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声音”的精神追求

                                                                                                            张颐武

        最近，“中国好声音”的出现既获得了诸多好评，也引发了对于选手经历等方面的争议。好评和争议交错，热播和分歧共存，这其实是近年来中国选秀文化变化和发展的一个新的状况的投射，也是中国电视文化的新的变化的投影。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中国的选秀文化经过了2005年以后的第一波的高潮之后，在相当程度上进入了某种困局。一是造就超级明星的功能业已减退。通过选秀为公众所认识好像越来越难。这既是由于这些年唱片业在互联网时代的转型的问题复杂，也是由于歌手的形象风格都相当接近，难以脱颖而出。一开始通过选秀的梦想舞台选出青春偶像的情况已经不再出现，反而是许多参加各电视台选秀的选手都差不多，观众的印象模糊。二是观众的新鲜感消退之后，对于选秀的形式已相当熟悉，各个电视台的选秀节目也都有重复之嫌，使得观众产生了疲劳感，觉得没有什么新意了。这几年选秀一直处在瓶颈之中。

        当下引发观看热潮和争议的“中国好声音”一出现就引发了轰动效应。它力求超越粉丝和明星的关系，从音乐专业方面着力，从“好声音”中寻求新的可能性。让刘欢、那英等这样最有声望的音乐会人来指点新人，让迷人的好声音得以展现。通过这些华语歌坛的最重量级人物收徒，而选手也可以选择导师的做法，使普通人能够成为音乐人，进入这一专业领域得到更多的培养和深造，从而能够为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其实是从普通人中选择真正的“好声音”，让他们得以进放专业领域。这个构思另辟蹊径，让选秀不再一下子就能实现梦想，也不仅仅展现梦想；而是让梦想通过一个专业的路径，通过较为严谨的程序得以延伸，最终成为一个职业生涯的选择。这是将梦想的实现转换为实实在在的修业和学习的长期的努力的过程，节目正是在这一点上赢得了公众。

       今天的80后90后面对的是一个竞争激烈，生活和事业发展的压力较大的社会环境，而独生子女的适应和抗压能力又相对较弱。一举成名的冲动，展示自我的激情如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具体的路径，正是青年一代的焦虑所在。诸多选秀节目尚未从这一方面加以具体的指点，而青年的职业生涯的内在需求和成长渴望在“中国好声音”中得到了展现。这很像是一个音乐的职场节目，激励青少年更好地学习，更艰苦的，给他们提供更加积极向上的价值。这样，音乐大家和青年选手的双向选择就有了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它所标举的是脚踏实地，所倡导的是一种正面积极的价值观。通过艰苦的奋斗实现梦想的路径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这里不是梦想止步之处，也不是梦想遽然实现的舞台，而是一个走向梦想实现的起点，一个修业和锻炼的开始。幸福感来自奋斗和梦想的力量，而这一切又在公平和公开的程序中进行，这是具有魅力的。

         但这个节目引起的质疑和思考也值得我们反思。“好声音”的几位选手的经历和过去的生活引发了一些争议，这些问题曾经是电视节目为了制造效果而经常存在的。但这一次引发的争议似乎相当大。这其实说明，这些年来公众对于诚信的要求有了更严格的标准，并要求电视节目有更严格的自律，要求出现在屏幕上的人更为真实。人们越来越不能容忍曾经相当盛行的“托儿”或者胡乱编造的情节。因为人们越来越明白，诚信的缺失造成的损害和冲击是社会无法承受的。只有诚信，社会才能向更高处迸发。青年一代所需要的是更真实的人生的反映，而不是戏剧化的表演。这其实也给这个优秀的节目一个更为苛刻的要求。只有更加真实，让每一个选手的过去都更经得住追问，节目才能赢得更多的成功，因为只有真实的人的努力和梦想才有价值。这其实凸显了今天社会的必然要求。

（有删改）

生命的态度

朱良志

    ①朱光潜先生在谈到审美态度时，曾以古松作比喻，说人们对待古松有三种态度：古松是什么样的松树，有多少年份了，这属于科学的态度；古松有什么样的用处，这是功利的态度；用欣赏的眼光来看待古松，发现古松是一种美的形式，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这是审美的态度。在审美态度中，古松成了表现人情趣的意象或者形象。

