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历史呈现着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我们既看到两宋三百年经济、文化、制度建设方面的辉煌成就，也能感觉到王朝末日的苍凉。一方面有宋徽宗这样酷爱艺术的帝王，对“太平盛世”刻意追求、大肆渲染；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实际并非“太平盛世”，而是始终伴随着外部环境的挑战。宋代的民庶、士人以及征战于疆场的军队将士，用他们的脊梁撑起了这样一个时代。这些英雄人物，也有他们的生活寄托。这个时期方方面面呈现出一种多重而复杂的生活情境。

    宋代外部压力沉重，就国内政治局面而言，“稳定至上”是朝廷政治的核心目标。对于民间文化发展、经济事业、社会生活等方面，宋廷因仍自然趋势而未予过多干预。相对来说，宋代文化环境比较宽松，士人群体活跃，“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正是在这样相对开明、宽松的环境下，宋代社会充满活力，大师、精英辈出。由这种开放氛围，孕育出一种开创精神。

    葛兆光先生曾说，唐文化是“古典文化的巅峰”，而宋文化则是“近代文化的滥觞”。这两者的区别，简单来概括，就是出现了“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比较唐宋两代都城，能直观感受到两类都市格局和它所呈现的不同气象。唐代长安城的布局非常严整，而宋代开封相对来说商业气氛比较浓重。唐代居民住宅区基本上是坊式结构，“坊”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封闭的小区。而宋代城市结构，基本是一种长巷式、街区式的布局，是一种开敞式的氛围。南宋临安也是如此。

    两宋时期，文学重心逐渐下移，文学体裁从诗文扩大到词、曲、小说，与市井有了更密切的关系；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乃至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者扩大到市民以及社会大众。当时都市的街头巷尾，活跃着一些讲史、说书的艺人，他们不仅是故事情节的传布者，也是文学作品的丰富者、参与创造者。而生活在市井中的普通民众，也成为文学艺术的直接欣赏者和接受者。在道路通衢、瓦子勾栏，有说书的、杂耍的、讲史的，也有街头的饮茶活动，这些都是市民文化勃兴的重要标志。

    通过读书、科举、仕宦、创作、教学、游赏等活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结成了多种类型、不同层次的交游圈，像真率会、耆英会、九老会、同乡会、同年会等各种各样的聚会形式，层出不穷。都市中的茶楼、酒肆，成为文人交往、会聚的场所。一些私人的花园、亭馆也成了士人交游访友的去处。士人也将茶具、酒器、梅花、新茶等作为重要的礼品彼此互赠。时人将此类以物相赠的活动，称为“人事”。

    两宋时期的社会环境复杂多变，一时英杰既有征战沙场时的豪迈气魄、激昂奋发，也有日常生活中的世间柔肠、儿女情怀。在艺术旨趣上，“雅骚之趣”和“郑卫之声”同存，世俗匠画和文人画双峰并峙，文人作品中不乏世俗关怀，市井作品里也可能充溢着书卷气息。种种现象，都呈现出宋人生活中一体多面、雅俗相依的双重文化性格。如朱熹所说，“日用之间本末具举，而内外交相养矣。”通过这样的文化涵育，希望达致崇高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代文人的精神追求。

（摘编自邓小南《大俗大雅：宋代文人生活一瞥》）

中国的“德治”传统

    在社会治理问题上，中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德治思想，并形成德治传统。德治思想的源头可追溯到尧舜时代。关于德治的记载，最早成书于周代的《诗经》《尚书》中。《诗经》不少诗篇蕴含着前代圣贤以德治国的思想，《尚书》中提出了“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的命题。要保住天命，就必须敬德，以祈天永命，勤政爱民，得到民众的真心归附。德治思想的另一含义是“明德慎罚”。提倡德治并非不要刑罚，而是强调实施教化，先教后罚，以刑辅德，不专以刑杀立威。“明德慎罚”将道德教化与刑罚措施糅合，奠定了中国古代治国的基本理念。孔子继承周代的德治思想，强调治国要以礼乐为核心，突出教化作用。社会秩序井然，人际间和谐相处，是孔子希望通过德治达到的理想状态。

    德治思想是“周孔之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世政治家、思想家不断探索，深化了德治思想的内涵。

    战国时，沿着孔子的思路，孟子提出了一系列仁政主张。他主张“以德服人”，反对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提倡“省刑罚”，教育百姓做到孝悌忠信。西汉初，陆贾告诫刘邦。提出了“治以道德为上”的观点。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代德治思想定下了基调。他认为治理国家不能只靠刑罚，要通过教化培养人的是非荣耻之心，德治思想成为政治领域的主导思想。

