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经学

    经学的真正确立是在汉武帝时代。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设置五经博士，收博士弟子五十人。其后博士弟子屡经增加，东汉时多达三万人。五经博士及其弟子以五经为研习对象，这就形成了经学。所谓经学，是指专门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从中国文化史看，经学出现的前提是汉王朝运用国家力量将民间流传的文化经典宣布为国家经典，并设立博士制度予以专门研究，于是，五经成为国家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的根据。从国家制度层面保证儒家经典的传习，确立了儒家经典在中华文化经典中的主流地位，客观上也确立了经学在中国学术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儒学作为汉代主流思想，是与中央集权的统一相适应的。儒家主张的五伦、五常作为社会伦理道德，也因儒家的主流地位而得以明确确立。

    两汉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秦始皇焚书，造成文化典籍的浩劫，五经借助儒生记忆而保存下来。用汉代流行的隶书书写的经书文本，被称为今文经。汉景帝以后，陆续在孔府旧宅壁等处发现的与五经有关的用战国字体书写的文本，被称为古文经。古文经与今文经不仅书写字体不同，而且同一部经典的篇章多寡也或有差别，如孔府旧宅壁中友现的《尚书》就比汉初伏生所传《尚书》多16篇。此外，还发现了一些其他古文经典，如《周官》《左传》等。因汉武帝及其后所立五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博士，西汉末刘歆便要求把古文经也立于学官，但遭到今文经学家的阻挠，一时没有实现，于是引起今古文经学家之间的一场大争论。西汉时期，今文经学是经学主流。今文经学通经以致用，注重思想的阐发，强调经书的历史借鉴意义，但弊病是与谶纬结合而流于神秘。古文经学在东汉发展昌盛，注重文字训诂和对典章名物的解释，突出还原历史和文化传承，学术贡献良多，弊病是流于繁琐的文献考证而脱离思想和生活。东汉章帝时的《白虎通义》主张今文经学，强调经学大义与社会价值，借以维护主流思想，带有一定的理论总结性。东汉末古文经学家郑玄融合今古文经学，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今古文经学的分歧和论争促进了经学的发展，它们所代表的两种学术精神和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对后来的中国学术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①当理性精神在北中国节节胜利，从孔子到荀子，从名家到法家，从铜器到建筑，从诗歌到散文，都逐渐摆脱巫术宗教的束缚，突破了礼仪旧制的时候，南中国由于原始氏族社会结构有更多的保留和残存，便依旧强有力地保持和发展着远古传统，依然弥漫在奇异想象和炽烈情感的图腾——神话世界之中。表现在文学领域，就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

    ②儒家在北中国把远古传统、神话和巫术逐一理性化，把神人化，把奇异传说化为君臣父子的世间秩序，例如黄帝四面脸被解释为派四个大臣去“治四方”，黄帝活三百年说成是三百年的影响等等。在被孔子删定的《诗经》中，已看不见“怪力乱神”的踪迹，然而这种踪迹却非常活泼地保存在以屈原为代表的南国文化中。

    ③《离骚》里面，想象鲜艳而缤纷，香草美人，百亩芝兰，荠荷芙蓉，芳泽香草……在充满神话想象的自然环境里，主人翁是一位执着、顽强、忧伤、哀怨、愤世嫉俗的真理的追求者。《离骚》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的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满地融成有机整体，开创了中国抒情诗的真正光辉起点和无可比拟的典范。

    ④《离骚》《天问》《九歌》《九辩》等一系列作品构成了一个相当突出的南方文化的浪漫体系，实质上它们是楚地原始祭神歌舞的延续。王夫之解释《九辩》说：“辩，犹遍也，效夏启九辩之名，可以被之管弦，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盖楚声也。后世赋体之兴，皆祖于此。”这段话点明了几个关键问题：第一，楚辞是“绍古体”，是远古氏族社会的遗风延续；第二，它可以“被之管弦”，可歌可舞。近人考证也认为，像《九辩》《九歌》等，很明显是一种有关巫术礼仪的祭神歌舞和音乐；第三，它想象丰富奇异，尚未受儒家实践理性的洗礼，原始的活力、狂放的意绪、无羁的想象在这里表现得更为自由和充分。第四，也是最主要的，它是汉代赋体文学的祖宗。

    ⑤汉文化就是楚文化，尽管在经济、政治等制度方面，刘汉王朝基本上承袭了秦代体制，但在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汉却依然保持了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汉起于楚，刘邦、项羽的基本队伍和核心成员大都来自楚国地区，西汉宫廷中始终是楚声作主导，楚汉文化一脉相承，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⑥与《诗经》或先秦散文不同，汉代艺术和人们观念中弥漫的恰恰是从远古传留下来的种种神话和故事。从世上庙堂到地下宫殿，从南方的马王堆帛画到北国的卜千秋墓室，它们都充满幻想和巫术，把远古传统的原始活力和野性充分地保存和延续了下来。

