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 子

               席慕容

  初中的时候，学会了那一首《送别》的歌，常常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有一个下午，父亲忽然叫住我，要我从头再唱一遍。很少被父亲这样注意过的我，心里觉得很兴奋，赶快再从头来好好地唱了起来：

“长亭外，古道边……”

  刚开了头，就被父亲打断了，他问我：“怎么是长亭外？怎么不是长城外呢？我一直以为是长城外啊！”

  我把音乐课本拿出来，想要向父亲证明他的错误。可是父亲并不要看，他只是很懊丧地对我说：“好可惜！我一直以为是长城外，以为写的是我们老家，所以第一次听这首歌时就特别地感动，并且一直没有忘记，想不到竟然这么多年是听错了，好可惜！”

  父亲一连说了两个好可惜，然后就走开了，留我一个人站在空空的屋子里，不知道如何是好。

  前几年刚搬到石门乡间的时候，我还怀着凯儿，听医生的嘱咐，一个人常常在田野间散步。那个时候，山上还种满了相思树，苍苍翠翠的，走在里面，可以听到各式各样的小鸟的鸣声。田里面也总是绿意盎然，好多小鸟也会很大胆地从我身边飞掠而过。

  我就是那个时候看到那一只孤单的小鸟的，在田边的电线杆上，在细细的电线上，它安静地站在那里，黑色的羽毛，像剪刀一样的双尾。

 “燕子！”我心中像触电一样地呆住了。可不是吗？这不就是燕子吗？这不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燕子吗？这不就是书里说的、外婆歌里唱的那一只燕子吗？

 在南国的温热的阳光里，我心中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唱起外婆爱唱的那一首歌来了：

 “燕子啊！燕子啊！你是我温柔可爱的小小燕子啊……”

 在以后的好几年里，我都会常常看到这种相同的小鸟，有的时候，我是牵着慈儿，有的时候，我是抱着凯儿，每一次，我都会兴奋地指给孩子看：“快看！宝贝，快看！那就是燕子，那就是妈妈最喜欢的小小燕子啊！”

 怀中的凯儿正咿呀学语，香香软软的唇间也随着我说出一些不成腔调的儿语。天好蓝，风好柔，我抱着我的孩子，站在南国的阡陌上，注视着那一只黑色的安静的飞鸟，心中充满了一种朦胧的欢喜和一种朦胧的悲伤。

 一直到了去年的夏天，因为内政部的邀请，我和几位画家朋友一起，到南部国家公园去写生，在一本报道垦丁附近天然资源的书里，我看到了我的燕子。图片上的它有着一样的黑色羽毛，一样的剪状的双尾，然而，在图片下的注释和说明里，却写着它的名字是“乌秋”。

 在那个时候，我的周围有着好多的朋友，我却在忽然之间觉得非常的孤单。在我的朋友里，有好多位在这方面很有研究心得的专家，我只要提出我的问题，一定可以马上得到解答，可是，我在那个时候惟一的反应，却只是把那本书静静地合上，然后静静地走了出去。

在那一刹那，我忽然体会出来多年前的那一个下午，父亲失望的心情了。其实，不必向别人提出问题，我自己心里也已经明白了自己的错误。但是，我想，虽然有的时候，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是应该面对所有的真相，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实在也可以保有一些小小的美丽的错误，与人无害，与世无争，却能带给我们非常深沉的安慰的那一种错误。

我实在是舍不得我心中那一只小小的燕子啊！

苦痛者的天籁

马德

    那两年，逢年过节，养鱼的蔡婆总要给我家送几条新鲜的鱼来。一进院门，她就扯着嗓门喊我：杨小闹，来，取盆，拿鱼。

    我有点恨父亲。集市上什么鱼都有，为什么父亲偏偏喜欢蔡婆的鱼呢？有一次，我问蔡婆，你咋知道我爸爸喜欢吃你家的鱼哩？蔡婆说，你爸爸呀，是个馋猫，为了吃我的鱼，每天晚上敲我的门。父亲真没出息。