    ②其实，在中国美学和艺术观念中，存在着与以上三种态度都不同的第四种态度，古松在这里根本就不是审美对象，而是一个与我生命相关的宇宙。我来看古松，在山林中，在清泉旁，在月光下，在薄雾里，古松一时间“活”了起来，古松成了一个瞬间形成的意义世界的组成部分，我的“发现”使古松和我、世界成了息息相关的生命共同体。

    ③这第四种态度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态度”，一种用“活”的态度“看”世界的方式，或许“看”还容易引起与外在的观察混淆，称为一个“活”的“呈现”世界的方式也许更合适。之所以说它是“生命的态度”，是因为它的核心是将世界（包括我与外物）从对象化中解脱出来，还其生命的本然意义，在纯粹直观中创造一个独特的生命境界。

    ④这里的“态度”，又可以说是无态度，它的观照方式其实就是要去除态度。人总喜欢站在世界的对岸看世界，世界在我的对面，是被我感知的存在物、消费的客体、被我欣赏的对象。用这样的态度看世界时，人好像不在这世界中，成了世界的控制者、决定者。而“生命的态度”，则是由世界的对岸回到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都与我的生命相关。

    ⑤王维《辛夷坞》诗写道：“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在幽深的山林中，泉水淙淙流淌，溪涧边芙蓉花自在地开放，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落，这是一片寂静幽深的世界。又如王维《栾家濑》诗写道：“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在飒飒的秋雨之中，白鹭自在上下，诗人写的是自己的生命感觉。在这里，没有外在的“物”，没有被观的“景”，没有观照的主体，没有被观的对象。在诗人当下的体验中，人与世界共成一“天”，共同形成一个生命宇宙。这个世界，中国美学称之为“境”。

    ⑥中国艺术创造的这个与自我生命相关的世界有一些基本特点。它是艺术家在当下的体验中发现的，“境”是体验的真实。像王维《辛夷坞》《过香积寺》等小诗，几乎纯粹是山水花木的描写，没有人，甚至看不出有人的感情。其实，人隐在它的后边，这个生机世界是人在瞬间体验中“发现”的。“境”由心起，没有心灵的体验则没有境界，境界是心灵中呈现的事实。它是浑全的，人与山水草木等外在世界共同形成一个无分别的圆满世界。像吴历“一带远山衔洛日，早手秋影淡无人”诗中所呈现的那样，无人即有人，落日山影，草亭空阔，与我心浑然一体，没有分别，更无别虑，就是一个圆满的世界。最后出现在“境”中的人与山水草木是彼此相关的存在。“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凡常的小院，紧闭的院门，阴沉沉的天气里，寂寞的主人就坐在窗前，眼前是密密的小雨，满目的苍苔。在这里，苍苔、小雨、庭草，都成了诗人的对话者，是与自我生命相关的存在者，由这样的存在者共同构成一个意义世界。

（有删改）

    《孔雀东南飞》所表现的主题思想，历来比较一致，大多赞成唐波先生的观点：揭示出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的罪恶。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焦母如此仇恨兰芝，仇恨到宁可舍弃儿子，宁可断后？真是她要维护封建礼教、门阀制度？

    我们知道，汉代在武帝以前，统治阶级主张的一直是“无为而治”，朝廷对地方、对百姓并不怎么干涉管束。直到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礼教才开始影响人们，但影响并不深刻。这一点在《孔雀东南飞》一文中，我们也能感知。兰芝被休回家后，只有十多天时间，就有县令派人上门为“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的三公子提亲；接着又有太守派人为“娇逸未有婚”的五公子说媒。当兰芝应婚后，太守家“金车玉作轮”“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杂彩三百匹”“从人四五百”，浩浩荡荡去迎亲，没有因为兰芝是二婚，是寒门，就有丝毫的慢待。可见当时人们并不十分看重门阀等级，也不看重头婚二婚，看重的主要还是人品和相貌。这一点恐怕比当代更开明开放。连太守、县令都不怎么看重的所谓封建礼教与门阀，焦母作为一个普通妇女，真的会那么看重吗？

