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庆基“造反”

[芬兰]本蒂·韩佩

    一条板凳安放在路旁，只要行人累了，就可坐下休息。累了!是的，难道这还有什么奇怪的吗？一个人在七十年岁月里要跨出多少步子啊——短的、长的、急的、慢的。板凳被发明和制造出正是为了

    人们能够坐它。或许这条板凳还有别的目的，因为冷饮亭就在它的旁边……

    托比亚斯·阿庆基多次感到奇怪，这条板凳看完全是条普普通通的板凳，人们仅仅是在散步途中想让腿脚歇上一歇时，才意识到它的存在。

    托比亚斯·阿庆基坐在板凳上，他的头发斑白，但精神却很矍铄，他用大拇指托着烟斗，完全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没过多久，越越近的歌声唤醒了他，立刻使他想起，现在是生活在动乱时期。罢工、骚乱……打吧!吵吧!有的是理由……可是这么干难道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吗？如果像被拴着鼻子的小牛犊那样发疯似的挣扎，能行吗？托比亚斯·阿庆基已经七十岁了，现在世道是不是变了？也许是吧，也许人们的眼界有所不同。可是生活是不是好过些了？嗯，他们应当尽可能过得更好些。这就有足够理由去进行斗争……

    他听见一个过路人说，罢工工人在游行示威。

    游行示威吧!他——托比亚斯·阿庆基，已上了年纪，只能坐在板凳上观望。在这种时期，作为一个旁观者也实在有趣得很哪!

    游行队伍过了，人不少，除了两旁土路，整个街道都挤满了人群。

    他们唱的歌中有激烈的词句：“法律骗人，政府压人。”

    “到了明天，普天之下皆兄弟……”

    游行队伍过去了，托比亚斯·阿庆基朦胧地感觉到，他们在按照自己的愿望，向着遥远的未走去……他们在前进，先头部队消失在转弯处的建筑物后面。后那里发生了阻塞，尽管后面的队伍还在前进，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划破了夏末晴朗的天空。托比亚斯·阿庆基被子弹的呼啸声惊呆了。这似乎是不应该的……然而后他还是平静下，觉得自己反正是坐在板凳上的旁观者。

    游行队伍一下子散了，犹如受到旋风袭击似的扬起了满天尘土，人们掉转头纷纷跑了。托比亚斯·阿庆基看到警察握着步枪和皮鞭，正在寻找示威的人，可是游行示威者都跑散了。这时，警察突然发现坐在板凳上发呆的托比亚斯·阿庆基。

    “你放什么哨？”警察大喝一声。

    托比亚斯·阿庆基只张了张嘴，还没得及解释自己仅仅是坐在板凳上休息的旁观者，皮鞭已抽到了他的身上。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不可解脱的困境，不禁顿时火冒三丈。这怎么可能呢!要知道他只不过坐在板凳上……可是愤怒只是再次招致皮鞭的抽打，托比亚斯·阿庆基只得拔起僵硬的大腿一逃了之。

    但事情并没有完结，他确实陷入了解脱不了的困境。不久，他被捕了。受讯、受审，最后被带到被告席上受到了“参与造反罪”的控告。

    托比亚斯·阿庆基怎么也不能理解，他仅仅是在板凳上坐一会儿而已。而这条板凳看完全是条普普通通的板凳……他对警察咆哮起，他怎么也难以接受警察的指控，他难道会热昏了头脑干下这等事!可怜虫……怎么会想得出：他是狡猾地假装坐在板凳上，企图逃过劫难，实际上是个瞭望放哨的人，或者是工运首脑……

    警察就是认定他有罪，一口咬定：你身上有紫血块，你就是参与了造反……

    托比亚斯·阿庆基搔了搔头皮，觉悟过：也许世界上从就没有为旁观者准备的板凳!

