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养与奢华无关

梁文道

    ①今天的中国，无论你走到哪里，几乎都能看见“奢华”这两个字。每一本时尚生活杂志都在不厌其烦地告诉你有关奢华的故事，每一个商品广告都试图让你感到它要卖的商品有多奢华。于是房子是奢华的，车子是奢华的，大衣是奢华的，手表是奢华的，皮鞋也是奢华的，就连内裤也可以很奢华，乃至于我刚刚吃过的涮羊肉也标榜自己的用料十分奢华。

    ②本来这种东西是可以见怪不怪的，正所谓奢华见惯亦平常。可是有一天，我在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英国手工定制鞋的文章，作者先是不断渲染英国绅士的低调含蓄，一两千字之后笔锋忽然一转，他还是未能免俗地要大谈这鞋子有多奢华，并将其定位为“低调的奢华”。然后把绅士等同于品位，再将品位等同于奢华。许多媒体早就在“奢华”和“品位”之间画上等号了，但现在有人进一步连“绅士”也挂了上去，这就让我觉得有些刺眼了。

    ③我的生活奢华不起，我的言行也离绅士甚远，可我总算读过不少传说中的英国绅士写的东西，在我的印象中，绅士和奢华根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④且看19世纪英国绅士之间的通信，关于绅士的品位，他们是这么说的：“×××的家朴实无华，真是难得的好品位。”“他是那种老派的绅士，一件大衣穿了20年。”他们会称赞一个人的朴实和惜物，低调而不张扬，却绝对不会把看得见的奢华当作品位，尤其不会把它视为绅士的品位。

    ⑤就以一双手工制作的顶级皮鞋来说吧，它是很贵，但它可以穿上一二十年，这里头的学问不只是它自身的质量，更是你穿它、用它的态度。首先，你会珍惜它，所以走路的姿势是端正的，不会在街上看见什么都随便踢一脚。其次，你愿意花点时间和心思去护理它，平常回家脱下来不忘为它拂尘拭灰，周末则悠悠闲闲地替它抹油补色，权当一种调剂身心的休息活动（就算他有佣人，他也宁愿自己动手）。所以这双鞋能够穿得久，10年之后，它略显老态，但不腐旧，看得出是经过了不错的照料，也看得出其主人对它的爱惜。这叫作绅士。不一定喜欢昂贵的身外物，但一定不随便花钱，朝秦暮楚。

    ⑥他的品位不在于他买了什么，而在于他的生活风格甚至为人；他拥有的物质不能说明他，他拥有物质的方式才能道出他是个怎么样的人。

    ⑦当然，一个人不能做物质的奴隶，但他的人格、性情或许可以借着物质偶尔散发出来。简单地讲，这就是教养。“教养”是一个何其古老、于今天何其陌生的词啊。这个词本来才是品位的绝配，不过，由于教养困难，奢华容易，我们今天才会把品位许给了奢华，让空洞的、无止境的消费去遮掩教养的匮乏。久而久之，甚至开始有人以为，英国的传统绅士皆以奢华为人生第一目标。

    ⑧如果你觉得“教养”太过抽象，我可以为你举一些没有教养的好例子。开着一部奔驰车在街上横冲直撞，觉得行人全是活该被吓死的贱民，这是没有教养的。手上戴着伯爵表，然后借醉酒臭骂上错菜的服务员小妹妹，这也是没有教养的。

    ⑨教养不必来自家教，更不是贵族的专利，上进的绅士更看重后天的自我养成。然而，如今有力奢华地招摇过市之辈多如过江之鲫，甘于谦逊、力求品格善美的人却几不可闻，岂不可叹？

（选自《中华文摘》，有删改）

    中国民族节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它诞生于传统中国农业宗法文化土壤之中，它具有适应自然时序、协调家族活动的性质。但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传统节日毕竟脱离了它赖以发生的农业社会土壤，在新的政治社会格局之下，它历史地位的下降与蜕变是必然的结果。因此我们对传统节日在当今社会所面临的生存挑战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以使我们在背靠传统、面向未来中能脚踏实地建设我们的节日。

    民族传统节日习俗因为近百年的人为阻断，节日习俗本身损毁严重。在“革命”的旗帜下，人们对传统节日有意漠视，对传统节俗进行禁止、改造、抛弃，导致传统节日的空洞化、表层化。由于记忆的缺失，人们有意无意地抛弃了许多传统节俗，使传统节日失去了其丰富的象征与内涵。传统节日习俗元素的失落，直接造成节日文化传承的困难。在当代传统节日复兴过程中，恢复有价值的传统节俗刻不容缓。比如春节的社火表演、狮舞龙舞、年画等，都是烘托年节气氛的重要元素。

