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滩

许畅

    天南走向大河边，一条船从对面芦苇丛中荡出，八九只鸭子扑打着游向两旁。“二哥！”他朝船上挥手。天南是来接外出闯滩的二哥的。

    远处是一个低矮小山坡，山坡上是一幢黄泥筑的房子。门前光秃秃的，长着一些棕黄的草。只有一棵歪脖子树立着，是好多年前雷打断的。

    二哥比七个月前瘦了不少。天南很想找些话说，二哥一坐下，天南就递给二哥他卷的烟：“尝尝吧。”二哥很久才注意到天南递过来的烟。“啊，好。”他的目光仍停留在堂前摆着的大哥和侈的相片。“二哥，”天南搓搓手，“今年我可十六了。”

    二哥拍拍天南，微微带着笑：“是，天南长大了，看上哪家姑娘了吧。”

    “才不是，我想跟你一起去闯滩。”

    二哥把烟一抖，面容一沉。天南站起来，他今年长得特别快，像春笋一样往上蹿，已经和二哥差不多高了。天南把手臂举着，臂上的肌肉凸出：“不信你捏，我长大了。”

    “不行。”二哥把烟在桌角上敲了敲，“你不行，你不知道有多危险，大哥已经没了！”

    “你不让我去，你自己行！”天南瞪大眼睛。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二哥好不容易回来了，自己又和他吵。“咱们家只剩两个了。”二哥叹了口气，进屋去了。

    晚上天南跟二哥背靠背睡。二哥压低嗓音叫他：“天南，睡了吗？”“还没。”“这次去做生意，货都被人半路劫走了。”“啊！”天南惊呼，“怎么会这样。”难怪接二哥时他系船的手有些发抖，下午也盯着大哥的相片发呆。

    “路上碰着一个奇怪的人，说我们家四代以后都不得闯滩。”

    天南许久没回话。他们家很早就有先辈闯滩，至此时正好四代。天南一时非常惊悚。

    “那人大约是算命先生一类的，在途中问我们讨水喝。”“我们家的经历他都算出了？”“这倒没有。” “那一定是胡说骗钱的，我才不相信。”

    “就算人人都不相信，我也不会让你去冒这个险。”

    天南想这莫不是二哥唬他的吧？可万一是真的呢？天南有些不敢往下想了。他盘算着明早去镇上把烟卖了，然后去找人算算。

    天没大亮天南就起床了，把上好的烟条放进背篓里。二哥不知去哪了。

    烟条没到正午就卖完了，他把铜子装袋子扎好。他一时不知找谁了。他们家的事这镇上谁都知道，任谁都能算出来。

    天南一路想一路走，路上的人都和天南打招呼。他一路走到河边上，又白又肥的鸭子在河里游着，一只只船泊在岸边，也不知以后开向何方。

    他从袋里摸到了昨天二哥搁在桌旁的小老虎模样的口哨，然后怕别人听见似的吹起来。

    “呜﹣﹣呜﹣﹣” 楼上的人探出头来：“哪家的？”

    “我是天南。”天南没有看楼上的人，对着河大声喊，“我是天南！”好像对自己说。

    “喂。”一个人拍拍天南的肩膀，是二哥以前的雇工。“你二哥可是回来了？”“是”天南看着他苍老的面孔很亲切。“回来了就好，我现在的主人请你上去坐坐。”“哪个？”

    “楼上的。”天南看见是那个先前问他哪家的人。“现在谁去闯滩可都归他管。”

    天南一下子失了兴趣，二哥一定欠了那人很大一笔钱吧。可是若是二哥不让他去，跟楼上的人闯也不是不可以。

    正在天南犹豫不定的时候，他听到二哥喊他：“走了，天南！”

