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坑之事没商量

张鸣

    先秦法家，到了韩非这里，已经演变成绝对君主主义。韩非子的信徒李斯，在秦统一之后，推动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是应有之义。战国时的儒家，信奉的是君臣相对主义，如果君主待臣如草芥，那么臣子也可以当君主如仇寇。所以，韩非子非儒，因为儒以文乱法，坏了尊君的规矩。那么，找个借口，把讨人嫌的儒生坑掉，按道理也该是令他们快意之事。

    但是，坑儒是在焚书之后的一年发生的，主导者是皇帝，不是丞相。事情的缘起，不是儒生议政，对皇帝的政策说三道四，而是姓卢姓侯的两个宝贝，为秦始皇找仙药，花了皇帝不少银子，结果当然找不到，溜之乎也。被骗惨了的秦始皇，不由得不怒。卢、侯两位，无疑都是读书人，但到底是方士还是儒生，已经无从考证。我们知道的结果是，秦始皇盛怒之下，抓不到该抓的，就拿他们的同类出气。诸生转相告引，牵连多至460余人，一并都给坑了。这些人里，肯定有儒生，但整的重点却是方士。后世说坑儒，实际上是夸张，这个夸张，是受前一年焚书的影响，因为焚书的重点，是跟儒家有关的诗书和史书。再加上，后世所谓读书人，儒生是代名词，但在当年，并不是这样的。

    孔夫子当年，是敬鬼神而远之的，后辈门徒，居然被骗钱的方士牵连，大批丢了性命，多少有点冤枉。春秋战国之际，儒墨号称显学，但最终都没有显过法家。法家其实是从儒家脱胎而来的，但这个恶胚胎，长大之后，居然欺师灭祖，把个儒家当敌对势力来对待。只是，在这个政策里，所谓的焚书坑儒，焚书才是重点，坑儒，不过是一个点缀。

    当年焚书，针对的是两类书，一、史书，除了秦国史之外，全烧。二、诗书百家语。不仅烧，而且今后不许人提及。谈及历史，就是以古非今，要族灭。谈起诗书百家语，则弃市（杀掉弃之于市，示众）。所以，读书人即使没有被坑，也没有被发配，肯定也不能靠自己的知识过活了。春秋以来将近五百年的私学传统，到了秦朝，就被迫中断。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是学点技术，医药、卜筮、种树。再就是学法律，还只能放下架子，跟着官吏学。

    坑掉的460个人，只能算秦朝文化禁锢政策的一点无意之中的补充。相对于坑儒而言，烧书的危害显然要大得多。对于诸子百家和各国史书，伤害尤其明显。儒家经典，儒生是可以背诵的，即使文字版被烧掉，凭着记忆，也可以写出来。但春秋以来流传下来的各种书籍，在没有印刷术之前，每每有各种各样的抄本，人们也不大可能把它们都背诵记熟。

    烧书，杀人，都是为了毁掉民间讲学的传统，进而毁掉春秋以来的文化。仅仅在法令学习的意义上，恢复过去的王官之学的面目。从此而后，只有官府才有书，书只是法律书，想学，只能跟官吏学法令，进而成为预备官吏。所以，秦人就业，除了农工商之外，还有“学为吏”一途。除此之外，就是做医卜，靠治病打卦混日子了。

    这样的社会，当然特别的没劲儿。不仅对先秦之世，是一种大反动，就是对于秦自己之前的社会，也是倒退。因为，连吕不韦的《吕氏春秋》，此时也不能读了。幸亏秦朝二世而亡，否则，读书人这样过日子，岂不是跟蹲监狱差不多了？当然，在暴政的高压之下，这样的日子也是能过的，因为，坐牢受刑的担忧，已经压过了日子本身的枯燥。

（有删改）

    书斋，顾名思义，是读书的房间，同时也是藏书的地方，还是书写的地方。读书、藏书、书写是书斋的基本功能。后来，文物古玩的收藏和鉴赏常在这里进行，诗词歌赋和书法绘画乃至篆刻的切磋和研讨也常常在这里进行。书斋是以个人名义建立，以主人和密友为主体，进行文化艺术活动的中心。书斋姓“文”，所以别名称作“文房”。

