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天下，守望大地

2013年10月22日下午，102岁高龄的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侯仁之在北京友谊医院去世。得此消息，燕园师生们陆续来到先生生前居住的燕南园61号献花追悼，还有一些人则来到未名湖畔，在那块先生题写的未名湖石碑前，追忆先生生前的点点滴滴……

一个人与一门学科

半个多世纪前，侯仁之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历史系主任顾颉刚的助手。

 周末，他经常到海淀周围考察，为课程做准备。一天，侯仁之来到玉泉山西侧，看到一堵墙上面有凿过的石水槽，感到很奇怪，就沿着墙的方向向前走，一直走到西山碧云寺、卧佛寺，发现那里也有水槽。他推想，这可能是过去的引水槽。经过进一步考察，他发现水流到了颐和园昆明湖，又顺着流到北京城里去。年轻时的这个发现，为他日后从北京的水源入手研究北京的历史地理，找到了第一手资料。

当时中国还没有现代的历史地理学，但从那时起，侯仁之的研究兴趣和方向已经从传统的沿革地理渐渐向现代意义的历史地理学转变。

1946年，侯仁之学术历程的转折点。这一年他来到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先后师从于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的创办人罗士培教授和英国现代历史地理学最重要的奠基者和建设者达比。达比对历史地理学的理解是，现代地理景观的空间特征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经过长期的自然和人来改造的。达比的学术思想对侯仁之影响很大。

1950年，侯仁之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标志着他对历史地理学在理论认识上的成熟，也标志着他和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学在思想上的决裂。从此，一个新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学逐步建立。

一个人与一座城

 对北京，侯仁之说自己是“知之愈深，爱之弥坚。”北京不仅是他生活了几十年的第二故乡，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为了这个对象，温和的侯仁之常常迸发出勇士般的豪情。

 对卢沟桥的保护，正是如此。“文物古迹是城市文脉的载体，丢了它们，就丢了城市的记忆”，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卢沟桥疲惫不堪，破损严重。侯仁之心急如焚，当即写出《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不久，北京市政府决定进行整修。此后，卢沟桥不仅多次整修，还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被列为旧城外的1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和申报世界遗产的后备名单。

让侯仁之放心不下的，还有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后门桥。后门桥是历史上北京城址转移的一个标尺，是元大都城市规划的起点。1998年，已近90高龄的侯仁之建议把什刹海的水引过后门桥，恢复后门桥下的水上景观，正是这个建议，使得历史上中轴线的最初设计起点焕然一新。

对北京这座城，侯仁之到底有多爱？北京大学前后二十几届的学生都是见证者。从20世纪50年代起，每年北大新生入校听的第一堂课，就是“侯仁之讲北京”，这一讲，就是20多年，直到侯仁之年事高了为止，这也成为北大的一桩美谈。

一个人与一项工程

 侯仁之有多个美誉，有人称他为“活北京”，有人赞他为“北京史的巨擘”，而更多的人熟知他，是因为他是“我国申遗第一人”。

1980年春，侯仁之在美国考察期间，第一次听说国际上有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尽管当时公约诞生已10多年，但在国内还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回国后，侯仁之立即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提案，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提案获得通过。不久，中国终于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故宫、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一批成功入选的世界遗产。

晚年，先生长居燕园。只要是阳光好的日子，先生便会坐在轮椅上，由女儿推着散步，每每走到未名湖畔，研究了一辈子历史地理学的先生都会说，“多少时光过去了，它依然是这样……”

是的，他依然是这样。百岁人生，行走天下，守望大地。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摘编自《人民日报》）

陆地上的船

谢志强

    早晨，太阳刚刚升起，他便站在晒谷场上，一只手叉在腰间，一只手一挥，像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他喊：起锚，出航！

