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沉沦

耿 立

曾看到过一幅照片：一个农民在故乡新建成的楼房前呆坐，他的肤色是久在风雨暴晒下才有的酱色。我心中涌动起莫名的风雨飘絮的黍离之情，只觉得无边的乡村在沉沦，或者说在一点点坍塌。

乡土的中国，故乡的中国，真的转换这么快？一夜之间，土地里不再种出庄稼，而是种出了成片的高楼。“农民上楼”，就如镰刀割下了谷子，这不是一次收割的事件，而是一个精神的事件。有人说这世界消失的方式不是一声巨响，而是一声呜咽。谷穗碰到镰刀是呜咽，大树遭遇斧头是呜咽，而故乡田园风光的消逝更是呜咽。

有一个成语叫背井离乡，“背”是背离，这是孩子都能理解的。但我宁愿理解“背”为背负，一个背负着故乡井水的人是有底气的，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故乡井水的滋润，有故乡做依靠。记得，在一次文人雅集的酒桌上，友人问我，你的眼睛为何这样亮？我说那是故乡的水井！又问，你的头上隐隐像有什么东西，那是什么呢?也许，是我醉酒的缘故，我回答：那是故乡的屋檐。友人愣住了，不知如何应答，他有点黯然，然后醉了。他说，我没有故乡的屋檐。然后就伏在桌子上呜呜大哭起来。

故乡是一个人的血地。台湾把故乡叫做原乡，作家钟离和说“原乡人的血，只有回到原乡，他的血才能停止沸腾”，真是彻肤彻骨，透到了骨髓。

故乡是一种容器，故乡是收藏我们童年哭声的地方，一石一础，一草一叶，井栏树冠，那都是我们的见证，那里勾留了我们的年轮，涂抹了黄昏时我们读书的影子，还有那塞满草的窗子。当我们夜晚背诵课文的时候，常仰着脖颈望着星空，像是背诵着夜。现在那里的夜还是那样纯净么？没有一丝阴翳，没有污染，没有毁容？

一个人不能没有灵魂。曾记得一个台湾老兵的故事。他把装着故乡泥土的玻璃瓶子弄丢了，他的魂魄也随之丢失了。老兵住院，什么样的医术也疗救不了他这种思乡之痛。他的事传播开来，人们同情他，一个研究生翻找资料，在实验室里为老兵配制了他家乡的土。土里特别多放了一点盐分，用以配出老兵家人在这土地上流过的汗水。但细心的老兵呢？看出了黄土是用色素染成的！他说，故乡的土，是不可以配制的，那些童年的声音留在土里的，那些炊烟留在土里的，那些牛羊的哞叫留在土里的，这些怎能够配制出来？老兵最后说，这一瓶配出的黄土里面缺一样最要紧的东西：当初，母亲把土摊在白纸上，戴好老花镜看过、拣过，弄得干干净净，两滴眼泪落在土里，这一大瓶配置的土里却没有！

老兵带着那瓶故乡的泥土走过七个省，最后越过台湾海峡。

我不知道这个老兵最后的归宿，但我揪心的是即便他的灵魂得以还乡，在那被毁容整容后的故乡，他能找得到魂牵梦绕的归路么？他能找得到在路口大树下苦苦遥望的母亲么？

我的老家的村口也曾有几株明代的柿子树，经历了400年的沧桑啊！几年前被连根移走了。我回老家为母亲上坟，看到移走古树后留下的大大的树坑，如枯干的泪眼，无助无望。我童年留恋的柿子树，那曾荫庇过多少代家乡子孙的老树啊！

没有故乡的人，没有根基，没有身世。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是千年前的陶潜在时空外呼唤如今疲惫的心灵么？

其实对沉沦的故乡来讲，连荒芜也不配，只是一片钢筋水泥的狰狞。

我看不见灵魂的归路，我只隐约听见灵魂的呜咽！                  （有删改）

聂耽

聂鑫森

    聂耽性格内敛，不喜欢疯跑乱叫，好静，尤好静中读书。初中毕业，他选择了去读中专技校，是“家有万金不如薄技在身”的古语对他起了作用。

    技校毕业，聂耽分配到一家国营纺织厂当保全工。保全工就是维修工，哪台纺纱机、织布机出故障了，一个电话打过来，他和他的工友便提起工具包，立赴现场去处理。待机器重新运转，他们便如鸟儿归巢，回到保全班的值班室里。