    唐朝前期，隋朝二世而亡对唐初君臣是严厉的警示。唐太宗说：“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既要发挥道德教化的作用，也要发挥法律的制约作用，二者不可割裂，互为补充。在刑罚的施用上，唐初务在宽简。在唐太宗等人德治思想影响下，唐高宗、武则天时期，遵循先人遗训，缓刑用仁，谨慎治国，天下大治。

    宋代理学形成阶段，德治思想深深打上了理学烙印。朱熹从人心的角度解释德治。仁心表现在政策上就是爱民如子、平易近人、爱惜民力等。理学诸子概括出了“三纲八目”的治国模式，期望君主志向确定而达到天下大治。理学家提倡教化，整肃人心，通过书院讲习等传授儒家伦理，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后世产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国家意识，与理学家及其追随者的讲学不无关联。 德治思想从确立始，历经几千年的演进，围绕“礼法并治、德主刑辅”的逐渐深入，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指导思想。当今社会，依法治国作为基本国策，强调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有人认为法治与德治不能并存，否定“以德治国”。古代社会提倡德治并非不讲法治，而是主张加强教化，做到礼法并用，宽猛相济。我们要借鉴古代重视教化的传统，为“依法治国”打下“以德治国”的根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人们的生活，使大家自觉遵守社会规范，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现代化道路。

（选自2015年4月13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中国人的吉祥文化

    在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长河中，吉祥文化是一条重要的支流。它凝结着中国人的伦理情感、生命意识、审美趣味与宗教情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的核心在于帮助人们更好地生活，凡是人们认为好的东西，都会表现在吉祥文化之中，构成吉祥文化永恒的主题。

    一进腊月，中国各地春节市场上民间的剪纸生意就异常地红火起来。在铺天盖地的剪纸作品中，吉祥和祝福图案的最多，四个柿子寓意“事事如意”，花瓶里插枝牡丹意味“平安富贵”，莲花上的两条鱼是祝福“年年有余”。除了剪纸，还有窗花、年画、红春联、红灯笼、红鞭炮等，到处一片红火，把年烘托得热热闹闹。

    有人粗略地统计过，我国有201个吉祥用字、吉祥符号，图案有几百种，还不包含那些从一种符号中衍生出来的。吉祥，按照字面的解释，就是“吉利”与“祥和”。所谓“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征”。《说文》中说，“吉，善也”；“祥，福也”。吉祥就是好兆头，就是凡事顺心、如意、美满。

    中国最早的吉祥物典型代表是“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这四者千百年来成为中国人生活中恒定认同的吉祥物。麟指麒麟，称为仁兽。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凤指凤凰，为百鸟之王。麟、凤、龙，都是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复合构思所创造的虚拟动物。如龙，《尔雅·翼》中讲其“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颈似蛇，腹似蚕，麟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而象征尊贵、安闲、长寿的龟也是备受人们推崇的灵异之物。

    被人们赋予吉祥意义的动物还有很多。如羊，儒雅温和，温柔多情，自古便深受人们喜爱。甲骨文中的“美”字，即呈头顶大角之羊形，是美好的象征。猴是自然界中最接近人类的动物，人类对猴子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还因为猴与“侯”同音，猴便成了象征升迁的吉祥物。以动物表示吉祥，可单体也可复合。如龟称“万年”，鹤称“千代”，龟鹤合一就构成了一幅龟鹤齐龄，象征延寿吉祥的图案。

    被人们赋予吉祥意义的植物，有花草，有树木，有果实。如“岁寒三友”“天地长春”。前者大都用梅、竹、松来表示，后者则多数用天竹、南瓜、长春花来寓意。还有槐象征长寿，石榴象征多子多福，橘象征大吉，佛手象征幸福，芙蓉象征荣华富贵等等。

    吉祥文化早已深入到中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老百姓的春种夏收、娶妻生子、祝寿延年、开市营业、科考应试、提拔晋职、乔迁新居等与人生有关的大事都包含有吉祥文化。近年，它还广泛地存在于国家层面的活动、仪式上。中国社会这种浓厚的吉祥观，可谓是鲜明的中国文明的一大特色。毫无疑问，吉祥意识、吉祥文化已深深地植入中国人的生活中，以至于有凡物皆可为吉祥的特点。这么说当然有点绝对，但是中国的吉祥物、吉祥符号之多，大概没有其他国家可比的。

    诗歌要“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一些诗人对“讲品位、讲格调”没有异议，但提到“讲责任”“讲担当”就未必赞同。有人认为“诗就是诗，不必承担社会历史责任”。“诗以外的任何附加，都会使诗不‘纯’”，于是只封闭在个人空间里，逃避公共空间与大众议题，其实，诗人只有跳出“纯诗”的观念窠臼，摆脱“小我”束缚，增强公共意识、使命意识，才能写出富有风骨的“大诗”。