    ⑦西汉在经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变革后，以儒学为标志、以历史经验为内容的先秦理性精神日渐侵入文艺领域和人们的观念中，人世、历史和现实越来越占据重要位置，这固然是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结果。但是，蕴藏着原始活力的传统浪漫幻想，始终没有离开汉代艺术，它们是楚汉艺术的灵魂。就此，楚汉浪漫主义成为继先秦理性精神之后，与它相辅相成的中国古代又一伟大艺术传统。

（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院落是中国古代建筑群体布局的精神内核，它是由屋宇、围墙、走廊围合而成的内向性封闭空间。从夏代的宫殿遗址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就已经呈现出一种封闭庭院的面貌。在夏代至商代早期这种形式就开始走向定型，一直到明清时期大到皇家宫殿、寺庙、小至百姓住宅，大多采用这种几乎唯一的形式。

    中国传统建筑院落的形式结构，蛰伏着封建儒家思想的灵魂。而占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的根基在于“礼”。“礼者，天地之序也。”儒家不但强调礼，而且重视“乐”，主张“礼乐”并举。体现在建筑上，“礼乐”秩序要求建筑空间寄寓伦理，利用差序格局来分尊卑关系，方位上讲究主从关系。建筑围合的“院”是“乐”的艺术升华。这里，建筑是“礼”，庭院是“乐”，二者相得益彰。

    合院作为集合体，对内是封闭的、凝聚的，对外是排斥的、抗拒的。人们对外界的流动性降到最低，而这种以院落为中心组合起来的建筑满足了一个家族共居生活的各种功能需求，并且分区明确，就仿佛是一个微型的宇宙，万事俱备、伦理有序。传统院落式建筑符合当时的人们的生活习惯。因此，以“家庭”为单位对外封闭的中国合院格局，是这种传统的居住习惯与建筑形式相结合的产物。

    行为心理学表明，人类对自身所处环境范围内进行限定是一种心理需求。中国传统合院建筑是以高墙围合起的建筑空间，与外界隔绝，阻断了外界的喧嚣，营造出宁静、安全、洁净、私密、休憩、愉快、生态、景观的生活环境。同时也是一种能够提供明确、稳定的空间环境，给人心理以充分安全感和领域感的空间形态。所以说，它不仅是人们组织生活起居的核心空间，也成为人们在居住空间内与天与自然对话的场所。

    虽然在中国传统建筑中，由房屋或围墙围合而造成了封闭性，但这只是一种在形式上的现象，实际上这种围合反而增加了院落建筑内部的许多情趣。“院＂作为一种过渡，在人的思想内核中，是一处独立的冥想、思考的空间。当人们回到家，所有的心情和感受，在“院＂中获得沉淀和洗礼。

    由于现代社会人们居住环境和方式的变化，邻里之间、亲人之间变得越来越陌生，同住一幢楼不相识，门对门之间不说话，父子在家中也是各做各的事，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仿佛越来越远。所以现代人们都希望通过建筑环境的改变来唤回昔日和睦的邻里关系和家庭关系，拥有一栋有院落的房子，的确是一件让人着迷的事情。

    然而，仅仅对中国传统建筑院落形式的模仿远远不能满足现代人真正的需求，“院”的营造蕴涵着中国传统的美学智慧，它通过空间的外化形式，传递着一代代中国人难以割舍的情感。正是这种对人类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精神需求，现代越来越多人才表现出对中国传统院落空间的渴望。那么如何立足传统，创造出既能体现社会民族发展的文脉，又符合现代功能与审美要求的富有时代气息的中国形式新建筑，仍将是未来建筑或室内设计师共同努力的方向。

（选自《浅析中国传统建筑院落的意蕴》，有删改）

齐鲁文化的历史地位

安作璋

    齐鲁文化是先秦时期在今山东省境内形成和发展的一种地域文化。进入秦汉，在政治大一统的背景下，随着法家学说、阴阳五行学说、黄老之学、儒学相继登上统治阶级的政治舞台，齐鲁文化逐渐由地域文化演变为一种官方文化。齐鲁文化既是历史范畴，又是文化范畴。作为历史范畴，自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作为文化范畴，又有其历史超越性，齐鲁文化的现代价值就是这种历史超越性的表现。

