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异与人事

葛剑雄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对水旱灾害相当敏感。加上中国东部主要农业区受季风气候影响，大小灾害频繁，成为统治者和民众经常性的威胁。现实的需要使中国古代对天文、气象、物候的记载和研究相当重视，并注意考察人类活动与自然变化的关系，形成了一些独特的观念，其中之一即“天人感应”或“天人合一”。

    时下流行的看法都将天人合一解释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更多的是反映了时人的愿望，是对传统观念一种积极的但也是实用主义的解释。尽管原始的天人合一观念的确包含了这样的内容，却并不是它的主体。所谓天人合一，是指天意决定人事，而天意是通过天象或灾异来显示的。君主是“天子”，由天意确定，也代表天命。所以君主如有失德，或治理不当，或人事有悖于天意，必定会受到天象的警告或灾异的惩罚。正因为如此，从最古老的史书开始，天象和灾异都是不可或缺的记载。“二十四史”中大多有《五行志》《天文志》《灾异志》，但所记内容无不与朝代兴衰、天下治乱、君主贤愚、大臣忠奸相一致。凡国之将兴，天子圣明，大臣贤能，则风调雨顺，紫气东来，吉星高照；反之则灾异频仍，天象错乱。

    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一旦出现罕见的天象或异常的气候，如日食、太阳黑子、流星、陨石、星宿异位、地震、山崩、水旱灾害等，皇帝就要换上素色服装，不吃荤腥辛辣，不近女色，迁居偏僻清静的场所，反省自己的过失，征求臣民的意见。有的皇帝还会下“罪己诏”，公开承认错误，宣布改弦更张的政策。有的虽没有具体措施，却会请求上天千万不要与天下百姓为难，一切罪责由自己担当。为了通达上天，感动诸神，往往还要在正常的祭祀典礼以外，按需要举办各类额外的祭祀或祈祷仪式。

    这样做一般不会错，因为皇帝总有失德之处，政府的举措不会十全十美，臣民们平时不敢说的话、不便提的意见也可趁机上达天听。即使是昏君暴君，在上天的警告面前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在专制集权体制下，只有这样的机会才能给最高统治者一点警诫。何况举办这些活动一般花不了多少人力物力，一旦渡过难关，就能博得万民称颂，名垂史册。万一无效，也是天威莫测，天意难违，君臣都已尽了人事。这对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无积极作用，因为人能敬畏天命天意，总会格外小心谨慎。

    不过“天人合一”也是一把双刃剑，奸臣小人也能利用天象灾异做手脚。因为对天象的解释在人，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所以大权在握的人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将矛头指向政敌异己，或者趁机按自己的意愿改变政策。正人君子和书呆子往往泥古不化，只知援引古代圣君贤臣的先例，只会侈谈修身进德，不屑采取具体措施，或者不知如何应对灾情。极端的做法就是听天由命，毫无作为，以为只要绝对敬畏，专修人事，灾害不除自灭。如唐玄宗时发生严重蝗灾，一部分大臣的意见竟然是不应消灭，只能听任蝗虫自生自灭，才符合天意，皇帝只要深刻自省，定能得到上天的宽恕。幸而唐玄宗听从宰相姚崇的建议，下令灭蝗，才没有造成更大的灾情。

    现在面对异常气候和严重灾情，自然又会想到天人合一的观念。我希望在运用和阐述这一观念时能实事求是，尊重历史，采取辩证而积极的态度。

    中国历史上的乡村治理实际上走的是一条“二元化”的路线，公权力和自治权长期共存，其中以唐宋乡官职役化为分界彼此消长，这种独特的乡村治理方式甚至对乡村的近代化过程也产生了诸多影响。自秦汉以来，历代都曾试图对乡村社会进行直接管理，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主要依靠乡官及律令与儒家纲常，国家对乡村的组织原则是地缘优于血缘，基层社会已经存在早期自治组织。