    爹叹了一口气说，疯子的船又出海了。

    我好奇地望着他。我没见过海，没见过航船。他迎着照进山岙里的阳光，穿着整齐的制服，很威武，很气派。阳光勾勒出他的剪影。

    晒谷场周围是一块块水田，绿茵茵地连向山岭。接着，他开始踱步。我观察了好些天，他从晒谷场的东头慢慢地走向西头，沉思的样子。晒谷场铺着水泥。

    我发现，他绝不多走一步，接近晒谷场的边缘，他又折回身，继续走。他的皮肤黝黑，不是山民那种黑。是海风吹出的黑，父亲告诉我。我想象大海无遮无拦的阳光。

    他走得那么准确。爹说他那条船跟晒谷场差不多大。那么大一条船，我想，一个移动的晒谷场，周围的绿田不是像平静的海水吗？

    爹说，别去打扰他，可怜的船长。一个失去了船的船长。我对他生出敬意，他的身材魁伟，把那一身制服撑得板板直直，好像挂在衣架上边那样。

    太阳在不知不觉升起，有一竿子高了，他仍重复着踱步——那是他在甲板上散步。我希望他脚下的晒谷场能够航行。他踱步的时候，晒谷场仿佛在飘移。他的制服衣襟在山风里猎猎抖动。

    可是，天阴下来了，不知哪里钻出来了乌云，发酵似地膨胀，遮住了太阳。他停下脚步，四处张望，甚至，双手圈成两个圆，罩在眼眉前。父亲说那是他的望远镜。

    爹示意我们——村里的几个小伙伴都来了，他们想嚷嚷——不要出声，其实，我真想赶过去，登上他的船。

    他举起双臂，说，全体注意，风暴来啦，各就各位，保持航速！

    我们乐了。他焦虑不安地跑起来，跑到船头——晒谷场的东首，他用脚踢踢摊在地上的稻谷，说赶快采取措施，海水漫进舱里了。

    他开始寻找什么，大概是桶之类的东西，舀海水。他忙乎着踢稻谷，金色的稻谷飞起，我的娘撩起围裙揉在手里，对我的爹说，你去劝劝他，这样糟蹋粮食。

    他喊：快，水泵，都躲起来干嘛！他四顾着，像是寻找想象中的船员。我们沉不住气了，真想赶过去帮他一把。

    他冲着我们喊：胆小鬼，你们丢下船逃走呀！你们过来！我命令你们过来。大海可饶不了你们！

    我瞧了一眼爹。爹低声说：别过去，他疯病发了，发过一阵就会好转呢。

    我真想过去支援他，他需要帮手。我见他像热锅上的蚂蚁那样，在晒谷场上疯狂地奔跑，我真不忍他那么孤独，可能我们过去，能够安慰他——他是我们家族中惟一见过大世面的人物了，我曾替我这个二叔自豪，可是，他回来的时候，人家指着脑袋说他受了刺激。

    他终于停下来，哭腔哭调地说：沉了，沉了，我们的航船，沉了，你们都逃吧，鲨鱼不会放过你们。

    据爹说，他那条船，在一场海上风暴里航行了一天一夜，最后，接近了一个无名小岛，触了礁。

    太阳钻出乌云。他的声音低下来，说，沉了，沉了。似乎在念咒语。我看着环绕着小山村的山岭，好似晒谷场在下沉、下沉。

    他走出晒谷场，朝我们走来——登上小岛。他的神色又恢复了正常，像经历了一场海上风暴，现在，他的表情呆滞、淡漠。他根本没看我们一眼，似乎我们不存在，他穿过我们中间，径直地走进他的屋子。

    我们踏上了他的航船——晒谷场，整平了踢乱的稻谷。我学着他的样子，在场上走，想体验当船长的感受。还是我出生以来看惯了的小山村——晒谷场，可是，刚才（每天他都要演绎一场出航的仪式，只是今天意外，出现了阴天）那场“沉船”的风暴就发生在这儿。大海无情，我想着遥远的大海，我长大了一定要去见识大海！

死 鸟

冯骥才

    天津卫的人好戏谑，故而人多有外号。凡有外号，必有一个好笑的故事，比方贺道台这个各色的雅号——死鸟。

    贺道台相貌普通，但真人不露相，他的能耐有两样，一是伺候头儿，一是伺候鸟。

    伺候上司的事是挺特别的一功。整天跟在上司的屁股后边，跟慢跟紧全都不成。而且光是赛条小狗那样跟在后边也不成。还得善于察言观色，摸透上司脾气，知道嘛时候该说嘛，嘛时候不该说嘛；挨训时俯首贴耳，挨骂时点头称是。你要是耐不住性子，皱眉撇嘴，露出烦恼，那就官儿不是愈做愈大，而是愈做愈小——就这种不是人干的事，贺道台却得心应手，做得从容自然。人说，贺道台这些能耐都出自他的天性，说他天生是上司的撒气篓子，一条顺毛驴，三脚踹不出个屁来，对么？

