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壁

王了一

    题壁不知始于何时，相传司马相如过升仙桥，题柱曰“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此桥”，可见汉朝的人就有了弄脏公共场所的习惯，又唐朝韦肇初及第，偶于慈恩寺塔题名，后进慕效之，遂成故事。这故事就是后世所谓的“雁塔题名”。司马相如和韦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羡慕富贵：一个是未富贵二先夸口，一个是初富贵二便忘形。说得好听些，就是雅人深致；若从坏里说，这简直使无聊，令人作三日呕。

    题壁也许纯然为的是留一个纪念吧，“某年月日某人到此一游”，这简单的几个字未必就是想出风头。但是，为什么不写在你的日记册上呢？假如你有一个照相机，还可以把盛地拍一个照，然后记上你来游的年月日，何苦弄脏了公共场所？你这是为人呢，还是为己？若说是为人，人家根本不认识你这个无名小卒，非但不能流芳千古，而且不足以遗臭万年；若说是为己，你何时重游还在不可知之数，甚至老死永不重游，你留几个文字又有什么用处？关于这个，往浅里说，你是像小学生用粉笔乱画墙壁，显得你没有好好受过教育；往深里说，你是因为喜欢这个风景，恨不得据为己有，公家的地方是不出卖的，就是卖你也买不起，你怀着 阿Q的念头把公家的地方加上了你私人的记号。至于人家是否因此感觉“杀风景”，你可管不着，题壁完全象征了咱们中国人一种有我无人的心理。

    有些人不甘心于只题一个名，他们还要题诗。这自然更胜一筹。“寻觅诗章在，思量岁月惊”，这是多么耐人寻味的风趣啊！可惜的是他们的诗多数是颇欠推敲，或者说是只敲而不推，因为他们吟诗有如擂鼓，“不通”“不通”又“不通”！胜地何辜，受此污辱！他们太不自量了。他们没有因为“李白题诗在上头”而搁笔，倒反是人人自比李杜，人人都要题诗在上头！未辩四声，遑论八病！只合矜夸荆室，床上吟诗；何须唐突山灵，墙头放屁！那些不喜欢文学的人，熟视无睹，倒也罢了。最苦的是那些对文学有兴趣的人，看见了字闭不了眼睛，总不免一看，看了之后，把水色山光的满怀乐趣都糟蹋了！寄语现代的司马相如和韦肇们，做做好事吧，莫再 佛头着粪罢。当然，其间偶然也有达官名士，不爱惜他们的墨宝，来给山水增光，甚至于不惜重金，特雇巧匠，摩崖刻石，做得非常精雅。这似乎是无可批评的了。名山佳作，相得益彰，有时候，竟使我们不知道是人以山传呢，还是山以人传。这样，我们感谢大手笔之不暇，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但是，我总觉得题壁是中国文人的恶习。名人题壁，后人看见了也许发生仰慕之忱，然而在他本人却是未免自诩多才，令人有搔首弄姿之感。“有麝自然香，何必当风立？”达官名士们在别的地方风头已经出够了，何必雁塔题名，才算是自鸣得意呢？再说，在立功之言之后，将来世家有纪，儒林有传，而全檀石室，又复永宝鸿文，自有人家捧场，更不必沾沾于炫露了。西施若不捧心，东施虽欲效颦亦苦无从效起。寄语达官名士们，你们如果不喜欢名山宝刹被尺二秀才乱涂乱画，你们就应该以身作则。

    此外我还有一个建议，凡属公共游览场所，一律严禁题壁。如有典型才子未能免俗，一定要出风头，必须将佳作先付审查，缴纳重税，然后规定式样，指定地点，特许摩刻。说不定还有名门闺秀，像旧小说中所说的，在壁上题诗唱和，因而恋爱结婚。这样，多捐两个钱给公家，也是值得的。

1944年8月

真人秀：有意思也要有意义

    过去几年，真人秀在中国的发展几乎可以用“鲜花着锦、烈火烹油”来描述。这一从西方舶来的节目形态，在体验了超乎寻常繁华的同时，也深藏着隐而未现的危机。本该以“真”为核心元素的真人秀，在不加节制和恶性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开始变得越来越“假”，甚至在公众言谈中成为“过气艺人”夺眼球、搏出位的“孤注一掷”。赫胥黎说“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他所担心的正是文化演变成感官刺激和物质欲望的概念碎片，而真理则被掩盖于日常生活的琐屑狂欢之中。