每个故乡都在消逝

王开岭

    “故乡”，不仅仅是个地址和空间，它是有容颜和记忆能量、有年轮和光阴故事的，它需要视觉凭证，需要岁月依据，需要细节支撑，哪怕蛛丝马迹，哪怕一井一石一树……否则，一个游子何以与眼前的景象相认？何以肯定此即梦牵魂绕的旧影？

    当眼前事物与记忆完全不符，当往事的青苔被抹干净，当没有一样东西提醒你曾与之鬓厮磨、朝夕相处…它还能让你激动吗？还有人生地点的意义吗？那不过是个供地图使用、供言谈消费的地址而已。

    地址只象征方位、坐标和地理路线，而地点是个生活空间，是个有根、有物象、有丰富内涵的信息体，它繁殖记忆与情感，承载着人生活动和岁月内容。比如说“什刹海”“南锣鼓巷”“鲁迅故居”，即活生生的地点，去了便会收获你想要的东西。再比如传说 的“香格里拉”，即是个被精神命名的地点，而非地址——即使你永远无法抵达、只能诗意消费，也不影响其存在和意义，地址是死的，地点是活的。地址仅仅被用以指示与寻找，地点则用来生活和体验。

    安东尼·奥罗姆是美国社会学家，他有个重大发现：现代城市太偏爱“空间”却漠视地在他看来，地点是个正在消失的概念，但它担负着“定义我们生存状态”的使命地点是人类活动最重要、最基本的发生地。没有地点，人类就不存在。”

    其实，“故乡”的全部含义，都将落实在“地点”和它养育的内容上。简言之，“故乡”的文化任务，即演示“一方水土一方人”之逻辑，即探究一个人的身世和成长，即追溯他那些重要的生命特征和精神基因之来源、之出处，若抛开此任务，“故乡”将虚脱成一记空词、一朵谎花。

    当一位长辈说自个儿是北京人时，脑海里浮动的一定是由老胡同、四合院、五月槐花、前门吆喝、六必居酱菜、月盛斋羊肉、小肠陈卤煮、王致和臭豆腐……组合成的整套记忆或者说，是京城喂养出的那套热气腾腾的生活体系和价值观，而今天，当一个青年自称北京人时，他指的一定是户籍和身份证，联想的也不外乎“房屋”“产权”“住址”等信息。

    前者在深情地表白故乡和生壤，把身世和生涯溶化在了“北京”这一地点里，后者声称的乃制度身份、法定资格和证书持有权，不含感情元素和精神成分。

    “空间”的本能是膨胀和扩张，它有喜新厌旧的倾向；“地点”的秉性是沉静和忠诚，无形中它支持保守与稳定，二者的遭遇折现在城市变迁中，即城区以大为能、建筑以新为尚，而熟悉的地点和传统街区，正承受垃圾的命运，其实，任何更新太快和丧失边界的事物，都是可怕的，都有失去本位的危险，都是对“地点”的伤害。像今天的北京、上海、广州，一个人再把它唤作“故乡”，恐怕已有启齿之羞——

    一方面，大城欲望制造的无边无际，使得任何人都只能消费其极小一部分，没人能再从整体上把握和介入它，没人再能如数家珍地描叙和盘点它，没人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老人”。

    另一方面，由于它极不稳定，容颜时时变幻，布局任意涂改，无相对牢固和永久的元素供人体味，一切皆暂时、偶然，沉淀不下故事——于是你记不住它，产生不了依赖和深厚情怀。总之，它不再承载光阴的纪念性，不再对你的成长记忆负责，不再有记录你身世的功能。

    面对无限放大和变奏、一刻也不消停的城市，谁还敢自称其主？

    所有人皆为过客，皆为陌生人，你的印象跟不上它的整容。而它的“旧了”易迷路的“新人”，如此无常的城市里，人和地点间已失去了最基本的约定，同一位置，每年、每月、每周看到的事物都闪烁不定，偶尔，你甚至不如一个刚进入它的人了解某一部位的现状。