    早在春秋时期，与朝廷兴建的学校﹣﹣“官学”不同，诸子百家兴私人讲学之风，诸子家中的讲学之处往往白天是课堂，晚上就成了读书的地方。这应该就是书斋的雏形。汉代儒家学者和诗赋作家，均有自己的书斋从事文化艺术活动。因此，可以说汉代是书斋兴起的时期。唐代是一个相对自由、开放、多元化的时期，如杜甫在成都的“草堂”，就是典型的文人书斋。

    在中国传统宅院中，书斋往往是民居中唯有的精神场所。它一般位于宅院的僻静之处，如有后花园，必与之相邻，以形成高雅恬淡的良好环境。

    书斋有三大特点。一是文化传承的汇集点。书斋的主体﹣﹣读书人或做学问的人，在这里藏书，在这里读书，在这里思索；以往优秀的文化，在这里以研读、考证、校注、阐发的方式得以传承；中华民族的文明之光在这里化整为零，熊熊燃烧，然后又影响社会的发展进程，使文化得到最好的传承和发展。二是个性创造的发酵池。书斋是个人的领地，是书斋主人个性得以施展的空间。在这里，他们的创造力得以迸发，从而产生出新的思想，创造出新的艺术，使得文化发展的链条上，不断有闪动的灵光。三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典范。书斋宜明朗、清静，不可太宽敞。明净可以使人心情舒畅、神气清爽，太宽敞便会损伤目力。窗外四壁，藤萝满墙，中间摆上松柏盆景，或剑兰一二盆。石阶周围种上青翠的芸香草。书斋中宜设长桌一张，放古砚一方，置笔筒一个，墙壁上挂古琴一把；书斋右边设一书架，书架上陈列《周易古占》等书及字帖画卷。人独坐于书斋之中，或对日吟诵，或秉烛夜读，于书斋里享受一份清福，从学问中得到一份快乐。

    进入21世纪，人们对传统的兴趣在逐步衰减。有些人认为，作为传统文化标志的书斋也将被“读图时代”的电脑和网络所替代。然而，从文化发展的宏观趋势上看，在新的时代，书斋仍将成为现代社会持续存在的文化现象。随着社会发展带来的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必然促进精神文化生活品味的提高，这为书斋的普及提供了基础。

    今天，历史传统和科技时尚在现代书斋已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书斋永远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

（摘编自《书斋》）

    西汉和东汉各历时约两百年，中间经过新莽中断15年，如果视为一个朝代，则它连亘4个多世纪，为上承秦始皇下迄满清两千年来帝祚最长的一个朝代。中国的人口，经过东汉的休养生息，渐渐恢复到西汉原状。官方的统计，常有讹漏，至汉亡时仲长统的估计，应逾千万户。则两汉在正常状态下，人口总数应当是5000万到6000万之间，公元前及公元后并无显著的差别。

    以疆域及兵力威势之所及而言，则两汉间的变动亦少。汉武帝在朝鲜半岛开拓的立足点，东汉也能大概维持。汉武帝还要竭全国之力伐匈奴。这游牧民族在王莽后永远的分为南北，给东汉窦宪一个绝好的机会。他在公元89年的北征，出塞三千里，他的部下更追逐五千里，以致于北单于“不知所终”。西汉既有张骞之通西域， 东汉则有班超打破他的纪录。只是东汉有一个边疆问题，其棘手的程度，为西汉所无，此即青海草原地区的羌人。这些藏族游牧民族，没有统一的组织，各部落时合时分。草原地带既无法占领，东汉的移民实边也极耗费。招羌人内属不仅无实效且有后患，汉亡之前董卓的拥兵自重，即靠羌人编成的部队撑腰。

    在当时人看来，两汉实际上只是一个朝代。光武帝刘秀，出自汉文景帝的苗裔，也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他在洛阳重建太庙之后，只奉祀西汉的君主到元帝为止。 因为对光武讲，其后各帝均为同辈和晚辈。光武更将篡权吕后的灵位撤去，而代之以文帝生母薄太后的灵主。因之他自己更是公元前建国以来从父系母系上讲都是名正言顺一脉相传的继承人。