    二哥拉着天南，说：“打扰了，日后再来拜会！”天南刚想说些什么，二哥就揪了他一下。

    河边的芦苇丛轻轻晃动，二哥拖着他越走越远，他频频回头。那个人还站在河边。

    “脑子里的事不要想了，只要我在你就别想去闯滩。”二哥的手温热，天南不答话。

    “听到没？”“嗯。”天南不甘心，扭头又往回望。

    天南认为一个男人就应该出去闯一闯，但是死，他有些不敢往下想。他其实信二哥对他说的话，但天南就只想去试试。

    他摸摸袋子里的铜子，差不多再攒上个一年，快的话十个月就够了。他就可以撑船去外面了，他内心隐隐跃动。二哥察觉到什么似的盯着他的眼睛。

    河边好像又有船靠岸了，有些喧哗。天南抬起头来，我是天南，我才不怕。

    等人们散去，大河又恢复了宁静，有些人回来了，有些人永远没回来。天南在等着这样一个出去的时候，多少人等着这样一个回来的时候。

（节选自《小小说月刊》）

捞月亮的母亲

石兵

    捞月亮的人，是一位母亲。

    在那个川藏交界处的偏僻山村里，我遇到了她和她时年六岁的儿子。彼时我还只有二十出头，心性不定，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那座贫瘠的大山是我在天黑之后来到的地方。我支起随身携带的帐篷，准备在野外过上一夜，就在似睡非睡之际，我听到远处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

    我顿时睡意全无，连忙小心地坐起身来，慢慢拉开帐篷一角。很快，顺着声响传来的方向，我看到一个提着水桶的女人领着一个脏兮兮的小男孩，披着漫山的月光从山下走来。

    我屏住呼吸，这时已经接近午夜，居然还有人来山上汲水，种种灵异传说让我不寒而栗。可是，母子俩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山路旁边突兀而出的帐篷，女人一手提着水桶，一手牵着男孩，两人一言不发，不疾不徐地走着，只是短短几分钟，便在我视野中只留下了模糊的背影。

    好奇心最终让我战胜了恐惧，我走出帐篷，小心翼翼地追着他们的背影。我远远地看到母子俩停下了脚步，那里居然有一口水井。

    我已经确定，这只是一对普通的山村母子。于是，我大着胆子走上几步，终于听到了女人的话。

    “只有这个时候，井里的月亮才最大最圆，狗儿莫急，娘给你捞一个上来，回家以后放在你的床前。”女人的乡音十分绵软，不像山里女子所固有的泼辣。

    “娘，月亮落在水里，是不是就被洗干净了，不像在天上那样模糊得让人看不清楚了？”儿子稚嫩的声音充满了期待。

    女人顿了一顿，说：“狗儿说得对，月亮被水洗了以后，可好看了，就像狗儿的眼睛一样好看。”

    听了母亲的话，小男孩笑了起来，奶声奶气的笑声顿时让幽黑沉默的大山有了勃勃生机。

    女人用力地从井中提出水桶，然后弓着腰提起水桶，另一只手牵着小男孩，吃力地踏上了归途。刚走上十几步，瘦弱的母亲就要休息一下。

    我快速来到他们的面前。在寂静的午夜，这对母子竟对我这个不速之客没有丝毫的不安与恐惧。

    我说：“大嫂，我来帮你提水吧。”

    女人没回答我，自顾自地说：“你是刚才路边帐篷里的游客吧，这山上很凉，收了帐篷跟我们到家里休息吧。本想下山时再叫醒你的，没想到你跟着我们上了山。”

    原来，她早就发现路边的帐篷和我了，也许只是早已司空见惯，所以没有刻意多看几眼罢了。

    走近以后，我才发现小男孩的眼睛似乎有些问题。女人对我说：“狗儿眼上有病，长了白疮，你们城里人叫白内障，我正在攒钱给他治。这不，白天我给人纺丝线，晚上才能照管家里的田地。刚刚忙完，想起家里没水，才在这个时候上山。”女人接着说：“狗儿爹去了城里打工，那里挣钱多一些，家里就只有我和狗儿了。”

    我没有再说话，默默地提起水桶，慢慢地跟着母子俩下了山，一路来到了女人位于半山腰的家里。

    这个小村落只有三四十户人家，同样的贫穷让女人无法得到他人的帮助，可女人跟我说起这些时却一如既往地平静。她说，乡邻们已经帮了她很多，不能再麻烦人家了。

    我躺在外间屋原本属于这家男人的床上，听到了母子俩在睡前的交谈。

    儿子说：“娘，我想爹了，今天山上遇到的那个人好像爹啊，个子一样的高，手一样的有劲，可我就是看不清他的模样。”

