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物种起源的问题，如果一位博物学家，对于生物相互间的亲缘关系、它们的胚胎关系、地理分布以及在地质期内出现的程序等等事实，加以思考，那么，我们可以推想得到，生物的种和变种一样，是由以前别的种演变而来，而不是分别创造出来的。这个结论即使很有根据，但如果不能说明地球上的无数生物怎样经历变异而达到它们极其完善的构造和相互适应，仍然是难以令人满意的。一般博物学家，常以外部环境如气候、食物等等作为唯一可能引起变异的原因。就某一狭隘的意义上来说，这可以算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像啄木鸟的构造，它的足、尾、喙、舌如此巧妙地适应于捉取树皮里面的昆虫，仅仅归因于外界的条件是不合理的。又如槲寄生，它生长在某几种树木上以吸取养料，需要鸟类传布它的种子，更因为它是雌雄异花，必须依赖昆虫才能完成传粉作用。如果我们仅仅以外部环境，或植物习性的影响，或植物本身的倾向，来解释这种寄生植物的构造以及它与其它几种生物的关系，必然也同样是不合理的。

    鲜花贯穿于宋人生活中的繁忙景象。但冬夏揖别，秋去冬来，四季的花样年华在时间的秩序里却永无聚首之日，于是宋人把四季的花样叠拼起来，让每一个好景致定格在一个瞬间里。这便是宋代流行的“一年景”。

    “一年景”源于簪花。宋制：新进士赴闻喜宴时，要由皇帝赏赐鲜花簪戴。宋太宗在宴会上曾赐千叶牡丹给寇准簪戴，宋真宗也常常赐花给大臣簪戴，以示恩宠。皇家风尚，必风行民间，虽然品质层色渐次下流，不过，这正是民本主义所带来的从众的社会心理所致。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风俗记》里写道：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挑担走街串巷者亦然。《武林旧事》也有这样的记载：“妇人簪戴，多至七插，所直数十券，不过供一饷之娱耳。”宋代女子还把应季的鲜花夹在书册中间，使之渐渐缩水为干花瓣，留作冬天簪发髻插花之用，宋人称之为“花蜡”。不过，干花易碎，亦不够鲜美，于是女子们仿制鲜花，称作“像生花”。“像生花”暗喻了一种努力对自然生命状态的模仿，对生命形式的尊重与审美，对自我与对自然外在的细腻体贴与平视。

    “像生花”可以做出一年四季的各色花朵，如果喜欢，就把一年四季的花朵都簪戴起来，“一年景”花冠便被热宠。然而，“像生花”也有贵贱之分。皇家花冠上的“像生花”大多用罗娟、金玉、玳瑁制成，《历代帝王图》所描绘的皇后服饰、仕女花冠恐怕是最昂贵的“一年景”了，最普通民女也恐怕只能自选力所能及的花料了。但宋人的花事，早已脱离了功利的羁绊，从皇家、士大夫到平民百姓，那份美丽已是每天生活里必不可少的精神点缀，是一种全民精神生活方式的呈现。“一年景”一直风靡至南宋末年。北宋靖康初年，京师妇女喜爱用四季景致为首饰衣裳纹样，从丝绸绢锦到首饰、鞋袜，“皆备四时”。京城人把这种从头到脚展示一年四季景物的穿戴，称为“一年景”。

    “一年景”在出土文物和宋画里更加风雅多彩。福建南宋黄升墓和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都出土了纹样精美的“一年景”丝织品。黄升墓墓主和德安周氏，都戴有高贵的头饰，梳高冠，插金钗银簪，罩金丝彩冠。依据宋人对“一年景”的热情追捧，彩冠上应该插满了四季的鲜花，不过除了金银财宝，鲜花已随墓主化为尘土了，想必正合墓主心愿，这便是鲜花的可爱处，不留恋，不永恒。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七中，引用了张盐远《画评》说：王维画画，多不问四时，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应该说，王维早已将花中的“一年景”入画了，以此来宣泄他对自然的拥有，对生命的审美期待。

    既然人生如四季流转，美好的生命就不能成为被时间拉长的影子，亦不能任由时间分割。每一天都有一生的丰满，每一瞬间都有四季的奢华。“一年景”便是宋人以审美之眼对自然的独特把握，是在刻骨铭心处生长出来的生命态度，是一曲人生的欢乐颂。

（摘编自李冬君的《宋人嘉年华》）

帝王排场虚荣政治学

    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称帝称王，都要讲排场。就是泥腿子翻身，黄袍加身，称孤道寡，也一样。难怪当年跟陈涉一起刨垄沟的伙计，见了造反的陈涉要惊叫：“伙颐，涉之为王者沉沉！”其实，陈涉这点儿讲究，不算什么，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仪仗要排出几十里，这边进了王府，那边还在城门外呢！

