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与国学

王小波

    物理学家海森堡给上帝带去了“相对论”和“湍流”两道难题。我也有一个问题，但我不想向上帝提出，那就是什么是智慧。当然，不是上帝的人对此倒有些答案，但我总是不信。相比之下我倒更相信苏格拉底的话：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他还有些妙论我更加喜欢：只有那些知道自己智慧一文不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这对某种偏向是种解毒剂。

    如果说我们都一无所知，中国的读书人对此肯定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孔夫子说自己知天命而且不逾矩，很显然，他不再需要知道什么了。后世的人则以为：天已经生了仲尼，万古不长如夜了。再后来的人则以为，精神原 子 弹已经炸过，世界上早没有了未解决的问题。总的来说，中国人总要以为自己有了一种超级的知识，博学得够够的、聪明得够够的，甚至巴不得要傻一些。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以为，因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可以坐待世界上一切寻求智慧者的皈依——换言之，我们不仅足够聪明，还可以担任联合国救济署的角色，把聪明分给别人一些。一种如此聪明的人，除了教育别人，简直就无事可干。

    马克•吐温在世时，有一次遇到了一个人，自称能让每个死人的灵魂附上自己的体。他决定通过这个人来问候一下死了的表兄，就问道：你在哪里?死表哥通过活着的人答道：我在天堂里。当然，马克•吐温很为表哥高兴。但问下去就不高兴了——你现在喝什么酒?灵魂答道：在天堂里不喝酒。又问抽什么烟?回答是不抽烟。再问干什么?答案是什么都不干，只是谈论我们在人间的朋友，希望他们到这里和我们相会。这个处境和我们有点相像，我们这些人现在就无事可干，只能静待外国物质文明破产，来投靠我们的东方智慧。这话梁任公1920年就说过，现在还有人说。洋鬼子在物质堆里受苦，我们享受天人合一的大快乐，正如在天堂里的人闲着没事拿人间的朋友磕磕牙，我们也有了机会表示自己的善良了。要不是达•伽马找到好望角绕了过来，我们还真闲着没事干。从汉代到近代，全中国那么多聪明人，可不都在闲着：人文学科弄完了，自然科学没得弄。马克•吐温的下一个问题，我国的一些人文学者就不一定爱听了：等你在人间的朋友们都死掉，来到了你那里，再谈点什么?是啊是啊，全世界的人都背弃了物质文明，投奔了我们，此后再干点什么?难道重操旧业，去弄八股文?除此之外，再搞点考据、训诂什么的。过去的读书人有这些就够了，而现在的年轻人未必受得了。把拥有这种超级智慧比作上天堂，马克•吐温的最后一个问题深得我心：你是知道我的生活方式的，有什么方法能使我不上天堂而下地狱，我倒很想知道!言下之意是：忍受地狱毒火的煎熬，也比闲了没事要好。

    是啊是啊!我宁可做个苏格拉底那样的人，自以为一无所知，体会寻求知识的快乐，也不肯做个“智慧满盈”的儒士，忍受这种无所事事的煎熬!

    有人说，当今社会，有一样东西几乎让所有人都无可逃逸，那就是浮躁的风气。这话虽有些偏激，却道出了许多人欲言难言的自我困惑。

    杂乱吵闹是喧嚣的外在表现，其本质则是浮躁，是人们内心的急躁、失衡、不沉稳。浮躁，是丧失定力，随波逐流；是心急如火，投机取巧；是虚浮夸张，一片泡沫；是不要过程，只要结果。人生在世，谁都有各种各样的追求和欲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本无可非议。问题在于，面对浮华世界，人们的欲望变得更大、更多、更急切，由此衍生出浮躁的社会风气。

    浮躁之风盛行，会导致这样的现象：为官者盼望一步登天，为学者盼望一步到位，为商者盼望一夜暴富，为艺者盼望一举成名。也容易出现这样的结果：社会被浮躁之风笼罩，清静的人生、专心的工作、精良的产品，变得稀罕起来；因为求快而忽视了细节和质量，导致一些地方事故多发、反复折腾、劳民伤财。那些整日忙碌赶场子的人，那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那些跟风起哄盲目不安的人，看似日理万机，好像勤奋忙碌，到头来往往难成大事，原因就在于他们“用心躁”而无法“用心一”。

    对于浮躁，古人总结出了“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的道理。今天的社会日新月异，节奏加速，变化更快、更多、更大，人们对变化的感受极为敏感；但同时也不要忘记，变动不居之中也有恒定不变的规律——结果需要过程，成功必得付出。即便是插上了新技术的翅膀，站上了创新的风口，如果没有扎实稳固的知识和技能储备，成功终究是短暂而不稳固的。舒服与辛苦，安逸与劳顿，亦有着互相转换的辩证法。

    《道德经》里讲，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根，躁则失君。人活一辈子，要想给社会给后人留下点东西，要想实现自我价值，就必须避开社会的喧嚣，拒绝外来的诱惑，祛除内心的焦躁，静下心定下神，扎扎实实、聚精会神地做事，而不要被外界的喧嚣浮躁所裹挟。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渊明所揭示的，乃是喧嚣之中的宁静心态。内心的宁静，是一种穿越世俗、撇开浮躁的力量，有了它，便可以每临大事有静气，便听不到外界的吵闹嘈杂，便能忍得孤寂、受得清苦、看穿陷阱、看淡诱惑。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有了静的底色，才有达的境界、定的气质、和的格调，才能让人生剧本脱俗雅致。能够保持内心的宁静，是“大家”风范，亦属常人能力所及。内心的宁静，是最为深厚的修行。让宁静成为心灵的常态，我们不必超脱凡尘，也一定可以专心致志、成就非凡。