    最近几十年来的考古所得，已给我们一个体会汉朝日常生活的机会。汉朝一般人的思想，认为生与死没有绝大的差别。阴冥虽有蛇鬼妖孽，生人也要对死者祭祀供献，却用不着洗罪感恩皈依超度。因为如此，所以汉代坟墓里缺乏我们今日认为有宗教性的标帜与装潢，却有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镌刻。可以说汉朝四百多年内，文化生活已有长足的进步。在多方面讲，中等以上住户的生活，较之近世纪，已无显著差别。中外学者一致将这成就归功于两汉的重农政策。看来，中国的初期统一，以淳朴雷同的法制加于广大的地区，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同时在这种原始的重农政策之下，东汉与西汉，也确实有承前接后的联系。若非如此，则其人口与版图，就 甚难如此互相凑合。

    从现代的眼光看来，西汉帝国仍在草创时代，各种统治办法离不开一种试验性质。东汉则在帝国的粗胚胎稳定之后，由于立法不能展开，因而也没有创制机会。君权 既要保持各地方的对称与均衡，就无从分割，也不能根据实况合理化。这情形曾引起仲长统说，三公都是虚设，到头仍是寡头政治。同时官僚机构的组织，由上至 下，只用刑法做主宰，没有民法的支持。法律既不能相次展开，民间经济发达到某种程度，政府在技能上无力处理社会所产生之各种繁复问题。严格讲来，东汉或后汉只有起首的三个君主有所作为；此即光武帝刘秀的“中兴”，明帝刘庄的用严刑峻法巩固其帝国与章帝刘坦的重申儒家宗旨。这样看来，东汉的历史没有写得好， 也不足为怪。一个国家的法制逾400年没有实质的改进，其行政不能表现活跃与生机，只好说是时势所必然。

（节选自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文学语言是文学赖以栖身的家。但作家们常常感到，自己想说的很多很多，可实际说出的却很少很少。我们古人苦于“言不尽意”，提出了超越语言的理想，而其思路和实践则与现代心理学息息相通。

    寄意于言外，就是古人提出的超越语言的理想。刘勰首先在《文心雕龙•隐秀》篇提出“文外之重旨”和“义主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的主张。所谓“文外之重旨”“义主文外”，即追寻“言外之意”。这一思想可以说是刘勰的一大发现。他认识到“言征实而难巧”，于是就想到是否可以在提炼语言的基础上，使意义产生于语言之外，就好像秘密的音响从旁边传来，潜伏的文采在暗中闪烁。这样一来，不但“言不尽意”的困难被克服了，而且可以收到以少总多、余意无穷的效果。所以，从“言不尽意”到“义主文外”，可以说在思想上实现了一次飞跃。在刘勰所开辟的这一超越语言的思路上，后人多有发挥与补充。如唐代司空图就直接提出了“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的重要命题。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宋代著名诗人梅尧臣的见解，他曾对欧阳修说：“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他认为“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但通过景物、形象的真切描写，还是可以“略道其仿佛”的。以上所述，是我们的古人解决文学语言与审美体验疏离、对立的思路，即以语言去写景状物，从言外去追寻所要表达之意。

    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看，“义主文外”说或“言外之意”说，就将语言与感觉、想象同一化，是很有道理的。语言作为一种心理实体，具有指称和表现两种功能。例如，“山”这个词，一方面它是一个“概念”，它是对各种各样的山的一种抽象，它无法直接作用于人的感觉，任何人也无法感觉到作为概念的“山”。另一方面，“山”这个词又是一种“音响形象”，中国人听到“shān”这个词的声音，就会立刻在头脑中唤起那高低起伏的、苍翠碧绿的峰峦的形象。如果你的命运与山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的话，那么“山”这个“音响形象”还可能拨动你的心弦。这时候，“山”这个词已属于我们的感觉、情感和想象的心理领域，或者说“山”与我们的感觉、情感、想象实现了某种同一。这样“山”这个词的表现功能就凸显出来。一般地说，语言的指称和表现两种功能是重合在一起的。但在文学创作中，语言的表现功能被提到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因此作家就可以利用语言的表现功能，栩栩如生地去写景状物，这样，语言就感觉化了、心理化了，语言也就突破了自身的一般化的缺陷可以自由地去表现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情和意，收到“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效果。