    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被学界概称为“唐宋之变”。在乡村治理上，这种转变就表现为：其一，乡官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从此，乡村基层管理人员的身份是民而不是官，社会地位很低，没有固定的办公衙门和俸禄，上为士大夫鄙视，受上级盘剥，下又徘徊于是否侵渔乡里之间，这种两难困境在后世乡村管理中变成常态；其二，自治组织在唐宋进一步发展，中央政府愈来愈多地借助他们来稳固统治。国家通过乡绅、信仰、乡约、宗族等各种形式和力量对乡村实行间接控制在唐宋之际渐渐成为现实或者完成了制度准备。

    中国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变是传统国家以最小成本维持社会运转的必然。自郡县制建立以来，帝国人口不断增加，县级区划的数目却维持了相对稳定。以农业税为收入主体的传统国家不可能负担如此庞大的官僚系统。因此，各朝代不得不以最低行政配置来应对扩大的人口，政府效率下降，基层行政职能缩减，县以下交给各种社会组织进行自治就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与此同时，乡村治理的难度却在增加。中唐以后从两税法开始了征税原则由“税丁”向“税产”的转变，财产的隐匿比起人丁的隐匿更难发现，乡村催征赋税参与管理的乡役人数和工作量大增。地方政府职役人数、工作量的变化，同时其地位愈来愈低，从秦汉时期的有望跻身卿相，到明清时期的被视为“至因至贱”之役。这些问题导致乡官职役化、政府乡村管理虚化。

这是中国历史上“强干弱枝”的一个表现，也是社会基础不稳、治乱频仍的一个原因。乡村治理方式转变的目的本是以最小成本来控制基层、获取赋税，实际上却令中央王朝取得税收的效率进一步降低。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变令基层社会更易于“军事化”，乡族控制的民团、乡兵既可帮助维持地方治安，也可能带来械斗民乱。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变使得乡村职役地位低下的同时又权力大、责任大，赋税征收不足时还需要自己赔补，极易为了满足国家的赋税要求或上司、自身的贪污要求而徇私舞弊、危害乡里，宗族、乡绅则往往站在他们的对立面。

同时，乡村社会管理方式的转变带来了明清时期蓬勃发展的宗族等各类乡村自治组织，它们不仅进行自我管理，到近代还提供了本应由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总之，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一直存在一定的自主性，中国很早就存在类似于西方“公共领域”的国家与民间同时发挥作用的公共空间。

（摘编自蒋楠《历史视野下的中国乡村治理》）

    日前，酝酿了十余年的国产动画电影《大鱼海棠》上映，首日票房即冲破7000万元人民币。从上古神话中取材或改编其故事创作国产影视作品，这不是第一次：此前有电视剧《远古的传说》《女娲传说之灵珠》，也有最近票房大卖的电影《捉妖记》。

    上古神话是指中国夏朝以前直至远古时期的神话和传说。这些先民口耳相传的故事经过先秦两汉作家的记录和再创作，主要保存在《诗经》《楚辞》《庄子》等传世典籍中，成为后世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

    上古神话如何在今天的电影改编中重生？

    首先，主创者需找到上古神话与当代相呼应的精神内核，创造出既符合神话精神又与时代审美相契合的艺术形象。这就需要创作者做好充足的功课，深入了解上古神话的文化内涵，借鉴当前神话研究的最新成果，为自己的二度创作打下扎实的基础，避免由于自身知识的缺陷而导致创作时一叶障目、捡了芝麻丢西瓜。《大鱼海棠》的形象设计镌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纹章：鲲鹏、大椿、凤凰、祝融、貔貅、嫘祖等神话形象汇聚一堂，其姿态动作抓住了中国道家文化的气质，其法术神力抓住了东方美学中的自然灵韵。影片的人物矛盾设置意在凸显家族伦理、敬畏生死、天道有常等传统伦理价值与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等现代价值观的碰撞，并最终在人(片中的神即人)与大自然的博弈中获得新的价值平衡。遗憾的是，创作者想塑造的形象过多，每一个都没能充分展现出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文化内涵，模糊和弱化了角色的艺术力量。电影《捉妖记》对上古神话的化用则较为浅层次，其人物塑造虽取法《山海经》中的异人异兽，但角色的行动则带着好莱坞电影的喜剧色彩，没有传递出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