    电视是当代社会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从规律上看，任何一种节目形态发展的过程都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有人看”，即电视节目具备吸引观众注意力的基本特征，或提供实用的信息，或带来轻松的娱乐；第二个是“有意思”，即在拥有特定的观众群体的基础上，努力提升节目的制作水准，给观众带来日益精良的审美体验；第三个是“有意义”，也就是令电视履行公共文化空间的社会责任，令经过验证的主流价值得以彰显，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转。

    目前中国的真人秀节目已较为顺利地完成前两个阶段的任务，《中国好声音》《奔跑吧!兄弟》《爸爸去哪儿》等节目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对外国模式的完整移植扣精细改造，并将自己打造为当代社会最显著的视觉奇观之一。眼下的发展方向，应当是着力解决第三个问题，也就是“有意义”的问题。

    “真人秀”的本质虽是“秀”，但特色在于“真”，亦即，同样是娱乐，也必然有真诚和虚假的区分。这个“真”字，既包含节目形态设计上的真实性考量，即以“记录”而非“虚构”作为叙事和表现的主要手段；也明确要求节目在文化价值上承载一种不造作、不浮夸、不炫耀的本真的生活态度。脱离了返璞归真的文化内涵的真人秀，哪怕拥有再豪华的明星阵容、再盛大的狂欢场面，也只能是伪装在真实外壳下的一种娱乐至死的新形式而已。

    当下，中国的真人秀仍高度依赖“明星制”，在价值倾向上也极为倚重商业逻辑和消费主义。“素人”的概念虽很早即被提及，但囿于电视产业的独特结构，真正有影响力的节目罕见。反而是在网络自制领域，一些新潮的生产者更好地捕捉了真人秀在形态和内涵上的发展规律，推出了兼容“有意思”和“有意义”的素人实境秀，比如腾讯视频《我们l5个》将15个背景迥异的普通人置于平顶的封闭空间，进行全天24小时、一年365天的完全呈现，便在形态上十分符合真正意义上的真人秀文化要求。

    中国的素人秀和欧美国家的主流素人秀相比还有一定的区别：风靡全球的《幸存者》和《泽西海岸》等节目更多强调，中突的因素，如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这与西方文化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推崇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我们15个》等素人秀却更强调“社群”的概念，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这显然也是中华文明传统的要旨所在。

    概而言之，真人秀节目固然是一种获取娱乐的方式，但如果这种娱乐与文化和价值的土壤相脱离，则必然会演变成“为娱乐而娱乐”的虚无态度。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互联网视频行业的崛起，原有的电视文化体系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新兴的节目生产主体显然有着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更长远的规划设计，逐渐意识到随着明星资源的耗尽和观众审美的疲劳，那种以“外国模式、明星出位、粉丝互掐”为传播特征的真人秀必将走向“真实”的对立面并将其在过去几年中积累的文化资源消耗殆尽。形态上的“素人”和“真实情境”以及文化价值上的回归主流，才是令真人秀焕发青春活力的必由之路。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5年08月01日09版）

    在英国权威的科学杂志《自然》上刊登的一篇美国科学家的论文说，研究人员在实验室里把抗虫害转基因玉米“BT 玉米”的花粉撒在苦苣菜叶上，然后让蝴蝶幼虫啃食这些菜叶。四天之后，有44%的幼虫死亡，活着的幼虫身体也较小，而且没有精神。而另一组幼虫啃食撒有普通玉米花粉的菜叶，就没有发生类似现象。另据英国科学家的研究，与一般大豆相比，耐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中，防癌的成分异黄酮减少了。这些结论引起了科学家的担心，也引起了世界范围的不安。

