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佬的劝告答案

〔美〕威廉·萨洛扬

    有一年，我的叔父美立克从弗莱斯诺到纽约去旅行。

    在他上火车之前，他的叔父迦洛看望了他一次，告诉他旅行上的种种危险。

    “你上了火车，”那老人说道，“仔细拣定你的座位，坐下来，不要东张西望。”

    “唔，叔叔。”我叔父说道。

    “几分钟之后，火车开动了，”那老人说道，“两个穿制服的人会从夹道上走过来，向你要车票。不要睬他们，他们会是骗子。”

    “我怎么会知道呢？”我叔父说道。

    “你会知道的。”老人说道，“你不再是小孩子了。”

    “唔，叔叔。”我叔父说道。

    “你旅行了不到二十英里，一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会走到你跟前来，递给你一支香烟。告诉他你不抽烟，香烟上会有麻药的。”

    “唔，叔叔。”我叔父说道。

    “在你到餐车去的路上，一个很美丽的女郎会故意和你撞个满怀，而且差不多抱住你，”老人说，“她一定极其陪小心而且动人，你自然的冲动便是要和她做朋友。抛撇了你那自然的冲动，一直进餐车去吃东西；那女人会是女冒险家。”

    “什么？”我叔父说道。

    “婊子！”老人喊道，“一直进去吃东西，点最好的食品。如果餐车人满了，那美丽的女人坐在你同桌的对面，不要对着她的眼睛看。如果她讲话了，装做聋子罢。”

    “唔，叔叔。”我叔父说道。

    “装做聋子，”老人说道，“这是唯一摆脱的方法。”

    “摆脱什么？”我叔父说道。

    “摆脱全部邪恶的花把戏，”老人说道，“我旅行过的，我懂得我谈着的问题。”

    “唔，叔叔。”我叔父说道。

    “这我们不要多谈了。”老人说道。

    “唔，叔叔。”我叔父说道。

    “我们不要再讲这问题了。”老人说，“这完结了。我有着七个小孩子，我的生活一向是圆满正经的生活。我们不要再想到它罢。我有着地呀，葡萄呀，树木呀，牛羊呀，和钱呀。人是不能一切齐备的——除非什么时期有一天两天是如此。”

    “唔，叔叔。”我叔父说道。

    “在你从餐车回到你的座位的路上，”老人说道，“你会经过吸烟间。你在那儿会发现一批人打着纸牌，赌客们会是三个中年人，指头上套着看上去很值钱的戒指。他们会向你笑嘻嘻地点头，他们中间的一个会邀你入局。告诉他们，你不会讲英语。”

    “唔，叔叔。”我叔父说道。

    “这就好了。”老人说道。

    “谢谢你。”我叔父说道。

    “还有一件，”老人说道，“当你夜里上床的时候，把你袋子里的钱拿出来，放在你的鞋子里。把你的鞋子放在你的枕头底下，把你的头整夜搁在枕头上，不要睡熟。”

    “唔，叔叔。”我叔父说道。

    “这就好了。”老人说道。

    老人离开后，第二天我叔父美立克上了火车，便一直横过了美利坚旅行到纽约去。

    穿制服的两个人并不是骗子，带有上麻药的香烟的年轻人没有到来，美丽的年轻女人没有坐在餐车里和我叔父同桌的对面，吸烟室里也没有人打纸牌，我叔父把他的钱放在他的鞋子里，把他的鞋子放在他的枕头底下，第一夜整夜没有睡熟，但是第二夜，他却放弃了全部的规矩。

    第二天，他自己把一支香烟递给了另一个年轻人，那年轻人接受了。

    在餐车里，我叔父走到一边去，和一个年轻女郎同桌坐了。

    他在吸烟间里发起了打扑克，还在火车开到纽约之前，我叔父认识了火车上的每个人，每个人也认识了他。

    有一次，当火车穿过俄亥俄州的时候，我叔父和那接过香烟的年轻人和到跋沙尔去的两个年轻女郎组成了四人合唱队。

    这次旅行是很愉快的旅行。

    当我叔父美立克从纽约回来的时候，他的老叔父迦洛又来看他了。

    “看光景你是一路平顺的，”他说道，“你遵守过我的教训了吗？”