    吹灯拔蜡的扫荡芟除，无边无际的大城宏图，千篇一律的整容模板……

    无数“地点”在失守，被更弦易帜。

    无数“故乡”在沦陷，被连根拔起。

    “我回到故乡即胜利。”自然之子叶赛宁如是说。沈从文也说，一个士兵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回到故乡，他们算是幸运，那个时代，故乡是不死的。至少尚无征兆和迹象，让游子担心故乡会死。

    是的，丧钟响了。是告别的时候了。每个人都应赶紧回故乡看看，赶在它整容、毁容 或下葬之前，当然还有个选择：永远不回故乡，不去目睹它的死。

    没有故乡，没有身世，人何以确认自己是谁、属于谁？

    没有地点路标，人如何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我们唱了一路的歌，却发现无词无曲。

    我们走了很远很远，却忘了为何出发。

（选自《古典之殇》，有删改）

苦梅

马卫

    苦梅又叫乌梅，个小，肉少，汁酸。如果不是没有吃的，孩子们是不会去吃苦梅的。一个姑娘却偏偏取了这么个名儿，不过也难怪，山区农村生活苦嘛。苦梅一出生，就和饥饿结伴，要不是后来包产到户，苦梅一家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苦梅二十岁的时候，成了新媳妇儿。

    “新媳妇儿，憨憨人儿，不说话儿，给糖走人儿。”儿歌嘛，小孩子嘴甜，诳糖吃。到了夜深人静，客人们离开，苦梅才发现，进新房的怎么不是先前相亲的那个男人呢？

    男人一脸的木讷，呆呆地站着，半天才嗫嚅出来，以前相亲的，是他表哥，自己丑，所以找表哥代替。事已至此，多说无益，何况，男人家拿了钱，给家里砌了砖房，让哥娶上了嫂子。拿妈的话说就是——长得帅，能吃么？

    男人没有啥手艺，除了干地里的活，干不了其他。可是粮食价格低，除去农药、化肥、种子，赚不到啥钱。就这样过了七八年，孩子也读小学了，家里仍然一贫如洗。

    苦梅对老公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一辈子也致不了富。

    男人却安于现状，不缺吃不缺穿，还要求啥呢？可是经不住苦梅天天纠缠，最后男人让步了，苦梅和她的表姐进城，一个去给人帮厨，一个当超市营业员。

    苦梅在超市，极认真。别人忙里偷闲玩手机，她没有。别人喜欢听小喇叭广播，讲奇闻怪事，苦梅不知道。苦梅就像个机器人，陀螺似的转，特别热心给人介绍商品，帮老人购物。

    苦梅的勤奋和本分，换来了一个领班的岗位。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当上了领班，工资竟然是营业员的倍数，而且轻松多了。所以，苦梅工作更加认真。

    苦梅出事，是在一个周末。

    那天，她在商场巡视，检查工作，发现有一位叫巧芋的营业员偷吃话梅。如果偷吃几个，谁也不会发现，商品有一定的损耗率。但是规定是死的，营业员绝不能吃和拿商场的商品。一旦发现，轻则扣工资，补损失；重则开除，或送派出所。

    苦梅没有当场揭发巧芋，女人家谁不爱面子呢？

    把巧芋叫到办公室，给她倒上水，才说了自己看到的事。没想到，巧芋一百二十个不承认。她说：捉奸捉双，拿贼拿赃。你既然看到了我偷吃话梅，为啥不当场拿住？现在，你是污蔑我！我和你没完。

    苦梅没想到好心没有好报，气得粗气红脸：这次就算了，如果我再拿住了你，你走人！

    苦梅只能这样说了。她知道，这些营业员，差不多全是乡下来的，拿着低薪，还要养家糊口，难呢。只要巧芋改了，这事就算了。

    苦梅和表姐合住的出租屋，表姐回来一般要一点左右。那晚，苦梅值晚班，回家时快十一点了，还在夜摊上吃了碗米粉。就在苦梅开门的时候，突然蹿出一位蒙面男人，把她踹倒在地，给她几拳、几脚，嘴上说：臭婆娘，懂事点，不要管得太宽，这次放过你，要是你再多嘴，把你脸划了！苦梅虽然来自农村，有一把力气，可是相对于男人，那是蚍蜉撼树。

