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直接影响之下，融合各种表演艺术形式而成的一种完整的戏剧形式。并在唐宋以来话本、词曲、讲唱文学的基础上创造了成熟的文学剧本。这比之以滑稽取笑为主的参军戏或宋杂剧可说已起了质的变化。作为一种成熟的戏剧，元杂剧在内容上不仅丰富了久已在民间传唱的故事，而且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最喜爱的文艺形式之一。

    元杂剧的形成是我国历史上各种表演艺术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时代的产物。金灭北宋、元灭金的过程，同时是北方人民反抗女真贵族、蒙古贵族的过程。人民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艰苦斗争，要求有战斗性和群众性较强的文艺形式加以表现；而构成戏曲艺术的各种因素到这时已经过长期的酝酿而融为一体。这样，元杂剧就在金院本和说唱诸宫调的基础上，由于现实的要求、群众的爱好，大大扩大了题材和内容，展开了我国戏曲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

    在元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文人也发生分化。特别是元初，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又没有恢复科举制度，中下层文人的仕进道路大大缩小了，生活水平跟着下降。除了少数依附元朝统治者的官僚外，大多数文人和广大人民同样受到残酷的迫害，因此，他们和人民的关系比较密切。部分文人和民间艺人结合，组成书会。他们一方面学习民间艺术的成就，同时又把自己的才能贡献给杂剧的创作。书会的组织，民间艺人和文人的合作，对元杂剧的兴盛起了推进的作用。

    宋金元城市经济的发展为杂剧的兴盛准备了充裕的物质条件。为适应统治阶级宴乐和广大市民的文化要求，南北各大城市都出现了各种伎艺集中演出的勾栏瓦肆，特别是作为都城的开封、大都、杭州等地更为繁盛。同时，在农村也常常开展戏曲活动，晋南地区现存的舞台、壁画便是很好的证明。节日、庙会是农村的演出日，一些著名演员也经常到各地作场。这样就保持了戏曲在发展过程中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此外，元朝的疆域广大，交通发达，密切了国际和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北方诸民族乐曲的传播，对杂剧的兴盛也有一定的作用。

    一般研究者将元杂剧的发展历史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和后期。其分界线在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在此之前为元杂剧发展的前期，在此之后为元杂剧发展的后期。前期的元杂剧，是全盛时期，以大都为中心。这一时期，作家辈出，名作如林。著名的作家有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杨显之、纪君祥、康进之、李好古、郑廷玉等。著名的作品有《窦娥冤》《单刀会》《西厢记》《汉宫秋》《梧桐雨》《墙头马上》《李逵负荆》《张生煮海》《潇湘夜雨》《赵氏孤儿》《看钱奴》等。前期作品反映了元代被压迫人民的愿望，揭露了社会的黑暗，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元代的“权豪势要”，提出了元代社会需要解决的许多问题。前期杂剧还塑造了一系列敢于反抗民族压迫的人物形象，特别是杨家将、岳家军等英雄人物，寄托了作家的民族情感。另外，前期的元杂剧还有一大批爱情剧，这些剧作既提出了“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婚恋观，反映了广大青年男女的普遍愿望，又写了一大批有关娼妓、家庭问题的作品，表达了作家对广大被压迫妇女的关注、同情和赞扬。前期元杂剧还有众多表达故国之思和宣扬神道观念的作品，它们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作家对现实的态度和精神世界。后期作品由于作家离亡国时间较长，社会相对安定，作品对社会干预批判的力度大大地削弱，许多作家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作品说教因素增加，爱情剧作多写儿女缠绵之情，增加了伦理道德色彩。许多文人创作只是模仿前人，照谱填词，所写多为案头之曲，难以演出。后期杂剧在艺术上没有多大的发展，作品或追求语言的华丽典雅，或沿袭前人的旧套，特别是杂剧在南方的生存受到了极大的方言的限制，失去了地利，因而衰落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戌：早期王权的象征

    王者，一国之主。其形三横一竖，为何这样的构形？汉字早期在表达这个王字时，以器具“戉”的象形来指代“王”，表明了“戉”即“王”的含义。不过这个原初的字义，似乎很快就被淡忘了。两周到西汉时期对“王”字的解释，臆断成分很重。孔子曰：‘一贯三为王’。”董仲舒曰：“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孔子和董仲舒都没有将这个字解释准确。

    甲骨文的发现，为推定“王”字的本初意义提供了证据。文史学家吴其昌说，戊、戉、戍、成、咸诸字皆由石斧的形状演化而来，其锋刃左右旁向者衍为上述各字，其锋刃向下时则衍为工、士、壬、王诸字。这个斧头的形状，居然造就了如此多的字形，斧头的方向判定了字的意义，让我们见识了古人造字的意趣。考古学家林沄有专文《说王》，论“王”字本像无柄且刃缘向下的斧钺之形，本表示军事统率权，后来这军事统率权的象征演变为王的权杖。