    伺候鸟的事也是另外一功。别以为把鸟关在笼子里，放点米，给点虫，再加点水，就能又蹦又跳。一种鸟有一种鸟的习惯，差一点就闭眼戗毛，耷拉翅膀；一只鸟有一只鸟的性子，不依着它就不唱不叫，动也不动，活的赛死的差不多。人说贺道台上辈子准是鸟儿。他对鸟儿们的事全懂，无论嘛鸟，经他那双手一摆弄，毛儿鲜亮，活蹦乱跳，嗓子个个赛得过在天福茶园里那个唱落子的一毛旦。

    过年立夏转天，在常关做事的一位林先生，带给他一只八哥。这八哥个大肚圆，腿粗爪硬，通身乌黑，嘴儿金黄；叫起来，站在大街上也听得清清楚楚。贺道台心里欢喜说：“公鸡的嗓门也没它大。”林先生笑道：“就是学人说话还差点。它总不好好学。怎么教也不会，可有时不留神的话，却给他学去了。不过，到您手里一调理，保准有出息。”贺道台也笑了。说道：“过三个月，我叫它能说快板书。”

    然而，这八哥好比烈马，贺道台用尽法子，它也学不会。贺道台骂它一句：“笨鸟。”第二天它却叫了一天“笨鸟”。叫它停嘴，它偏不停。前院后院都听得清清楚楚。贺道台用罩子把笼子严严实实罩了多半天，它才不叫。到了傍晚，太太怕把它闷死，叫丫鬟把罩子摘去，它一露面，竟对太太说：“太太起痱子了吧？”把太太吓了一跳。再一想，这不是前几天老爷对她说的话吗，不留神竟给它学去了。逗得太太格格地笑半天。待贺道台回来，对老爷说了。没等她去叫八哥再说一遍，八哥自己又说：“太太起痱子了吧！”

    太太说：“没想到这坏东西竟这么聪明。”

    自此，贺道台分外仔细照料它。日子一长，它倒是学会了几句什么“给大人请安”“请您坐上座”“您走好了”之类的话，只是不好好说。可是，它抽冷子蹦出几句老爷太太平时说的“起痱子”那类的话，反倒把客人逗得大笑，直笑得前仰后合。

    知府大人说：“贺大人，从它身上就知道您有多聪明了。”

    贺道台得意这鸟，更得意自己。这话就暂且按下不提。

    九月初九那天，津门百姓照例都去登阁，俗称九九登高。这天直隶总督裕禄也来到了玉皇阁，兴致非常好一口气直爬到顶上的清虚阁。随同来的文武官员全都跑前跑后，贺道台自然也在其中。他指着三岔河口上的往来帆影，说些提兴致的话，直叫裕禄大人心头赛开了花。从阁上下来，贺道台便说，自己的家就在不远，希望大人赏脸，到他家去坐坐。裕大人平日决不肯屈尊到属下家中作客。但今日兴致高，竟答应了。官员跟随左右，骑龙驾虎一般去了。

    贺道台的八哥笼子就挂在客厅窗前，裕大人一进门，它就叫：“给大人请安。”声音嘹亮，一直送进裕禄的耳朵里。

    裕大人愈发兴高采烈，说道：“这东西竟然比人还灵。”

    贺道台应声便说：“还不是因为大人来了。平时怎么叫它说，它也不肯说。”

    待端茶上来，八哥忽又叫道：“这茶是明前茶。”裕大人一怔，扭头对那笼子里的八哥说：“这是你的错了。现在什么时候了，哪还有明前茶？”上司打趣，下司拾笑。笑声贯满客厅，并一齐讪笑八哥是个傻瓜。

    贺道台说：“大人真是一句切中了要害。其实这话并不是我教的，这东西总是时不时蹦出来一句，不知哪来的话。”知府笑道：“还不是平日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想必贺大人总喝好茶，它把茶名全记住了！”

    裕禄笑道：“有什么好茶，也请裕禄我尝尝。”