    远古时代，东夷文化和华夏文化共同创造了早期的黄河文明，而齐鲁文化正是夷夏文化融合而产生的一种地域文化。

    自西周初年齐鲁建国至春秋，是齐鲁文化两大文化体系的形成时期。随着西周的建立，来自西方的周文化逐渐沿黄河东下，到达下游地区。周文化和东夷文化在接触过程中，由于齐、鲁两国人文环境、地理条件的不同和建国方略的差异，造成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化体系：齐文化和鲁文化。齐文化是以东夷文化为主、以周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从齐地靠海、土地瘠薄的实际情况出发，除了继承周的“重农”传统外，又实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政策，以农业为主，农、工、商并举；政治上，不囿于周的宗法原则，而是“举贤而尚功”；文化上，主张宽松自由，兼容并包。齐文化最终成为一种合时俗，务实际，具有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型文化传统。鲁文化则是以周文化为主、以东夷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由于鲁的封地位于泰山以南的平原，肥沃的土地适于农耕，使鲁文化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农业文化的特征。政治上，鲁国统治者强调周的宗法制度，主张“尊尊而亲亲”；文化上，则采取“变其俗，革其礼”的方针，用周文化强行改造土著文化，其所讲求的礼乐仁义即是重礼的周文化和重仁的东夷文化结合的产物。鲁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重仁义、尊传统、尚伦理、贵人和的道德型文化传统。

    战国秦汉，是齐鲁文化的综合发展期。进入战国，由于齐国对鲁国的兼并，造成黄河下游地区政治上的局部统一。学术文化界兴起的百家争鸣，则促进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在此背景下，齐、鲁两大文化传统的交融日益发展，逐渐走上一体化道路。齐、鲁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表现在思想领域，主要是孟子对齐学的批判吸收，邹衍阴阳五行说对鲁学的渗透以及管子学派和荀子对齐学和鲁学的揉合。秦及汉初，齐学盛极一时，主要表现在黄老学和阴阳五行学的盛行。这一时期齐学与鲁学的融合，为其后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说构筑新的儒学体系作了理论准备；同时也为汉代儒学内部的齐学与鲁学以及今古文经学之争埋下了伏线。经过东汉今古文经学的学术之争，双方相互批判又互相渗透，至东汉末年，一代经学大师郑玄会通古、今文经学，最终完成了齐鲁文化一体化的过程。

    齐鲁文化是一种混合型文化。它不仅融合了齐文化和鲁文化，而且兼收并蓄，广泛吸收了其他地域文化的长处，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完备的自我调节和更新功能、再生能力很强的文化。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齐鲁文化实际获得了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成为一种政治大一统背景下的官方文化，最终融入到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在文化商业化浪潮的助推下，“娱乐至上”的文化泛娱乐化现象开始出现。警惕文化泛娱乐化、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文化泛娱乐化，简单地说就是娱乐价值被推至文化的一切领域，是否有娱乐性、能否取乐成为衡量文化产品价值的法则。在“娱乐至上”的价值追逐中，历史可以被戏说，经典可以被篡改，崇高可以被解构，英雄可以被调侃。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杜甫很忙”、“李白很酷”等名人恶搞事件，各类选秀、真人秀的强力圈粉，都是文化泛娱乐化的表现。追求上座率、获得收视率、博取点击率是文化泛娱乐化背后的动力，受众心理上图消遣、求轻松、避思考的倾向是文化泛娱乐化赢得市场的重要原因。文化泛娱乐化以消费、技术、快感、世俗等因素的融合消解文化的深度与厚度，当众多严肃的新闻、正统的历史、经典的叙事以“娱乐”包装的形式呈现时，其负面作用不可小觑。

    文化泛娱乐化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价值观念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受到侵蚀。首先，文化泛娱乐化在戏说、调侃、恶搞中解构宏大叙事，使民族文化碎片化，动摇了对“我们是谁”的认知。其次，民族历史记忆具有唤醒民族情感、强化国家认同的重要功能，它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文化泛娱乐化将娱乐价值置于历史价值之上，为了娱乐可以随意篡改、编造历史，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推波助澜，模糊了对“我们从哪里来”的追寻。最后，文化泛娱乐化背后充斥的物质欲望、个人主义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弱化对“我们到哪里去”的引领。

    面对文化泛娱乐化，我们必须增强文化自觉，共同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增强文化自觉，共同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既要求文化生产者主动担当，又要求文化消费者能动省思。文化生产者要努力挖掘时代元素，让自己的文化产品与优秀传统文化对接，与未来发展趋势对话，传播好真善美。文化消费者始终坚持追求文化精品的品位，对戏说历史、解构崇高、调侃英雄坚决说不，这样文化泛娱乐化就会失去生长空间。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11月《警惕文化泛娱乐化侵蚀精神家园》）

    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

    人工智能会带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影视、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的存在价值。

    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今年年初，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和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合作推出了AI伦理研究计划，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AI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相信中国文明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明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自蔡映洁《人工智能，以法律和伦理为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