    苏格兰科学家普斯陶伊的转基因土豆研究，情况却有所不同。去年秋季，普斯陶伊称，自己一项未经发表的实验结果证明，年幼老鼠食用转基因土豆10天后，其肾脏、脾和消化道都出现损伤，而且免疫系统也遭到破坏，他将这一切归咎于对土豆的基因操作本身。他的结论据说得到了14个国家20名科学家的支持。但英国最具权威的科研机构英国皇家学会宣布，该学会组织的6人专家组经过详细评估发现，他的研究无论在设计上，还是在操作和数据上，都充满漏洞，他的结论无法成立。然而，这场在英国引起并跨出国界的轩然大波却至今未平。

    转基因技术是一项先进的生物科学技术，这一点已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共识。美国是转基因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据统计，美国的大学、科研机关和企业等已经开发出上百个转基因作物品种，其中仅有43个品种的安全性得到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确认。面临转基因玉米和大豆正在进行大面积种植与大量出口以及由此引发争议的现状，美国国家科学院已经郑重承诺，将就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展开全面调查。看来，在发展转基因技术的同时，也是应当注意吸取任何一种现代工业技术发展过程中的教训的。

    中国历史上的乡村治理实际上走的是一条“二元化”的路线，公权力和自治权长期共存，其中以唐宋乡官职役化为分界彼此消长，这种独特的乡村治理方式甚至对乡村的近代化过程也产生了诸多影响。自秦汉以来，历代都曾试图对乡村社会进行直接管理，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主要依靠乡官及律令与儒家纲常，国家对乡村的组织原则是地缘优于血缘，基层社会已经存在早期自治组织。

    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被学界概称为“唐宋之变”。在乡村治理上，这种转变就表现为：其一，乡官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从此，乡村基层管理人员的身份是民而不是官，社会地位很低，没有固定的办公衙门和俸禄，上为士大夫鄙视，受上级盘剥，下又徘徊于是否侵渔乡里之间，这种两难困境在后世乡村管理中变成常态；其二，自治组织在唐宋进一步发展，中央政府愈来愈多地借助他们来稳固统治。国家通过乡绅、信仰、乡约、宗族等各种形式和力量对乡村实行间接控制在唐宋之际渐渐成为现实或者完成了制度准备。

    中国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变是传统国家以最小成本维持社会运转的必然。自郡县制建立以来，帝国人口不断增加，县级区划的数目却维持了相对稳定。以农业税为收入主体的传统国家不可能负担如此庞大的官僚系统。因此，各朝代不得不以最低行政配置来应对扩大的人口，政府效率下降，基层行政职能缩减，县以下交给各种社会组织进行自治就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与此同时，乡村治理的难度却在增加。中唐以后从两税法开始了征税原则由“税丁”向“税产”的转变，财产的隐匿比起人丁的隐匿更难发现，乡村催征赋税参与管理的乡役人数和工作量大增。地方政府职役人数、工作量的变化，同时其地位愈来愈低，从秦汉时期的有望跻身卿相，到明清时期的被视为“至因至贱”之役。这些问题导致乡官职役化、政府乡村管理虚化。

    这是中国历史上“强干弱枝”的一个表现，也是社会基础不稳、治乱频仍的一个原因。乡村治理方式转变的目的本是以最小成本来控制基层、获取赋税，实际上却令中央王朝取得税收的效率进一步降低。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变令基层社会更易于“军事化”，乡族控制的民团、乡兵既可帮助维持地方治安，也可能带来械斗民乱。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变使得乡村职役地位低下的同时又权力大、责任大，赋税征收不足时还需要自己赔补，极易为了满足国家的赋税要求或上司、自身的贪污要求而徇私舞弊、危害乡里，宗族、乡绅则往往站在他们的对立面。

    同时，乡村社会管理方式的转变带来了明清时期蓬勃发展的宗族等各类乡村自治组织，它们不仅进行自我管理，到近代还提供了本应由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总之，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一直存在一定的自主性，中国很早就存在类似于西方“公共领域”的国家与民间同时发挥作用的公共空间。

（摘编自蒋楠《历史视野下的中国乡村治理》）

    所谓“人文信仰”，它的启发来自现代学者提出的“人文宗教”。新儒家认为，儒家传统是一种不出世的却具有超越性的东方宗教，它不像其他的宗教，需要有神，有耶稣、安拉等外在权威。它不需要外在的权威，它有一种具有内在超越性的信仰。内在超越性，也就是道德心，如孟子所谓“仁义礼智”。儒家传统的这一特质，若称为中华“人文信仰”更准确。