    四十多年过去了。聂耽退休了。

    但在聂耽临近退休时，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全国纺织系统的保全工，经过层层选拔，十个优胜者再参加决赛，聂耽居然蟾宫折桂，夺得了冠军！中央电视台进行了现场直播：在一个巨型车间里，几十台纺纱机、织布机一齐开动，机声喧闹；被蒙上眼睛的聂耽，坐在车间的上端，他能在嘈杂的机声中，听出哪台机器有了毛病，毛病出在什么地方，百分之百的准确。

    现场直播的事，是聂夫人失口说出去的。正好是星期天的上午，全巷的男女老少都在看。很多特写镜头，都停留在聂耽的耳朵上，又大又长不说，而且在聆听时，耳廓会敏感地扇动，忽快忽慢，让人啧啧称奇。

    当决赛结束，评委主任宣布聂耽排名第一时，巷子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鞭炮声。湘潭曲曲巷出了这样一个人物，太了不起了！

    聂耽把获奖的十万元，全捐给了市里的“爱心救助工程”，一个子儿都不留。

    可获奖后的聂耽，和从前没有丝毫的不同，别人当面和背后的议论、赞扬，他似乎都没听见﹣﹣耳朵直愣愣地矗着，一动也不动。

    不同的是，在休息日，常有本单位和外单位的青年工人，来曲曲巷拜访退休了的聂耽。院门是紧关的，他们在说什么、做什么，没有人知道。有时，聂耽会领着这些年轻人走出巷尾，到雨湖公园去游玩，笑语声一路撒落，滴溜溜转。

    与聂耽隔着巷道门对门住的是刘聪。

    刘聪四十岁出头，留过洋，现在是一家大医院五官科的主治大夫，在治耳鸣、假聋、耳膜破损等方面名声远播。他对聂耽的超常听力很感兴趣，希望从中找出什么奥秘，或许会有助于他对耳疾的治疗。可聂耽不乐于与人打交道，令他束手无策。现在他有法子啦，可以跟在聂耽一群人后面，也看风景，也听他们说话，不会没有斩获。

    秋日的午后，聂家的门打开了，聂耽领着七八个小伙子和姑娘，朝巷尾走去。刘聪知道，这群年轻人是上午来的，眼下吃过了午饭，聂耽领着他们去雨湖公园溜达，他便悄悄地跟在后面。游柳堤，看水中游鱼历历。过花坞，嗅清苦的菊香。倚八仙桥的红栏，看天上雁字横斜。然后他们坐进周家山的听风轩，听秋风飒飒。

    聂耽的耳廓忽然动了起来，然后用手一指，说：“那阶边的一颗小石子，压住了一只蝈蝈的腿，它叫得很痛苦。”

    大家感到很惊异。一个小伙子飞快地跑过去，扒开一块小石头，蝈蝈嗖地跳起来，很快乐地鸣叫着。

    有人问：“聂师傅，你是怎么听出来的？”

    聂耽说：“因为听多了，听熟了。”

    坐了一会儿，他们又朝湖心亭走去，有一条宽宽的水上石栈道通向那里。年轻人簇拥着聂耽，又说又笑。还有三三两两的游人跟在后面慢行，老人的拐杖声，女人的高跟鞋声，孩子的喊叫声，此起彼落。

    走在最后的刘聪，忽然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一元钱的硬币，让它垂直落下，硬币掉到石板上，清脆地一响。几乎所有的人都听见了钱币落地的声音，都停下脚步回过头来，目光搜索着发出声音的方位。

    只有聂耽什么也没听见，依旧向前走去。

    刘聪抱歉地对大家笑了笑，弯腰拾起硬币，然后转身走了。他知道，聂耽只听见他想听见的声音，想听见的声音就一定能听见！

（选自2016年12月31日《光明日报》）

林肯中心的鼓声

木心

    搬到曼哈顿，与林肯中心几乎接邻，听歌剧，看芭蕾，自是方便，却也难得去购票。

    开窗，就可望见林肯中心露天剧场之一的贝壳形演奏台。那里每天下午、晚上，各有一场演出。废了室内的自备音响，乐得享受那大贝壳中传来的精神海鲜。节目是每天和每晚更换的：铜管乐、摇滚乐、歌剧清唱、重奏，还有时髦的名称也来不及定妥又变了花样的什么音乐。我躺着听，边吃边喝边听，比罗马贵族还惬意。但夏季没过完，我已经非常厌恶那大贝壳中发出的声音了；不想“古典”的日子，偏偏是柔肠百转的惹人腻烦；不想摩登的夜晚，硬是以火爆的节奏乱撞耳膜。不花钱买票，就这样受罚了。所以每当雷声起，电光闪，阵雨沛然而下，我开心，看你们还演奏不！