    戉（ ）的象形，是王字定形的基础，这已经成为古文字学家的共识。历史学家徐中舒也说戉的写法，“像刃部下向之斧形，以主刑杀之斧钺象征王者之权威”。甲骨文存在的商代，钺已经是青铜质，而戉字的出现却是更早时代的事，良渚文化陶器上的刻画就是证据。良渚文化玉戉的背后，也许已经有了王权的定义吧。

    戉这个字，可以给相关的字形字义更多的提示。有研究者论“辛”，说最早的甲骨文“辛”，是一把执行最严厉刑法的割人肉用的锋利小刀，三面有刃，字的下尖或左偏或右偏，表示刀锋歪斜，类似雕刻刀。这样解释其实并不到位，“辛”（ ）的字形其实是一柄刃部向上的戉，下面那个尖尖其实是柄，刃在上方，那些学者显然是将它认倒了。

    再看看带有“辛”字根的“辟”（ ），甲骨文写成用戉砍掉了一个人的头的样子，所以这是一种极重的刑罚，砍头，古代谓之“大辟”。王是下达或者执行“大辟”的主体，所以王又有了“辟”这样奇怪的代称，这与用戉代称王的意义是一样的。《诗经》中有辟王，如《大雅·棫朴》有“济济辟王，左右趣之。济济辟王，左右奉璋”，这里说的“辟王”，就是周天子。汉代贾谊《新书·审微》说到这样一个故事：卫侯要朝见于周天子，掌管接见事务的周行人问他的名号，说是叫“卫侯辟疆”。周行人郑重地对卫侯说，辟为天子之号，诸侯是用不得的。卫侯不得已临时更改了自己的名字，如此天子才接受了他的朝见。

    古人将天子、辟、璧相提并论。辟之名，可以是天子，也可以就是璧。金文璧（ ）字恰恰是借用了辟字的字形，借形亦借义，只是在字下加了个“玉”。璧是献给天子的，璧因此有了天子的称名“辟”。璧是由辟而来，辟即为戉。在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中，都发现过璧形戉，也许透露出了一个信息：璧与戉之间本来是可以画等号的，都是王权的体现。

    近几年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道路，特别是这30年发展的道路进行了广泛的评论。最初是中国问题专家库伯·雷默经过多年的观察和研究，提出了所谓“北京共识”，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此后有许多评论把“北京共识”称为“中国模式”，进而出现了从不同角度定义和评论“中国模式”的文章和专著，他们的解释并不相同，评论也相差甚大，许多相当客观，但也有“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威胁论”，甚至提出要警惕“中国模式”的输出。

    有西方的评论说，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那时英国是海上霸主；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美国是军事和经济霸主；而21世纪会是中国的世纪或亚洲的世纪。如果这是指在21世纪，亚洲和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会复兴，那将是一种可能出现的前景，如果是指21世纪中国会具有当年英国式或当今美国式的霸权，则是错误的推断。

    中国没有输出“中国模式”的任何打算。有的发展中国家愿意参考中国改革开放的某些做法，正如中国愿意参考他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做法一样，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这是自然的事情。

    输出“中国模式”违反了中国坚持的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制定政策的原则。我们认为，不只中国，任何发展中国家正确的发展政策也都必须由它们的国情出发。也即，“中国模式”没有普适性，正像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其发展模式也没有普适性一样。

    说到普适性时，我认为是限定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宏观意义上的普适性。如“博爱”、“自由”、“和平”、“民主”显然是有普适性的。但如到某一民族、某一国家、某一宗教，这些概念下的价值观和具体表现又会有所区别，会有不同的特色，而这些特色也无优劣之分。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弗朗西斯·福山认定，当今的西方政治和经济制度已经是最后的制度，几近完美，所以历史已经终结。他不单没有给西方创造新模式留下余地，更没有给其他国家已经存在的和以后可能产生的新社会模式留下任何余地。他不顾及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其他属性，而以西方的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形式为唯一，违背了多元化世界的现实。

    “中国模式”或“中国案例”是处于现在进行时。“中国模式”存在于中国，并会继续发展和完整，这应当是有充分理由的。中国在取得显著进步的同时，还出现了许多必须克服的困难，其中突出的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过多依靠出口的经济结构；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司法和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方面，问题仍然较多，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中国高度重视这些问题，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加强法制建设和政策调整，继续认真加以解决。

    中国对于超级大国的位置既不羡慕也不憧憬，她许多年以来专注于国内建设和解决自己的问题。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国际也对中国对国际的贡献有所期望。中国也愿意承担与国力相符的国际责任。