（摘编自童庆炳《文学语言论》）

安康访水

周舒艺

    ①巴山秦岭间，汉水过安康。

    ②一条宽阔的汉水，从陕西汉中宁强县境内的潘冢山发源，自西而东流经陕南小城安康，将这片北依秦岭、南靠巴山的土地劈成南北两半。若是站在安康城的高处鸟瞰，如今的汉水两岸满是郁郁葱葱和现代化楼群。几座雄伟的大桥横跨汉水，零星的船只正在江面上游弋。远方尽头的天际，群山连绵起伏，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明朗澄净，连成了一片，真分不清哪里是天空，哪里是群山，哪里是江水了。

    ③有意思的是，这里地处西部，却让人觉得不论是自然风貌还是文化特质，都与西部的粗犷有着明显的不同。虽在行政区划上归属陕西，但与同属一省的陕北也极不一样，分明呈现出一派南方的秀美和盈润。

    ④当悠悠汉水流淌到这片土地上时，停下脚步，做了一次美丽的驻足。在安康市区西南十八公里处的天柱山脚下，因为安康水电站的兴建，被大坝拦截的汉水在此形成了西北五省最大的人工淡水湖，它四面环山，一片水波荡漾，它还有一个诗情画意的名字——瀛湖。“瀛湖”一名从何而来我们不得而知，但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瀛洲”一词却屡屡被提起，最著名的莫过于李白的名篇《梦游天姥吟留别》，刚开篇便是“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瀛洲”在古人的心里是令人神往的仙境所在之地。或许，最早命名这片水域为“瀛湖”的人，正是感叹其有如瀛洲般的仙境气质。的确，谁能想到，在被植被覆盖的崇山峻岭之间，竟然有这么一大片清澈的水域，在看上去十分闭塞的陕南山区里，却隐藏掩映着如此美丽的湖光山色！

    ⑤瀛湖被称为“陕西千岛湖”。说起来，瀛湖在很多方面确与江南的千岛湖很相像：都是因水库而形成——千岛湖的形成源于新安江水库；湖区内有很多小岛。总面积一百零三平方公里、水域面积近七十八平方公里的瀛湖，星罗棋布般地分布着大大小小多座岛屿，金螺岛、翠屏岛……岛上绿树葱茏、花木繁盛，还有典雅古朴的亭台楼阁宝塔等建筑。登至岛上的六层塔顶，放眼望去，蓝天白云的色泽好像水洗过一样，远处的群山和近处的岛礁上披满了浓得化不开的绿，那一汪湖水如同明镜般清澈，风吹过，塔尖的铜铃摇曳着发出丁零丁零的声音。不过，最美的还是夕阳西下时分。太阳把脸藏到了远处的山脉身后，那天际间映现的绚丽的晚霞，将所有的水、天、山染成一片金黄，在落日的余晖里，一切平静而美好。我们坐在船上，将手伸入湖水中，轻轻拨弄着湖水，感受到汉水的体温。听说前段时间，这湖水中还发现了桃花水母，一种生活在清洁的江河湖泊之中、对水质环境要求极高的生物，由此也可见瀛湖优良的生态环境。

    ⑥初次到安康，热情的安康人会告诉你，这是一片肥沃的河谷盆地，蕴藏着丰富的资源。种子植物多达三千多种，繁衍生息着四百多种野生动物，包括羚羊、朱鹮、大熊猫等几十种珍稀动物，还是陕西省及西北地区最主要的茶叶、蚕茧、油桐、生漆主产地。然而，在我看来，安康最大的资源，正是水。汉水在安康境内全长三百四十公里，另外还有大大小小的支流，形成了这片土地上的江河密布。

    ⑦一切皆因汉水，安康这片北方大地才多了几分南方的神韵。一千五百三十二公里的汉水，是安康的母亲河，她对安康格外青睐。这里，既有以紫阳、旬阳为代表的民歌，更有以汉剧、道情为标志的戏曲。安康是汉剧的重要发祥地，汉黄二调和紫阳民歌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汉调二黄更成为国粹京剧之祖山。汉水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秦巴盆地子民，塑造着这块土地的文化品格。于是，汉水融进的安康，把汉调二黄拉得那么悠远、凝重和沉静，一切的悲喜剧都已远去，只留下历史的回响；我们所见的西北小城安康，唱的不是那黄土高坡上的信天游，而是只属于汉水的船夫号子，上水、下水、扯篷、活锚、推帆、靠岸、过滩……听，古老的汉水上，那号子声是多么深沉而悠长啊。