    可惜不是天天都有大雷雨，只能时候一到，关紧窗子。如果还是隐隐传来，便开动自己的音响与之抗衡，奇怪的是，但凡抱着这样心态的当儿，就也听不进自选的音乐。可见行事必得出自真心，强求是不会快乐的。

    某夜晚，灯下写信，那大贝壳里的频率又发作了，看看窗外的天，不可能下雨，窗是关紧的，别无良策，管自己继续写吧……乐器不多，鼓、圆号、低音提琴，不三不四的配器……管自己写吧……

    写不下去了——鼓声，单是鼓声，由徐而疾，疾更疾，忽沉忽昂，渐渐消失，突然又起翻腾，恣意癫狂，石破天惊，戛然而止。再从极慢极慢的节奏开始，一程一程，稳稳地进展……终于加快……又回复凝重的持续，不徐不疾，永远这样敲下去，永远这样敲下去了，不求加快，不求减慢，不求升强降弱，唯一的节奏，唯一的音量……其中似乎有微茫、偶然的变化，变化太难辨识，却使听觉出奇地敏感，出奇敏感的绝望者才能感觉到它。之后鼓声似乎有所加快，有所升强……后又加快升强，渐快，更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快到不像是人力击鼓，但机械的鼓声绝不会有这“人”味，是人在击鼓，是个非凡的人，否定了旋律、调性、音色，各种记谱符号。这鼓声引醒的不是一向由管乐、弦乐、声乐所引醒的因素。人，除了历来习惯于被管乐、弦乐、声乐所引醒的因素之外，还确有非管乐、弦乐、声乐所能引醒的因素，它们一直沉睡着，淤积着，荒芜着，原始而古老。在尚无管乐、弦乐、声乐伴随时，这些因素出现于打击乐，在漫长的遗弃废置之后，被今晚的鼓声所引醒，显得陌生新鲜。这非音乐的鼓声使我回到古老的蛮荒状态，更接近宇宙的本质。这鼓声接近于无声，最后仿佛只剩下鼓手一个人，而这人必定是遒劲与美貌、粗犷与秀丽浑然一体的无年龄的人——真奇怪，单单鼓声就可以这样顺遂地把一切欲望击退，把一切观念敲碎，不容旁骛，不可方物，把它们粉碎得像基本粒子一样分裂飞扬在宇宙中……

    我扑向窗口，猛开窗子，鼓声已经在圆号和低音提琴的抚慰中作激战后的喘息，低音提琴为英雄拭汗，圆号捧上了桂冠，鼓声也将息去——我心里发急，鼓掌呀！为什么不鼓掌，涌上去，把鼓手抬起来，抛向空中，摔死也活该，谁叫他击得这样好啊！

    我激动过分，听众在剧烈鼓掌，尖叫……我望不见那鼓手，只听得他在扬声致谢……掌声不停……但鼓声不起，他一再致谢，终于道晚安了，明亮的大贝壳也转为暗蓝，人影幢幢，无疑是散场。

    我懊丧地伏在窗口，开窗太迟，没有全部听清楚，还能到什么地方去听他击鼓，冒着大雨我也会步行去的。

    我不能荏弱得像个被遗弃的人。

    又不是从来没有听见过鼓声，我是向来注意各种鼓手的，非洲的，印度的，中国的……然而这个鼓手怎么啦，单凭一只鼓就使人迷乱得如此可怜！我承认他是个幸福的人，我分不到他的幸福。

（有删改）

位置

尹全生

    胡集镇最棒的摄影师早把照相的家伙架好了，镇机关全体人员也都各就各位摆开阵势了，就等市、县领导到位，合影照就可以开拍了。

    电话约定的时间是上午九点，这时间已经到了呀。负责组织照合影的镇文化站站长心里着急，便拨打手机询问。市文联主席回话说，距胡集镇10公里的地方公路塌方，正在疏通。

    消息一传开，本已各就各位的人便“放羊”了，站长放开嗓子吆喝：“大家都不要远离，要招之即来呀！”他特地嘱咐王夏有：“市、县领导说不准啥时候到，你半步也不要离开这里！”

