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不要叫我妈妈

曾颖

    这个关于母爱的故事，是一个保安小兄弟讲的：

    我是到帝豪小区当保安的第三天认识阿兰的。准确地说，应该是她主动来和我搭讪并请我吃苹果。这是我在这座富人住的小区中受到的最高礼遇。这里的其他住户，通常是车进车出，像害怕掉出冰箱的冰激凌一样地小心呵护自己，而保姆们，也因为忙或别的什么原因，不怎么爱搭理人。

    从相貌和装束上看，阿兰也是保姆，但也许是来城里很久了，她的举止言谈和衣着，并不像其他小保姆那样，浑身上下要么是未谙世事的青涩感，要么就是急于摆脱以往的形象而用力过猛的装扮。她始终穿着一件洁白干净的衣服，套一双价格低廉但样式还算好看的皮鞋，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香气，不是桅子花，便是黄桷兰或茉莉。她每次出现，都带着一个小男孩。小家伙白白胖胖一脸营养过剩的样子，他的衣着，永远是最新最时尚的衣裤。

    我的工作，是看护小区的花园。花园占地几十亩，是小区的配套工程，里面有健身路径、游泳池、网球场，还有休闲娱乐广场和儿童游艺设施。我主要负责看门，及时将那些妄图混进去的刷鞋匠破烂王小商小贩和非小区住户阻挡在门外。

    每天下午六七点，阿兰就会带着小胖胖准时来花园。阿兰永远穿着一身浅淡的衣服，而小胖胖，则像一个变身小精灵，身上的衣物和手中的玩具一天一个花样。小胖胖一来，就和孩子们一起去滑滑板车或扮游戏，阿兰就站在一旁，远远地看着孩子，像看一幕精彩的电影，随着他的表现而变换着表情。

    我问阿兰：你的工资一定很高吧？看把孩子带得多好!

    阿兰对此，总是含笑不答。

    几个月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和阿兰也混成了熟人，小胖胖每次见面，隔很远就会喊叔叔，有时还会将口袋里的糖，掏一块送给我。我已将彼此的碰面作为一种习惯，如果偶有下雨或别的原因没看到他们，就会有怪怪的感觉。

    有一天，保安队长对我说：最近有业主反映，外面时不时有非业主混入花园，极有可能是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或小偷团伙的卧底。一定要加强警惕性，将这些不安全因素清除出去。

    领令之后，我睁大眼睛努力寻找队长所说的可疑人物，但几天下来，一无所获。

    有一天，一个中年妇女来向我举报线索，说有个女人，老是带个娃娃来和她孙子套近乎，她在小区里没见过这女人，深度怀疑其动机不纯。

    她指的女人是阿兰。

    这是我不愿认可的事情，但为了不让那女人继续向队长投诉，我决定悄悄查一查。

    这天夜里，我换上便衣，跟在从花园里出来的阿兰身后，远远听见孩子叫阿兰妈妈。阿兰赶紧制止住他，说：小声点，我给你说过多少遍，茌这里不要叫妈妈，要是被别人听到了，你就不能来这玩了。

    我悄悄跟着他们，左拐右拐走了几里路，来到一处城中村。这里是外来人口聚居地，我刚进城的时候，也住过类似的地方。

    我跟着他们，从狭窄而杂乱的巷里穿过。突然觉得前方夜色中一大一小两个身影，与周遭的环境是那样的不协调，像两朵花落入垃圾筒。

    在一处小杂货店，他们停下，店里一位明显比阿兰大的男人没好气地说：又跑哪去了？你不嫌折腾？这孩子每月折腾的钱，够我们吃半年了!

