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开始写作时，有时也许为出名；有时也许为想博稿费；有时则受编辑先生的逼迫，情不可却，我们动机可说并不纯粹。不过写到后来，我们把这些都忘记了，我们的精神飞腾到忘我忘人的境界，我们的思想白热化到要把整个的自己融化，我们只是写、写、写，忘记疲劳、忘记饥渴、忘记疾病，要把自己最后一滴精力都绞沥出来，来完成一件自己认为满意的艺术品。司马相如写《子虚赋》，焕然如醒，昏然如睡者百日；扬雄作某文，构思极苦，梦见己身五脏流出满地；但丁完成《神曲》最后部分，自觉精力枯涸，不能再振，不久病死。他们以宝贵生命去兑换艺术的完美，除了为创作而创作之外，还有别的企图吗？作家必如此，才算艺术忠臣，文艺必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才有永久的生命。

    不过我说这话也许有人要提出反驳，他们说倘使文艺创作果然是受神秘的内在力量之压迫，是作家于不自觉之中为人类文化的进步而努力，则作家的作品应该篇篇纯正才对。为什么世间偏有许多诲淫诲盗的小说，浪漫颓废，堕人志气的诗歌，及各种方式的不道德的文艺呢？作家撰写这类作品，说图名，则此类作品每采匿名方式，说图利，则那时代人的写作十之八九没有稿费版税可收，可见他们的动机也甚纯洁，但作品的结果则与文化进步背道而驰，可见你的话是没有根据的了。这种事实，我也承认，不过原因也很复杂，有教育环境的关系，有个性兴趣的关系，致作家走错方向，故文学之需要纯正的批评亦犹做人之需要生活规律的约束。

（选自苏雪林《谈文学创作的动机》）

    我国书法理论诞生较早，始见于汉代。崔瑗所谓“观其法象，俯仰有仪”，蔡邕所谓“书肇于自然”的书法评论，可算是书法理论的萌芽。此后，“自然”二字出现频率极高，且在不同时段、不同理论家的认知中有着不同的内涵。

    汉代的书论中，“观物取象”意识普遍存在。在此观念下，当时的书论家不但关注汉字点画形状的书写方法，而且注重以自然物象来对应说明点画的形状与面貌。到了魏晋，书论对点画的描述更加微观细致。卫夫人《笔阵图》中提到“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以自然之形比附书法之形；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中的“屈脚之法，弯如角弓之张”，则揭示了书法点画形状与自然物象之间的相似性。这种从形状上把自然物象与书法点画紧密相连的理论，属于第一自然——“眼中自然”。在后世有关“永字八法”的讨论中，这种理论被进一步细化，但对自然内涵的拓展上并没有多大进展。用这一自然概念理解书法，具体可感，真实可信，但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毕竟有限。因为，它只能停留在书法具体点画外形的层面，一旦超出点画外形，进入到点画姿态以及整个字的造型与姿态问题时，这种以物对应的办法就陷入了尴尬。于是，书法理论的构建中就出现了“第二自然”，即“胸中自然”。

     “胸中自然”基于生命意识与书法审美。魏晋南北朝书论中用自然物象来喻说书家的个人风格，并以此来表达不同书家作品中流露出来的生命意象，如梁武帝说“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韦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到了唐代，孙过庭《书谱》中讲到书法“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这就是说，书法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视觉感官上的相似性，而是自然与人心妙合的产物，需要感受与体悟。

    怎样将胸中的“第二自然”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呢？这就进入了基于法道观念与心性表现的“第三自然”——“手中自然”。宋代以后，在尚意思潮的影响下，书法的主要追求已经不是妙悟自然，更不是眼观自然，而是心性的自然流露，以及表达方式上的“自然而然”。苏轼的书写状态“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便是他本人真性情、真情感的流露。此类作品，字如其人，人如其字，一切都自然而然。自然而然即为自由自在，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必然是书法的最高境界。

    历代书家正是在观察、体悟、回归自然的过程中，提炼了书法的点画样式，丰富了书法的生命意象，升华了书法的审美境界，终将书法内化为书家的人格修养和心性表达。

  （摘编自史忠平《中国古代书论中的“自然”变迁》）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鸡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对古人生活的影响很直接。

鸡为什么叫“鸡”?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禽部》“鸡”条引南唐人徐核的话称：“鸡者稽也，能稽时也。”鸡守时且鸣叫准时，鸡鸣了天就快亮了，由此，古人送给鸡不少美称：夜烛、司晨鸟、知时畜、长鸣都尉等。

鸡能啼晨，古人称之为“司晨”。鸡这一习性，对农耕时代的古人具有重要意义。《诗经》中有这样的句子“女曰鸡鸣……”：妻子说鸡打鸣了，赶紧起来干活吧。可见，先秦时人们已开始利用鸡鸣来安排作息了。国君也以“鸡鸣”为时间节点安排作息。《诗经》中的《鸡鸣》就有贤妃提醒国君早朝：“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周朝还专设“鸡人”掌管供办鸡牲和报时，后来宫廷中负责打更报时的人被称为“鸡人”。但古人认为母鸡打鸣是不祥之兆，会有“鸡祸”。在古代，女人干政或主政，常被称作“扎鸡司晨”。《汉书·五行志》引《易传》的话：“妇人专政，国不静；札鸡雄鸣，主不荣。”