（节选自2010年1月7日《参考消息》）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辨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注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较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从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摘编自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

材料一：

理论上，讲好一个故事需要考虑三种主体：讲述主体（谁在讲述），故事主体（谁被讲述），接受主体（谁在观看）。互联网时代参与主体边界模糊、角色重叠，各民族、各群体、各阶层都在“讲述”“被讲述”，也都在“观看”“被观看”，多主体多元化传播已成现实。“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把握这一时代特征，并从以上三种主体入手，创新思维，调整策略，从分散失衡走向多元协同。

从故事主体来看，“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讲好中国普通人的故事。在权力、资本与眼球经济的驱动下，传播场域两极分化的现象仍很严重，国际传播秩序处于失衡状态。国内的普通人和弱势群体作为讲述主体的话语权和作为故事主体的存在感都过于弱化，尤其在被西方媒体遮蔽、忽略之后。更多地让他们发声、为他们发声，对高举人民性旗帜、秉持“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大国而言，是国际传播秩序再平衡的使命担当，这也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软实力巧实力的战略选择。

从接受主体来看，“讲好中国故事”还要进一步明确中国故事的受众群体。我们要相应地调整方向，不囿于“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而采取“边缘突破”战略。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精英群体和意见领袖，他们属于西方意识形态最顽固、对中国成见最深的受众群体。我们应该把战略重点从他们向发展中国家以及西方国家中的草根群体、非政府组织转移。就前者而言，我们虽然经常强调提高议题设置能力、增强话语权，而实际上常常“被议题设置”，围着西方媒体的议题打转，从客观原因来看，我们和西方存在软硬实力差距；从主现原因来看，我们不够自信，太在乎西方，且存在缺乏省思的战略失误，就后者而言，他们在发展阶段、发展诉求、价值观和利益点上与中国很接近，这使他们对中国故事有更多共鸣，他们的“中国观”也更具可塑性，相关调查报告印证了这一点。

从讲述主体来看，“讲好中国故事”必须做到多方协作，一起来讲，讲述主体是最能动、最重要的要素，在讲述主体层面，有两个并行的趋势：一个是多主体多元化，一个是战略传播和整合传播，从多主体多元化角度看，政府不是国际传播中的唯一主体，非官方的传播主体以其更具亲和力的民间立场，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若要扩大与主导话语权，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不可替代，所以，从战略传播和整合传播角度看，国家需要高度整合内政外交、对外广播以及网络媒体等资源，联动合作。“讲好中国故事”，除了发挥非官方传播主体的作用，还要做好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以便发挥国家统筹协调的优势，在这方面，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

（摘编自李成《抓住三个主体，讲好中国故事》）

材料二：

讲好中国故事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让世界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中国，更重要的是把中国的价值观和道德理念传播给世界，争取文化上的领导权。但近年来，我国对外宣传力度很大，实际效果却不甚理想，基本停留在讲述中国故事的层面。要实现中国故事从“讲述”到“讲好”的转变，就必须认清讲好中国故事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方面，当今国际舆论格局呈现“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特征，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新闻舆论，控制世界传媒市场，外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主要是从西方主流媒体获得。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昔日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的辉煌已成遥远的过去，当前中国文化传播缺乏高超的传播技巧和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此外，由于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相对有限，外国民众获得有关中国的信息不多，加上西方媒体给外国受众造成的先入印象，使得他们即使看到我们的报道也很难相信。

（摘编自李子祥《新形势下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探索》）

材料三：

李子柒能够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成功案例，必有其不寻常之处。作为真实的人，李子柒所选择的生活洋溢着中国风的美，满足了人们对传统中国、诗意生活的想象，有效缓解了工业化社会、高风险社会中人们的焦虑，特别能够绕开海外用户的心防。作为网红，李子柒有着明显服务于市场营销所需要的清晰“人设”，她活跃在国内外社交媒体平台，并取得成功，这显然是有策略、有布局的。作为文化符号，李子柒已经在人们的接受过程中，被确认为可以代言中国文化的最新的、可能也是最具辨识度的符号，外国网友称李子柒为“中国的迪士尼公主”，央视称赞李子柒“没有一个字夸中国好，但她讲好了中国文化，讲好了中国故事”。成为话题后，李子柒一如既往，并没有急切地想要乘势做大，一飞冲天。这种“稳扎稳打”，其实就是内涵式发展，具有国际传播方法论意义。当然，没有中国发展成就的备受瞩目，没有中华文化吸引力在全球范围的重获认可，也很难想象李子柒的成功。她是“中国制造”在软实力领域中极具代表性的那一个。她的走红海外洋溢着新时代的气息，预示着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走向新阶段。