    阿兰进店，很快换了件蓝布衫，端着一个盛满碗的大锅，蹲在街边，一面洗一面说：折腾？你忍心让娃娃像咱这样混一辈子？我就是要让孩子去好一点的环境，和素质高的孩子玩!总不能让他跟咱们周围这些野孩子去交流怎么捡垃圾刨沙土？那样就永远完了!我不能给他好的环境，但我一定要让他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男人没言语了，空气中只有小胖胖轻声哼着从别的孩予那里学来的英语儿歌。

    我没有把所看到的情况向队长汇报。每天仍努力以平静的神态，继续和阿兰母子打着招呼。直到半年后，我被调去守会所，我还给后任的小徐招呼，请他好好照顾阿兰。我依稀记得，我的前任老吴，在交接工作时，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

    故事讲完，有人在这里面听出了辛酸，有人在里面听出了感动，有人在里面听出了无奈与伤感。不知道你能从中能听出点什么？反正我听完之后，接连两宿都没睡好觉，眼前，总闪着两母子的身影，耳朵里，冷不丁会回响起那声让人心碎的声音：在这里，你不要叫我妈妈!

（选自2011年11月13日《今晚报》）

生命

    血色黄昏，硝烟滚滚。

    日军56师团长驱直入，已彻底切断滇缅国际通道，进占怒江西岸，在惠通桥沿岸同中国军队接火，中日双方几十万部队摆开了决战架势。

    怒江不保。昆明危在旦夕。

    整个大后方已感触到战争的迫近。

    距惠通桥不到50公里的泥泞公路上，开来5辆重型卡车。第一辆车上，坐着一个穿着少校制服的大胡子。两小时前，他接到集团军总部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将弹药及食品送上惠通桥南高地。这里，国军耿振华师已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一个师打到不到一个团的兵力了，全体官兵已有4天没进过一口食物，士兵们连枪都端不起来了，而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必须再坚守24小时，不惜一兵一卒。

    惠通桥不保，怒江防线必毁于一旦，后果将不堪设想。

    卡车在公路上疯狂地弹跳着向前冲去。大胡子少校手提一挺轻机枪，两眼血红。作为带队长官，他明白迟到一个小时的后果是什么。

    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第一辆卡车扎进炮弹坑里，熄火了。随后的4辆卡车也被迫停下来。前面的路面都布满炮弹坑。押车官兵全部下了车，奔跑着搬石头填炮弹坑，推车，累得气喘吁吁。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四野里聚集来不少饿得皮包骨头的饥民，怯生生地围着卡车转，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车里有白馍！顿时，四野里的饥民打了强心针般振奋起来，呼啦啦冲上去钻进车厢，抢吃起馒头来！

    大胡子少校手提轻机枪冲到被抢的车前，嘴角抽搐着，两眼滴血，一咬牙将枪端起来对准饥民，只听一片哗啦啦的枪栓声，全体押车官兵持枪围住了饥民。就在这时，大胡子少校的双眼直直盯着车尾，然后痛苦地闭上了双眼。在车尾，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饿得双眼深陷，浑身瘦骨骇人地撑着肉皮，一双脏兮兮的手抓住馒头，嘴里还咬着一只馒头，遮住了半张瘦脸，双眼惊骇而哀怜地望着大胡子少校。大胡子少校浑身战栗着，两幅画面在眼前交替晃过：一边，是饿着肚子同鬼子拼命的国军兄弟；一边，是手无寸铁饿得只剩一口气的小女孩！他丢下机枪，面对饥民跪了下去，一拳砸在头上：“乡亲们哪，前面守怒江的弟兄们已经4天没有吃饭了，他们空着肚子在和鬼子拼刺刀啊！你们……”

    四野霎时一片寂静：所有人如石雕一般。

    小女孩怯生生地挪到大胡子少校面前，将手里的馒头递到大胡子少校手上，然后取下嘴里的馒头也递上去：“叔叔，我不知道这些馍馍是送到前线去的，这个馍馍我咬了一口，请他们别嫌弃，请他们吃饱了多杀鬼子……好吗？”

