那么亮那么纯朴那么亲切地向着满天的彩霞袅袅腾腾地飘着。

丑兵

莫言

    七六年冬天，排里分来几个山东籍新战士，除王三社外，都是小巧玲珑的身材，白白净净的脸儿。王三社，真是丑得扎眼眶子，与其他人在一起，恰似白杨林中生出了一棵歪脖子榆树，白花花的鸡蛋堆里滚出了一个干疤土豆。

    我刚提排长，意气洋洋，神气得像只刚扎毛的小公鸡。我不但在军事技术、内务卫生方面始终想压住兄弟排，就是在风度上也想让战士们都像我一样（我是全团有名的“美男子”）。可偏偏来个丑八怪，大煞风景。 丑兵对任何事情都热心得让人厌烦，喜欢提建议，口齿又不太清楚，常常将我的姓“郭”字读成“狗”字。我对他的反感与日俱增。

    小豆子他们几个猴兵，天天拿丑兵开心，稍有空闲，就拉着丑兵问：“哎，老卡（卡西莫多），艾丝米拉达没来找你吗？”丑兵既不怒，也不骂，只是用白眼珠子望着天。

    有一天中午，全排正在吃饭，小豆子他们对着丑兵笑，我瞅了丑兵一眼。真没想到，这位老先生竟然戴了个黑不溜秋，皱皱巴巴的脖圈！“哎，老卡，”小豆子指指丑兵的脖圈说，“这是艾丝米拉达小姐给你织的吧？”丑兵的眼睛里仿佛要渗出血来，他把一碗豆腐粉条扣在了小豆子脖子上，小豆子吱吱哟哟叫起来了。

    我把饭碗一摔，对着丑兵就吼道：“把脖圈撕下来！你也不找个镜子照照！马铃薯再打扮也是土豆！”他瞪了我一眼，慢慢地解开领扣，仔细地拆下脖圈，装进衣袋，嘴里嘟哝着：“脖圈是俺娘给织的，俺娘五十八了，眼睛不好……”他抽抽搭搭地哭起来，大家把责备的目光投向小豆子，小豆子低下了头。

    丑兵要求到生产组喂猪，连里同意了他的请求。三年过去了，我提升为副连长，主管后勤，又和丑兵打起交道来了。

    七九年初，中越边境关系紧张。连里召开动员会，抽调一批老战士上前线。晚上，支委会讨论去南边的人员名单，丑兵闯了进来。他说：“请问连首长，这次是选演员还是挑女婿？”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说：“像我这样的丑八怪放出的枪弹能不能打死敌人，扔出的手榴弹会不会爆炸？”丑兵眼睛潮乎乎地说，“我长得不好看，但我也是解放军战士！我也要上前线！”

    丑兵被批准上前线了。开完欢送会，我去看他，他沉吟了半晌说：“副连长，不打出个样来，我不活着回来。我要求来喂猪是看好了这间小屋，它能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两年来，我读了不少书，并开始写一部小说。”他拿出一叠手稿：“这是我根据我们家乡的一位抗日英雄的事迹写成的。他长得丑，小时天花落了一脸麻子，后来他牺牲了……”他把手稿递给我， “副连长，我要上前线了，这部稿子就拜托您处理吧。”我紧紧地拉着他的手，久久地不放开。

    几个月后，电台上、报纸上不断传来激动人心的消息，我希望能听到或看到我的丑兄弟的名字，他的名字始终未出现。丑兵的小说投到一家出版社，编辑部来信邀作者前去谈谈，丑兵却杳无音讯。

    终于，小豆子来信了。他左目已瞎，右目只有零点几的视力，他向我报告了丑兵的死讯：

    我和三社并肩前进，不幸触发地雷，我眼前一黑，倒了下去。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被人背着慢慢爬行。我问：“你是谁？”他瓮声瓮气地说：“老卡。”我挣扎着要下来，他不答应。后来，他越爬越慢，我意识到不好，赶忙喊他，摸他。我摸到了他流出来的肠子。我拼命地呼叫：“老卡！老卡！”他终于说话了，伸出一只手让我握着：“小豆子……不要记恨我……那碗豆腐……炖粉条……”他的手无力地滑了下去……

（选自《莫言中短篇小说散文选》，有删改 ）

酒酿王

凌鼎年

    黄阿二的酒酿在古庙镇上老老少少都翘起大拇指，没有不说呱呱叫的。古庙镇人黄、王不分，大伙习惯喊黄阿二为“酒酿黄”，但听起来总像“酒酿王”，其实喊他酒酿王倒也不虚不谬。至少在古庙镇上，还没有谁做酒酿能做得过黄阿二的。