    母亲说：“狗儿，快睡吧，睡着了，就能见到你爹的样子了。再过上半年，咱们就去城里找他，治好你的眼睛。狗儿知道吗？你的眼睛跟天上的月亮一样好看，娘就是这条命不要了，也要让你看清楚你想看的。”

    或许是怕打扰到我，母子俩说话的声音很轻很轻，我却早已听得泪流满面。

    第二天一早，我匆匆赶回城里，用最快的时间联系好一家医院，然后找朋友开车来到大山里接这对母子去医治眼患。面对他们的道谢，我竟羞愧得无地自容。

    那位捞月亮的母亲或许并不知道，她捞起的并非只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美好愿望，更有一个旁观之人的迷途之心。只有我自己知道，当时的我正因为一场懵懂爱情的破灭而选择了放逐与放纵，却忽略了这世间还有那么多更加珍贵的事物，譬如四处寻找我的焦虑父母，譬如被青春之雾迷失视线的纯真心灵，譬如这世间那么多的温暖与悲凉、伤痛与希望。

（选自《小小说月刊》，有删改）

34个鸡蛋

    李暖暖从家里跑了。

    李暖暖是跟她爸赌气走的。原因很简单，她已经快混完大学，马上就可以拿到毕业证了，理所当然地要求她身份显赫的爸爸给她找一份好工作。李暖暖的爸爸说：“你做梦吧。”

    李暖暖去的地方，是甘肃和青海交界的一个小地方。那也不是李暖暖盲目跑去的，学校早就动员他们去西部做志愿者，李暖暖只是一赌气报了名而已。

    半年后，在李暖暖她妈也就是我二婶的要求下，我决定趁着出差的机会去看看她。

    可以想像我的行李有多重，大包小包的包裹里，竟然还有果冻和巧克力。李暖暖的妈妈说，那是李暖暖最爱吃的。没办法，我就拖着几大袋子的零食上火车，下火车，转大巴，下大巴，再转小公共汽车，结果还要步行三公里。那里全是土路，又刚刚下过雨，泥泞得根本抬不动脚。

    而就在我决定扔掉那个装果冻的袋子时，碰到一个赶着毛驴车的男人。得知我找李暖暖，他二话没说就把我连人带东西全放在毛驴车上。半个小时后，他将我带到了那个镇。很小很小的一个镇，只有一条街道，两旁的房子低低的旧旧的，走到那条街的尽头，转个弯，男人指着一个低矮围墙围起的院子说：“那就是学校。”

    下课了，许多孩子跑出来。男人跟一个孩子说了什么，那个穿着补丁衣服的小男孩飞快地跑进一间教室，拉了一个女孩出来。

    女孩穿简单的黑色纯棉T恤和黑色牛仔裤，乌黑的头发短而整齐。她抬起头来看我。那个瞬间，我看清了女孩的面容。我心疼了。我的堂妹李暖暖，她黑了，瘦了，她还剪掉了她一直最最喜欢的长头发。

    “李大强！”李暖暖在呆了片刻后大喊一声，一把就抱住了我。身边那些孩子不明所以然，在我们拥抱的时候，哄笑着围在了一起。等李暖暖终于从我怀里抬起头时，我看到她哭了。

    那天下午，李暖暖在镇上最好的一家饭店招待了我，还有她的三个学生。李暖暖说，他们是班上最穷的孩子，可能只有春节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肉。那顿饭，我几乎吃不下去，只陪她一起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地吃着。我说再要两个菜，却被她制止了，她小声说：“我不想让他们知道别人可以生活得很优越，也不想让他们为此过早地自卑。”

    吃过饭，李暖暖叮嘱几个孩子回家，然后我们回到了她的宿舍。李暖暖说，这是全校最好的房子，窗子是玻璃的。墙壁显然是刚刷过不久，不均匀的白色石灰覆盖不住曾经的许多污渍。

    “暖暖，”我说，“反正也快半年了，你跟我回去吧。”她摇头，很坚决地说：“不行，我答应了这些孩子，一定把他们送到初中！”

    原本，李暖暖和她爸赌气，非要去个最穷的地方，以折磨自己来惩罚她爸。结果，她就来了，但她来后还没放下行李就后悔了。她没见过这么穷的地方，还有那么破的学校，那些教室的窗子竟然冬天全部都堵上，夏天全部敞开，根本没有玻璃。还有那些孩子，都是脏兮兮的……