    大胡子一下抱起小女孩，只一个劲点头。他将脸贴着小女孩的脸：“你叫什么名字？”小女孩有气无力地答道：“我叫尤小翠。”大胡子颤声说道：“好妹妹，等我们打败了鬼子，我一定要让你吃上白馍。一定让你吃饱好吗？”小女孩吃力地点点头，脸上露出稚气的笑。所有的饥民们此时都将拿在手里的馒头默默地送回了车上。然后用最后一点力气抱起一块块填弹坑的石头……

    车队终于怒吼着向怒江方向冲去……

    一周后，大胡子少校和耿振华师长来到陷车的地方，大胡子少校手里提着一小袋馒头，耿师长手里也有一个馒头，一个发黄的有一个缺口的白馍。他们找一个叫尤小翠的小女孩。一个老大娘将他们引到一座新的小坟包面前，老大娘说：“她家7口人，她是最后一个死去的，她在3天前饿死了！”大胡子少校和耿师长咚地跪在新坟前。凄厉的枪声伴着一声嚎叫：“小翠妹，所有的中国军人会为你报仇！——小日本，中国人是不会死绝的！”

    三十四年后，一位国军起义将军临终前拿出一个有缺口且发黄的馒头，说：“把这馒头的故事……讲给……小青年们……听。”

（选自《微型小说三百篇》）

日  子

陈忠实

    两架罗筛，用木制三脚架撑住，斜立在掏挖出湿漉漉的沙石的大坑里。男人一把镢头一把铁锨，女人也使用一把镢头一把铁锨；男人有两只铁丝编织的铁笼和一根扁担，女人也配备着两只铁丝编成的铁笼和一根扁担。

    我回到乡下的第一天，走到滋水河边发现了河对面的这一对夫妇。就我目力所及，上游和下游的沙滩上，支着罗网埋头这种劳作的再没有第二个人了。

    早春中午的太阳已见热力，晒得人脸上烫烫的，却很舒服。

    “你该到城里找个营生干，”我说，“你是高中生，该当……”

    “找过。也干过。干不成。”男人说。

    “一家干不成，再换一家嘛！”我说。

    “换过不下五家主儿，还是干不成。”女人说。

    “工作不合适？没找到合适的？”我问。

    “有的干了不给钱，白干了。有的把人当狗使，喝来喝去没个正性。受不了啊！”他说。

    “那是个硬熊。想挣人家钱，还不受人家白眼。”她说。

    “不是硬熊软熊的事。出力挣钱又不是吃舍饭。”他说。

    “凭这话，老陈就能听出来你是个硬熊，”女人说，“他爷是个硬熊。他爸是个硬熊。他还是个不会拐弯的硬熊——种系的事。”

    “中国现时啥都不缺，就缺硬熊。”他说。

    “弓硬断弦。人硬了……没好下场。”她说。

    “这话倒对。俺爷被土匪绑在明柱上，一刀一刀割。割一刀问一声，直到割死也不说银圆在哪面墙缝里藏着。俺爸被斗了三天两夜，不给吃不给喝不准眨眼睡觉直到昏死，还是不承认‘反党’……我不算硬。”

    “你已经硬到只能挖石头咧！你再硬就没活路了。硬熊——”

    他很坦率又不无迷津地悄声对我说，他也搞不清自己为什么偏偏注意女人的腰，一定要娶一个腰好的媳妇，脸蛋嘛倒在其次，能看过去就行了。

    他大声慨叹着，不无讨好女人的意思：“农村太苦太累，再好的腰都给糟践了。”

    男人把堆积在罗网下的石子铲进笼里，用扁担挑起来，走上沙坑的斜坡，木质扁担吱呀吱呀响着，把笼里的石头倒在石堆上。折返身回来，再装再挑。女人对我说：“他见了你话就多了。他跟我在这儿，整晌整晌不说一句话。”

    太阳沉到西原头的这一瞬，即将沉落下去的短暂的这一瞬，真是奇妙无比景象绚烂的一瞬。泛着嫩黄的杨柳林带在这一瞬里染成橘红。河岸边刚刚现出绿色的草坨子也被染成橘黄色。小木桥上的男人和女人被这瞬间的霞光涂抹得模糊了，男女莫辨。