    其次，上古神话往往并不具备完整的叙事结构，而讲好一个故事并对人性有深刻的挖掘与表现，则是影视改编的核心。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比如《捉妖记》对妖与人类、妖族内部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得不够充分，《大鱼海棠》对主角椿、湫和鲲之间的情感线索铺展不足，人物动机不合理，故事主题也不够凝练，比如灵魂交易的情节设置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主角为理想不断反抗乃至自我牺牲的崇高感。英国的魔幻电影《指环王》情节虽有拖沓之处，但做到了叙事上的合情合理，并始终紧扣人性对抗恶欲，最终实现自我救赎的主题，这种创作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改编自上古神话的大银幕作品，离不开一个具有代入感的奇观世界。伴随电影特效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实现虚构形象的写实已不是问题，然而容易被忽视的，是从细节着手，凸显传统文化的美学价值，确保影片整体风格的统一。

    上古神话承载了华夏祖先对世界最初的认识和奇谲瑰丽的想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故地。让上古神话在当代电影中重生，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对当代大众文化的丰富与提升。

（摘编自林炜圣《上古神话如何“重生”》)

    如今，大家一提工匠精神，一般都先想起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殊不知，自古以来，工匠精神就是“中国气质”之一。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具有创新传统和工匠精神的国度。工匠在古代的社会地位不算高，但有很多匠人名垂青史。先秦的鲁班、李冰是以心灵手巧而成就事业的标杆人物。明朝的宋应星撰写的《天工开物》，被外国学者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中国古代各类手工匠人以精湛的技艺为社会创造价值，做出过不少重要的发明和创新，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繁荣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工匠们往往以打造精品为追求。例如，早在6000多年前，中国人开始制作玉器。朱熹对《论语•学而》中的“如琢如磨”做了注解。他说：“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这是中国思想家对工匠精神的精彩解说。

    其实，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德国生产的产品根本谈不上精致。德国人到英国展出产品，被要求标注：“Made in Germany”，相当于劣等产品的标签。这种标注产地的做法给德国人以很大刺激。他们立志要摘掉劣等产品的帽子，经过上百年努力，才后来居上，使“Made in Germany”成为精品的标记。曾几何时，“东洋货”也曾是劣质产品的代名词，现在日本产品却大都是世界精品。

    精品的产出，当然需要制度作保障。比起标注“Made in Germany”，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标注制造者姓名的制度。秦始皇统一了度量衡，为控制产品质量，推行标准化生产奠定了基础。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秦国就实行了“物勒工名”制度。以方便管理者检验产品质量、考核工匠的技艺。据《吕氏春秋》记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秦律》中也有许多具体的惩罚规定。秦代制器，不仅要刻上工匠之名，还要刻上督造者和主造者之名，以便逐级追查产品质量的责任人。如果不刻写名字，就要被罚款。

    秦朝还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系统的技术与产品质量管理机构，及分工负责制度。以少府为例，工师为手工业作坊的负责人，集技术与管理于一身，还传授技艺，监督工匠操作、产品质量检验等。检查产品质量，要求“必功致为上。”（《吕氏春秋•孟冬纪》）。做得好的，也有具体的奖励办法。由于有这样的制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秦朝能够制造出精湛的铜车马、兵马俑等艺术品。