    父亲在镇里的一家工厂上班，两班倒。但父亲很少上白班。父亲说，他胆大，不怕走夜路。我不相信父亲的话。其实，父亲是想多挣些钱。上夜班，一个月多挣100多块钱呢。

    父亲每天晚上从镇里回来，要翻过一面坡，再翻过一面坡，七八里路，上坡下梁地要走半天。就在那两面坡中间，有一块洼地，蔡婆的鱼塘就在那里。

    父亲说，蔡婆不容易。蔡婆的丈夫是个跑买卖的人，后来，生意越做越大，闹着要和蔡婆离婚，蔡婆死活不同意，结果，她的丈夫就跑了，临走的时候，卷走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只剩下蔡婆，以及三个孩子。

    为了养家糊口，蔡婆凭着年轻时候养过几年鱼的经验，包了山洼里的鱼塘，并在鱼塘旁盖了间简陋的土房子。然后，把孩子扔给老人，一年四季，蓬头垢面地照看着她的鱼塘。

    每天晚上，父亲下夜班，骑车路过那鱼塘的时候，总要去敲敲她的门。

    笃﹣﹣笃笃﹣﹣舅奶，睡了没有？蔡婆是父亲的舅奶，父亲一直这么喊她。

    屋子里亮着油灯，蔡婆还没睡。她便唤父亲进去，有一搭没一搭地说几句话，然后，父亲才走。有时候，父亲下夜班很晚，蔡婆屋子里的油灯早已熄灭了，但父亲依然要去敲敲蔡婆的门。笃﹣﹣笃笃﹣﹣舅奶，我下班回来了，你挺好吧。听着屋里的蔡婆在睡梦中含混地应了，父亲才走。

    我问父亲，为什么要去敲蔡婆的门，是想吃她养的鱼吗？父亲摸摸我的头，笑笑说，你还小，不懂。

    我已经不小了，都上初中了！我一本正经，又义愤填膺地喊。

    父亲依旧每晚去敲她的门；蔡婆依旧逢年过节送鱼来。她一进门，依旧扯着嗓门喊我：杨小闹，来，取盆，拿鱼。

    父亲真是个馋猫。

    后来，我大学毕业了，父亲退了休，蔡婆也不养鱼了。混得不错的儿女们，把她接进了城里，让她去安享清福。

    有一次，我和父亲谈起了蔡婆，谈起了那些年的事。父亲突然叹了口气，说，其实啊，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呢。

    你奶奶是生你五叔的时候，难产死的。我瞠目结舌，尽管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奶奶就没了，但从来没有听父亲说过这些。

    你爷爷受不了这个打击，想不开，几次想寻短见，随你奶奶而去。村里有一个叫杨有贵的人，和你爷爷岁数差不多，就经常来劝他，说，你还有几个孩子呢，就是为了孩子们，你也得活下去啊。

    但你爷爷还是不能从悲伤中走出来。那一段日子，每天晚上，杨有贵都要来咱家坐坐，或者与你爷爷拉家常，或者聊东说西。有一搭没一搭地找些话说，即便真的没话说了，也要干坐着，一直待到很晚才走。

    你爷爷后来说，如果没有杨有贵这个人，如果没有他每晚来陪着坐一阵子，也许，咱们家就没有今天。所以，你爷爷临去世的时候，语重心长地和我说：伸出手来可以扶人，拿出钱来可以帮人，人在遭难的时候，就是有人陪着说说话，也是能救人于苦难中的。

    爸爸深深记住了爷爷说的这句话。那几年，蔡婆不容易，爸爸想帮帮她。于是，每天晚上去敲敲她的门，就是想让她知道，有人在惦记着她，好让她那颗清冷而孤独的心得到温暖，看到希望。