    黄阿二做酒酿，不用大钵头，而是用小钵头。据说小钵头酒酿比大钵头酒酿难做，因此做酒酿小生意的，都习惯用大钵头，不敢轻易改用小钵头，单凭这一点，黄阿二就区别其他做酒酿买卖的。

    古庙镇人只要一听那吆喝就知道是“酒酿王”来了。别人喊“酒酿——酒酿来——”他喊“酒酿——小钵头甜酒酿来哉——”，酒酿王的嗓音很浑厚，有一种穿透力，能穿过门墙，撞入人们的耳膜。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能听到酒酿王的吆喝，他那极有韵味的吆喝可以说已成了古庙镇的一种文化风景。

    古庙镇的人偏好吃酒酿有些年头了，来了客，端碗酒酿小圆子，乃待客的一种，既不破费多少，也还上得台面，那些老吃客十有八九认准酒酿王的酒酿。据他们说，一上口就能吃出是不是酒酿王做的酒酿。每每这时，黄阿二脸上就浮现出一种满足，一种得意来。用他的话说，有老吃客的这些评价，比吃人参还补。

    酒酿王的酒酿从来只有买不到的日子，没有卖不掉的日子。但黄阿二坚持每天只做三十小钵头，一小钵头也不多做，从无例外。通常他九点钟骑了黄鱼车笃悠悠地走街串巷，一路骑过去，一路吆喝过去。黄阿二常说：他做酒酿买卖，一半是为了能吆喝上这几声。只要每日里这么吆喝一嗓子，通体舒畅。若待在家里只吃不做，不吆喝，不出一个月保管憋出病来。

    黄阿二的酒酿常常是不到吃中饭就卖光了。下午，他或茶馆里坐坐，或澡堂城泡泡。天长日久，他有了不少茶友、浴友，每日里聚在一起，嚼起来没有啥话题避讳的。有位老茶友对他说：“你的酒酿，牌子已做出了，生意这么好，何不多做点?”“我只一双手。”黄阿二说了这话再不多言。有位浴友替他出主意说：“那请一两个帮手嘛，你还可过过老板瘾呢。”黄阿二默默半晌后说：“我这人命贱，自己不动手做，比死还难受。再说了，自己做放心。做好做坏，心里有底。”

    黄阿二的酒酿不论斤不论两，论钵头的，一小钵头一买，连钵头买也可，用锅用盆来倒回去也行。他的酒酿打出牌子，不挑不拣，顺着摆放的次序拿，若要比比看，挑挑看，他就不卖。老主顾都知道，黄阿二的酒酿钵钵一样，无需挑挑拣拣的，否则，咋叫“酒酿王”?古庙镇的人都说：如今像黄阿二这样信得过的生意人越来越少了。

    有次，一公司总经理来找他定做五十小钵头酒酿，说有批上海客户慕他酒酿王的名，点名要吃他酿的小钵头酒酿。公司准备连钵头买，钱可以预付。

    黄阿二说：“可以。但每天只有三十钵头，若要五十钵头只能分两天交货。”

    那怎么行。公司总经理表示价钱上可以提高点。

    谁知黄阿二说做五十钵头质量上就难保证了。只能一天三十钵头。要就要，不要拉倒，没啥商量的。

    经理碰了一鼻子灰，一百个想不通。有赚不赚猪头三，这黄阿二死脑子一个。

    听惯了黄阿二的吆喝，几回不听见，就有人问：“酒酿王这两天怎么没来？”往往这话还在耳边，那“酒酿——小钵头甜酒酿来哉——”的吆喝声就传来了。

    最近，连着好几天未听到酒酿王的吆喝声了，生活中仿佛缺了什么。一打听，原来黄阿二病了。大家怪想念黄阿二的，几个老茶友、老浴友结伴前去看望他。进了门，大伙儿一起吆喝了一声：“酒酿——小钵头甜酒酿来哉——”

    黄阿二听后浑身一震，他撑起身子说：“你们这一声吆喝，对我来说，比吃啥药都强，这不，毛病好了一半。”

（摘自《第五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品》，有删改）

花工

刘庆邦

    盛夏。正午。阳光炽白，树影发黑。在原煤炭工业部大楼东侧的花园里，一位看上去五十来岁的中年男子正在花丛中锄草。他穿一件半袖汗衫，敞着怀，头上戴一顶已经发黄的草帽。他的裤腿向上绾着，绾得一只高一只低。他没穿袜子，赤脚穿一双塑料凉鞋。