    “唔，叔叔。”我叔父说道。

    老人远望着天空。

    “有人靠我的经验得到了益处，这在我是觉得高兴的。”他说道。

（选自《中外微型小说》，有删改）

箫声

阿成

    德莫利是一个颇有特点的镇子。几年前我去过那里。正是晚秋时节，将车开上轮渡船过江的时候，那种江风的湛凉，只要想起来，依然水气弥重地冷在身上。

    镇子并不大，被乡间的公路分成两爿，大大小小的木房子和石头房子，顺着公路的坡，次第地排下去，然后进入那片白桦林。德莫利镇的背后，是那条河道很宽的松花江。江面上，或早或晚，云里雾里，常有远程的驳船通过。江的对岸似乎是竖立起来的山壁。驳船从那儿通过时，总要拉响汽笛。汽笛声从山壁上空洞地回荡起来，确有一种失魂的感受。

    德莫利镇是张广才岭的一部分。深秋时节，山上的树叶经冷霜一煞，变成了多种颜色，红红黄黄，深深浅浅地一配，很绚丽，让人有万分的慨叹。

    先前，齐先生在镇政府工作。我去的时候，便是他陪我。我看出来他很喜欢喝酒。好在他并不请我喝，只是说，你吃菜，你吃菜。然后独自大口地喝酒。齐先生的脸色很苍白。常下意识地用手揩嘴角。总觉得他身上有很多事。但一时又说不清。齐先生很腼腆，不善谈。看出这一层之后，我同他讲话便很注意分寸，态度也很客气。吃过晚饭之后，他固执地留在招待所陪我一会儿。无话可说时，两个人便呆呆地看电视，间或凝神地听从江面上传来的汽笛声。我觉得有些尴尬，便买酒款待他。我吸烟，喝热茶，他一个人一杯连一杯地喝酒，他一边喝酒，一边不时地看着我脸上的反应。我就给他讲我的过去，笑呵呵地讲那些被人欺负的事。

    酒喝光，他就准备告辞。院子里的月光很好，兼有几片红叶的点缀，别有一种神奇。他有点犹豫，转过身来对我说，我，我会吹箫，要不我去，去取来，给你吹一曲？我抓了抓他的胳膊，说，明天吧，早点回去休息吧。还要过一个山呢，你家不是在山那头么？霜重道滑，路上小心。

    回来，我就歇下了。的确是累了。后来，我在梦里梦见齐先生在廊下吹箫。齐先生吹的是《春江花月夜》，很柔，很动情，把我的泪水都吹下来了。

    翌日起来，来到院子里。院子里是厚厚的一层红红黄黄的落叶。踩在落叶上面，看远处的张广才岭，感觉那一层淡雾似有魂灵一般在那儿漂着。招待所的那个女服务员挑水进了院子，见了我的面儿就说，昨黑，老齐过来给你吹箫，你听见了吗？

    我说，不知道啊……

    你没听见？

    听见了，以为是做梦呢。

    女服务员说，他坐在院子里吹了一曲，然后，就挟着箫走了。

    噢，那我可真有点失礼了。

    她说，一个酒鬼，没什么可失礼的。真的。

    我很快知道，齐先生的妻子经过几次的反反复复，还是同齐先生离婚了。齐先生将妻子临行前骂他那些刻薄的话，都偷偷地用录音机录了下来。一个人在家没事儿的时候，常放着听，边听边流泪。我还听说，齐先生写得一手好字。后来，手抖得厉害，写不成了。可惜。我以为第二天齐先生会过来，陪我一块吃德莫利鱼，这是头一天约好的。结果换了一个年岁较大的人过来陪我，说齐先生另有公务。我没说什么。

    去年听德莫利来省城办事的人说，齐先生自杀了。那人说，喝酒这事儿，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于是他就把自己杀了……那人又说，齐先生箫吹得好，他一死，夜里没人吹箫了，德莫利好像也死了一样。说着，那人掼下茶杯，说，夜里失眠，听听他的箫声，能像个真正的人似的想好多事哪——那样的日子有滋味呀。