    应办了几件公务，再回到滋水河的时候，小麦已经吐穗了。

    我有点急迫地赶回乡下老家来，就是想感受小麦吐穗扬花这个季节的气象。

    女人正挥动铁锨朝罗网上抛掷着沙石。男人呢？

    “那位硬熊呢？”“没来。”

    我问：“咋咧？出什么事了？”

    她停住手中的铁锨，重重地深深地吁出一口气：“女儿考试没考好。”

    “就为这事？”我也舒了一口气，“这回没考好，下回再争取考好嘛！”

    “这娃娃也是……平时学得挺好的，考试分数也总排前头。偏偏到分班的节骨眼上，一考就考……”

    “直到昨日晚上，他才说了一句话：我现在还捞石头做啥！我还捞这石头做啥……”

    “你不是说他是个硬熊吗？这么一点挫折就软塌下来了？”我说。

    “他高考考大学差一点点分数没上成，指望娃能……”

    “他来了！天哪！他自个儿来了——”

    我听见女人的抖声，也看见她随着颤颤的抖声涌出的眼泪。

    我瞬即看见他正向这边的沙梁走来。

    他的肩头背着罗网，扛着镢头铁锨，另一只肩头挑着担子，两只铁丝编织的铁笼吊在扁担的铁钩上。

    他对我淡淡地笑笑。

    他开始支撑罗网。

    “天都快黑咧，你还来做啥？”她说。

    “挖一担算一担嘛。”他说。

    许久，他都不说话。镢头刨挖沙层在石头上撞击出刺耳的噪声，偶尔迸出一粒火星。

    许久，他直起腰来，平静地说：“大不了给女儿在这沙滩上再撑一架罗网喀！”

    我的心里猛然一颤。

    我看见女人缓缓地丢弃了铁锨。我看着她软软地瘫坐在湿漉漉的沙坑里。我看见她双手捂住眼睛垂下头。我听见一声压抑着的抽泣，

    我的眼睛模糊了。

医生的职责

【澳大利亚】斯蒂芬·凯伦　张维(编译)

    诺顿将新来的病人领进诊室，对索勒大夫说：“大夫，这个病人好像受到了惊吓，总是惶恐不安。他是保加利亚人，英语说得不好。因为你也是保加利亚人，院长让我把他带到你这儿。”

    “交给我吧。”索勒大夫点点头，诺顿便离开了诊室。新来的病人白发苍苍，他佝偻着身子站在那里，不一会儿全身就哆嗦起来，然后他颤巍巍地举起左臂遮住了自己的脸。

    索勒医生操着保加利亚语对他说：“请坐，你不用害怕。我叫索勒·格鲍尔，你的主治医生。”

    熟悉的乡音使病人感到宽慰，他坐下来，探过身子低声地问道：“真高兴听到我们自己的语言，大夫，你是我们的同胞吗？”

    “我也是保加利亚人。”索勒医生点点头。

    “谢天谢地！”病人舒了口气。紧接着他又变得惊慌起来：“索勒大夫，他们穷追不舍，想杀死我。我吃不下、睡不着。昨天有人跟踪了我一整天，他们也许会对我下毒。索勒大夫，救救我，我不想死……”

    “你在这里很安全，没人想杀死你！”索勒大夫平静地告诉他。

    “他们会的，他们一定会杀死我！”病人坚持说道。

    索勒知道要想解开病人的心结，就应该了解问题的实质：“他们是谁？”

    “是那些犹太人！我是科洛内尔·扎卡洛夫，当年曾是索菲亚一个集中营的司令官，这些犹太人一直追踪我来到了澳大利亚，他们要杀死我……”

    索勒大夫默默地坐在那里倾听着病人近似呻吟的诉说，过了一会儿，他大声地对病人说道：“好了，科洛内尔·扎卡洛夫，你可以走了！”