    是啊，那些夜晚的敲门声，对蔡婆来说，不仅是温暖的，还是敲响在她苦痛心灵里的天籁之音啊！我不失时机地说。

    父亲笑笑，说，不管怎样，她从困境中走出来了。其实，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人，也许不愁吃、不愁穿，却在自我心底里痛苦着、挣扎着。他们所缺少的，也许只是陪他们坐一坐、说说话的人。哪怕，在他们最寂寞的时候，能够听到“笃笃”的敲门声，也是好的。

    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世界上最温暖、最美妙的天籁。

（选自《中国微型小说百年经典》第九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改动）

橘子

芥川龙之介

    冬天的一个夜晚，天色阴沉，我坐在横须贺发车的上行二等客车的角落里，呆呆地等待开车的笛声。车里的电灯早已亮了，难得的是，车厢里除我以外没有别的乘客。我脑子里有说不出的疲劳和倦怠，就像这沉沉欲雪的天空那么阴郁。我一动不动地双手揣在大衣兜里，根本打不起精神把晚报掏出来看看。

    不久，发车的笛声响了。我略觉舒展，将头靠在后面的窗框上，漫不经心地期待着眼前的车站慢慢地往后退去。但是车子还未移动，却听见检票口那边传来一阵低齿木屐的吧嗒吧嗒声；霎时，随着列车员的谩骂，我坐的二等车厢的门咯嗒一声拉开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姑娘慌里慌张地走了进来。

    那是个地道的乡下姑娘。没有油性的头发挽成银杏髻，红得刺目的双颊上横着一道道皲裂的痕迹。一条肮脏的淡绿色毛线围巾一直耷拉到放着一个大包袱的膝头上，捧着包袱的满是冻疮的手里，小心翼翼地紧紧攥着一张红色的三等车票。我不喜欢姑娘那张俗气的脸相，那身邋遢的服装也使我不快。更让我生气的是，她竟蠢到连二等车和三等车都分不清楚。因此，点上烟卷之后，也是有意要忘掉姑娘这个人，我就把大衣兜里的晚报随便摊在膝盖上。

    在灯光映照下，我溜了一眼晚报，上面刊登的净是人世间一些平凡的事情，新婚夫妇啦，渎职事件啦，讣闻等等，都解不了闷儿——火车进入隧道的那一瞬间，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火车在倒着开似的，同时，近乎机械地浏览着这一条条索然无味的消息。然而，这期间，我不得不始终意识到那姑娘正端坐在我面前，脸上的神气俨然是这卑俗的现实的人格化。正在隧道里穿行着的火车，以及这个乡下姑娘，还有这份满是平凡消息的晚报——这不是象征又是什么呢?不是这不可思议的、庸碌而无聊的人生的象征，又是什么呢?我对一切都感到心灰意懒，就将还没读完的晚报撇在一边，又把头靠在窗框上，像死人一般阖上眼睛，打起盹儿来。

过了几分钟，我觉得受到了骚扰，不由得四下里打量了一下。姑娘不知什么时候竟从对面的座位挪到我身边来了，并且一个劲儿地想打开车窗。但笨重的玻璃窗好像不大好打开。她那皲裂的腮帮子就更红了，一阵阵吸鼻涕的声音，随着微微的喘息声，不停地传进我的耳际。这当然足以引起我几分同情。不久，火车发出凄厉的声响冲进隧道；与此同时，姑娘想要打开的那扇窗终于咯噔一声落了下来。姑娘把头伸到窗外，目不转睛地盯着火车前进的方向，一任划破黑暗刮来的风吹拂她那挽着银杏髻的鬓发。她的形影浮现在煤烟和灯光当中。