    齐先生终年46岁。

（本文有删改）

苏小童的夏天

姚讲

    半个月前，苏小童经历了残酷的中考。按照父亲的规划：如果考上高中，就继续读书；考不上，就随自己一起去城里挑担子，子承父业，卖鸡蛋。

    很不幸，苏小童连分数最低的三中也没考上。第二天，他就去城里找父亲。

    门没锁，父亲也不在家。苏小童放下行李，喝了口冷茶，就向着麻将馆走去。麻将馆里烟雾弥漫，苏小童还是一眼就看到了黑着脸的父亲。父亲也看到他了，连忙向他招手：儿子，过来给老子抓两把，改改手气。他很不喜欢打麻将的父亲，因为这事母亲和父亲多次吵架，最终母亲负气离家出走了。

    以前的暑假，他也来城里找过父亲，随父亲一起去市场，甚至在远途跋涉的清晨，接过父亲的担子挑着走一段。但这次不一样，父亲专门为他准备了一副小一些的担子，还分配给他一个单独的市场。

    四点起床，四点二十准时出发，这样就算在路上稍微歇息，也能赶在六点半天亮之前到达目的地。这是肥皂厂外的小菜市，市场从天亮开始热闹起来，一直延续到八点左右，这里人买好了菜，收拾好就上班去了。

    小菜市就苏小童一个人卖鸡蛋，在讨价还价的喧嚣声中，苏小童很熟练地数鸡蛋、数钱、找零。他学着父亲的样子，把钱装进母亲缝的贴身小布袋里，再牢牢地系在腰带上。市场上的人渐渐稀少，不忙了，苏小童就点三两小面加个酱肉包子。把肚子填饱了，再买上中午晚上要吃的菜，挑着担子往回走。夏天的鸡蛋像阳光下的冰淇淋一样脆弱，一不小心就会坏掉。刚开始变坏的鸡蛋，表面看不出来任何变化，却难逃父亲的眼睛。周末，父亲会让苏小童和自己去同一个市场，将这些刚坏掉的鸡蛋用单独的小篮子装上，让苏小童提去卖，而且告诉大家，这是自己家养的鸡下的蛋，卖鸡蛋是为了凑学费。

    独自卖了好几天的鸡蛋，苏小童发现了父亲的秘密。但他没打算忤逆父亲，还是照着父亲的吩咐，去了几百米远的小巷道，摆上装有鸡蛋的篮子，守着卖。偶尔有个人过来问，苏小童就告诉他，鸡蛋是坏的，让对方不要买。问的人就一脸复杂的表情，走了。

    过了不知道多久，下雨了。苏小童孤零零地站在雨中，父亲喊他收拾好篮子去躲雨，别把自己淋坏了，看病要花钱。他假装听不到父亲的话，直愣愣地站在那里，默默流泪。

    这件事在苏小童的内心深处划了一道很深的口子。以前对父亲只是不喜欢，此刻却变成了怨恨。母亲不高兴父亲打麻将，所以离家出走了。想到这里，苏小童的嘴角露出了一丝淡然的笑意——他开始筹划如何逃离，他用了足足一夜的时间来考虑自己如何才能周全地逃离父亲的魔掌。最后决定，用暑假的时间挣钱凑够念高中的建设费，回到校园，绝不要子承父业!

    第二天，苏小童照例挑着担子去肥皂厂外的小菜市卖鸡蛋，然后在市场安静下来的时候，找到便宜的农家菜，装进自己卖空的鸡蛋担子里，准备着下午用背篓背到大市场去卖晚市。这些菜卖相不好，但是价格便宜，加上是农家菜，所以还算抢手。

    上午从市场回来，苏小童就着买回的菜随便挑出一点儿做午饭。吃完饭，父亲午休了。苏小童问邻居大叔要了个陈旧但功能尚全的冰糕箱，背着冰糕箱就出去卖冰糕了。第一声叫卖是很难喊出口的，但是只要第一声喊出来了，后面再喊就不害羞了。

    日子一晃就是八月底了。苏小童向父亲摊牌，说自己不想和他一起做生意，想回学校继续念书。父亲一脸的不屑，就你那点儿分数，还想念书?三中的分数线都没到。

    苏小童默默不语，在那里数钱。很久，他才将那一堆散钱的总金额算出来：四千六百二十八块三毛。

    这是我这个暑假自己挣到的钱，我打听过了，没到分数线念三中要交两千的“建设费”，学费是六百八。

    看着晒黑成煤炭的儿子，父亲润湿着眼睛良久不知道说啥好，他打算歇业两天，专门护送儿子回老家。

（选自2016年111期《小小说选刊》，有删改）

亮丽家园

【加拿大】爱丽丝·门罗

    花园宫的一切是如此的完美无瑕，每座房子的表情都骄傲地指出了这在新盖的大房子中间，经常还能看见另一种屋子，那就是老城区像富勒顿太太家那样的老房子。这些幸存下来的老房子阴沉沉的，被围困着，显示出岁月长短不同的沉积。它们的无序和突兀、不协调的屋顶角度和斜坡，透露出某种近似原始的气息，与这些街道格格不入。