    最能讲排场的皇帝，要数隋炀帝杨广。他父亲杨坚，虽说小舅子鹊巢鸠占，天下取自北周的孤儿寡母之手，没费刀兵，但却懂得勤俭持家的道理，日子过得相对抠门儿，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好不容易挣下个大帝国来，谁想天下落到儿子手里，手脚大得不得了，好像这个皇帝当起来，就是为了花钱，不，糟蹋钱的。大兴土木，广修宫室，里面塞满了各处来的美女，自己坐上羊拉的车，走到哪里，随幸哪里的美女。这种把戏，西晋武帝司马炎已经玩儿过了，隋炀帝一试，也就够了，他要出去走走，让四边的蛮夷之人，见识一下中国皇帝的威仪。

    就这样，隋炀帝在位那些年，每年都要出行，或者游幸，或者巡边，或者督师征讨，每次都排大阵仗的仪仗，数十里长。队伍里不仅有卤簿、舞乐，而且还有别的皇帝没有的和尚、尼姑、道士和女冠（女道士），以“四道场”自随，大概是边走边让这些出家人为自己念经祈福。这一套流毒甚广。直到民国期间，有钱人死了娘老子，大抵还是要安排“四道场”念经超度，排不出四队人马，就让人看不起。

    破落贵族项羽发了，好好的阿房宫不住，立刻要回家，说是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漂亮衣服白穿了，显摆富贵，显摆给家乡人看。无怪乎当时就有人讥笑这个西楚霸王，说是楚人没出息，沐猴而冠。人家隋炀帝杨广就不这样想，他的排场主要给外国人看。只要巡边，就一定设法招引边外的胡人来瞻仰汉皇天威。第一个节目，就是参观皇帝的仪仗，第二个节目，奏九部之乐，演鱼龙之戏，把自家的宫廷乐队和舞蹈队，统统派上用场。最后一个节目，最惬意，就是皇帝散钱，来者有份，玉帛金珠，毫不吝惜。为了配合皇帝的排场，在哪儿“演出”，哪儿就得打扫得干干净净，装饰得金碧辉煌，仕女穿上最好看的衣服出来，连车马都得漆得耀眼锃亮，马头上要扎上花，尾巴要编上辫子。总之，来的外国人只能有一个感觉，中国皇帝的排场大，中国有钱。

    讲究排场的皇帝，在都城接待外宾的时候，更是排场。知道的人，能来看看，都会来，陆路海路，相望于道。每年正月里，是各国使节和番客集中的时候，因此，皇帝下令，每年正月十五起，一个月内，都城洛阳，全城街道，路两旁的树上，都要用彩绸结成花球，处处张灯，昼夜不息，皇城前面的端门街，天天上演百戏，不是后来那种有情节的戏剧，而是杂耍和杂技，成万的乐者奏乐，丝竹之声，声闻几十里以外，张灯结彩，灯火通明，全城不夜，钱花得就像流水一样。

    当然，排场里面，也有不用皇帝从国库掏银子的好事。为了向外人证明中国的富庶、国人的好客，隋炀帝还下令，凡是城中的店铺，一律装饰得漂漂亮亮不说，凡是来吃饭喝酒的番客，任其酒足饭饱，不许要钱。过后皇帝给补偿吗？不给。负担不起了，想要关张，对不起，不行。借钱也要撑住，否则，有碍国家形象，吃不了，兜着走。只要能换得外人的惊叹、夸赞，再大的代价，也值。

    从来跟国人虚荣心最匹配的，都是外人的表扬，当表扬变成奉承，这边的虚荣也就升了级，为了得到这种奉承，对于爱虚荣的人来说，花点儿银子，什么时候都是值得的。

（节选自《张鸣说历史·朝堂上的戏法》）

    对于中国科技界来说，1986年的春天，可能来得比哪年都早。这年3月，由4位著名科学家联名上报党中央的“国家高新技术发展建议”被邓小平批准。这就是著名的“863计划”。

    “863计划”的出台，对中国开始载人航天探索起到了催化剂作用。从这一年开始，科学家们经过多次讨论，反复论证，对中国载人航天发展的途径逐渐形成了共识：从载人飞船起步。

    1992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作出实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战略决策。江泽民明确指出，要下决心搞载人航天，这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科技等都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为中国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中国，终于又开始了向太空进军新征程。