（摘编自李习文《李子柒走红海外的国际传播逻辑》）

材料一：

在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看来，技术所到之处，无不构造着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某种新的关系。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一种新技术出现，有可能对结构造成影响。然而，当技术作为一种工具为人们所用时，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

人的行动无时不受到“结构”的制约，所谓结构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具有制约性的外部环境，例如应试教育可能形成一种制约人行动的“结构”。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结构与行动相互建构，结构对行动具有制约性和使动性。这种制约性和使动性表现为结构为行动提供操作空间以及边界，并通过价值观念对行动进行引导。

人们试图应用技术变革结构，但结构也可能对行动进行制约和使动，驯服技术并把技术作为结构自身的强化。例如，在应试教育结构下，信息技术的应用未能冲破应试的束缚，反而在某种程度与应试共谋。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革新性新技术，在给教育结构带来冲击的同时，也面临着被结构驯服与同化的可能，成为更精致、更高效的应试技术。在这种前提下，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发达，不过是为教育提供了一种更有效、更无孔不入的规训技术。而一旦人工智能沦为应试的精致工具或规训技术，人工智能变革教育的初衷就要落空。这也是人们寄希望于新技术变革教育的愿景一再落空的一个重要原因：新技术未能有效地抵制旧结构的诱惑，反而强化了旧结构。

（摘编自蒙石荣《人工智能+教育：技术变革教育的可能与限度》）

材料二：

说“互联网+”甚至能够直接摧毁传统守旧的教育生态，并非耸人听闻，“互联网+”对教育的各方面影响是深至骨髓的。“互联网+”让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

“互联网+”打破了权威对知识的垄断，让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人人能够创造知识，人人能够共享知识，人人也都能够获取和使用知识。在开放的大背景下，全球性的知识库正在加速形成，优质教育资源正得到极大程度的充实和丰富，这些资源通过互联网连接在一起，使得人们随时、随事、随地都可以获取他们想要的学习资源。知识获取的效率大幅提高，获取成本大幅降低，这也为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传统的教育生态中，教师、教材是知识的权威来源，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教师因其拥有知识量的优势而获得课堂控制权。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教师和学生的界限也不再泾渭分明。比如某中学已经能够做到“班班通、人人通”，学生获取知识已变得非常快捷，显然师生间知识量的天平并不必然偏向教师。此时，教师必须调整自身定位，让自己成为学生学习的伙伴和引导者。

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教育组织和非教育组织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甚至有可能彻底消失。社会教育机构的灵活性正对学校发起强有力的冲击。育人单位和用人单位也不再分工明确，而是逐渐组成教育共同体，共同促进教育协同进步。

从实质上看，“互联网+”对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整合上。一方面，互联网极大地放大了优质教育资源的作用和价值，从传统的一个优秀老师只能服务几十个学生扩大到能服务几千个甚至数万个学生。另一方面，互联网联通一切的特性让跨区域、跨行业、跨时间的合作研究成为可能，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低水平的重复，加速了研究水平的提升。在“互联网+”的冲击下，传统的因地域、时间和师资力量导致的教育鸿沟将逐步被缩小甚至被填平。

“互联网+”加速教育的自我进化能力。“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系统的自我进化能力是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传统教育滞后于社会发展，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式落后、教学效率低下，培养出来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这种自我进化能力低下的原因在于教育系统自身的封闭性。“互联网+”敲开了教育原本封闭的大门，也就加速了教育的自我进化。人人都是教育的生产者，人又都是教育的消费者，这种新型的教育生态必然会更加适应社会的发展。

（摘编自赵国庆《“互联网+教育”：机遇、挑战与应对》）

材料三：

传统教学中教师扮演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学生学习的督促者和引导者。“互联网+教育”直接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时空限制，没有了以往的约束和限制，各要素无须同时出现在同一空间内，教育俨然变成了另一种样子。

知识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可以通过传授习得，而隐性知识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如学习过程中需要塑造和培养学生的意志、品格，包括诚信、责任心、与人合作交流的能力等。“互联网+教育”形态中一些隐性知识也有所体现，但其真实性仍有待考量。传统教育中，教师的为人师表、以身作则在潜移默化中均会影响学生的一言一行，教师成为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榜样。但在“互联网+教育”中，进行情感教育和人文教育则比较困难。在线学习往往给学生营造出一种完全自学的极端情境，对学生的主动性要求很高，学习过程完全由学生把控。这种情境下教师丧失了基本的指引功能，只是单纯地成为一个解疑的输出者，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数字设备的一分子，这不仅扭曲了教师教书育人的本质，更是与国家的教育目的背道而驰。由此可见，网络世界始终有别于现实生活，学生要成为一个真实的社会人，仍需要多方面合力共同完成。

（摘编自张惠惠《未来已来：人工智能对教育育人的挑战与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