    李暖暖当时就想走了，但是她没有走掉，因为所有孩子的家长，竟然都在学校里等她。那些面容卑微的家长等在那里，是为了给她一个愿意来教孩子们英语的老师鞠躬的。当那些乱蓬蓬的脑袋一齐低下去，李暖暖的脚就被钉在了那里，花白头发的校长拿过了她的行李……

    李暖暖的班里有32个学生，从她上课的第一天起，第一排的第一个孩子，拿了一个鸡蛋给她，说是她妈让拿的。第二天，第一排第二个孩子也拿了一个鸡蛋给她，那是个羞涩的男孩，给她鸡蛋时脸红红的，不说话……结果32个孩子每天都轮流着拿鸡蛋给她。她以为鸡蛋都是大人让拿过来的，直到有一天，她收到第34个鸡蛋的那天，那个羞涩的不说话的男孩第二次给她鸡蛋，而男孩的奶奶找到了学校告状，说孙子偷家里的鸡蛋。这时她才知道了真相：为了留住她，那些孩子商定，每天送她一个鸡蛋。那个男孩叫路生，早早就没了父母，与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

    那天，她抱着那个脏兮兮的男孩放声大哭。在牛奶巧克力中长大的李暖暖，隐藏在心底23年的爱心，被34个鸡蛋瞬间唤醒了。

    晚上，我和李暖暖在屋里分那些果冻和巧克力。她分得非常仔细，专注的样子很像一个给孩子分食物的母亲。

    第二天，李暖暖把我送到车站。在车站，李暖暖一直叮嘱我回去要给她集资，说：“越多越好，没钱给东西也行，给什么要什么。”然后，依旧怨怨地说：“跟我爸要，就说我需要20万赎身。”

    我答应着，心里始终酸酸的。

    李暖暖，她认真了，她在认真地过着她现在的生活。

    我知道有一天，李暖暖会离开那里，回到她曾经生活的地方，可是回来的，已经不会再是曾经的李暖暖。她爸说，等到暖暖回来，我要让她去她想去的地方……

    临走，我把这话传给李暖暖，她呵呵地笑，说：“这老头，我原谅他了。”

万卡

契诃夫

    万卡·茹科夫，一个九岁的男孩，三个月前被送到鞋匠阿里亚欣的铺子里做学徒。在圣诞节的前夜，他没有睡觉。等到老板夫妇和师傅们去做晨祷了，他从老板的橱柜里取出墨水瓶、笔尖生锈的钢笔，在面前摊开一张皱皱巴巴的纸，开始写信。在动笔写信前，他好几次战战兢兢地回头去看几下门和窗，斜过眼去望了望阴沉沉的圣像和那两旁摆满鞋楦头的架子，断断续续地叹气。纸铺在长凳上，他在长凳前面跪着。

    “亲爱的爷爷，康司坦丁·马卡雷奇！”他写道，“我在给您写信，向您贺祝圣诞节，愿上帝保佑您万事如意。我没爹没娘，只剩您一个亲人。”

    万卡把目光移到黑魆魆的窗户上，窗上映着蜡烛的影子。他生动地想起他的爷爷康司坦丁·马卡雷奇，瓦列夫老爷家的守夜人的模样。那是个矮小精瘦而又机灵活泼的小老头，年纪约六十五岁，老是笑容满面眯着醉眼。白天他在仆人的厨房里睡觉，到夜里就穿上肥大的羊皮袄，在庄园四周走来走去，不住地敲梆子。他身后跟着两条狗，耷拉着脑袋，一条是老母狗卡希坦卡，一条是泥鳅，它得了这样的外号，是因为它的毛是黑的，而且身子细长，像是黄鼠狼。也许他爷爷正站在大门口，眯起眼睛看乡村教堂红光耀眼的窗，穿着毡靴的脚有节奏地踩着步子，跟仆人们说笑。他还给狗闻鼻烟。卡希坦卡打喷嚏，皱了皱鼻子，感到受了欺侮，走到一边。泥鳅为了表示恭顺没打喷嚏，摇着尾巴。天气好极了，空气纹丝不动，清澈而新鲜。夜色黑暗，可是整个村子以及村里的白房顶，烟囱里冒出来的一缕缕烟，披着重霜而变成银白色的树木、雪堆，都能看清楚。繁星布满了整个天空，快活地眨着眼。天河那么清楚地显出来，就好像有人在过节以前用雪把它擦洗过似的。