    在中国历史上，工匠制度的传承发展，渐渐形成了特有的工匠文化和工匠理念，对工匠的行为有很强的约束力。以瓷器工匠为例，官窑（如龙泉窑）生产的好产品呈给皇家，出现次品就要砸掉。陶瓷界有实力的厂家都坚守一个传统：仿品不能当正品出售。正是有“精益求精”的精神、有制度作保证，中国历朝历代才能不断产出名扬四海的精品，如玉器、青铜器、瓷器、丝绸等，铸就东方文明古国的灿烂文化。

    今年以来，工匠精神之所以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是因为它切中时弊、符合时需。在当代中国产业界和其他行业都应当弘扬，或者说找回中国工匠“精益求精”的精神，全社会也要尊重能工巧匠的创造力和贡献，使“Made in China”成为精致美好、质量信得过的标签。

（摘自《光明日报》《工匠精神自古就是“中国气质”》）

    李清照现存的词曲中，有四分之一出现了与香炉，焚香相关的意象。为何李清照对香炉会如此情有独钟呢？这要从香炉的用途说起了。

    专门为焚香而设计的香炉不知最早起于何时，也许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的青铜鼎。鼎用于烹煮肉食和祭祀，香炉里装的则是香料，都表达了对祖先和天地的尊敬。香炉真正的成型和发展，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每日举行的敬佛礼佛的过程中，就包含了焚香的仪式，这使得焚香的习惯更广泛地进入到大众生活之中。到了宋代，焚香已经与烹茶、插花、挂画并列为当时生活中的“四艺”，成为文化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项程式。宋代时，各种香炉除了供皇室、贵族和文人使用之外，也广泛出现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之中了。不但敬神祭祖要用香炉，在厅堂卧室里要点燃香炉，甚至在各种高端的宴会、欢乐的庆典上，也要焚香助兴，而一些小型香炉更是成为文人们随身携带的物品。比如宋代的《槐荫消夏图》，一个夏日的午后，一人在户外乘凉，慵懒地躺在槐荫之下，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只香炉，从他惬意的表情上，仿佛可以闻到空气里的清香。

    在汉朝，有一种“博山炉”已经在皇宫和贵族中流行了，炉体常用金属制作，呈青铜器中的容器豆的形状。炉子上面有高高尖尖的盖子，表面装饰着重叠雕刻的奇禽怪兽，象征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因此这种香炉就称作博山炉。后来，逐渐出现了青瓷或白瓷做的瓷香炉，香炉的样子也不再是单一的仙山了。李清照在《醉花阴》中写道，“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这金兽便是做成动物造型的各式香炉。香炉是为了燃香取味，打造得小巧可爱，也可以装点室内陈设，这些金兽就有麒麟、狻猊、狮子、凫鸭、仙鹤等样子，看上去一定很萌。李清照这首词曲中的“瑞脑”，便是南宋文人焚香时用的香料了。汉朝时期博山炉都是有盖子的，应该是与燃香的原料和方式有关。在西汉之前，焚香用的都是屈原说的“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的茅香或蕙草，用法是将草放置在香炉中直接点燃。草叶燃烧后产生馥郁的香气，但有个毛病，就是烟火气比较大，烧太猛了还挺呛人的，所以得盖上盖子。

    汉朝之后，南海地区树脂类的龙脑香和苏合香传入，香料被制成香球或香饼，在下面放上炭火，高温将这些香料一点点烫燃起来，香味也很浓烈，烟火却少了很多，于是香炉在造型上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在做成金兽等造型之外，也出现了各种敞开式的香炉。香炉的广泛应用促进其自身在宋朝获得了大发展，宋代的皇帝都喜好复古，重视旧礼器，特别是宋徽宗最喜欢素雅娴静的釉色，加上宋代文坛中古文运动，也追求文以载道，反对浮靡的风气，素雅而简洁之美成为当时最流行的风尚。

    宋代重视金石之学，仿古蔚然成风。出现了各种青瓷仿制成商周青铜器的样子，而把它们缩小，便成了各种精致的敞开式小香炉，比如仿青铜鼎、鬲和樽的小香炉，还发展出高足杯式炉、敞口莲花炉、镂空覆盖式香炉，它们在生活中的应用更为广泛，可以方便地在室内移动，受到广泛的喜爱。