    诗歌要有时代担当。请歌是心灵颤动和诗意传速，但不可能离开特定社会历史语境，如果面对时代和人民“失语”，就只能是阁楼里的低吟浅唱和孤芳自赏。诗歌当面对时代，理解时代，呼应时代，拥抱时代，而不是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成为无病呻吟和矫揉造作。诗人的心上附着诗的灵魂，诗人要站在人类精神高地，关注人间疾苦、人民福祉、人类命运。

    请歌要有艺术担当。诗有诗的劲道，即便是承载历史文化，也须是诗意的承载，诗歌要关注和表现人民，当然是以诗的方式。在当下诗歌写作中，特别是宏大社会题材诗歌写作中，少数诗歌给人以大而无当、空泛无物的感受，诗歌应有心灵内凝的劲道，否则留下的既不是史，也不是诗，只是一个声力竭的空洞状态。真正有艺术风骨的“大诗”，应发自一个诗人的心灵深处，新时代诗歌应有大格局，关注的不仅是私人空间，还有公共空间，不仅是个人命运，还有人类命运，这才是有大境界、大胸怀，有大爱、大能的诗歌，具体来说，“大”既指书写对象的事件、主题的“大”，也指诗歌语言的大气，当然它不一定使用“大词儿”，而是经过诗性组合之后呈现出高端飞拔的气质，常造一种气场，带来震撼效果。此外，还应有大结构，开阖有度，兼具创新性，充盈着昂扬的气势和气魄。

    诗歌要有社会历史担当。这不是要求每个诗人在大事件诗歌写作中复述新闻、图解政策，也不是希望诗人在书写大事件时被叙事、细节所裹挟，而是要表达诗性体验，传递人生经验，在烟火中求真味，于坦率中求蕴藉。

    诗歌对社会历史有担当，就要经得起批评。诗歌是精神食粮，要像保障食品安全一样，分清楚哪些有利成长，哪些有害健康，从而趋利避害。诗歌只有经过时间和历史的“批评”，才可能成为经典并世代流传。对社会历史负责，诗歌还要引导趣味，不是建“奇花异石”的“盆景”，而是耕耘肥沃的广阔大地。诗歌需要大众化，以“诗”为前提的大众化，不是一览无余、毫无蕴藉的浅显化，其要义是加强优秀诗歌在大众中的传播和赏读，让写作和阅读共同承担新时代诗歌的使命。

（摘编自胡丘陵《新时代诗歌要讲担当》）

宠物猫——占领都市圈与互联网

在进化与人工培育繁殖过程中，家猫的面部特征相比野猫更加圆润，拥有更圆的脸型、更大的眼睛和更小的嘴。这种形似人类婴幼儿的幼态化长相激起了人类原始的保护欲，也让人类在猫面前更容易放松且获得愉悦。因此很久之前，即使家猫不捕鼠甚至丧失了捕鼠功能，人们也心甘情愿养猫。

最早的“猫奴”还要追溯到古埃及时代。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在游览埃及时曾记述说：“在埃及，如果谁家的猫寿终正寝了，主人必将剃眉致哀；如果谁家宅子不慎发生火灾，主人通常先抢救家里的猫。”他甚至记录了赫赫有名的“培琉喜阿姆之战”中埃及人失利的原因：公元前525年，波斯帝国国王冈比斯为了征服埃及，率领大军，骑在骆驼背上穿越90千米的沙漠，来到埃及的前哨站培琉喜阿姆，在那里与埃及军队遭遇，但后者竞因波斯人盾牌上画的圣猫像而不愿进行反击。”

我国唐宋时期，从皇宫贵族到平民百姓，爱猫者也大有人在。诗文书画中，猫嬉闹花间月下的身影常常可见。想得到一只猫不是件容易事，得用盐和茶叶来换，如宋代曾几的《乞猫》：“春来鼠壤有余蔬，乞得猫奴亦已无。青蒻裏盐仍襄茗，烦君为致小於菟。”得到猫以后，也要费心照料，给予其他家畜完全不同的级别待遇，如陆游的《赠猫》：“裹盐迎得小狸奴，尽护山房万卷书。惭愧家贫策勋薄，寒无毡坐食无鱼。”

今天，世界上家猫的数量是家犬的三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养猫人。究其原因，一是猫的活动领域相比狗要小得多，很多家猫对于常年独处一室悠然自得，甚至可以一辈子不出门。二是猫若即若离的神游性格并不像狗那样需要主人陪伴。猫与主人的关系如同一个低要求的房客，既可以满足主人的情感陪伴，又不用其负担陪伴压力。因此不少人都选择了养猫。