    民族传统节日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发生重大变化，中国民族传统节日植根于农业社会土壤中，它是农业社会的生活节秦与农业时代伦理文化的产物，传统节日重视协调天人关系与家庭关系。在工业文明与信息化的时代，传统节日已经不是人们生活紧密依赖的时间坐标，人们对传统节日更多地是文化欣赏与精神留恋，享受传统节日是对生活的丰富而不是必需。

    同时新型社会政治节目，外来节日也在不断地分散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注意力。因此在全球化的语境及多样化的文化选择面前，传统节日要想生存发展并影响民族的未来，就必须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主动变革创新，必须对节日内涵与节俗形式进行合理的文化重组与再造，以获取新的生命力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树造新的节俗标志象征，是民族节日存续的关键。

    传统节日的公假问题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将传统节日定为公众假日这在当代社会有着现实的意义，因为我们多数人的生活处在公共体之中，这里有一个现代时间与传统时间的协调问题。在传统社会政府假日与社会节日是统一的，人们在统一时间体系之下，因此也就没有时间冲突，现代社会工作时间按照公历进行，传统节日是依照中国传统的夏历，节假日不统一，为了让人们享受传统节日，社会应该给大众以休闲的时间。从时间上保证传统节日的生存空间是特别关键的。人们只要有自己支配的时间，就会自觉地传承节俗活动。

    当代传统节日的复兴是传统文明与文化再生的过程，在现代文明的环境中，我们有责任与义务更新节日传统。从近年来的传统节日复兴实践中看到各大传统节日适应现实的积极变化，如清明节的网上春祀活动、七夕节、重阳节节俗重心的转移，说明了传统节日的积极演化能力。新的节俗传统正在形成过程中，我们从节日复兴变化中看到了民族节日的未来。

（摘编自萧放《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节日走向》）

学者的本分

胡成

    ①学术研究的要旨，在于知识创新意义上的发现和发明。就其成败得失来看，如果套用托尔斯泰的那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那么似可以说成功的学者都很相似，不成功的学者各有各的烦恼和伤心。一般说来，学术上能够成功之人，是在正确的时间里研究正确的问题，需要天赋、训练、勤奋，当然还要有点运气。这就注定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学术研究的佼佼者。毕竟，在未知世界里的探索，前面充满了太多不确定性，大多数人终生只是在黑暗中跌跌撞撞，虽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却不见得能有收获。

    ②当然，有幸做出点成绩者大有人在。不过，倘若不能进入学术史意义上的“发凡起例”，或者说带来科学革命意义上的“范式转换”，那点成绩也只是为他人建造巍峨大厦增砖添瓦。这就像吾人进到北京故宫，首先映入眼帘而赞叹不已的，是炫丽的房顶、威严的大殿、堂皇的拱门、挺拔的圆柱；不会有多少人注意修造这些建筑所用的青砖绿瓦。好在，终生以学术为业之人，多多少少都有些病态的自恋情结。即使生不逢时、身处逆境，也没有太多想到知难而退。

    ③由此说来，学术生涯确如马克斯·韦伯所说是“一场疯狂的冒险”，多数人注定一无所获，失意而归。韦伯语重心长地质问那些年轻学生：“你能够年复一年看着平庸之辈一个接一个爬到你的前面，而既不怨怼也无创痛吗？”在他所谓学术生涯是“一场疯狂的冒险”的讲述里，很难说没有自己心理不平衡和受挫感的投射。

    ④韦伯的这一质问怕还有实实在在物质生活上的羞涩和失落。目前很多大学的薪酬制度，采行的是“竞赛制”，教授分为“基底工资”加“岗位津贴”。就基底工资而言，几乎所有学者都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作为补偿，基底工资之上加了一定数量的“岗位津贴”，评定标准是所谓数字化的业绩考核。所以，当下“不成功”的学者，最终如果能够坚持下来而不至于魂不守舍，一定比当年的韦伯更能经受住各种“折腾”。

    ⑤人生的坎坷和困蹇，本来就不只是单一负能量。尤其上天赐予学者的一小点睿智，是普通人对不幸多默默承受，而他们则能咀嚼、回味、反思，乃至言说自己的伤痛和苦恼。就像尼采把思想者称为“有病的动物”，认为人的尊严只在感受巨大痛苦的精神之中——即痛苦使灵魂敏感，当灵魂不愿屈服之时，意志愈加激昂，思想也就愈发活跃。实际上，孟子在两千多年前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就已经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古代学人作为自由职业者，运蹇时乖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可将自己不为当下接受的创世之作，“藏诸名山，传之其人”。然而，现代学者作为职业研究人员，参与的是一种集众的工作。他的任何研究都需要经过同行仔细验证，以及学术共同体的认真审查，故不太可能“朝闻道夕死可矣”。重要的是，“不成功”的学者置身底层和边缘，较多发愤之作，难免没有一点离经叛道，自然比成功的学者更期待一个能够鼓励自由表达意见，公开交换观点的外在宽容环境。