    王夏有是这次合影的主角。他本是国企的下岗工人，托人帮忙才到镇螺丝钉厂打工，电工兼搬运工。就是这么个小人物，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写了部中篇小说，被国内某权威文学刊物刊发，且该刊物准备推荐其作品参评“鲁迅文学奖”！

    王夏有用不起手机。该刊物编辑部急需了解其个人情况，站长说刊物编辑部是乱点鸳鸯谱：胡集镇就这么个屁股大的地方，哪个人能写出较顺溜的广播稿，哪个人曾在市、县报刊上发表过打油诗，站长心里还是有数的；别说胡集镇了，就是县文联的笔杆子们、市里的专业作家们，也没有参评“鲁迅文学奖”的能耐呀！

    可是一了解，王夏有确有其人；再找到其本人询问，王夏有在某刊物发表中篇小说确有其事！

    小镇突然冒出了个打工的“文曲星”，这一来动静就闹大了：市、县文联主席及分管领导，一起前来召开座谈会，会前安排了个合影的活动。

    过了半点钟了。又过了半点钟了。市、县领导还没有来！

    站长心急火燎的。他不但要安排照相，又要安排座谈会，还要安排中午会餐、领导午休……因此便交代王夏有继续原地等候，自己则见缝插针，离开照相现场忙活别的事去了。

    站长忙完宾馆忙会场，到酒店后为件小事与老板争吵起来。正吵得天昏地暗时，他的手机响了。文联主席说市、县领导的车队已经通过塌方地点，马上就到！

    站长看表已经十一点了，撇下老板冲出酒店，脚跟打屁股奔向照相现场。

    站长满头大汗找到市文联主席请示问安，却遭到了一通责怪：“你起初不是说没有王夏有这么个人吗？”

    站长解释说自己办公室座机有毛病，接听时噪声最少有100分贝，把王夏有误听成“王家牛”了：王夏有是我们文化站多年培养起来的，哪能……

    这边还没解释完呢，镇长又过来催促，说是座谈会改到下午，现在十一点多了，上级领导该进餐了，马上安排照相吧！

    站长就扯起嗓子喊：“各就各位啦――”

    位置座次早上八点就排好了，领导还有王夏有的位置都预留在前排。可是，这就要开拍了才发现计划没有变化快：市、县领导不是10人而是15人！早忙晕了头的站长只得临时做工作：请原来安排在前排的副职镇领导改当“背景”。副职们都想落个“全尸”，迟迟疑疑地不愿挪窝。

    镇长见状只能拿站长杀鸡吓猴：“上级领导在大太阳下晒着，你还指手画脚个啥？你们几个还是屈尊到后排吧！”

    合影的阵势这才草草调整完毕。

    站长刚随便找了个地方，“茄子”还没出口呢，咔嚓、咔嚓――摄影师已经把活儿干完了……

    合影照第二天就出来了。照片上方有一行醒目的文字：“热烈祝贺王夏有作品参评鲁迅文学奖。”站长捧起照片端详，这一端详他的眼珠子就往外突了――从前排到后排，从左看到右，死活找不到王夏有！

    他出了一头冷汗，找到正撅屁股干活儿的王夏有：“这照片上怎么没有你？”

    年近五十的王夏有吭吭哧哧地说，当天快十一点时工厂电路出了故障，老板差人把他揪回厂排除故障去了，“老板说要是误了生产就炒我鱿鱼！”

    站长的脚就乱跺开了：“这这这……”

你有多重要

孙道荣

    汽车进入了山区，山路崎岖不平，颠得人五脏六腑都要翻腾出来。车上只有十几个乘客，坐在后几排的乘客，因为颠得吃不消，都挪到了前排。

    他却主动移到了最后一排，五个座位连在一起，正好可以躺下。他太需要休息了。这段日子，工作丢了，谈了好几年的女朋友也吹了，整个人完全处在心灰意懒中，连续十几天吃不下睡不着，他觉得自己走到了人生的绝境，自己是那么渺小，存不存在都不重要。此行，他想回老家看看父母，年迈的双亲培养出他这个大学生很不容易。他决定在了断自己之前，再看一眼可怜的双亲。