古人还以鸡鸣励志，现在不少人书房里都喜欢挂“闻鸡起舞”字画。《晋书·祖巡传》记载，祖邀和刘砚“共被同寝”，夜半听到鸡叫声，对刘跳说：“此非恶声也。”便踢他起来一起舞剑健身。

鸡在古人眼里还能辟邪。《山海经·中山经》中就多次提及：“用一雄鸡，攘而勿杀”，“毛用一白鸡，祈而不粉”。古人认为，鸡是一种“阳鸟”，主管日出。唐《艺文类聚·鸟部》“鸡”条的说法更清楚：“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阳精物。”鸡鸣带来光明，而鬼怪最不敢见光明，自然便怕鸡。还有一种说法，民间把鸡当辟邪物可能与中华人文始祖虞舜有关。东晋王嘉《拾遗记》记载，尧在位七十年，有国献重明之乌，双睛在目。这里的“重明之鸟”就是一种鸡，隐指尧的接班人舜。重明之鸟“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民间过年时都期盼这种鸟能飞到自家门口，等不到它，“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王嘉认为，民间画鸡贴门上，就是由这种遗俗变化来的。

古人认为鸡还是一种吉祥动物。“鸡”谐音“吉”，鸡年就是“吉祥之年”。古代有一种年画，上面是啼叫的公鸡和牡丹花，有读书人的人家过年时都会张贴，取意“功(公)名(鸣)富贵”。还有一句十分喜庆的话叫“龙凤呈祥”，龙的原型是蛇，凤的原型就是鸡。凤凤的别名是鸭鸡。《尔雅·释兽》说：“鸡三尺为鹤。”传统的“龙凤呈祥”一说，事实上是“龙鸡呈祥”。

实际上，鸡在古人心目中的形象并不比凤凰差。古人称鸡为“德禽”，西汉韩婴《韩诗外传》便有这样的说法：“君独不见夫鸡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时，信也。”“文”“武”“勇”“仁”“信”，这些鸡的优秀品质可都是凤凰所没有的。

(摘编自《“鸡文化”对古人生活的影响》)

    人们说起登高，首先想到重阳，然而登高并非重阳节的专利。中国人自古崇尚登高望远，古诗词里流传下来千百代无数文人骚客登临的诗句，这些诗句贯穿一年四季的终始——时而夏日炎炎，时而雨雪霏霏，时而春花灼灼，时而落木萧萧。登高处，可以是自然的山川，也可以是人造的楼台。凡人视野有限，所以谁都想看一看那楼外楼、山外山。唯一和今人的大概不同是，古人登高，不是为了观景，也不是为了某个节日，当然更不是为了旅游，而是为了一展胸襟。所谓胸襟，就是怀抱，就是远志，就是精神。通俗地说，就是理想。很可惜，这正是今人最缺失的东西。

    文人登高，如同好汉饮酒，喜欢自然是喜欢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借助这种方式获得一种不可言传的类似于“天人合一”的抒发和共鸣，又称“一浇胸中块垒”。由于每个人的身世不同，境遇不同，价值取向有异，哲学思想有别，每个人在登高的时刻，所思所感也就不一样，或者说人各有志，所以即便大家同登一座山峰，写出来的诗句之意味也会相去千里。

    儒家的登高，是为接近心中至高无上的“仁”；道家的登高，是为寻求成仙得道的“仙”；皇帝祭祀封禅，要登天下五岳。在古人心目中，高山是最与苍天相近的地方。儒家对于君子人格的终极要求便是“高”和“远”。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这说的是“高”；“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是在说“远”。某种意义上，高是空间的概念，远是时间的概念，但这两种维度又不是确指的，因为君子的“怀抱”无时无刻不在胸中运动变化，好比道家修炼的内气，大象无形。钟子期听俞伯牙抚琴，他听得出伯牙的志趣，就说“巍巍乎若泰山”，又说“洋洋乎若流水”。高山流水，其实分别是伯牙胸中逸气的不同表现形式，凝止团聚，则冲霄而为山；顺势发散，则奔腾而为水。琴家没有这份逸气，想弹奏好这支曲目，那是不可能的。

    《论语》说：“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平。”所以胸怀儒家治世救国理想的士人，每登临高处，便能自心底激发出这份远志和胸襟。明末清初之际的一代大儒顾炎武，在明亡后联合傅山、屈大均等爱国志士僻处山、陕之间，以图恢复大业。顾炎武和他的同志们送别，相对把盏，就在青山之巅，远眺大好河山，众人百感交集，泪眼潸然。有人开始借酒浇愁，有人开始埋头抚琴，有人开始痛吟诗篇。顾炎武听罢，徐徐起身，振衣而立，与之相和：一雁孤飞日，关河万里秋。正是“关河万里秋”!力挽狂澜的志士纵然势单力薄，回天乏术，但毕竟“德不孤”，毕竟有这些个战友在，相互砥砺，与子同仇。事虽未成，其心其举已足垂青史，光照世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便是儒家入世之“登高”的价值所在，它像一面旗帜，奋扬于巍巍之山巅。