    一群邻居家的女人坐在起居室里，还有一些男人也在。玛丽知道她们在说富勒顿太太的房子。她绝望地看着窗户外头，或者盯着自己的膝盖，想方设法找出几句漂亮的解释，中止这个话题。她没有成功。

    “要是我住她隔壁，”史蒂夫表情愉快而温和，显然在期待随后的笑声，“我把孩子带过去，让他们带上火柴。”

    伊迪斯道：“亲爱的，你在开玩笑！我却努力做了点什么，我给市政厅打过电话了。我说，他们至少可以让她刷刷墙，或者把那些棚屋推掉一些。”

    “还有那些鸡。”贾妮·英奇说，“我的天哪，那个味道：我和卡尔说，我知道我们住在边远地区，但怎么也没想到，我们隔壁就是家畜棚。”

    “街对面可比住隔壁更糟糕。我都纳闷，我们干嘛费半天劲要景观窗。每次家里来客人，我都想把帘子拉上，别让人家看见我家对面是什么东西。”另一个女人说。

    史蒂夫竟然说，“按规定市政厅得给我们修条路，她的房子正好挡在我们的必经之路上。只要我们现在让市政厅通路，这样，她就得走。这是法律。”愉快的笑声响起来。

    玛丽开口之前，希望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既不要感情用事，也不要哆哆嗦嗦。“不过，你们想没想过，她在这里住了很久了。我们大部分人还没生出来的时候，她就已经住在这里了。”

    她拼命地想找一些别的话，比现在这些话更有力、更理智的话，但她就是找不到一句。他们的话从四面八方向她侵袭。棚屋。扎眼。肮脏。私有产权。价格。

    “她的时代已经走了。”卡尔说，“不管你明白不明白，这栋房子压低了这条街每一座房子的价格。我做这行，我知道。”

    另外一些声音也参与进来。愤怒的情绪在他们之间蔓延，在他们的声音中散如同一股狂热的洪流席卷了他们。

    “我们现在已经争取到每一个人了。”史蒂夫说，“用不着一家一家跑了。道路申请书开始在他们手中传来传去。

    玛丽跪在地板上，和丹尼的拉链斗争了半天，然后站了起来，穿上外套，理了理头发，戴上手套，随即又摘了下来；她再也想不到什么能做的了，于是走向餐厅的桌子，那是通往大门的必经之路。卡尔把笔递给了她。

    “我不能签字。”她回答。她的脸刷地红了，声音战栗。“我不觉得我们有这权利。我们没有权利。”

    “玛丽，你不在乎这里的环境吗？你也住在这里呀。”

    “哦，我，我不在乎。”想象之中，每当你支持什么的时候，总是会声音洪亮，而周围的人被你惊醒，感到羞愧不安。但，在真实生活里却不是这样。你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让自己变成大家下次一起喝咖啡时的笑料。

    “大家不是为了好玩才想赶她走。”卡尔说，“这很不幸，我们都知道。但我们得为社区着想。”

    “没错。”玛丽回答道。但是，她把双手塞进了外衣口袋，她突然想到了，他们是对的，为了他们自己，这都是他们必须做的。玛丽带上丹尼，走出了门。

    现在，你什么也做不了，除了把手插进口袋里，保留一颗不打算服从的心以外。

（有删改）

一支倾听黑暗的蜡烛

朱成玉

    临终时，祖母颤巍巍地示意我们点上一根儿蜡烛，说要和它一起熄灭。我不知道祖母此举有何深意，只知道那个时候经常停电，而一根蜡烛的价钱是5分硬币。

    祖母望着蜡烛，眉头舒展，灵光乍现，随即又仿佛一个跋涉了许久的旅人到达了目的地，长舒一口气，卸下所有。

    祖母没有活过那根蜡烛，先它一步，咽了气。祖母的脸上露出久违的微笑，酒窝像一朵莲花。她奋力伸出手去，骨瘦如柴的手，指着我们。像菩萨的手，伸到我们中间。

    祖母去了，电却来了，电灯照亮所有人的忧伤，却再也照不亮祖母的前额。

    父亲吹灭了蜡烛，说：“留着这根蜡烛，等出灵的时候，点着它，给你奶奶在那边照个亮儿。那边太黑了。”