    ⑥除此之外，“不成功”学者还应比成功的学者，更注重学术共同体的内在环境。这也是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注重同僚之间的合作与竞争。谁也不会否认，与杰出之人作为同事相处，可能将永不停止地追求卓越；如果周围都是些平庸之人，则会让自己变得乏味而无生气。这也可以理解当年的韦伯，尽管很长时间里辞职而离开大学，却时刻关心学术共同体的坚持和恪守。一九○八年他在《法兰克福报》刊发文章，尖锐批评普鲁士教育部大学事务部门将曾在地方大学任教之人，擅自任命为柏林大学经济学正教授。韦伯认为这一任命不合法，践踏了十九世纪德国业已确立的大学教师聘任的自治传统。因为让当局反感的一位学者占据了教授职位，执事者会惩罚性地任命另一位迎合上级之人，在学者之间制造矛盾和争斗。

    ⑦讲这些，是想让那些“不成功”学者，或那些将要毅然步入这一“疯狂的冒险”之年轻学人，能有稍微多一点的从容不迫和气定神闲。面对那么无奈的现实世界，学者最重要的责任或许不是拯救这个世界，而是首先设法拯救自己。既然尽了自己的本分，肯定拥有一个自由的灵魂；纵使在职业生涯结束之时，吾人仍然无所建树，壮志未酬，那又何妨？

（有删改）

    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需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讲清楚，让世界知道中华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回顾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先秦时期的春秋战国无疑是中华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正是这一时期的众多杰出思想家，提出了中华文化的若干基本主张。老子的《道德经》讲，“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最终形成“为而不争”的主张。这样的主张把个人和他人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反映了在中华文明形成早期我们的先哲思考这一问题的出发点。孔子同老子相呼应，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主张把自己和他人合为一体，设身处地去思考人如何在社会上生活，如何同他人和谐共生，这就是孔子的仁学。作为孔子的后学，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礼记》中有很经典的一句话：“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则民作让。”这句话是说凡事要尊重别人，把他人摆在第一位，一个社会若能做到“先人后己”，那么礼让和谐就会蔚然成风。同样的思想还见于《尚书》，该书《大禹谟》一篇记载上古君臣治国之道，主张多方听取意见，甚至可以“舍己从人”。

    中华文化始终把人作为探究的核心，而这个“人”并不仅仅是生理意义上的个体，更主要的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人群。正是在追求人已和谐共生的历史演进中，人们不断完善自我，逐步形成了中华民族“先人后己”的传统美德。此后，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含己为人”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崇高精神追求。

    一些西方学者以“为己”一词为依据，认为中华文化是利己文化，这显然是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误读。据知，“为己”一词始见于《论语》。在《宪问》中，就弟子所问古今学术差异这一问题，孔子答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何谓“为己”和“为人”？孔子未曾展开讲，这个问题是由随后的荀子解决的。在《劝学篇》中，荀子将“为己”之学定位为“君子之学”，而将“为人”之学称为“小人之学”。荀子的结论是：“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西汉经师孔安国取荀子之说以释《论语》，将“为己”训为“履而行之”“为人”则解作“徒能言之”。魏晋时期，玄学家何晏著《论语集解》，以孔安国之说为基本依据。从此，把“为己”释作“履而行之”的经典解读一直为历代经师所传承。可见，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为己”，乃是讲修为自己，是指学者个人的道德修持和践履。

（摘编自陈祖武《中华文化追求人已和谐》）

    社会治理智能化，就是在网络化和网络空间基础上，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重构社会生产与社会组织彼此关联的形态，使社会治理层次和水平得到提升，使治理过程更加优化、更加科学、更加智慧。要在促进大数据与社会治理深入融合中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我们就必须准确把握“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并充分应用好大数据资源。

    社会治理内嵌于社会结构之中，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治理的对象、主体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一方面当前社会治理所服务的对象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具体表现为;社会阶层结构出现新老演化，人口的年龄结构、素质结构和空间分布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动，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专业技能的群体日益扩大，家庭结构呈现规模小型化、类型多样化特征，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跨地区流动已成为常态，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大城市或中心城镇集聚特别是思想活跃、利益诉求多样的新兴社会阶层对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很多新课题。另一方面，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也从政府单一主体过渡到一个由政府、非政府组织、公众个体等构成的行动者系统。这些变化迫切需要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也为社会治理智能化创造了良好条件。