    蒙面人走了，半天苦梅才起来，回到屋内，见到腿上身上的瘀痕，忍不住哭了起来。不用想，这事肯定是巧芋干的，听说，她一人在城里，常和些不三不四的男人鬼混。所以，巧芋特别好打扮，身上也不差钱，上班极不认真。

    表姐回来的时候，见苦梅这副样子，问了半天，苦梅才嘟哝出来。

    苦梅并不怕巧芋，是怕巧芋勾搭上的野男人。为了安全，苦梅辞职了，经理挽留她，她坚决回家。孩子见她回来，高兴地溜到她怀里，就不离开。老公见她回来，嘿嘿直乐。

    伤不重，养了一周，就复了原。

    苦梅是个闲不住的人，经过三年的打工生活，她明白一个道理：要致富，开店铺。

    苦梅开了村里第一家超市，当然不能和城里的比，不过两间屋大，主卖副食和生活必用品。不用请人，自己和老公亲自干。货自己去进，晚上做台账。

    乡里人虽然计较价钱，但绝不会偷东西。一个月下来，挣的比她在城里打工还多一倍。

    苦梅家渐渐富了，有了彩电，有了冰箱，还给老公买了摩托，进货也方便。至于田和地，只种谷子、蔬菜，剩下的种树。

    她家没有种其他树，只种苦梅。人们不太理解，苦梅也不解释。乡下人都知道，苦梅味酸、涩、平，能敛肺、润肠、生津、解酒，良药呢。村里人常来讨用，苦梅一概白送，尤其那些爱喝醉酒的男人们，他们嘴上还要占便宜：苦梅，吃你呢！

    苦梅的脸上，全是笑。嘴上说：吃我？酸死人！

我的老师沈从文（节选）

汪曾祺

    ①一九三七年，江南失陷，我不能回校读书，在家闲居两年。两年中，我反反复复地看的两本书，就是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和《沈从文小说选》。

    ②我反复地看，一是因为没有别的好书看，二是这两本某些地方很相似的书，也和我的气质比较接近。这两本书甚至形成了我对文学、对小说的概念。我在中学时并未有志于文学。在昆明参加大学联合招生，在报名书上填写“志愿”时，提笔写下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当时许多学生报考西南联大都是慕名而来。这里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

    ③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各体文习作”就是教学生习作各体文章。他有时也出题目，曾出过“我的小庭院有什么”这样的题目，要求学生写景物兼及人事。有几位老同学用这题目写出了清丽的散文，在报刊上发表了，我都读过。也曾给我的下几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要求他们写一间屋子里的空气。为什么出这样的一些题目呢？沈先生说：先得学会做部件，然后才谈得上组装。大部分时候，是不出题目的，由学生自由选择，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课每周一次。学生在下面把车好、刨好的文字的零件交上去。下一周，沈先生就拿这些作业来讲课。

    ④说实在话，沈先生真不大会讲课。他不像闻先生那样，长髯垂胸，双目炯炯，富于表情，语言的节奏性很强，有很大的感染力；也不像朱先生那样，讲解很系统，要求很严格，上课带着卡片，语言朴素无华，然而扎扎实实。沈先生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因为就学生的文章来谈问题，也很难有系统，大都是随意而谈，声音不大，也不好懂。不好懂，是因为他的湘西口音一直没变，仍然是凤凰话；也因为他的讲话内容不好捉摸。沈先生是个思想很流动跳动的人，常常是才说东，忽而又说西。他的思想的跳动，给他的小说带来了文体上的灵活，对讲课可不利。沈先生真不是个长于逻辑思维的人，他从来不讲什么理论。他讲的都是自己从刻苦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之谈，没有一句从书本上抄来的话。这些经验之谈，如果理解了，是会终身受益的。遗憾的是，很不好理解。如，他曾经批评过我的一篇小说，说：“你这是两个聪明脑袋在打架！”让第三个人听，“这是什么意思？”我是明白的。我这篇小说用了大量的对话，我尽量想把对话写得深一点，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自己小说里的对话，大都是平平常常的话，但是一样还是使人感到人物，觉得美。从此，我就尽量把对话写得朴素一点，真切一点。