    万卡叹口气，用钢笔蘸一下墨水，继续写道：“昨天我被狠狠地揍了一顿。老板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拖到外面，用皮条抽我，因为我在摇晃他们家摇篮里的婴孩时睡着了。上个星期老板娘叫我收拾青鱼，我从尾巴上收拾，她拿起青鱼，用鱼嘴往我脸上戳。在这儿吃的东西也没有，我常常吃不饱。亲爱的爷爷，您带着我离开这儿回家吧，回乡下去，要不我就没命了。”

    万卡撇着嘴，抽抽嗒嗒地哭了。“我会给您搓碎烟叶，”他接着写道：“为您祷告上帝，要是我做了错事，您就狠狠揍我。亲爱的爷爷，我再也熬不下去了，只有死路一条。我本想跑回村子，可是没有靴子。等我长大了，我会为这件事养您，不许人家欺侮您，等您死了，我会祈求您的灵魂安息，就像为我的妈妈彼拉盖雅祷告一样。”万卡猛然叹了口气，又凝神瞧着窗子。他想起爷爷每次到树林里去给老爷家砍圣诞树总带着他。那真是欢乐的时光！爷爷得意地发出哈哈声，连严寒也得意地发出哈哈声，望着爷爷和严冬的景色，万卡也发出得意的哈哈声。爷爷把砍下的圣诞树拖进老爷的屋子，于是大家开始收拾它。忙得最起劲的是厨娘依格娜季耶夫娜，她是万卡最要好的人。万卡的母亲彼拉盖雅还在世并在老爷家里当佣人的时候，依格娜季耶夫娜给万卡吃冰糖，还教他数数。彼拉盖雅死后，万卡被送到下人厨房里他爷爷身边，后来又被送到莫斯科鞋匠阿里亚欣身边学手艺。

    “来吧，亲爱的爷爷，”万卡接着写道，“我以上帝的名义求您，把我从这带走。可怜可怜我这个不幸的孤儿吧，否则我会不停地挨打，我饿得要命，而且多么孤单，连话也没法说，只是不断地掉眼泪。前几天老板用鞋楦头打我的头，把我打得昏倒在地，好不容易才醒过来。我的生活苦透了，比狗都不如。亲爱的爷爷，来吧。”

    万卡把这张写好的纸叠成四折，把它放在昨天晚上花一个戈比买来的信封里，他略微想一想，用钢笔蘸一下墨水，写下地址：乡下爷爷收。然后他搔一下头皮，想了想，又添了几个字：康司坦丁·马卡雷奇。他感到满意，没有人来打扰，他戴上帽子，也不披皮坎肩，跑到邮局，把那封宝贵的信塞进了邮筒。

    他陶醉于甜蜜的幻想之中，一小时后睡着了。他梦见炉子，炉子上坐着爷爷，耷拉着一双光脚，厨娘在读他的信，炉子边泥鳅在走来走去摇着尾巴。

追风筝的人（节选）^① 

卡勒德·胡赛尼^②

    “把风筝给我！”阿塞夫挥舞着拳头。

    哈桑眼里流露出恐惧，可是他摇摇头。“这是阿米尔少爷的风筝。”

    我停止了观看，转身离开了那条小巷。有种温热的东西从我手腕流淌下来。我眨眨眼，看见自己依旧咬着拳头。咬得很紧，从指节间渗出血来。我意识到还有别的东西。我在流泪。就从刚才那个屋角，传来阿塞夫的狂笑。

    我仍有最后机会可以做决定，一个决定我将成为何等人物的最后机会。我可以冲进小巷，为哈桑挺身而出——就像他过去无数次为我挺身而出那样——接受一切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后果。或者我可以跑开。

    结果，我跑开了。

    我逃跑，因为我是懦夫。我害怕阿塞夫，害怕他折磨我。我害怕受到伤害。我转身离开小巷、离开哈桑的时候，心里这样对自己说。我试图让自己这么认为。说真的，我宁愿相信自己是出于软弱。因为另外的答案，我逃跑的真正原因，是觉得阿塞夫说得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免费的。为了赢回爸爸，也许哈桑只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我必须宰割的羔羊。这是个公平的代价吗？我还来不及抑止，答案就从意识中冒出来：他只是个哈扎拉人，不是吗？