    焦母丧夫，儿子外出公干，女儿尚小，内心孤独郁闷却无处诉说，兰芝正好成了她发泄苦闷的对象。所以在她眼里，兰芝的一切都是“无礼节”“自专由”。兰芝的一句“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一个家庭的媳妇都难做，只是“君家”的儿媳才难为。可见焦母的行为只是个人行为，并不代表整个时代。焦母是出于个人情感与私心在时时处处刁难儿媳。这种刁难不是在维护封建礼教，而是在排解内心苦闷的近于变态的情绪。。

    所以我认为，纯粹是一个寡母强烈的“恋子情结”所产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活生生拆散了一对鸳鸯，导致了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

    从刘兄来看，说刘兄是封建礼教的帮凶，实在是冤枉他了。他对兰芝的一番开导，合情合理。在兰芝与仲卿不可能复合的情况下，他希望妹妹趁年轻，尽快再找个好婆家，有什么错呢？再说，不嫁县令的儿子也就罢了，如果连太守的儿子都不愿嫁，以后谁还敢再上门提亲？兰芝本就是二婚，已经二十岁了，这在当时已是大龄青年。与仲卿的复合不可能，如果又没人再敢提亲，那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作为长兄，审时度势，劝导妹妹认清形势，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就算有错，不过是有点虚荣心罢了。这是每一个平常入都可能有的虚荣心。正是这样的虚荣心，才使刘兄这个人物更真实，作品更生动。说他“热衷富贵”“时刻希望往上爬”“自私自利”，这样的罪状似乎太大。如果他真是一心只想往上爬，那县令的儿子来求亲，他就会牢牢把握机遇了，哪里还会坐等太守的儿子再来说媒呢？

    因此，作品的主题思想应该是：以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为线索，细致地描写了兰芝与焦母之间的婆媳矛盾，深刻地揭示了焦母因恋子情结而产生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有力地表现了兰芝的美丽、贤惠与反抗精神。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第11期，有删改）

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

熊月之

    ①近代上海跟江南有什么样的关系？从地域来讲，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从空间性质来说，是城市与乡村、大城市与一般城镇的关系；从相互关系上说，是中心与腹地的关系。从上述三个维度来考察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关联，我认为有五个方面。

    ②近代以前的上海地区文化，统属于江南文化。在文化地位上，苏州、杭州、南京等地高于上海。以上海与苏州而言，近代以前苏州为江南中心城市。苏州物产丰盈，多富商大户，多合商儒为一体的上流阶层，多文化名人。

    ③近代以前的上海县，扩大而至松江府，一直笼罩在苏州文化里，仰视苏州，苏州书画出名，上海人便模仿苏州书画。苏州戏剧出色，上海人便争赏苏州戏。苏州的家具、服饰、饮食，以及各类行为方式，都是上海人歆羡的对象。明清人形容上海城市发展不错，最好的表彰语便是“小苏州”。民国时期学者硏究上海话语素，发现苏州语系占了75%。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派文化对江南文化的继承关系。

④1860年代以后，上海经济、文化地位已超过苏州、南京、杭州。1900年，上海人口超过100万，已是中国最大城市。1947年，上海人口430万，南京103万，杭州61万，苏州39万，上海以外江南城市人口总和仅为309万。集聚到上海的人口绝大多数是江南人。1930年，江苏、浙江两省籍人占公共租界人口的88.4%，占华界人口的85.5%。1950年1月，江苏、浙江与上海本地籍人，占上海总人口的88.9%。近代上海人口中，江南人占了80%以上。

    ⑤近代外资企业，几乎全部集中在上海。华资企业，也主要集中在上海。到1923年累计，上海有华资企业312家，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共106家。近代中国外资银行总部全部集中在上海，华资银行总部也大部分设在上海。太平天国战事以后，江南富户相当部分移居到上海，相应地也将财富带到了上海。

    ⑥密布的水网，黄浦江、苏州河两条重要的水路，沪宁、沪杭两条铁路，众多的公路，将上海与江南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上海的人才、技术、资金，以及文化、风习，都与江南各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典型就是有很多企业家，同时在上海和其他城市，一起创办企业。荣氏兄弟既在上海设厂，也在无锡设厂，两地技术相通，人才互动。刘国钧在常州办的大纶机器织布厂，技术人员都从上海来的。