    于是，追求雅趣的李清照自然会喜欢上当时广泛流行的香炉了。她将自己的忧伤化作精致的悲情，投射到了一切美的事物上，香炉便与春花、微雨一起，成了李清照最喜爱的审美选择。但是你会发现，在李清照的词曲中，虽然香炉、香烟屡次出现，却从未提到香枝，在《槐荫消夏图》中，也只见香炉不见香枝插在里面。其实线香在明代才出现，在宋代，燃香常用的方法还不是直接点燃，而是透过炭火的焙烤而取其香气。因此我们在宋代绘画中只见形象各异的香炉，却看不到插在炉中的线香。

（选自方舒《李清照的香炉：沉香玉炉袅残烟》，有删改）

    春秋时代，战争是为了争夺霸权或政权，结盟聚会是为了消除冲突。冲突频繁，会盟燕享频繁，成了春秋最基本的特色。会盟要讲“礼”“赋诗”，从而造就了特殊的文化现象——“诗礼风流”。

    西周人重“礼”，是重其仪式性，如典礼仪式、揖让周旋等。而春秋则将礼认作了治国大法、人生准则。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230余年间，谈礼之风盛行。一部《左传》，“礼”为主要的价值标准：“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夫礼，所以整民也。”“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其每评一事之得失，辄曰：“礼也”、“非礼也”；似乎国之兴亡，皆系于“礼”。

    《左传》最早一次论礼是在桓公二年，最早一次引《诗》在桓公六年，可见赋《诗》引《诗》之风与礼治思潮乃同步而兴。事实上，会盟燕享的赋《诗》引《诗》，几乎也集中在春秋时期。在会盟燕享中，列国都想用既合于礼又合于愿而又不失为大雅的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赋《诗》言志便成最佳选择。会盟燕享中的诗礼交锋，直接影响了士君子的价值判断与人格修养。列国名卿的外交才能，多半表现在熟谙《诗》礼、智能达变上。鲁襄公十六年，晋侯与诸侯在温地宴会，各国大夫皆赋诗言志，而齐国的高厚歌诗与舞不配，结果惹怒晋国，高厚只好落荒而逃。鲁襄公二十八年，齐国庆封逃难到鲁，叔孙豹让乐工诵《茅鸱》骂他，他竟茫然不知。鲁昭公十二年，宋华定到鲁国出差，鲁人赋《寥萧》以示友好与祝福，他毫无反应。这些在当时都是“国际笑话”。因而这个时代要求士君子必须熟谙《诗》礼，出使四方而能专对。鲁昭公七年，鲁国孟僖子陪昭公到楚国参加会盟，因不能以礼应对而抱恨终身，临终前要儿子跟孔子学礼。熟谙《诗》礼，关乎文化修养与基本素质，即春秋时所谓的“文”。鲁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评论郑国的贤臣是：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孙挥“善为辞令”。

    在礼治思潮下，整个时代的士君子，无不以《诗》礼为立身之本，以求自我实现。因此，春秋大国曾兴起研究《诗》礼的热潮；一些小国，为了交往大国，也不得不研究诗礼；连当时的戎狄也加入此列。但这时不像汉唐那样研究《诗》的本意或寻求圣人的微言，而是将《诗》认作与“礼”有诸多联系的圣典。《左传》几乎是把《诗》作为“礼经”来用的，其所有的引《诗》段落似乎或多或少都与礼有些联系。“礼”成了《诗》的第一生命。所有引《诗》赋《诗》者，无一不是精通礼仪者。

    总之，会盟燕享，促成了赋《诗》引《诗》的热潮；礼治思潮，促成了以礼为核心的诗歌解释系统的形成。在春秋会盟燕享的外交大平台上，诗与礼绾结，为狼烟四起的春秋笼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