    无风，天气很热，他锄一会儿，脑门儿上就出一层汗。好在他左肩上搭有一条毛巾，为避免汗水流进眼里模糊了视线，他不时地抽下毛巾擦一擦。擦完了汗，塌下腰接着锄草。

    他的穿戴和干活儿的样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看着怎么觉得有点儿熟悉呢？每个地方的人都有自己习惯性的穿戴，我老家的父兄们夏天在地里干活时不就是这样的穿戴嘛！他手中使用的锄板让我进一步认定，这位养花人就是从我的家乡来的。我走过全国许多地方，知道只有我们家乡的农人使用的锄板才这样宽，这样长，而且有着独特的式样。于是我上前跟他打招呼：“师傅，忙着呢？”大概由于机关工作人员平时很少跟他说话，见我跟他打招呼，他有些出乎意料似的，对我笑了笑。

    我问：“看样子，您是河南人吧？”他说：“四哩四哩（是的是的）。您从哪儿看出来的？”我听他说话就乐了，说：“因为我老家也是河南的，只有咱们那地方的人才用这样的锄。”他把锄板看了看，停止了锄草，说：“那咱们是老乡。”我跟他交谈了一会儿，得知他所在的县和我的老家所在的县果然相距不远，都是在河南的南部；知道了他是临时受雇于煤炭部机关绿化队，在这里专事养花种草，每月的工资是六百多块钱；并知道了他使用的锄是特意从老家带来的。他姓宋，我叫他宋师傅。

    宋师傅养花很上心，一到初冬，他就及时把花的残枝剪去，从郊区拉来一些发酵过的农家肥，厚厚地封在花根上。到春天再来看，宋师傅养的月季花，花蕾格外多，每一枝都有十来头；花朵格外大，每一朵都有一大捧；花色格外艳，照得人两眼放光。宋师傅除了养月季花，还养有一串红、大丽花、菊花、美人蕉、兰花等多种花草。宋师傅像农民伺候庄稼一样，把花草调养得很有光彩。

    宋师傅跟我熟了，一看见我，就喊我老乡。我跟他开玩笑：“你不在家好好种庄稼，跑到这里养花种草干什么？”宋师傅笑得很开心，说：“城里人喜欢花嘛！”有一次，我指着他锄掉的野苋菜对他说：“这种菜挺好吃的。”他说他知道，问我：“你吃吗？”我说：“吃呀。”从此，宋师傅在花地里锄草时就锄下留情，留下了野苋菜。我呢，中午临下班时，便拐进花园里，掐一把野苋菜，回家下到面条锅里吃。有那么两三年，我夏天经常到宋师傅所负责的花地里掐野苋菜吃。

    宋师傅住在煤炭部家属区一间盛放工具的小屋里，我曾到他住的小屋看过他。其时他的妻子也从老家来了，妻子还带来了他的小孙子。看到他们祖孙其乐融融的样子，我说他的小日子过得挺不错的。他承认日子过得不错，笑着说：“人不管走到哪里，有活儿干，有饭吃，有衣穿，就中了。”

    这年冬天，下了一场雪，又下了一场雪，却不见宋师傅把花的残枝剪去，更不见宋师傅像往年那样早早地用农家肥把花根封起来。有的月季花不畏严寒，还在枝头顽强地开着。积累的白雪下面透出月季花的一点红，显得分外妖娆。一向勤劳的宋师傅到哪里去了呢？

    我碰到绿化队的人一问，才知道宋师傅去世了，秋天就去世了，是突发心脏病夺去了他五十多岁的生命。我马上赶到宋师傅住过的小屋，见小屋的门上果然挂着一把铁锁。宋师傅去世这么长时间了，我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呢！我呀，我呀，难道也变成一个冷漠的人了吗？

    我知道，这多年来，我有不少老乡来北京打工。全国各地来北京打工的农民更是数以百万计，他们在为北京的建设、发展和美化默默地做着贡献。他们有的在这里献出了青春和汗水，有的把生命永远留在了这座城市。宋师傅就是把生命留在这座城市的一位农民工。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姓宋。

    后来煤炭工业部被取消了，那座“工”字形大楼经过重新装修后，大门口的牌子换成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煤矿安全生产监察局。大楼东侧的那个花园没有了，地面被硬化处理成水泥地之后，成了自行车棚和汽车通道。可我每次路过那里，都不由自主地往那里看一看。我老是产生幻觉，觉得那里仍是鲜花铺地，百花丛中仍活动着宋师傅忙碌的身影。

（选自《北京观察》2010年02期）

非攻（节选）

鲁迅

他穿过厨下，到得后门外的井边，绞着辘轳，汲起半瓶井水来，捧着吸了十多口，于是放下瓦瓶，抹一抹嘴，跑进厨房里，道：

“耕柱子！给我和起玉米粉来！”

耕柱子恰恰从堂屋里走到，是一个很精神的青年。

“先生，是做十多天的干粮罢？”他问。

“对咧。”墨子说。“公孙高走了罢？”