    大家又笑起来。但八哥听到了“裕禄”两字，忽然翅膀一抖，跟着全身黑毛全竖了起来，好赛发怒，声音又高又亮地叫道：“裕禄那王八蛋！”满厅的人全怔往。其实这一句众人全听到了，就在惊呆的一刻，这八哥又说一遍：“裕禄那王八蛋！”说得又清楚又干脆。裕禄忽地手一甩，把桌上的茶碗全抽在地上，怒喝一声：“太放肆了！”贺道台慌忙趴在地上，声音抖得快听不见：“这不是我教给它的——”话到这里，不觉卡住了。他想到，八哥的这句话，正是他每每在裕禄那里受了窝囊气后回来说的。怎么偏偏给它记住了？这不是要他的命吗？他浑身全是凉气。

    等他明白过来，裕禄和众官员已经离去。只他一个人还趴在客厅地上，他突然跳起来，朝那八哥冲去，一边吼着：“你毁了我！我撕了你，你这死鸟！”

    他两手抓着笼子一扯，用力太大，笼子扯散，鸟飞出来，一把没有抓住。这八哥穿窗飞出，落在树上。居然把贺道台刚刚说的这话学会了，朝他叫道：“死鸟！”

    贺道台叫仆人们用杆子打，用砖头砍，爬上树抓，八哥在树顶上来回蹦了一会儿，还不住地叫：“死鸟！死鸟！死鸟！”最后才挥翅飞去，很快就无影无踪了。

    自此，就得了“死鸟”的外号。而且人们传这外号的时候，还总附带着这个故事。

（有删改）

小包袱

    单冬花开始整理她随身携带的小包袱。包袱有枕头那么大，针头线脑都装在里面。儿子张孝德常笑话她的小包袱，说里头不一定都装着针头线脑，一定还有什么秘密宝贝，无论是到弟弟家住还是到北京住，一直不离她身。

    女儿张小梅从乡下来接母亲回家，瞅着一个傍晚单冬花和菜市场认识的老乡告别的机会，悄悄打开了包袱。包袱里包着包裹，打开里面发现是一个一个信封，信封上缠着红红绿绿的线，缠绕得严实。信封里装了内容，有厚有薄。张小梅猜想是钱，神秘地说：“妈的包裹里放了钱。”张孝德说：“姐，你没事闲着，妈每天看她的包，你动了她准知道。”

    看着母亲的小包袱，用小毛巾、旧布块、塑料纸里三层外三层地包着的一个小包包，小包包里有四十多个信封，信封都是自己早年当兵时给家里写信用过的牛皮纸信封，封面的字迹还清清楚楚。张孝德忽然觉得应该给母亲的小包袱拍个照，他用手机拍下了包袱和包袱里的信封，把图发到微信群里并写下一段话：深刻的亲情是不能被浅薄的快乐填满的，一想到城市生活那些背后的空洞无物，我就惶恐不安。看着母亲的小包袱，我想起了童年、成长和对母亲的感情，我好痛恨自己不能用语言表达对母亲的爱意。

    天快黑的时候，单冬花回来了。她直奔自己的卧室，打开灯，掀起枕头发现包袱动过了，信封没有动。她明白是闺女张小梅动了，单冬花不喜欢闺女，再孝顺的闺女也是人家的媳妇。单冬花一时不想揭穿闺女的把戏，她知道闺女是心焦包袱里的钱，可包袱里的钱不心焦她。

    终于到了回乡的日子。单冬花紧紧抱着她的小包袱，看着小梅和孝德大包小包的提着。包多手少，张孝德建议把小梅的一个小提包和母亲的小包袱捆绑在一起。正捆着，公交车来了。夜色迷蒙，路灯朦胧，张孝德架着单冬花上了车，小梅提着大小包包随后上车。

    公交车行驶了四十分钟到达火车站。下车后开始清点行李，单冬花说：“把我的小包袱给我，拿惯了，手里空空的，总觉得少了什么。”

    包袱不在了。

    张小梅以为单冬花拿着，单冬花以为是张小梅取着，都急得团团转。

    单冬花说：“出门时我拿着，上车时孝德说要和小梅的提包系在一起，我明明知道小梅从我手里接走了包袱。”

    张小梅说：“妈的包袱啥时候舍得叫旁人拿，我还有福气拿？我是真没有见。”