    汽车颠簸着前进，乘客都昏昏欲睡。他也恍恍惚惚进入梦乡。

    突然，在一阵剧烈的撞击后，汽车猛地停了下来。

    所有的乘客，都被惊醒了，有人头撞在了前排椅子扶手上，有人被震碎的窗玻璃割伤，有人被抛出了座位，躺在后排的他，也被高高地弹起，又重重地摔了下来——出车祸了！

    车厢里，立即爆发出一片惊叫声、哭喊声。一片混乱之后，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虽然都有不同程度的撞伤，但看来都无大碍。大家稍稍松了口气，探头窗外，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看，让他们惊出一身冷汗：车子悬在路边的半空中，晃晃悠悠，而下面，是一个峡谷！大家这才发现，车头车尾不在一个水平面！车头向下，尾巴翘起。车内再次爆发出绝望的哭喊声，混乱之中，倾斜的汽车剧烈地摇晃，随时都可能坠落。

    他看看身边，最后一排只有他一个人。窗户开着，他轻轻移到窗前，看看外面。还好，还有近半个车身挂在路牙上，只要从窗户跳出去，他就获救了，安全了。

    他站起来，探身准备往外跳，可是，因为他的移动，车厢猛烈地颤动了一下。他突然意识到，如果自己跳下去，整个汽车可能因为重心失衡而坠落。前面的乘客发出惊呼：你不能跳，不然我们可就都完了！

    是的，他不能只顾自己跳出去，那将置一车人于死地。可是，如果不马上跳出去，汽车可能随时坠落，那自己将与大家同归于尽。他不怕死，他这次回乡，就已经做好了死的打算，只是没想到会是这种死法。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

    他冷静地判断了一下形势。中学时，他的物理成绩就很好，他知道，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车头和车尾重量的稍稍改变，都可能使平衡打破，而致车毁人亡。其他乘客都在汽车的前半部分，车尾只有他一人，他是这个平衡系统中，最重要的一环。他这一生，从来也没有这么重要过！

    现在，唯一可行的自救办法是，他保持不动，维持这个平衡，让前面的乘客，慢慢往后移，再从窗户逃出险境。

    他对大家说，我不动，你们一个一个从前面挪过来。千万不能挤，不要慌张，一个一个来！

    在他的指挥下，离他最近的一位乘客，一点一点，向车尾爬过来。汽车轻轻摇晃着，每一次抖动，都揪着大家的心。

    第一位乘客，成功地移到他身边，从窗户跳了出去。又一位乘客，爬了过来。十几位乘客都获救了。受伤的司机，也从驾驶室爬了出来。他最后一个从窗户跳了出来。汽车晃了晃，没有坠落。

    惊魂未定的乘客们，都安全获救了。看着摇摇欲坠的客车，大家的脸上，流露出劫后余生的欣慰。等大家定下神来，才想起坐在最后一排的那个小伙子。如果没有他的沉着和勇敢，不敢想象，会是怎样不堪的后果。大家四处找他，要向他表达谢意，却没有找到。

    他已经悄悄走了。他的家就在离此地只有几公里的山坳里，上中学时，为了省路费，他就常常一个人从这条山路步行回家。十年前，也是从这条山路，他走出了大山，他是他们山寨里出的第一个大学生，他曾经令多少人为之自豪啊。而眼前的挫败，相比以前，是多么微不足道。而他也终于明白：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很重要，即使是一粒微尘。

    落日的余晖洒满山林。他拐进一条小路，这样可以早一点到家。归巢的鸟儿们，成群结队，从头顶掠过。他要从这里，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路遗

刘怀远

    黄连婶平日不出门，但一出门，准是去借钱。本村几乎都借遍了，不好再向谁开口。即使有人主动借钱给她，她也摇摇头，坚决地说：“不要，以前借的还没还上呢，已经拖累你们不少了。”

    黄连婶出了村，在路上走，后面有自行车的声音在响动，骑车人和黄连婶说话：“又要去王权村啊？”

    黄连婶出了村，苍白的脸红了红，朝那人点点头。王权村是黄连婶娘家的村，娘家哥多。不过去娘家多了，嫂子们也没好脸色。但毕竟是自己娘家，比借别人的心里踏实。

    骑自行车的人叫玉亮，下了车跟黄连婶说：“我带你一段路吧。”