“走了，”耕柱子笑道。“他很生气，说我们兼爱无父，像禽兽一样。”墨子也笑了一笑。

“先生到楚国去？”

“是的。你也知道了？”墨子让耕柱子用水和着玉米粉，自己却取火石和艾绒打了火，点起枯枝来沸水，眼睛看火焰，慢慢的说道：“我们的老乡公输般，他总是倚恃着自己的一点小聪明，兴风作浪的。造了钩拒，教楚王和越人打仗还不够，这回是又想出了什么云梯，要怂恿楚王攻宋去了。宋是小国，怎禁得这么一攻。我去按他一下罢。”

他看得耕柱子已经把窝窝头上了蒸笼，便回到自己的房里，在壁厨里摸出一把盐渍藜菜干，一柄破铜刀，另外找了一张破包袱，等耕柱子端进蒸熟的窝窝头来，就一起打成一个包裹。衣服却不打点，也不带洗脸的手巾，只把皮带紧了一紧，走到堂下，穿好草鞋，背上包裹，头也不回的走了。从包裹里，还一阵一阵的冒着热蒸汽。

“先生什么时候回来呢？”耕柱子在后面叫喊道。

“总得二十来天罢，”墨子答着，只是走。

墨子走进宋国的国界的时候，草鞋带已经断了三四回，觉得脚底上很发热，停下来一看，鞋底也磨成了大窟窿，脚上有些地方起茧，有些地方起泡了。他毫不在意，仍然走：沿路看看情形，人口倒很不少，然而历来的水灾和兵灾的痕迹，却到处存留，没有人民的变换得飞快。走了三天，看不见一所大屋，看不见一棵大树，看不见一个活泼的人，看不见一片肥沃的田地，就这样的到了都城。

城墙也很破旧，但有几处添了新石头：护城沟边看见烂泥堆，像是有人淘掘过，但只见有几个闲人坐在沟沿上似乎钓着鱼。

“他们大约也听到消息了，”墨子想。细看那些钓鱼人，却没有自己的学生在里面。

他决计穿城而过，于是走近北关，顺着中央的一条街，一径向南走。城里面也很萧条，但也很平静；店铺都贴着减价的条子，然而并不见买主，可是店里也并无怎样的货色：街道上满积着又细又粘的黄尘。

“这模样了，还要来攻它！”墨子想。

他在大街上前行，除看见了贫弱而外，也没有什么异样。楚国要来进攻的消息，是也许已经听到了的，然而大家被攻得习惯了，自认是活该受攻的了，竟并不觉得特别，况且谁都只剩了一条性命，无衣无食，所以也没有什么人想搬家。待到望见南关的城楼了，这才看见街角上聚着十多个人，好像在听一个人讲故事。

当墨子走得临近时，只见那人的手在空中一挥，大叫道：

“我们给他们看看宋国的民气！我们都去死！”墨子知道，这是自己的学生曹公子的声音。

然而他并不挤进去招呼他，匆匆的出了南关，只赶自己的路。又走了一天和大半夜，歇下来，在一个农家的檐下睡到黎明，起来仍复走。草鞋已经碎成一片一片，穿不住了，包袱里还有窝窝头，不能用，便只好撕下一块布裳来，包了脚。不过布片薄，不平的村路梗着他的脚底，走起来就更艰难。到得下午，他坐在一株小小的槐树下，打开包裹来吃午餐，也算是歇歇脚。远远的望见一个大汉，推着很重的小车，向这边走过来了，到得临近，那人就歇下车子，走到墨子面前，叫了一声“先生”，一面撩起衣角来揩脸上的汗，喘着气。

“这是沙么？”墨子认识他是自己的学生管黔敖，便问。

“是的，防云梯的。”

“别的准备怎么样？”

“也已经募集了一些麻，灰，铁。不过难得很：有的不肯，肯的没有。还是讲空话的多……”

“昨天在城里听见曹公子在讲演，又在玩二股什么‘气’，嚷什么‘死’了。你去告诉他：不要弄玄虚：死并不坏，也很难，但要死得于民有利！”

“和他很难说，”管黔敖怅怅的答道。“他在这里做了两年官，不大愿意和我们说话了……”

“禽滑厘呢？”

“他可是很忙。刚刚试验过连弩：现在恐怕在西关外看地势，所以遇不着先生。先生是到楚国去找公输般的罢？”

“不错，”墨子说，“不过他听不听我，还是料不定的。你们仍然准备着，不要只望着口舌的成功。”

管黔敖点点头，看墨子上了路，目送了一会，便推着小车，吱吱嘎嘎的进城去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