    单冬花腿软得不由得要往地上坐，哽咽着说，两万多块钱呢。一家人不说话了，谁也没想到单冬花的包袱里有这么多钱。

    短暂的沉默后，大家开始回忆当时的细节。孝德想也许是忘记把那个包袱带下车了，立即拦下一辆出租车，向公交汽车下一站追去。半个小时后，孝德回来说车上没有。孝德说我快发微信，或许可以帮上忙。

    小梅突然想了起来，说：“我的手机还放在那个包袱里边。整理包袱时想着妈的小包袱最重要，手机也最重要，顺手就塞进去了。”孝德问：“是否开着机？”小梅说：“开着。”孝德急忙拨号，结果是关机。

    人流拥挤着开始进站，单冬花腿上是一点儿气力都没有了。张孝德仿佛感受到了母亲此时的痛苦，搀扶着，在一旁反复安慰母亲，说破财免灾，只要您健康长寿；更何况，如今的社会还是好人多，大都不在乎您这点钱，人家捡到后一定会给咱送回来；放心回家，不等火车到家就会有好消息，城里的派出所神速着呢。

    安顿她们上车后，张孝德立即给家里外甥的银行卡打了一万五千元，并让外甥告诉姥姥说警察当天上午就找到捡包的人，要回了钱，剩余的钱作为感谢费送给好心人了。张孝德再三叮嘱不要说漏嘴。

    回到家，在给母亲的电话里，张孝德说：我们自己不小心，包袱丢到车上了，被一个好心人捡着，他通过派出所找到我们，包袱里的东西都完好着呢。

    单冬花还是不信，说，包袱里的东西你都清点了？

    张孝德说，清点了，零票都换成整钱了。

    单冬花说，我那些信封里还有东西呀，千万不敢丢了，你可放好了？

    是什么东西呢？张孝德一时语塞，假装手机信号不好，说，妈，你说啥，听不清楚你的话。

    单冬花大声说，我那些信封里一多半不是钱，是你的信呀，是你当兵时寄来的信。我百年后要带给你爸的，也好叫你爸知道我是怎么养大他的儿子的呀。

    张孝德拿着手机流泪应着，都在，妈，钱在信也在。

    张孝德回家找出一沓旧稿纸，坐在桌前，他在想，二十多年前给母亲写过的信里都是什么内容呢？那些内容他是彻底忘记了。

    张孝德提笔写下一行字：妈，我在部队想家了。

    接下来呢？文字还能在一个人的疼痛中生长吗？

（摘编自《小说月报》2016年第3期，作者葛水平，有删节）

“铁拐李”传奇

陈圣芳

    他，拄着拐杖，个子瘦瘦高高的，是一个流浪乞丐，身背很多口袋的褡祾，每天走村串户地乞讨，像一个行脚僧，人们背地里都叫他“铁拐李”。

    “铁拐李”讨米很特别，用手抓的米他是断然不会要的。原来一个刁顽尖滑的大嫂，把一只紧捏的空手放进米袋子，然后从他袋子里面带出一大把米来。

    铁拐李乞讨没有定性，走哪是哪。天黑了，随便睡在学校或者队屋廊檐下，将身子蜷缩成大虾米，囫囵睡去。当天放明时，又不知所踪了。而一方方的墙壁上，却用土坷垃划写满了诗文。湾子里的斋儒老先生曾经教过私塾，他一手捻着他那稀稀落落的几缕白胡子，一边摇头晃脑地吟哦着，一脸的陶醉。

    “铁拐李”他有时也会给湾里的剃头匠几分钱，让剃头匠将他那乱茅草一样的头发理得顺顺当当的，但是他那飘然若仙的胡子他是一定不会剪的，而且，他每次去河边洗碗时，都会把胡子润湿，对着水面捋了又捋。然后把碗刷的贼亮，像猫子舔了似的。

    “铁拐李”虽然疯癫时六亲不认，举起拐杖见人就打，见狗就追。一旦安静下来，他又特别喜欢孩子。那天他在苕货家门口发现苕货在写字，便蹑手蹑脚笑眯眯地走了过去，在后面认真地端详着，并且细声细气地告诉苕货：你发倒笔了，这个勾是“利刀勾”，这个不是这样的，是“宝盖头”，上面没有一点……他告诉苕货很多以后，当再遇见苕货时，他还不忘在他的草稿纸上教几个字，过几天他回来时，他一定会考考苕货，如果苕货回答正确了，他会像变戏法一样，变出一把把花花绿绿的豌豆糖来，赏给苕货。