    但是，这当儿火车已经安然钻出隧道，正在经过夹在满是枯草的山岭当中那疲敝的镇郊的道岔。道岔附近，寒伧的茅草屋顶和瓦房顶鳞次栉比。这当儿，我看见了在那寂寥的道岔的栅栏后边，三个红脸蛋的男孩子并肩站在一起。他们个个都很矮，仿佛是给阴沉的天空压的。穿的衣服，颜色跟镇郊那片景物一样凄惨。他们抬头望着火车经过，一齐举起手，扯起小小的喉咙拼命尖声喊着，听不懂喊的是什么意思。这一瞬间，从窗口探出半截身子的那个姑娘伸开生着冻疮的手，使劲地左右摆动，给温煦的阳光映照成令人喜爱的金色的五六个桔子，忽然从窗口朝送火车的孩子们头上落下去。我不由得屏住气，登时恍然大悟。姑娘大概是前去当女佣，把揣在怀里的几个桔子从窗口扔出去，以犒劳特地到道岔来给她送行的弟弟们。

    苍茫的暮色笼罩着镇郊的道岔，像小鸟般叫着的三个孩子，以及朝他们头上丢下来的桔子那鲜艳的颜色——这一切的一切，转瞬间就从车窗外掠过去了。但是这情景却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使我几乎透不过气来。我意识到自己由衷地产生了一股莫名其妙的喜悦心情。我昂然仰起头，像看另一个人似地定睛望着那个姑娘。不知什么时候，姑娘已回到我对面的座位上，淡绿色的毛线围巾仍旧裹着她那满是皲裂的双颊，捧着大包袱的手里紧紧攥着那张三等车票。

    直到这时我才聊以忘却那无法形容的疲劳和倦怠，以及那不可思议的、庸碌而无聊的人生。

仇恨

安勇

    袁五谷和袁丰登做了一辈子的仇敌。在我看来，这两个人都有置对方于死地的决心和勇气。

    比如说吧，一条路，如果袁五谷刚走过了，袁丰登就说啥也不肯再走，宁可绕远走另一条路。实在没有另一条路呢，袁丰登在这条路上走一步，就冲着想象中的袁五谷的背影吐一口唾沫，再走一步，又吐一口唾沫。吐完了就骂一句：袁五谷你真不是个人。当然了，袁五谷也是如此。

    我十岁那年，袁五谷从乡政府调到了县政府。转年，袁丰登从乡中学调到了县教委。没多久，上级就开始调查袁丰登的问题，查来查去发现，袁丰登这个同志是清白的，没啥问题。袁丰登也弄明白了，是袁五谷给上级写了封信揭发他的问题，意思就是想把他再弄回农村去。不久后，上级又开始调查袁五谷，查来查去，这个同志也是清白的。不用问，是袁丰登回报了一封举报信。

    某一天早晨，在县医院旁边的一座石拱桥上，袁五谷和袁丰登狭路相逢了。两个仇人一东一西，像两轮不共戴天的太阳似的，升到拱桥中间的弧顶处时，就同时停住了。袁五谷不说话，拿眼睛使劲瞪着袁丰登。袁丰登也不说话，拿眼睛使劲瞪着袁五谷。他们俩的影子投到桥下的河水里，一个伸着脖子，另一个也伸着脖子，看起来像两只斗架的公鸡。袁五谷不肯让路，袁丰登也不肯让路，都是钉子似的，在桥上钉着。后来，两个人，四只眼，都瞪得要冒血了，四条腿也不停地打哆嗦。这才同时把头转过去，冲后面“呸”地吐一声，下桥，找另一条路去了。隔着河他们又同时回过头来，冲着对方“呸”了一声。

    袁五谷和袁丰登虽然仇深似海，但他们俩对我都非常好，他们一个是我的亲二叔，另一个是我的亲三叔。而且在我心里，他们也都是挺不错的人。我一直想搞清楚，在他们这对亲兄弟之间到底理藏着什么仇恨？当然了，我更希望他们能解开心里的疙瘩，丢开仇恨。一家人和和美美地相处，不是更好吗？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过父亲、母亲、爷爷、奶奶，二叔和三叔是为什么成为仇人的？但每次问，他们都摇摇头说不知道，知道的就是他们俩有仇。没办法我只好去问两位当事人，在这个问题上，二叔袁五谷和三叔袁丰登的回答是相同的，他们都告诉我六个字：袁丰登（五谷）不是人。我如果接着问为什么就不是人了呢，他们就都瞪着眼睛大发雷霆，摆出一副恨不得吞了对方的架势，闭口不提。