（摘编自沐斋《登高》）

    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同时，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

    如何防止全球化的危机，使人类社会能够延续存在、和睦相处和持续发展，这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和课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这是中国把握历史规律和时代潮流，着眼人类共同和长远利益提出的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一个现实。它反映了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利益格局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休戚与共。

    在全球化的第一阶段，先发国家利用自己的优势，通过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获得超额利润，并导致巨大的国际贫富差距。在这一阶段，我赢你输的博弈使发达国家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并导致了世界各国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强弱分化。然而，进入全球化的第二阶段，这种输赢分化的博弈正在衰退，代之而起的是命运与共。“命运”一词，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是指人的生死、贫富、祸福、苦乐遭遇。在全球化的新阶段，人类命运与共表现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如，在经济上，任何国家的经济危机都会迅速传播和扩散，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再如，在政治和社会等层面，西方国家支持怂恿一些国家的反政府力量，而这些国家的社会动荡导致的难民潮，却使西方国家本身的治安陷入紧急状态。所有这些现象都昭示着，输赢分化的全球化时代行将结束，命运与共的全球化新时代正在到来。在命运与共的全球化新阶段，只有相互扶助、相互促进、利益共享，才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保安宁。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反映了在全球化新阶段世界利益关系格局的这种新变化。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我们对未来人类社会的愿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结构。如，在经济上，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利益共享，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他方利益；各国同舟共济，而不是以邻为壑，搞贸易保护主义，画地为牢，损人不利己。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着力解决公平公正问题。

    人权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维度。全球人权治理的目标，是促使各个国家尊重、保护和促进人权的实现。它既是全球治理所要达成的重要目标，又是对全球治理过程、方式和手段的重要“边际约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对全球治理提出了要求，也对全球人权治理结构提出了反思和重构的要求。

    总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超越西方自由主义单纯强调个人人权的原子论视野，约束国际霸权主义的为所欲为，从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视角调整个人人权、各国人民的集体人权和人类集体人权之间的结构关系，从而确保在全球化的新阶段，人类整体的生存、发展、安全和健康。

（选自常健《解决人类现实挑战的中国方案》，2017年6月1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新批评是英美现代文学批评中最有影响的流派之一。它认为文学的本体即作品，作品本身是文学活动的本源与目的。具体而言，一首诗即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和任何其他的事物一样，它就是自己，以其本身的存在而存在。每一首诗都是一个客观的、自足的、独立的艺术品的存在。这种主张把诗首先当作诗而不是别的什么来考虑，使批评者得以将注意力聚焦于文本，其重要意义在于它将语言还原为文学的主体，颠覆了偏于文本外缘研究的传统批评形态，使文学研究回到它的形式本原。

    在作品本体论的基础之上，新批评认为，作者的感情或意图不能等同于诗的意义。他们批评那种在诗或文艺作品与作者的个人经验或意图之间划等号的观点，斥其为“意图谬见”。根据新批评的观点，以作者的心理动机作为批评依据，结果必然导致传记式批评与相对主义。新批评称，任何一首诗都是一个公共文本，批评者可以使用公共话语的标准和规则对其予以解读，而无需诗人个人经验、兴趣爱好及性格等因素作为条件。

    在新批评之前，文学批评界占统治地位的是传记的和历史的方法，这种方法研究文本的历史背景和作者的生活状况，研究者努力在这些因素和作品之间建立联系，确定相互间的影响美系，从而印证文本的意义。虽然新批评并不绝对否认作品产生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对于研究作品可能会产生有益的作用，但是，他们坚决认为，作者个人的生活和历史，如作者的意图一样，与作品的意义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一首诗并非诗人的个性与情感的告白，相反，诗人致力于用语言表现人类普遍的情感、新批评理论强调的是，意义栖居于文本之内，而不是之外。

    将作者、作者的生活以及当时的社会历史因素从文学的本体分离出去之后，新批评进一步地将读者也予以剥离。他们认为读者对作品的情感式的反应也不能成为有说服力的解读，对于这种错误，他们也有一个名称，叫做“感受谬见”。其错误的原因在于混淆了诗的意义及功能。谈一首诗对读者的心理影响属于印象主义批评，在新批评看来，这不是客观的批评，是非科学的。

    艺术品，它有自己的结构和构成要素。这个结构及其形式要素和规则是可以分析的。通过科学的方法，人们可以发现存在于作品中的，赋予诗作以统一性并统领作品整体的结构。也就是在这一发现的过程中，诗的意义会逐渐显露出来。

    新批评立足文本本身的分析不失为文学批评的方法之一，它给当代文学批评留下了一些可被接受的观念和概念。既然意义既不存在于作者的意图之中，也不存在于读者的情感好恶之中，更不能简单地将社会和个人历史的原因作为获得意义的可靠通道，那么，意义到底在哪里呢？新批评认为诗的意义存在于诗自身的结构之中，存在于它的形式之中。它论证说，任何复杂的事物都有一个结构，诗也不例外，作为。

（摘编自李屹《新批评与诗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