    有段时间，“铁拐李”突然不疯癫了，他居然背了一个上面印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毛泽东”的书包，一步一拐地走学校赶乡集，卖他用澴河潭坡上的泥巴做出来的口哨。

    那泥巴做的口哨的确精妙绝伦，有高音的，有中音的，也有低音的，五颜六色，煞是好看。如果哪个小朋友吹的好，他会摸摸他的小脑袋，笑眯眯地说，拿去吧，不要钱。得到哨子的孩子像过年般的高兴，于是刹那间，满湾子从南到北都是“蛐蛐”般忽高忽低的泥巴口哨声。不过，他尤其喜欢苕货，他看见苕货往往会送他几个五颜六色的泥巴哨，并且还要当面给苕货做示范，同是“蛐蛐”几声，却别有一番韵味。等到学生上课后，他就默默地站在教室的廊檐下，看着琅琅读书的孩子，一脸笑意。有一次，他在走廊小黑板前伫立良久，然后捡起地上的粉笔头，在黑板上涂改起来。一个老师发现了，便吼了几声，吓得铁拐李一溜烟跑了。那老师过来一看却愣住了，原来他修改了一处语法错误。

    从此以后，这位老师便特别关注起铁拐李来。有一天，他路过铁拐李寄住的废砖窑时，看到一个漂亮的城里女子，对着铁拐李声泪俱下地说着什么，而他却有滋有味吃着讨来的米饭，理也不理。后来那女子伸手去拉铁拐李，不料一下子惹恼了他，他挥舞着拐杖，吼道：“你滚，你滚，我不要你管……”那位老师忙躲到一边，看见那女人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废砖窑。后来听人说铁拐李原来是一所大学的教授，因为说错了一句什么话划成右派，加上妻子闹离婚，所以就成了流浪的疯子；还有的人说，那个女人是他的学生，很是崇拜他，知道了恩师落脚地后，踏破铁鞋不远千里赶到这里……打这天起，铁拐李就突然从人们的视线里悄然消失了。

    开始还有人念叨一下：铁拐李好长时间没有来讨饭哩？再后来，铁拐李这个名字就像从澴河上游冲下来的一截树枝，在河湾汊里打个转顺流而下，一去无踪。

    而当“铁拐李”这个名字，再次被人提起时，已是十几年后的一天了。那天，已考取博士生的苕货，给家里寄来一张他和导师以及师母的合影。邻居们呼啦一下子围过来看，马上有人说：“咦！师母好年轻啊，怕要比导师年轻不少哩。”突然有人叫了一声：“这苕货的导师，有点像铁拐李呢。”大伙围过来一看，“呵呵，别说，还真有点像哩！”马上就有人说了：“瞎说，一个要饭的，一个是导师，八竿子也打不着呀！”苕货娘说，那好办，我打电话问问就知道了。

    于是苕货娘在一圈人的注视下，拨通了电话：“喂，苕货，我问你一件事情哈……”

（选自《2015年中国小小说精选》）

老八杂

迟子建

    丢丢的水果铺，是老八杂的一叶肺。而老八杂，却是哈尔滨的一截糜烂的盲肠，不切不行了。

    老八杂不是街名，而是一处棚户区的名字。这是一带狭长的房屋，有三十多座，住着百余户人家。房子是青砖的平房和二层的木屋，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它们倚着南岗的马家沟河，错落着排布开来，远远一望，像是一缕飘拂在暮色中的炊烟。这儿原来叫四辅里，只因它芜杂而喧闹，住的又多是引车卖浆之流，有阅历的人说它像“八杂市”。因有过“八杂市”和“新八杂市”，人们就叫它“老八杂市”。不过缀在后面的“市”字有些拗口，时间久了，它就像蝉身上的壳一样无声无息地蜕去了，演变成为“老八杂”。别看老八杂是暗淡的，破败的，它的背后，却是近二十年城市建设中新起的幢幢高楼。楼体外墙有粉有黄，有红有蓝，好像老八杂背后插着的五彩的翎毛。