在二叔和三叔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成了我心头最大的一个疑团。后来我又问过好多人，他们都知道二叔和三叔有仇，有大仇，但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仇恨的根源。

    我二叔袁五谷在七十岁那年得了重病，临死指名要见我最后一面。我握着他的手泪流满面，想不起来该对他说点什么，最后竟然又问了他和三叔的仇很。已经奄奄一息的二叔听到三叔两个字，立刻瞪圆了眼睛，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他不是人。这也是二叔临死说的最后一句话，算是他的遗言吧！

    二叔死后，三叔大笑了三天，逢人就说那个不是人的家伙袁五谷死了，第四天早晨睁开眼睛，三叔还准备接着笑时，突然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我们大家赶到时，三叔已经不行了，如果三叔也死了，那么我心头的疑团就永远也解不开了，所以一见面我就毫不犹豫地问三叔。当时，三叔的脸上还有一缕没来得及绽放的笑容，那笑容花骨朵一样在肉皮里含着。这次三叔没有告诉我袁五谷不是人。他好像仔细想了想，然后重重地摇了摇头，告诉我四个字。四个字刚说完，一歪头就走了。

    我三叔袁丰登的墓地在县城的一小山上，左边是棵老松树，右边是另一个墓地，是我二叔袁五谷的墓地。安葬了三叔后，我在两个叔叔的墓碑前哭了一整天，边哭边想着三叔说的最后四个字，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三叔说的竟然是：记不清了。

    这四个字是三叔在世上说的最后一句话，也算是他的遗言吧！

（有删改）

呼兰河传（节选）

萧红

    在小街上住着，又冷清、又寂寞。

    一个提篮子卖烧饼麻花的，从胡同的东头喊，胡同向西头都听到了。虽然不买，若走谁家的门口，谁家的人都是把头探出来看看，间或有问一问价钱的，问一问糖麻花和油麻花现在是不是还卖着前些日子的价钱。

    间或有人走过去掀开了筐子上盖着的那张布，好像要买似的，拿起一个来摸一摸是否还是热的。

    摸完了也就放下了，卖麻花的也绝对地不生气。

    于是又提到第二家的门口去。

    第二家的老太婆也是在闲着，于是就又伸出手来，打开筐子，摸了一回。

    摸完了也是没有买。

    等到了第三家，这第三家可要买了。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刚刚睡午觉起来，她的头顶上梳着一个卷，大概头发不怎样整齐，发卷上罩着一个用大黑珠线织的网子，网子土还插了不少的疙瘩针。可是因为这一睡觉，不但头发乱了，就是那些疙瘩针也都跳出来了，好像这女人的发卷上被射了不少的小箭头。

    她一开门就很爽快，把门扇呱哒地往两边一分，她就从门里闪出来了。随后就跟出来五个孩子。这五个孩子也都个个爽快，像一个小连队似的，一排就排好了。

    第一个是女孩子，十二三岁，伸出手来就拿了一个五吊钱一只的一竹筷子长的大麻花。她的眼光很迅速，这麻花在这筐子里的确是最大的，而且就只有这一个。

    第二个是男孩子，拿了一个两吊钱一只的。

    第三个也是拿了个两吊钱一只的。也是个男孩子。

    第四个看了看，没有办法，也只得拿了一个两吊钱的。也是个男孩子。

    轮到第五个了，这个可分不出来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头是秃的，一只耳朵上挂着钳子，瘦得好像个干柳条，肚子可特别大。看样子也不过五岁。