    ⑦文化与社会风气方面的辐射，几如浓雾罩地，无处不在。从照相机、留声机、自行车、电灯、电话，到西装、西餐、电影、跳舞，几乎都是先从西洋传入上海，再由上海传到江南各地。时论认为，苏州、杭州、南京、无锡等地都是“上海化”严重的地方。无锡被人们干脆称为“小上海”。

    ⑧上海仿佛是一只镕化人的洪炉，一切风俗习惯，便是这洪炉中的木材煤炭，最会镕化人的。但瞧无论那一省那一府那一县的人，到了上海不需一年，就会被上海的风俗习惯所镕化，化成了一个上海式的人，言与行两大方面，都会变成了上海式。至于一衣一履之微，那更不用说了。说也奇怪，不但是本国人容易上海化，连碧眼虬髯的外国人，也容易上海化，他们路远迢迢地到了上海，不多时自会变成一个上海式的外国人。（沧海客：《上海观察谈》，《新上海》，1925年第1期）

    ⑨1934年，有很多知识界名人讨论“上海明天”。曾觉之预言，异质文化经过会面、交流、交融，将会产生新的文化。上海就具有这种异质文化会面、交流、交融、化合的容受力与消化力，成为催生新文明的“洪炉”

    ⑩人口规模越大，人们互动、交流机会便越多，创造与创新也越多。产业、人口、资金高度集聚，在市场经济作用下，必然刺激分工细密、技术创新与产品卓越。创造与创新的增长速率，通常远高于人口增长速率。

    ⑪城市人口异质程度越高，不同文化相互之间差异越大，相互取长补短的概率越高，创新速率越大。

    ⑫近代上海不光是中国特大城市，还是人口异质程度特别高的城市，在全中国所有城市当中，外国人、居住外侨比例最高的。这两个特点，导致了近代上海城市创新能力特强。

    ⑬值得注意的是，集聚、创新的最突出之点，就是将爱乡观念升华为爱国主义。

    ⑭各地来沪移民大多与移出地保持着广泛、持久而密切的联系。这使得上海的市场，犹如全国各地人共同开办的大超市，使得全国各地发生的事情都与上海有关，使得上海人对全国各地发生的事情特别关心，极易将爱乡情怀升华为爱国主义。

    ⑮近代上海“一市三治”，日常生活中，租界市政建设先进，整洁卫生；华界落后肮脏，这极易刺激中国人的耻感文化。租界众多场所禁止华人入内。租界华人长时期只有纳税义务，没有参政权。诸如此类，都强烈刺激华人的爱国主义情感。

    ⑯“一二八”“八一三”日军两次侵略上海，直接轰炸、破坏的都主要是华界地区，而租界则基本完好。这种被辱、挨打、惨遭屠戮的在场效应，对于爱国情感的刺激，是任何远处的宣传都无法比拟的。

    ⑰总之，作为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概称的海派文化，是以江南文化为底蕴，以江南人口为主体，吸纳了众多其他地域文化因素，吸收了近代西方某些元素而形成的、代表中国文化前进方向的新文化。

（《文汇报》2019年01月25日）

    自唐以来，钦佩杜甫的人很多，而大吹大擂地向他学习的恐怕以黄庭坚为最早。他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读书多”的人或者看得出他句句都是把“古人陈言”点铁成金，明白他讲什么；“读书少”的人只觉得眼睛里仿佛搁了金沙铁屑，张都张不开，更别想看东西了。当然，以前像李商隐爱把典故镶嵌绣织到诗里去的，不过他跟黄庭坚有极大的不同。李商隐的诗主要都写华丽的事物和绮艳的情景，所采用的字眼和词藻也偏在这一方面。黄庭坚歌咏的内容，比起这种诗的来，要繁富得多，词句的性质也就复杂得多，来源也就广博冷僻得多。李商隐的诗，意思往往似有若无，欲吐又吞，不可捉摸；他用的典故词藻也常常只为了制造些气氛，牵引些情调，仿佛餐厅里吃饭时的音乐，所以会给人一种“华而不实”“文浮于意”的印象。黄庭坚有著著实实的意思，也喜欢说教发议论；不管意思如何平凡，议论怎样迂腐，只要读者了解他用的那些古典成语，就会确切知道他的心思，所以他的诗仿佛冬天的玻璃窗蒙上一层水汽、冻成一片冰花。黄庭坚曾经把道听途说的艺术批评比于“隔帘听琵琶”，这句话正可以形容他自己的诗。