    “谢谢，谢谢！”扎卡洛夫很感激。索勒大夫起身按铃，诺顿进来领走病人。病人刚一离开，索勒大夫便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全身上下情不自禁地颤抖了起来。当年他和家人在集中营里惨遭迫害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他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就像当年在科洛内尔·扎卡洛夫的集中营里目睹亲人惨死时那样无声地抽泣着。那个时候他还是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亲眼看到了爸爸、妈妈和姐姐被处死的情景。也不知哭了多久，索勒慢慢地抬起头来，咬牙切齿地说道：“苍天有眼，这个该死的恶魔终于落到我的手上，我要亲手杀死他，为死去的亲人报仇！”说着，他打开一个上了锁的柜子，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小药瓶，把它和一管注射器放进一个小盒子里。可是他抬头看到了挂在墙上的那幅《希波克拉底誓言》，不禁愣住了，脑中又闪出了在医科大学宣誓的那个场景，他想：“我是一名医生，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他现在是我的病人，我怎么能害死我的病人呢？”索勒医生痛苦地揪着自己的头发。整个下午，索勒大夫一直坐在那里没动，内心深处，医生的职责和复仇的欲望交织在一起，让他不能自拔。

    临近下班，索勒医生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取出盒子里的药瓶和注射器，把它们放回原处，然后收拾东西回家。

    这天晚上索勒大夫彻夜未眠，少年时代在集中营里遭受的苦难像演电影一样出现在脑海里。天快亮的时候，他才迷迷糊糊地闭上眼。忽然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把他惊醒。索勒大夫打开门，看到诺顿站在那里。“不好了，新来的病人出事了！”诺顿惊慌失措地说道。“他怎么啦？”“我想可能是我的话刺激了他！”诺顿说。“到底怎么回事？”索勒大夫很着急。“昨天下午我送他回病房，曾经比划着告诉他，你当年曾在索菲亚的集中营里呆过。他似乎听懂了我的话，问我你为什么被关进集中营。我告诉他是保加利亚的纳粹分子把你一家投入了集中营，因为你是犹太人。”

    “他听后什么反应？”索勒大夫问。“他一声不吭，不过脸色非常难看，当时我也没在意。今天早上我去他病房，发现他倒在血泊中。他割断了自己的静脉，身边还留着一张纸条。”

    索勒大夫接过纸条，只见上面用保加利亚文写着：“假如有来生，我再也不会做过去的那些事情了，医生，对不起，请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尽管索勒大夫有一种解脱感，可他却高兴不起来，内心深处多少也感到了一些内疚，他赶紧对诺顿说：“快带我去他那儿，我们要救活他，绝不能让他死！”

马小菊天空的天

    马小菊从家里出来时，天还好好的，走到半路就下起了雨。马小菊没带雨具，豆大的雨点打在身上又冷又疼。她看看离药店不远了，就跑了起来，跑到药店，衣服湿了个透。这个夏天的雨格外多，像失恋女人的眼泪，落得很频繁。

    “咋这天来了？”药店老板招呼马小菊。“婆婆疼得紧。”马小菊一边用她本就湿了的袖子擦拭脸上的雨水，一边回避着药店老板的眼睛。马小菊的婆婆有风湿病，一到雨天就疼得厉害。

    “向午真不是个东西，把家里的事都甩给你一个人，自个儿倒乐呵去了。”药店老板说。向午是马小菊的男人，当包工头挣了钱后就很少回家了，别人说他有了外遇。

    马小菊没理药店老板的茬，边说拿一盒膏药再拿一盒止疼片，边从温温的裤兜里往外掏钱。药店老板把找回的钱递给马小菊的时候说：“昨天二凯去省城进货看见向午了，他和一个女的在街上走着。”说完两眼盯着马小菊看，以为她会大骂向午一顿，可是马小菊似乎没什么反应，她先接过钱，然后像听别人家男人的事一样“哦”了一声。马小菊说：“要是二凯再看见向午，就跟他说他娘病了，想他。”