    ⑧一直以为，有水的土地是灵动的，有江河的家园是幸福的。水，是命脉，更是文脉。江河，打造出一块土地的自然面貌，也建构着这块土地的文化特质。人们常说，一方水土一方人，有土有水，形成了“一方人”的文化基因。安康如此，何处不是如此。

    ⑨已是晚上十点光景，小城依然灯火通明。穿城而过的汉水静静地流淌，城市的灯火倒映在江面上，微微摇曳着。坐在岸边亲水广场的露天茶社喝茶，风轻轻地吹过脸庞。那风，捎来了汉水的味道，如汉调二黄般深情，如汉水号子般悠长……

风格乃文学之大体

郭宏安

    《列子》中讲到，秦穆公要找一匹千里马，伯乐推荐的九方皋，说马已找到，是一匹黄色的母马，而秦穆公看到的是一匹黑色的公马，秦穆公不悦，伯乐则大喜，说，九方皋相马，“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事实证明，这匹马果然是匹千里马。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文学翻译和翻译批评，当我们对文学译本进行欣赏和评判时，难道不应该力争做一个九方皋那样的人吗？“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所求者，此之谓也。

    从事文学翻译以及翻译批评的人，能够从九方皋身上获得的启发是：判断译本的优劣，就要看它是否表现了原作的精气神，而不只是看译本的语句词汇是否与原作一一对应，是否严格正确、准确或精确。所谓原作的精气神乃是其“原有的风味”（钱钟书语），即风格。风格者何？岂非“绝尘弭迹”者乎！译作传达原作的风格做到铢两悉称，是不可能的，但是尽力传达，努力做到惟妙惟肖，则是可能的，这就要求译者准确地感觉、体会到原作的风格，并且能够用汉语加以正确表达，这是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也是全面落实“信、达、雅”的结果。风格是贯穿原作的一股气势，或刚或柔，或动或静，或显或隐，精气神是也，例如夏多布里昂的华美，斯丹达尔的简枯，波德莱尔的阴冷，加缪的冷静……这股气势同样应该在译文中显现。至于细节上的瑕疵，在这种风格气势的统领下，是不难纠正的。

    许多名著往往有几处瑕疵，不害其为名著，这是因为有风格的存在。唐韦庄说：“班、张、屈、宋，亦有芜辞，沈、谢、应、刘，犹多累句。”这是中国古人衡文评诗时的基本态度，即采取了瑕不掩瑜的立场。还是清沈宗骞说得明白：“每见古人所作，细按其尺寸交搭处不无小误，而一毫无损于大体，可知意思笔墨已得，余便易易矣。亦有院体稿本，竟能无纤毫小病，而鉴赏家反不甚重，更知论画者首须大体。”

    沈宗骞所说的鉴赏家正是我所说的文学翻译批评家，前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对现实世界的加工和改造，而后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和想象力的产品。如果让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评论傅雷译的《高老头》，他是着眼于风格，还是细节？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版的《高老头》中，傅雷把“鸡”译成了“鸭”，只能说不留神犯了一个小错，无关宏旨。像这类小错可以纠正和避免，但并不影响《高老头》被看作是准确传达了原作风格的一部优秀译作，正如批评家李健吾所说：“巴尔扎克的庞大段落，在他是气魄，是气势，是酣畅……”傅雷译的《高老头》的风格，庶几近之。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译品的风格上，要独具只眼，看出作品整体的美。

    细节不可滥用。因为整体的美并不必然建立在细节的精确之上，有时候过于追逐细节的完美，以至于失去创造的活力，那就得不偿失了。法国19世纪的大批评家波德莱尔对整体与细节的关系有过十分精彩的论述，例如他毫不犹豫地赞同德拉克洛瓦“为整体而牺牲细节”，因为后者“唯恐因作业更清晰更好看而产生的疲劳减弱他的思想活力”。当然，细节的错误仍然是错误，当它危及整体的美的时候，就必须毫不留情地指出来。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30日2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