    “人文信仰”在儒释道中都有，儒家比较典型，儒家是“以出世的心态行入世的功德”，在世俗社会中要完成人之为人的使命。一是个体生命的健全，即诚意、正心、修身；另外就是建功立业，即把“立德、立功、立言”当作人生追求。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具有经济的、政治的、道德文化的属性。但道德文化属性应是人的最高属性，是人之为人的最高本质。

    信仰体系当中，儒家肯定人首先要解决肉体的存在问题，这并非一般人理解的儒家是重义轻利的。儒家主张在道义的引领下对物质生活的安顿，认为这也是治国理政者须关注的重中之重。如孔子所说“富之”“足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所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荀子也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在这个基础上，儒家重视和强调人的精神生活，特别是人的道德文化，这是儒家生命大智慧的主要内涵。

    儒学是仁学，但一般只讲“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关于“爱他人”，孟子曾发挥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将“爱他”或“他爱”推展为亲亲、仁民、爱物这样三个由近及远的层次。实际上，孔子讲“古之学者为己”，就彰明了儒学仁学的首要内涵就是“为己之学”。“为己”并不是自私自利，他是先成就自己。这和现代人生存理念是一致的。一个人要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开发出来，成长为一个士，再成长为君子，成长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然后你才能去齐家治国平天下。荀子说过：“知者自知，仁者爱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义”在孟子这里发挥得比较到位。义利并重，以义驭利，这是孟子对儒家核心价值的阐发。儒学不是不讲功利，而是认为在功利之上有一个更高的价值，更高的原则，并借此来引领、驾驭功利。这也是对道义上的担当精神的高扬。

    荀子则进一步发挥了“礼法”范畴。他把“仁”“义”这个基本的人文信仰转化成内规矩和外规矩。内规矩即德的柔性约束，外规矩即法的刚性约束。德与法统一起来就是礼或礼法。德与法一起，共同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形成普遍的秩序与和谐。因此，荀子是儒家“治统”的系统阐释者，是儒学由纯学术向汉初政治儒学转化、转型的重要中介。

（选自2017年4月1日新华网发展论坛，有删改）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作为一种发展战略，有内外经验可供参考。要使乡村振兴战略获得成功，必须了解国外乡村振兴的经验教训以及我国历次“三农”政策实施的效果与原因，在发展思路和具体措施上进行实质性的创新。

    通过制度与技术创新振兴农村产业。没有产业的振兴，其他方面的振兴和发展就失去了基础。产业发展指的是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发展与融合。农业的发展主要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非农产业的发展需要吸引多元化的发展主体，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需要创新制度，探索促进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村流动的政策措施。

    新时期需要有高起点，尤其是要避免过去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发展中有时出现的产业雷同、档次不高、无序竞争等现象。近期，需要在选准特色主导产业的基础上，重点考虑重组产业链，并适当调整空间布局，促进企业联盟和技术创新联盟的发展，逐步将传统的农业产业集群改造升级为现代创新集群。未来，则需要在继续推进农业产业化示范区建设的基础上，推动龙头企业集群发展，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使其不但在农业产业链中发挥影响，同时在科技产业链与价值链中显示出应有的作用。

    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实现乡村宜居。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有效治理都是为了实现乡村宜居，而这些必须依靠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是协调各种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

    随着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进程的推进，无论是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管理方式，还是社会管理问题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需要我们进行社会管理创新。越来越多的中介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第三部门渴望参与农村社区建设，这势必会影响原来的管理格局。随着地方政府的放权以及村民自治意识的增强，管理方式必然要求发生转变。因此，需要因地制宜，根据农村社区发展程度确定不同的社会管理方式。

    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要追求“以人为本”，为各利益相关者提供参与平台和利益诉求渠道，通过全民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只有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提高乡村振兴多元主体参与决策的程度，才能减少决策的偏误和实施的阻力，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因此，通过构建有效的民间参与机制等，才能有效保障农民利益，减少各种社会冲突，确保乡村振兴具体项目的顺利推进。

（摘编自高启杰《乡村振兴需要实质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