    马小菊说完拿上装在塑料袋里的药就往外走。雨还在下着，马小菊不紧不慢地走在雨里，密密的雨点实实地打在她身上。刚才要不是药店老板提起向午，她还想在药店避避雨的，可是药店老板提起了向午，她就不能再呆下去了。

    向午是马小菊的一块心痛。刚听说向午有外心的那会，马小菊的心都碎了。她整天哭整天骂，四处向人打听向午的行踪。她还去省城找了一趟，但偌大一座省城，要找一个人谈何容易，就像绣花针落门前草坡地了。马小菊找了三天三夜，没找到，就回来了。

    马小菊回到家才知道，她不在家这几天，婆婆摔断了腿。马小菊好懊悔，如果不是自己离开家去找向午，婆婆就不会摔伤。马小菊抱着婆婆的伤腿，眼泪流得像筛子眼里落下的米。一些人笑话马小菊，说她管不住自己的男人，马小菊不去理。她觉得眼下没有比照顾婆婆更重要的事了，真的没有了。

    马小菊揣着药走到家时雨停了，她心想：这雨，好像就是给我下的。

    马小菊进了屋唤了几声娘，没人回应。马小菊以为婆婆睡着了，就去自己的房间换衣服。等她换完衣服来到婆婆房间一看，婆婆昏倒在地上，口里吐着白沫，手里却紧紧地攥着一张向午的照片。马小菊明白了，婆婆是为了找放在抽屉里的向午的照片才摔倒的。马小菊赶忙把婆婆送到了医院。医生说是脑溢血，要马小菊去交住院押金。马小菊的钱不够，就去银行取钱。

    在去银行的路上，马小菊碰见了旺子媳妇。旺子媳妇追着撵着跟马小菊说：“我在省城看到远处一个男人，好像是向午呢。”马小菊说：“你再看见向午，跟他说他娘病了，病得很重，让他赶快回来。”旺子媳妇还想跟马小菊说些什么，马小菊却匆匆走了。

    经过一夜的抢救，婆婆仍然昏迷不醒，医生说能否醒过来不好说。

    马小菊说：“怎么就不好说了呢？”她想起别人曾给过她一个治疑难杂症的偏方，婆婆用了这个偏方也许会好起来。她就回到家找到那个偏方，按方子里写的，找了几味药，最后就差一味冬瓜皮。马小菊知道前院吴二婶家种了冬瓜，就去吴二婶家要冬瓜皮。

    马小菊到吴二婶家还没开口说话，吴二婶就先和她说起了向午的事。吴二婶说：“小菊，我去省城儿子家，看见向午和一个女人在逛街。”马小菊说：“吴二婶，你再见到向午，跟他说他娘病得很重，快不行了，让他赶快回来。”

    婆婆喝了马小菊熬的药，仍旧没有好，最后还是去了。

    婆婆入土那天，又下了雨，很大的雨，雨声把马小菊的哭声给淹没了。

    雨季快要过去的时候，向午回来了。向午一身落魄地回来了，他被人骗了个精光后回来了。

    “你还回来干啥？你娘不在了你还回来干啥呢？”马小菊说着，眼泪像雨滴一样落了下来。可这时窗外的雨却停了，天空响晴响晴的。

（选自《小小说选刊》，有删改）

路边有个剃头匠

杜卫东

    这位剃头匠，个子不高、五十岁上下，摊位紧邻街心公园的旁门。按说位置不错，可是据我每天散步时观察，他的生意最为清淡，供顾客等候坐的三只小凳子基本上没有派上过用场，甚至还出现过旁边儿的剃头匠借用的情况。我印象中，他最标志性的姿势是，坐在椅子上两脚搭着一只木凳，面无表情，两眼微闭。不过，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只要不是狂风突至、暴雨倾盆，他总是以这种姿势耐心地等待顾客光临，直到夜色如一团水墨洇开，一点儿一点儿把他湮没。