    ⑤沈先生用笔写下的东西比用口语讲出的要清楚得多，也深刻得多。使学生受惠的，不是他的讲话，而是他在学生文章后面所写的评语。沈先生对学生的文章也会作修改，但改得不多，评语却写得很长，有时会比本文还长。这些评语有的是就那篇习作来谈的，也有的是由此说开去，谈到创作上的某个问题，往往有独到的见解，文笔也很讲究。

    ⑥除了评语，沈先生还就学生这篇习作，与之相近的作品，他自己的别人的，中国的外国的，带来给学生看，因此，他来上课时都抱了一大堆书，让学生比较吸收，收效很好。他把自己的小说总集叫做《沈从文小说习作选》，这都是为了给上创作课的学生示范，有意地试验各种方法而写的，这是实情，并非故示谦虚。

    ⑦读他的小说，觉得他是把生活里的人都当成一个作品中的人物去看的。他用一种含蓄的热情对人，用一种欣赏的、抒情的眼睛看一切人。对前辈、朋友、学生、家人，都是这样。他津津乐道的熟人的一些细节，都是小说化了的细节。大概他的熟人也都感觉到这一点，他们在先生的客座（有时是一张破椅子，一个小板凳）上，也就不会谈出过于庸俗无聊的话，大都是上下古今，天南地北地闲谈一阵，喝一盏清茶，借几本书或资料，就走了。客人一走，沈先生就坐到桌子跟前拿起笔来了。

    ⑧我曾问过先生：“你的思想到底是什么？属于什么体系？”他微笑。我说：“你是一个标准的人文主义者。”沈先生微笑着，没有否认。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四日

挂在塔尖上的记忆

蒋 殊

每个人一生中，都有一段时光铭刻在一个特定节点上。郝生荣一生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武乡县城段村。1944年他走进军营之后，在这个古城里肆意挥洒过他青春的血泪。

2015年10月份，他88岁的秋天，我在段村见到他。

段村的这天，阳光灿烂，风和日丽。既有上班族匆忙的脚步，也有一排一排的老人靠在墙边的暖阳里沐浴着晚年时光 

如约去到郝生荣住的儿子家，却不见他。问胡同里坐着的一圈老人，他们指着下面的马路说，转过去就看到了。

果然，就在我们刚刚经过的马路转角处，一个超市门口，郝生荣拄着棍子，与另一位同伴并排靠在墙边。同伴不时在他耳边说着话，他却似乎心不在焉，眼神更不时盯了远方，出神。远方，他的目光尽头，一座塔尖，立在四射的光芒里。我知道，那个塔尖上，挂着他满满的记忆。

塔叫千佛塔，耸立在武乡县城中心宝塔广场中央，建成于清康熙年间，是一处重要的历史文物。它，镇定着一代又一代武乡人时而涌起的一颗颗或狂躁或不安的心。

然而1945年，这塔几乎被毁。

1940年夏天，日本人在段村安下据点后，繁华古镇段村就成了阴森恐怖的人间地狱。城墙上修筑了密集的射击孔，四角的碉堡高高耸起。日军不仅占领了段村镇，把千佛塔当成重要的工事建筑，在城外还设了多处外围炮楼。 日军的一个加强连屯集在这里，居高临下，以凶猛的火力封锁着进入段村的我方部队。古老的千佛塔，被困在古镇望眼欲穿，默默等待着亲人的到来。