    智能化意味着精准分析、精准治理、精准服务、精准反馈。各类社会治理主体通过获取、存播、管理、分析等手段，将具有海量规模、快速流转等特征的大数据变成活数据，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更好地服务不同社会群体将成为政府和社会组织实施智能治理的重要法宝。

    长期以来，社会治理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风险的不可控性和难以预见性。现代社会处于信息化和网络化复杂交织的图景之中，与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背景相叠加，使现代社会治理呈现出新特征。总的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是严峻复杂的，表现为短期矛盾和长期矛盾叠加、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并存、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特别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较为薄弱等等。以往，政府对经济、社会进行研究的实证数据，主要源于抽样调查数据、局部碎片数据、片面单一数据，有时甚至纯粹基于理论和经验假设，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和模糊性。大数据技术能够通过交叉复现、质量互换、模糊推演等手段有效提升整合各方面数据资源的能力，使政府决策的基础从少量的“样本数据”转变为海量的“全体数据”，为有效处理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新的可能性。

（摘编自杨雅厦《应用大数据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日前，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票房超37亿，登顶国内动画电影票房冠军。热血昂扬的故事内核、震撼惊艳的视觉特效、对经典神话故事的创造性改造，获得不少观众好评。回看近些年文艺市场诸多口碑佳作，“燃”是它们共有的标签。“燃作”正以火热的流行姿态，走红于当下文艺市场。

    一部作品“燃”，必是作品中生起一团火，令人振奋，引人共鸣。剥离创作手法和叙事技巧的外壳，火种就是作品中极具感染力的正能量精神。《大江大河》中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励志拼搏、《士兵突击》中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的奋斗意志、《我在故宫修文物》数年如一日打磨一件国宝的工匠精神……看这样的作品，我们与其说被一个个人物故事“燃”到，不如说被涌动其间的进取、勇敢、专注的精神气质感染。“燃作”流行，折射出人们对正能量文艺作品的旺盛需求和热情接受，在当下丰富多元、竞争激烈的文艺市场，正能量题材依然是“刚需”。

    回望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文艺成就，那些至今为人称道的文艺佳作，很多都充溢饱满的正能量精神。以“青山保林”（《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为代表的红色经典，不只是50后、60后的燃情记忆，还经由影像化、舞台化改编，成为几代人共同的精神养分；小说《平凡的世界》里主人公敢闯敢干、锐意进取的精气神，在多少人的青春记忆里闪闪发光；《亮剑》《闯关东》等影视剧作，不管什么时候回看，都让人内心激动、热血沸腾。这些“燃作”题材不同，形式多样，但无一不激发人们对真善美的渴望，无一不传递积极向上的生命力量。

    有人说，时代在变，现如今媒介日益发达，生活节奏显著加快，海量信息冲击之下，文艺还执着于正能量是否已经过时?随着信息技术发展，网络平台普及，文艺创作门槛逐渐降低，确有一些不良创作风气，或以颓废为美，或以恶搞为能事。事实证明，于思想上无精进、于情感上无促进的文艺作品最终会被市场和受众抛弃。无论时代怎么变，人们对真善美的需要只会持续炽热，对文艺作品“走心”的需求只会更加强烈。如何引领正向价值，呼应大众对现实人生的积极追求，是今天创作者的重要使命。正能量最易感染人，由感染人实现提升人，恰是文艺创作的恒目的。从这个角度看，正能量题材拥有更高远的艺术追求、更长久的艺术生命。

    当然，并非有正能量就是成功的“燃作”，还须有扎实的故事和优质的形态做支撑。正能量的故事若要避免主题先行，将情怀落地、真正打动受众，需要精良的艺术水准、精妙的讲述能力。柴好方能火旺，好的内容设计、艺术手法就是一捆捆好柴，保证正能量的故事越燃越旺。

    现如今，大众文化形态日益丰富，我们有太多文艺样式可以为正能量题材赋能。一部影片可以收获几十亿票房、一条暖心的短视频可以收获数百万点赞，5G时代，我们诠释、展现正能量故事的手段会更加多元。此时，更需要文艺创作者从广袤现实中寻找真挚动情、振奋人心的好故事、好素材，创作出一批批精品“燃作”，满足大众对优质正能量作品的真切期待。这是时代的呼吁，也是文艺创作者应尽的职责。

（摘编自王子潇《正能量文艺是刚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