    中华传统文化立足现实的社会和人生，始终关注社会和谐与人生幸福。这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也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最根本的价值追求。

    历史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殷周之际出现了重要的人文转向，即由神本向人本转向以及人道主义思潮出现。这为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来源，也规定了此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走向。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和基础。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在儒家文化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和突出。从孔子开始，儒家就致力于以仁为核心、仁礼相辅互动的理论构建。由此出发，便有“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仁爱万物”“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由人、社会至自然的层层理论展开，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一切，无不体现着对理想社会和美好人生的向往与追求。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最具代表性。与儒家讲仁爱形成对照的是，道家更强调道法自然，崇尚清静无为，主张返璞归真、与自然和谐相处。道家身国同构、经国理身的理念，表现出其根本价值取向是向往真正符合人性的和谐社会与美好人生。由此，儒、道两家虽然对社会和人生的理想形成了不同的致思路向，但在拥有共同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可以相融互补。在魏晋玄学那里，通过名教与自然之辨，二者实现了辩证的统一，为容纳和吸收外来的佛教准备了思想文化条件。

    两汉之际传入的佛教在魏晋时通过依附玄学而走进中国思想文化。作为讲求“出世”的佛教，其根本宗旨是摆脱人生之“苦”而追求永恒之“乐”。这种对幸福快乐人生的追求，成为佛教与儒、道文化融合发展的契机和基础。经过不断的中国化，佛教最终融入了中华文化，成就了中华文化发展中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佳话。中国佛教关注现实人生，强调佛性与人性的统一，注重人格的自我培养与自我完善，形成了自身鲜明的思想特点与文化精神，对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明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儒、佛、道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文化表现形态各有特色，却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三家的融合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圆融和谐精神。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使之在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习近平指出：“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可见，我们要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内容，而且在传承中要有发展，只有发展才能更好地传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之路。

（洪修平《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略有删改）

    ①中国武侠电影是一种以武侠文学为原型，融舞蹈化的武术技击表演与戏剧化、模式化的叙事情节为一体的类型影片。中国武术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带着舞蹈艺术的神韵，中国武侠电影在汲取武术的外在形态和神韵的过程中，形成了武打动作的舞蹈化风格，生龙活虎的武术技击在银幕上便演变为一种优美动人武术之舞。由于武术打斗在电影中是高度艺术化和表演化的动作奇观，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银幕上的“武舞”，即武术之舞。

    ②由于中国武侠电影的武打技巧是一种高度程式化的动作表演，追求的不是单纯的打斗、单纯的视觉奇观，而是武打与剧情、与情景、与人物性格的相互交融，所以，中国武术进入电影之后，已演变为一种以艺术表演为主、击打对方为辅的武术之舞。观众在欣赏一场技艺精湛的动作搏击时，实际上看到的是一场在“影像舞台”上展开的武舞表演。

    ③中国武侠电影在它极具表演性的武术对打和曲折委婉的故事情节中，隐含一种根深蒂固的、中国式的文化伦理，它是支撑整个武侠王国的精神构架。包括武侠电影中的人物所皈依的不同武术门派，所采用的各种剑术、拳法，其实都带有特定的伦理色彩，都会与武侠道义和社会道德相联系。作为武侠电影的“主题道具”，刀剑的选择与使用同样具有艺术的表述功能与文化意义。

    ④中国武侠电影在人物性格的创作上，严格依循着善恶分明、忠奸立判的美学原则，并通过善与恶的尖锐对立，美与丑的鲜明映照来建立影片的叙事体系与价值体系。由此，中国的武侠电影划分为两个最基本的人物谱系：即以英雄义士为主体的善的形象和以奸臣贼子为主体的恶的形象。同时武侠电影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报主”与“尽孝”的叙事母题、“家族为本”的武林道义、“义非侠不立”的精神取向和“善恶有报”的世俗伦理等。

    ⑤中国武侠电影是一种注重武德的电影作品，英雄用掺杂着各类正面因素（如友情、亲情、爱国主义）的暴力行为对反面人物进行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消灭，最终完成对正义的救赎和对暴力的消解。中国武侠电影特别是在对暴力的表现方面提供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其中包括暴力的神圣化、暴力的喜剧化、暴力的舞蹈化、暴力的诗意化等消解暴力的有效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武侠动作片的“国际化”正在改变世界电影中暴力影像的存在方式。

    ⑥武侠电影所蕴藏的商业潜力，已经成为电影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中国的武侠电影因其无可比拟的武艺和神韵，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世界电影界的青睐，从而使中国武侠动作电影的国际化进程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

（摘编自贾磊磊《武舞神话：中国武侠电影及其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