    那边是哪边？父亲又没去过，怎么就知道那边是黑的？年少的我满是疑惑，可是看着一张张因为悲伤而严肃异常的脸，我又不敢问太多。

    父亲似乎看出我的疑惑，接着说：“你奶奶这一辈子苦啊，在晦暗的地方待得时间太长了。”

    祖父和祖母结婚几年后便当了兵，然后杳无音讯，祖母一生没有再嫁，独自一人养大父亲和叔叔。因为祖父当的是国民党兵，所以“文革”的时候祖母免不了受了很多红卫兵的“声讨”。祖母忍受着尘世带给她的一切苦楚，正如她那苦命的村庄，终日沉默，一言不发。

    她在村庄里扎下根去，哪都不去。她说就算临死前最后一刻，也要等着祖父，她就那么执拗地信着，祖父还活着。

    那段日子，祖母常常去当铺。从最开始的手镯，到后来的银饰，甚至她最割舍不下的香炉，银制的烟袋锅，都一一典当出去，只是为了让她的孩子们不挨饿。为了孩子，她把自己的家当典当得干干净净，只剩一副嶙峋的瘦骨。

    老了，本想着该享享清福，却不想又得了重疾。

    祖母卧床不起，躺在床上，谁都可以推开她的门进去，看她躺在床上的狼狈样子。

    “离远点，我身上臭!”她老人家总是这样对我们说。

    祖母是个极其干净的人，大家闺秀，年轻时候有洁癖，她的床，别人坐过之后，她都要重新洗一遍。可是她老了，病了。她所有的器官都坏了，功能丧失，不得不由家人为她擦洗身体。每当这时候，她会像疯子一样发火，有时候会像小孩一样哭。一生的尊严和坚守，噼里啪啦全毁了。

    最难熬的是夜晚。一切都停了下来，唯独疼痛，还在漫无边际地爬。

    祖母在黑暗中，忍着疼痛，她的手紧紧攥着，她的嘴紧紧咬着被子，她不喊叫，她心疼她的儿孙，不想让自己的喊叫惊醒了我们。

    祖母在黑暗中，被疼痛戳醒，就那么睁着眼睛，我想，她的脑海中定是一遍一遍地播放着往日时光，这岁月的皮影戏，终于要演到最后一幕。

    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祖母在黑暗里对抗疼痛的方式，竟然是给我们一颗颗地嗑着瓜子，早上醒来，她的枕头边儿上堆满了很大的一堆瓜子瓤。只有早晨这会儿，她才能睡一会儿，我们轻手轻脚，从她的枕头边搬走一座山，尽量不弄出一点儿声响来。

    想起父亲说的话，祖母更多的时光都是在黑暗里，而她并没有因此消沉，照样带领我们把日子过得柳暗花明，风生水起。说白了，祖母是一个可以驾驭苦难的人，这苦难的烈马，一旦驯服，可以驮一个人奔往幸福。

    在黑暗里又怎样？那就去做一支倾听黑暗的蜡烛。

    这是祖母的哲学。

    祖母大限将至，在那幽深的黑夜里，尚且咬牙活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挥霍生命？

    终于知道祖母为何在临终前执意要点上一根蜡烛，她是需要这根蜡烛为她送行。她不想，临死前的最后一刻，都是黑暗的啊！

    现在想想，祖母临终的眼里，一定是看到了祖父，嘴边才绽开了一朵莲花。

    想起祖母的这个夜里，我把灯关上，点燃一支蜡烛。倾听黑暗的蜡烛，时而被风吹熄，时而被风吹亮。

    夜里的云朵在窗玻璃上颤抖着，想借点光亮取暖，捎带着擦亮了属于思念的天空。

    忽明忽暗的蜡烛，是奄奄一息的祖母，为了祖父和她的孩子们，咯尽了最后一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