猫的热度甚至延伸到了工作场所：一二线城市的互联网企业喜欢将养猫作为公司福利的一部分，如同下午茶放松员工的神经，加班夜晚的“猫咪精神鼓励员”也是互联网公司的独特企业文化。养多只猫于店中，供客人就餐时观赏逗摸的猫咖啡和猫餐厅也同样火爆。

2014年，互联网的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接受采访，当被问到网络最出乎他意料的应用是什么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小猫”。

猫比狗的面部肌肉少，能做出的表情也少。“面瘫”的表情也许琢磨不透，但在互联网时代的表情包里，却能随意被加上对话，作为人类对于自身情绪的某种表达。猫曾为其招致杀身之祸的性格，如今却帮助其打了一个翻身仗，一跃成为互联网时代的大“赢家”。在英国，每天上传到互联网的自拍照片是140万张，而上传的猫咪照片却有380万张。人们喜爱在网上用猫来社交，因此诞生了许多流量不低于明星的“网红猫”，即使不养猫，年轻人也喜欢交流分享猫咪图片与视频，将这种对猫的喜爱方式称为“云吸猫”。

(摘编自2018年《新华文摘》第22期)

树影下的家族（有删改）

朱以撒

①生前寂寞身后名，可以作为众多贤人的注解。孔子也不例外，他的行踪，实在是很可以给后人一些警策的。尽管他的身影已意象化，如一道遥远的风景。

②他活着的时候，美风良俗“礼崩乐坏”，物欲横流，生灵涂炭。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孔子不是躲在他的三间故宅里，作高头讲章，而是坚决地干预现实生活。如任鲁国大司寇时，见鲁定公喜爱淫歌妖舞，迷恋于齐国送来的八十名美女歌妓，便心急如焚。当劝谏无效时，他的文人脾性就上来了，辞去大司寇的职务，开始他颠沛流离的生活。

③他的漂泊，是以自己的身体语言在奋力抗争，阳光普照也罢，风寒霜雪也罢。只是在过于雄大磅礴的苍凉空间下，他觉得自己有些力不从心了。尤其是周游卫、陈、蔡、楚后，他的主张“终无任用”，这是多么大的打击啊。他的心一定在疲惫中触及到寂寞的苍凉了。夜间听漏，漏尽更残，失意仿佛没有尽头，氤氲迷雾中不见曙色。他的出行，在后人看来是一种象征，在当时却是怎样一种痛苦——他那摇摇晃晃却执着朝前的身影，成了思想史长廊里不朽的雕像。

④孔子是很讲“正名”的，讲究雍容之礼乐。但他却面对着扇自己耳光的窘境；周游列国时，那段“累累如丧家之犬”的日子；置身星空下，那种孤独而凄冷的仰望；逃离险境时，生命河床中无数的坎坷不平……此情此境，该如何为这种非雍容的狼狈“正名”？换了人，恐怕只有仰天长叹。孔子却是自由的，他从精神层面，消解了诸多污泥，包括浸入身边的冷落和嘲笑。用精神武器，孔子给我们展现了世间最绚烂的美丽、雍容和华贵，高洁和清贫就这么融洽地得以正名！

⑤怀想着几千年的事迹，我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在幽深的孔府里穿行。我在孔府的树影下变得那般弱小。古老的树影使我的呼吸变得滞重，树影上布满了阳光的符号和思念的语言。尽管我和孔府相处是如此的短暂，寒冷却一直扑击着我。

⑥孔子生前的执着和忧郁，他的后人没有体验，不能细品，却享用了名噪古今的荣华。一顶顶光焰四射的桂冠飞临，使孔府光芒万丈。声名的显赫对于前人来说，是一种肯定，一种精神上的追补，而对于后人来说，荣耀的同时也万般沉重。他们不能过普通人那般轻轻松松的寻常日子了，动不动就被称为多少代“衍圣公”，一举手一投足必然要有衍圣公那架式。除了给予孔子后人优渥的生活条件外，又增加了多少文化品位、美学价值于其中呢？就是那些封给孔子一顶顶桂冠的帝王们，好像尊孔得很，卫道得很，对儒家学说膜拜之至，可结果呢，看看宫廷内演出的一幕幕丑剧，尊孔只不过是骗人的幌子罢了。

⑦孔家的人早已不在高墙内树影下生活了，进入树影下的反倒是那些怀着各种各样心理的旅行者、朝拜者，和孔氏毫无瓜葛。我好几次抬起头，试图透过树影窥见头顶的青天，可是孔府接收阳光是那么的有限。这在我后来匆匆穿过孔庙的神秘和森严、孔林的枯寂和荒芜，目击那十万余树影下密集的坟茔时，我终于明白过来，是什么汇聚在树影之下。我还看见了那些风雨中面容残沥的翁仲，或蹲或倒的石兽，岿然不动，它们是在回望过去的鼎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