    我沿着来路跑回去，回到那个空无一人的市场。我跌撞上一家小店铺，斜倚着那紧闭的推门。我站在那儿，气喘吁吁，汗水直流，希望事情并没有变成这个样子。

    约莫隔了十五分钟，我听到人声，还有脚步声。我躲在那家小店，望着阿塞夫和那两个人走过，笑声飘过空荡荡的过道。我强迫自己再等十分钟。然后我走回到那条和冰封的小溪平行、满是车辙的小巷。我在昏暗的光芒中眯起眼睛，看见哈桑慢慢朝我走来。在河边一棵光秃秃的桦树下，我和他相遇。

    他手里拿着那只蓝风筝。那是我第一眼看到的东西。时至今日，我无法扯谎说自己当时没有查看风筝是否有什么裂痕。他的长袍前方沾满泥土，衬衣领下面开裂。他站着，双腿摇摇晃晃，似乎随时都会倒下。接着他站稳了，把风筝递给我。

   “你到哪里去了？我在找你。”我艰难地说，仿佛在吞嚼一块石头。

    哈桑伸手用衣袖擦擦脸，抹去眼泪和鼻涕。我等待他开口，但我们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在消失的天光中。我很感谢夜幕降临，遮住了哈桑的脸，也掩盖了我的面庞。我很高兴我不用看着他的眼睛。他知道我知道吗？如果他知道，我能从他眼里看到什么呢？埋怨？耻辱？或者，愿真主制止，我最怕看到的：真诚的奉献。所有这些里，那是我最不愿看到的。

    他开始说些什么，但他有点儿哽咽。他闭上嘴巴，张开，又闭上，往后退了一步，擦擦他的脸。就在当时，我几乎就要和哈桑谈论起在小巷里头发生的事情来。我原以为他会痛哭流涕，但，谢天谢地，他没有，而我假装没有听到他喉咙的哽咽，就像我假装没有看到他身上的伤口一样。也假装没有看到，从他的伤口上滴下的血滴，它们滴下来，将雪地染成黑色。

    “老爷会担心的。”他就说了这么一句。他转过头，蹒跚着走开。

    事情就如我想象的那样。我打开门，走进那烟雾缭绕的书房。爸爸和拉辛汗在喝茶，听着收音机传出的噼里啪啦的新闻。他们转过头，接着爸爸嘴角亮起一丝笑容，他张开双手，我把脸埋在他温暖的胸膛上，哭起来。爸爸紧紧抱着我，不断抚摸着我的后背。在他怀里，我忘了自己的所作所为。那感觉真好。

 注：①节选部分背景：斗风筝比赛是阿富汗古老的冬日风俗，每个斗风筝的人都有助手，小说中“我”（阿米尔少爷）的助手是“我”的仆人兼儿时唯一关系亲密的玩伴哈桑。“我”为了赢得爸爸的欢心，要在这场斗风筝比赛中获胜。在斗风筝过程中，“我”成功割断对手的风筝线赢了比赛，但要取得最终胜利还要捡到那只最后掉落的风筝。哈桑全力以赴替“我”去捡风筝，却遭到了阿塞夫等人的欺辱。

②卡勒德·胡赛尼，美籍阿富汗作家。

    ③哈扎拉人是在阿富汗长期受到普什图人歧视甚至迫害的少数民族，小说中哈桑就是哈扎拉人，而“我”是普什图人。

小狗包弟（节选）

巴金

    一个多月前，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和狗的事情。据说艺术家隔壁人家养了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文革”期间，他给人揪回来，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

    我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那是1959年的事情，当时一位熟人给调到北京工作，把他养的小狗送给我。狗来了，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干干净净，而且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关于他我毫无所知。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它不咬人，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叫声的确有点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时候多些，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

    有一次大概在1963年或以后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拍电视片，就拍摄了包弟的镜头。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做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

    1962年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在广州过了春节，回到上海，听妹妹们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睡房门紧闭，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我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

    “您的小狗怎样?”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

    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当时我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傍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用，我们不愿意。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后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地流泪。

    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萧珊谈起包弟的事情，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摔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身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绝不是容易的事。

    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