    唯一的一次反常，是他急赤白脸地追上了一个老头儿，说，您给我的这五块钱是假钞。老头儿不以为然，说怎么可能，五块钱的票子也造假，犯得上吗？剃头匠怕他不换，晃晃手中的纸币，有点气急败坏，您看看，您看看，多薄！麻烦您给换一张吧，谢谢您了！

    就是那时候，我冒出了一个想法：做他的主顾。

    我注意观察过了，这个剃头匠理出的发型虽然传统，但是比较符合我的审美趣味。

    剃头匠讷于言，每次理发你不说话他不言声，偶有问答也是简单地应对。剃完头他会看着镜子里的我问，行吗？我说行，他便解下我的白围裙用手一抖，脸扭向一旁，等着付钱。钱给了，他的嘴角会向上咧一下，似笑非笑，然后把新收的钱和先前收的钱摞在一起数一遍，放进贴身的口袋里。只有这时，他木然的脸上才会露出一丝欣慰的神色。

    有一次我找他理发，他不在。旁边的剃头匠告诉我，他去街心公园的大排档吃饭了，如果你不急，就等一会儿；如果急，就由我来。那天下午我正好有一个活动，非去不可，等不及了，就由旁边的剃头匠代劳。

    我有一搭无一搭地问：为什么他的生意那么清淡，你的生意这么好？我觉得他手艺也不孬啊。这位剃头匠说，其实这人特别厚道！那天一个老太太剪头，把钱包落下了，他连拉链都没打开，愣是等到晚上八点老太太找回来。

    这位兄弟还告诉，剃头匠有一个儿子，今年高考落榜，正在家里复读。剃头匠要负担儿子复读的费用，还要为儿子的将来做些积累，所以每天来得最早，走得最晚。平时的午饭就是一张烙饼，偶尔吃一碗牛肉面便是改善伙食了。但是他过得并不快乐，因为儿子和他不亲，耻于说老爸是个路边剃头匠，这让他有点失落和伤心。

    我听了却心头一动，在对剃头匠寄予同情的同时又顿生敬意。

    没想到，与世无争的剃头匠有一次险些和客人动了手。

    那天散步，我目睹了事件发生的全过程：剃头匠干完了一个活儿，解下客人的白围裙，照例用手抖了抖上面的头发茬，然后等着付钱。可是那位客人用手胡噜胡噜头，对着镜子左照右照，脸上渐露愠怒之色，嘿，嘿，你这给我剃的是什么玩意儿呀，跟狗啃的似的！

    剃头匠一脸茫然，他瞅瞅刚刚理完的头，嘟囔一句：这活儿没毛病呀。

    怎么没毛病呀！客人六十来岁，一看就是属于那种爱占小便宜的人。

    大家前后左右围观评价着那位老兄的脑袋，纷纷摇头：这不是剃的挺好看的吗？有剃头匠的同伴过来调解，说这份活儿就少收点钱。

    少收点钱就行啦，我这脑袋怎么出门呀？那位老兄佯装不干，以攻为守。

    剃头匠也不干：他凭什么少给钱呀，我这活儿干得有毛病吗？

    那位老兄急了：嘿，你还来劲了？说着上前去揪剃头匠的领子，你看看我这鬓角，谁让你去这么短的。

    这时，围观的人群中一个年轻后生挤出来，横在了两人中间，怒斥一声：你放开手，不准欺负他！

    这后生我认识。那天散步时突遇暴雨，我和他在一处房檐下避雨，闲聊中知道他老家在河北农村，来北京打些零工，在街心公园的儿童游乐场收门票，一天六十元，给家里减轻点负担。想来他是下班经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那位老兄愣了一下，便问：嘿，你算哪一出儿，管什么闲事？年轻后生双拳紧握、怒目而视：我告诉你，他是我爸爸！

    我听了，心头怦然一动，不由看了一眼年轻人身后的剃头匠。只见刚才还沮丧委屈的这位兄弟，脸颊微红，在夕阳的映照下，双眼竟泛起一层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