    一伸手，他的手就比其余的四个的都黑得更厉害。其余的四个，虽然他们的手也黑得够厉害的，但总还认得出来那是手，而不是别的什么，唯有他的手是连认也认不出来了。说是手吗，说是什么呢，说什么都行。完全起着黑的灰的、深的浅的，各种的云层，看上去，好像看隔山照似的，有无穷的趣味。

    他就用这手在筐子里边挑选，几乎是每个都让他摸过了，不一会工夫，全个的筐子都让他翻遍了。弄了他满手是油，把那小黑手染得油亮油亮的，黑亮黑亮的。

    而后他说：“我要大的。”

    于是就在门口打了起来。

    他跑得非常之快，他去追着他的姐姐。他的第二个哥哥，他的第三个哥哥，也都跑了上去，都比他跑得更快。再说他的大姐，那个拿着大麻花的女孩，她跑得更快到不能想象了。

    已经找到一块墙的缺口的地方，跳了出去，后边的也就跟着一溜烟地跳过去。等他们刚一追着跳过去，那大孩子又跳回来了，在院子里跑成了一阵旋风。

    那个最小的，不知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的，早已追不上了。落在后边，在号啕大哭。

    他们的母亲，虽然是很有威风的样子，但是不动手是招呼不住他们的。母亲看了这样子也还没有个完了，就进屋去，拿起烧火的铁叉子来，向着她的孩子就奔去了。不料院子里有一个小泥坑，是猪在里打腻的地方。她恰好就跌在泥坑那儿了，把叉子跌出去五尺多远。

    于是这场戏才算达到了高潮，看热闹的人没有不笑的，没有不称心愉快的。

    就连那卖麻花的人也看出神了，差一点没把筐子掉了地下。他高兴极了，他早已经忘了他手里的筐子了。

    至于那几个孩子，则早就不见了。

    等母亲起来去把他们追回来的时候，那做母亲的这回可发了威风，让他们一个一个地向着太阳跪下，在院子里排起一小队来，把麻花一律地解除。

    闹到结果，卖麻花的和那女人吵了一阵之后提着筐子又到另一家去叫卖去了。他和那女人所吵的是关于那第四个孩子手上拿了半天的麻花又退回了的问题，卖麻花的坚持着不让退，那女人又非退回不可。结果是付了三个麻花的钱，就把那提篮子的人赶了出来了。

    为着麻花而下跪的五个孩子不提了。再说那一进胡同口就被挨家摸索过来的麻花，被提到另外的胡同里去，到底也卖掉了。

    过去了卖麻花的，后半天，也许又来了卖凉粉的，也是一在胡同口的这头喊，那头就听到了。

    卖凉粉的一过去了，一天也就快黑了。

    打着拨浪鼓的货郎，他担着担子从大街口走回家去。卖瓦盆的，也早都收市了。拣绳头的、换破烂的也都回家去了。

    只有卖豆腐的则又出来了。

    晚饭时节，吃了小葱蘸大酱就已经很可口了，若外加上一块豆腐，那真是锦上添花，一定要多浪费两碗苞米大芸豆粥的。一吃就吃多了，那是很自然的，豆腐加上点辣椒油，再拌上点大酱，那是多么可口的东西；用筷子触了一点点豆腐，就能够吃下去半碗饭，再到豆腐上去触了一下，一碗饭就完了。因为豆腐而多吃两碗饭，并不算吃得多，没有吃过的人，不能够晓得其中的滋味的。