    老八杂的清晨比别处的来得要早。无论冬夏，凌晨四五点钟，那些卖早点的、扫大街的、开公交车的、卖报的、拾废品的、开烟铺的、修鞋的、打零工的，纷纷从家里出来了。他们穿着粗布衣服，打着呵欠，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到了夜晚，他们会带着一身的汗味，步态疲惫地回家。别看他们辛劳，他们却是快乐的，这从入夜飘荡在老八杂的歌声中可以深切地感悟得到。    老八杂的人清贫而知足地活着，它背后那些高档住宅小区却把它当成了眼皮底下的一个乞丐，怎么看都不顺眼。春天的哈尔滨风沙较大，大风往往把老八杂屋顶老化了的油毛毡和院落中的一些废品刮起，树静风止时，那些沿河而行的人，就会看见哈尔滨这条几近干涸的内河上，一带垃圾缓缓地穿城而过，确实大煞风景。

    老八杂除了在风天会向城市飘散垃圾，它还会增加空气的污染度。由于这里没有采暖设施，到了冬天，家家户户都要烧煤取暖，烟囱里喷出一团团的煤烟，逢了气压低的日子，这些铅色的烟尘聚集在一起，呛得人直咳嗽，好像盘旋在空中的一群黑压压的乌鸦。还有，由于电线的老化，这里火灾频仍，而老八杂的街巷大都逼仄，消防车出入困难，一旦大火连成一片，后果不堪设想。

    改造老八杂，势在必行了。

    政府经过多次论证，下决心要治理这处城市的病灶了。工程立项后，实力雄厚的龙飘集团取得了对老八杂的开发权。丁香花开的时节，他们就派人来对现有住户的住房面积进行实地测量，并将动迁补贴的标准公示出来。如果不回迁，按照每平方米两千五百元的标准进行补偿；如果回迁，每平方米要交纳四百元的小区“增容费”。也就是说，将来你若想在老八杂生活，即便是住原有的房屋面积，每户至少也要交纳两到三万元，人们对此牢骚满腹。

    卖烧饼的张老汉说：“我住旧房子住服帖了，不想挪窝啊！我进了鸟笼子，被他们给吊在半空了，还得倒贴钱给他们，我疯了？”

    开发商设计的住房是沿马家沟河的四幢高楼，在高层住宅的下面，有三层的会所和两层的游泳馆。其余的地方种花种草，设置健身器材。

    尚活泉说：“我天天在外出苦力，晚上回家时腿都软了，那些健身器材，谁用啊！”王来贵说：“这地段的房价如今涨到四千块一个平方了，他们才给我们两千五，这不是打发叫花子吗？

    “我们这里一百多户连一栋楼都使不了，名义上是给我们改善条件，其实他们是靠我们的地皮发横财，咱们可不能上当啊。”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有人嫌住在高楼里不接地气，人会生病；有人嫌自家赖以为生的架子车没处搁，耽误生计；还有人嫌坐电梯头晕，等于天天踩在云彩上，不会再有好胃口了。

    动迁通知在六月份就张贴出来了，限老八杂的人在七月底以前，必须迁出。但大家不为所动，一如既往地过着日子。

    老八杂的人，但凡遇见难事，都爱凑到丢丢那儿请她拿个主意，虽说她是个女人，但却是老八杂人的主心骨。

    丢丢四十出头，长脖子，瓜子脸，细眯的小眼睛，喜欢戴耳环和梳发髻。喝松花江水长大的女孩，大都有着高挑的身材，丢丢便是。她有一米七，双腿修长。她的小腿圆润，大腿结实却不乏柔美，似乎你摆到她面前一双舞鞋，她就能踮起脚尖，轻盈地起舞。丢丢有着男人一样的剑眉，可以看出她性格的凌厉和豪爽；她又有着敦厚的嘴唇，让人能感觉到她为人的厚道。

    老八杂那些暗淡破旧的房子，据说是旧哈尔滨的“马市”。那时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车，“马市”也就兴起了。“马市”在，就有养马人。有了养马人，就要有娱乐。老八杂现存的半座米黄色的小楼，过去就是舞场，是一个俄国商人开的。它位于老八杂的腹地，主人就是丢丢。

(节选自中篇小说《起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