    黄连婶说：“算了吧，你自己骑还这么大动静，哗啦哗啦直响。”

    玉亮看看自己的破自行车，嘿嘿地笑，手往怀里掏，说：“婶，我这里有几十块钱，你先拿去用吧。”

    黄连婶忙拦着说：“你帮我的还少吗？我自己命苦，不能总拖累你们。”

    “婶，我知道您性格倔强，可我是外人吗？自家的远房侄子！这几年，黄连叔有病，您也够操心的了。”

    黄连婶说：“你惦记着婶，婶感激不尽，你家也不宽裕，我现在日子还能挺过去。”

    “好吧！”玉亮知道拗不过她，就说：“那我先走了。”

    玉亮骑上哗啦哗啦直响的自行车，骑得很慢，比黄连婶走得快不了多少。拐过一个弯，玉亮不见了。

    黄连婶走过拐弯处，见路中央有一叠钞票。

    黄连婶捡起来，数了数，不到100元钱。天呐，这是谁这么马虎，100元足可以买七八袋化肥，足可以给黄连买一个月的中药，足够在县中学读书的女儿两个月的生活费啊……

    她往前后看，见不到一个人影。

    丢钱也太马虎了，玉亮也马虎，他在前面，愣没看到。黄连婶站在那里等了好一阵子，也没见有人来找。她摇摇头，把钱装进衣兜，心想，会和找钱的人碰上的，就继续往前走。

    迎面开来一辆农用三轮车，在黄连婶面前停下来，开车的是屠户柳三。

    “嫂，你要去哪里啊？”

    “我去走个亲戚。”

    “哦，俺哥一个人在家呢？”

    “咋，你还怕他跑了？”

    柳三笑了，黄连终年躺在床上搂着药罐子，既不会跑，也不会怕谁偷。

    柳三说：“嫂，咱一起回家吧，有啥困难我帮你解决。”

    黄连婶说：“你也没开印票子的机器，每天起五更睡半夜的，天天杀猪再赶集卖肉，生意做得也挺辛苦的。”

    柳三说：“嫂啊，你不是困难到揭不开锅了，不会又回娘家的。好，你去吧。”柳三挠挠头，朝农用车上看看说：“我东西丢在集上了，得赶快回去拿。”说完，农用车冒了一溜黑烟，掉转车头跑远了。

    黄连婶笑着摇摇头，心里说：“慌张鬼，掉转车头往回走也不带我一段路！”

    走出不远，黄连婶再次财运高照，又捡到一叠钱。拿在手上，油渍渍的，上面还沾有一星暗红的肉渣。

    回到村，黄连婶找到玉亮和柳三。不想二人矢口否认，都说没有丢钱。

    黄连婶说：“你们不是丢，是故意放在路上让我捡。”

    俩人都说：“俺俩是傻蛋啊？脑子有病啊？要是被别人捡去了咋办？”

    黄连婶的泪就要落下来了，说：“只要说钱是你们的，算我借的行了吧？”

    不管她怎么说，两人就是不承认，异口同声地说：“钱是你捡的，找不到失主就是你的。”

    黄连婶很无奈，两叠皱巴巴的钱像两块刚出炉的烤山芋，烫手。

    思来想去，黄连婶最后把钱交给村主任，让他给广播一下，找寻失主。

    大喇叭里还没有广播，人们都知道了黄连婶捡钱上交的事。第二天午后，玉亮和柳三找了来，说：“既然您铁了心不要，这钱我们只好领回了。”

    黄连婶叹一声：“我只有用这个法子，才会逼你们出来承认。走，一起去村委会领回。”

    到了村委会，柳主任脸色酣红地躺在椅子上打盹。听黄连婶说完，柳主任打着酒嗝说：“你们都值得表扬，一边是慷慨助人，一边是拾金不昧。”

    黄连婶说：“场面话就不用说了，快把钱退给他俩吧。”

    柳主任不吭声，脸却更红了，反手把墙上的日历撕下一张，裁成两张寸宽的，把烟丝倒在印有“1989年”的一半上，在手上一扭一转，就成了一只大炮烟。点燃深吸几口，让自己隐藏在烟雾中才说：“上面总来人，村委会也没啥收入，今天李乡长领几个人又来了，你捡的钱真是雪中送炭啊，我用它还了饭店的招待费还不够呢。”

     三个人一下僵在那儿，瞪出的眼白如晒在河滩上的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