    所以卖豆腐的人来了，男女老幼，全都欢迎。打开门来，笑盈盈的，虽然不说什么，但是彼此有一种融洽的感情，默默生了起来。

    卖豆腐的一收了市，一天的事情都完了。

    家家户户都把晚饭吃过了。吃过了晚饭，看晚霞的看晚霞，不看晚霞的躺到炕上去睡觉的也有。

    这地方的晚霞是很好看的，有一个土名，叫火烧云。说“晚霞”人们不懂，若一说“火烧云”就连三岁的孩子也会呀呀地往西天空里指给你看。

    晚饭一过，火烧云就上来了，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堂堂的，好像是天着了火。

    一会工夫火烧云下去了。于是孩子们困倦了，回屋去睡觉了。竞有还没能来得及进屋的，就靠在姐姐的腿上，或者是依在祖母的怀里就睡着了。

人兽不分，忙之罪也？

老舍

    近来忙得出奇。恍忽之间，仿佛看见一狗，一马，或一驴，其身段神情颇似我自己；人兽不分，忙之罪也！

    每想随遇而安，贫而无谄，忙而不怨。无谄已经做到；无论如何不能欢迎忙。

    这并非想偷懒。真理是这样：凡真正工作，虽流汗如浆，亦不觉苦。反之，凡自己不喜作，而不能不做，做了又没什么好处者，都使人觉得忙，且忙得头疼。想当初，苏格拉底终日奔忙，而忙得从容，结果成了圣人；圣人为真理而忙，故不手慌脚乱。即以我自己说，前年写《离婚》的时候，本想由六月初动笔，八月十五交卷。及至拿起笔来，天气热得老在九十度（注：约等于32℃）以上，心中暗说不好。可是写成两段以后，虽腕下垫吃墨纸以吸汗珠，已不觉得怎样难受了。“七”月十五日居然把十二万字写完！因为我爱这种工作哟！我非圣人，也知道真忙与瞎忙之别矣。

    所谓真忙，如写情书，如种自己的地，如发现九尾彗星，如在灵感下写诗作画，虽废寝忘食，亦无所苦。这是真正的工作，只有这种工作才能产生伟大的东西与文化。人在这样忙的时候，把自己已忘掉，眼看的是工作，心想的是工作，做梦梦的是工作，便无暇计及利害金钱等等了；心被工作充满，同时也被工作洗净，于是手脚越忙，心中越安怡，不久即成圣人矣。情书往往成为真正的文学，正在情理之中。

    所谓瞎忙，表面上看来是热闹非常，其实呢，它使人麻木，使文化退落，因为忙得没意义，大家并不愿做那些事，而不敢不做；不做就没饭吃。在这种忙乱情形中，人们像机器般的工作，忙完了一饱一睡，或且未必一饱一睡，而半饱半睡。这里，只有奴隶，没有自由人；奴隶不会产生好的文化。这种忙乱把人的心杀死，而身体也不见得能健美。它使人恨工作，使人设尽方法去偷油儿。我现在就是这样，一天到晚在那儿作事，全是我不爱作的。我不能不去作，因为眼前有个饭碗；多咱我手脚不动，那个饭碗便拍的一声碎在地上！我得努力呀，原来是为那个饭碗的完整，多么高伟的目标呀！试观今日之世界，还不是个饭碗文明！

    因此，我羡慕苏格拉底，而恨他的时代。苏格拉底之所以能忙成个圣人，正因为他的社会里有许多奴隶。奴隶们为苏格拉底作工，而苏格拉底们乃得忙其所乐意忙者。这不公道！在一个理想的文化中，必能人人工作，而且乐意工作，即便不能完全自由，至少他也不完全被责任压得翻不过身来，他能把眼睛从饭碗移开一会儿，而不至立刻拍的一声打个粉碎。在这样的社会里，大家才会真忙，而忙得有趣，有成绩。在这里，懒是一种惩罚；三天不做事会叫人疯了；想想看，灵感来了，诗已在肚中翻滚，而三天不准他写出来，或连哼哼都不许！懒，在现在的社会里，是必然的结果，而且不比忙坏；忙出来的是什么？那么，懒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世界上必有那么一天，人类把瞎忙从工作中赶出去，人人都晓得，都觉得，工作的快乐，而越忙越高兴；懒还不仅是一种羞耻，而是根本就受不了的。自然，我是看不到那样的社会了；我只能在忙得——瞎忙——要哭的时候这么希望一下吧。

（载一九三五年六月三十日《益世报》“益世小品”第十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