对于千佛塔，郝生荣的记忆总是停留在从前。对于眼前的县城，也是.正是他风华正茂的那几年，这里却不是自己的，整整五年。那时候，郝生荣与战友们沟上岭下，雪里泥里，为的就是抢回属于自己的家园与土地。他叹，可惜咱的武器不好，有时已经瞄准了，枪却打不响，干着急。他只开心地乐，后来打了几次日本人，缴获了一批好枪，都是三八式，戴盖盖的。好枪毕竟不多，却越缴越多；自己的武器虽然不好，却越磨越刚。随着战士们坚韧的脚步，一寸一寸收复着自己的土地；一步一步逼得敌人节节败退。 1945年8月25日晚上，他们逼进段村，逼到千佛塔前。

坚固的古塔，成了敌人负隅顽抗的唯一筹码。

千佛塔内的40名日军，已然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尽管他们在坚固的塔内，还是清晰地闻到越来越密集的战火，听到中国人民欢呼抗战胜利的声音，就要走到尽头的他们，开始了可怕的垂死挣扎。

外围的王家垴炮楼，正被769团二营一部发起攻击，新兵小王憋着一股气，一连投完放在箩筐里的手榴弹，然而就在他乘胜再取弹药时，却被一颗流弹击中胸部。周围的战士清晰地听到，他18岁的热血汩汩流在绿草如茵的山坡上。

随后的呼啸排山倒海：31 团一营奇袭城西主碉，决九团占领东村山，突击排一连二排在烽烟战火中搭梯登城。 日军的抵抗也是前所未有，我方云梯被打断，城下遇火力封锁，甚至凌空投下燃着火光的被褥……

天怒了，一场倾盆大雨，随着轰隆隆的巨雷声于次日凌晨倾泻而下。雨水、血水、泪水、汗水，泥水，郝生荣说，这些统统都得扒开，只将敌入聚在视线里。

8月的高粱，高高挺着脊梁，像一个个无声的战士……尽管伤亡不小，我方还是连续攻下王家垴碉堡，攻破南城墙地，冲到千佛塔下。

塔里的日军借助地理优势，用轻重机枪疯狂扫射，让我军想要靠近塔的愿望一次次落空。

万般无奈，八路军决死第九团请求，调重炮，轰击千佛塔，保证不用两响，就让塔内的敌人粉身碎骨。郝生荣承认，那个时候，杀红了眼的战士们都忘了塔。是啊，血肉之躯都敢顶在枪口，哪里会考虑到一座无声的塔？

“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塔的重要。”郝生荣说的是实话。这些被从田间地头直接拉上战场的人，哪里会知道一座塔对于后世的意义？ 他们心里想的，仅仅是夺回家园，赶走敌人；仅仅是可以重新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这样平凡的日子，是那时的奢望与梦想。于是，郝生荣每每坐在街边，望着街上川流不息的车辆与人流，①再抬眼看到空中的塔尖，脑子里就会急速回荡起一些人，一些事，也总会不由自主地长叹一口气。有时候，与他在一起的同伴问他缘由，他也是轻轻一句：说出来，你也不会懂。没上过战场的人，自然不懂他们多年掩着的心事。

日军或许也觉得，八路军不可能轻易炸毁古迹，于是蜷缩在塔中，侥幸寻找最后的生机与突破。

对于决九团调重炮的要求，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没有答应，并派人告诉他们，古塔是文物，要保护，坚决不能用炮轰。于是将千佛塔全面围困。郝生荣说整整五天，断了日军的吃喝。在敌人战斗力大大削弱的情况下，战士龚金来、张顺瞅准机会，冒死利用射击死角绕道冲进塔内，高举手榴弹，迫使躲在塔内的日军重机枪班全部投降，夺回千佛塔后，决九团又乘胜抢占了伪县公署、打击了龟缩在城东北角炮楼里的日本鬼子，粉碎了日军指导小队“或运长久”的妄想。高高耸立的千佛塔，重新映射在太阳的光芒T千佛塔，也除去束缚，含泪高高舒展在它深爱的土地上。直到今天，直到永恒！我要走了，他目送我过马路，上车。②之后 ， 目光重返塔尖。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