（选自钱钟书《宋诗选注》，有删改）

艺术家在艺术形象中表现出来的感觉不同于科学家的感觉。科学家的感觉是冷静的、客观的，追求的是普遍的共同性，而排斥的是个人的感情。可是在艺术家，则恰恰相反，艺术感觉之所以艺术，就是因为它是经过个人主观情感或智性“歪曲”的。正是因为“歪曲”了，这种表面上看来是表层的感觉才成为深层情感乃至情结的一种可靠索引。

有些作品，尤其是一些直接抒情的作品，往往并不直接诉诸感觉，光用感觉还原就不够了。例如“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好在什么地方？它并没有明确的感知变异，它的变异在它的情感逻辑之中。这时用感觉还原就文不对题了，应该使用的是情感逻辑还原。诗的逻辑的特点是绝对化。理性逻辑是客观的、冷峻的，是排斥感情色彩的，对任何事物都采取分析的态度。按理性逻辑的高级形态，即辩证逻辑，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不变的。把恋爱者的情感看成超越时间、地点、条件的东西是无理的，但是，这种不合理之理，恰恰又符合强烈情感的特点。

清代诗话家吴乔把这叫做“无理而妙”。 无理对于科学来说是糟糕的，是不妙的，可对艺术、审美情感来说则是妙极了。因为无理了，超越了理性了，情感才能得到充分的自由。理性的一个特点是全面性，不能片面、绝对化，而情感的一个特点恰是绝对化，不绝对化不过瘾。所以宋朝诗评家严羽才说：“诗有别才，非关理也。”

当然，情感逻辑的特点不仅是绝对化，而且可以违反矛盾规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臧克家纪念鲁迅的诗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按通常的逻辑来说是绝对不通的，要避免这样的自相矛盾，就要把他省略了的成分补充出来：“有的人死了，因为他为人民的幸福而献身，因而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这很符合理性逻辑了，但却不是诗了。越是到现代派诗歌中，扭曲和程度越大，现代派诗人甚至喊出“扭曲逻辑的脖子”的口号。在小说中，情节是一种因果，一个情感原因导致层层放大的结果，按理性逻辑来说，理由必须充分，这叫充足理由律。可是在情感方面充足了，在理性方面则不可能充足。说贾宝玉因为林黛玉反抗封建秩序，思想一致才爱她，理由这么清楚，却一点感情也没有了。

在现代派小说中，恰恰有反逻辑因果的，如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整个小说的情节的原因和结果都是颠倒的，似乎是无理的。情节的发展好像和逻辑因果开玩笑，反因果性非常明显。种种荒谬的情节，仔细研读，你会发现，在表面上绝对无理的情节中，包含着一种深邃的道理，当然，可能阐释的空间是多元的。余华之所以不写鼻子打歪了的痛苦，那是因为他要表现人生有一种特殊状态，是感觉不到痛苦的痛苦，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痛苦不已，而在性命交关的大事上麻木不仁。这是人生的荒谬，但人们对之习以为常，但没有痛感，相反乐在其中。这是现实的悲剧，然而在艺术上却是喜剧。

喜剧的超现实的荒诞，是一种扭曲的逻辑。

然而这样的歪曲逻辑，启发读者想起许多深刻的悖谬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哲学命题：为什么本来属于你自己的东西被抢了你却感觉不到痛苦？为什么自己的一大车子东西被抢了而无动于衷，却把别人的一个小背包抢走还沾沾自喜呢？缺乏自我保卫的自觉，未经启蒙的麻木、愚昧，从现实的功利来说，是悲剧，从艺术哲学的高度来看，则是喜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这最为荒谬的现象背后潜藏着深邃的睿智：没有痛苦的痛苦是最大的痛苦。

(摘编自孙绍振《批判与探寻：文本中心的突围和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