（选自2016年4月《人民日报》，有删改）

延续诗词的文脉

胡妍妍

    ①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通”和“化”。中华民族文脉绵延，我们于其中可以感受到一种历史的辩证。反叛的、变革的、创新的一派，实际上并未脱离传统的静水流深的给养，反过来，它的反叛、变革与创新又被巨大的传统所吸纳、包容，成为传统的新质。一部中华诗词史，几乎就是这样不断裹挟着前进的历史，千江有水千江月，它不因变迁而耗损，却能从一切创造性的变革中增益光辉。

    ②这样的一条诗词文脉，对用汉语写作的人来说，是迟早要回溯、迟早要用最大功力打进去再打出来的历史存在；对普通人来说，却是悄然涵养一生，“日用而不自知”的文化场。文学艺术从来不只是外在的技能训练和知识赋予，人们读诗、谈诗、教孩子背诗，并不只是为了寻章摘句、舞文弄墨，很多时候是在借诗词出入经史、概括情事、教化人伦。从少年的“为赋新词强说愁”到暮年的“却道天凉好个秋”，古典诗词曾经内化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命状态之中，随人生境遇而远近隐显，有时像是亲切、顺手的乡物家什 ， 张口即来，有时又像是一个隐秘而顽固的文化磁场——多少人在游山玩水的时候，被残破斑驳的碑刻中一句清雅隽蔚的诗文击中，甚至唤起了对从未经历过的历史的回忆。这就是文化的认同，它清晰地让你看到自己迢递以系的传统。

    ③延续诗词的文脉，除却孜孜不倦的训诂考据，靠的就是这样一种普遍的日常的亲切可感的阅读。诗是“采风”的产物，口耳相传的诗词曾经让大地上歌声如风，温润徐徐，而今，这风却被现实推到了远山青黛的那一侧，越来越远，我们正在失落那种生活在“无意的浸淫里”的日子。朱自清先生说：“读诗的人直接吟味那无我的情感，欣赏它的发而中节，自己也得到平静，而且也会渐渐知道节制自己的情感。因为诗里的情感是无我的，欣赏起来得设身处地，替人着想。这也可以影响到性情上去。节制自己和替人着想这两种影响都可以说是人在模仿诗。诗可以陶冶性情，便是这个意思，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也只该是这个意思。”

    ④在诗教陶冶之中，是现实向诗意看齐，是人在模仿诗而不是相反。经由读古典诗词，人将自己投射到一个更大的世界里，山水田园、边塞征战、思乡怀人、历史咏古，无关乎己却又让自己反复感念，同理心将我提升到一个超越了“我”的地方，从而能更开阔地看待历史，也能更历史地看待此间的世界。这也是孔子说“告诸往而知来者”“始可与言诗已矣”的道理所在。你得能举一反三，能同情同理，从已知理解未知，从过去读出未来，如此才能一起谈论诗。这是诗的门槛，也是诗的情怀。对现代人心灵上的脂肪来说，是需要吹一吹这来自古典的清瘦的风了。(选自《人民日报》，有刪改)

传统村落保护呼唤新乡贤

王院成

    传统村落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精粹、乡土中国的“活化石”，也是人们现代乡愁的有效“消纳地”。近年来，尽管包括政府在内的多种外援性力量都积极介入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但由于“不在场”，外部力量无法有效转化为传统村落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力量。这是传统村落保护难以取得预期成效的重要原因。

    乡贤是乡村社会教化的启蒙者，是乡村内外事务的沟通者，是造福桑梓的引领者。在传统社会，皇权止于县，乡贤则以其特有的社会文化权威主导和推动着乡村社会的治理和发展。在现代社会，新乡贤既包括传统村落精英、返乡创业者和退休还乡者等“本土化”社会群体，也涵盖非政府组织志愿者、专家学者、村官等“非本土化”社会群体。要破解传统村落保护“最后一公里”的难题，须发挥好这些新乡贤的作用。

    村落空间布局与形态是传统村落的“筋骨肉”。保护传统村落要对传统村落的空间布局与形态进行“修复”和“再造”。这一方面需要新乡贤利用新思想、新理念启蒙和引导民众，让他们拓宽视野、转变观念，对传统村落的自然资源、历史遗存、文化传统等进行普查、整理，认识到传统村落是迥异于城市聚落形态的，具有宝贵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人居形态，重新树立对传统村落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需要新乡贤指导村落民众修复传统村落中的山水、田园、道路、建筑等基本格局，保护村落中的文物古迹、历史遗存、特色民居等传统建筑，恢复传统村落的文化空间，修复传统村落的格局与形态，而非自鄙自毁，大拆乱建，盲目过度开发。

    村落文化是传统村落的“精气神”。只有发挥新乡贤的“燎原”作用，示范和带动村落民众依托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改善和优化传统村落的文化生态，恢复传统村落的公共文化生活，复苏传统村落的节日习俗、民间信仰、手工技艺等历史传统和文化记忆，才能激发传统村落的生机和活力，彰显传统村落的特色和魅力。

    村落共同体是基于“乡、土、人”三者关系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重塑传统村落共同体，需要发挥新乡贤独特的“聚合”功能，推动村落民众把村落传统礼治秩序与现代村民自治有机结合，提升传统村落的治理能力与水平，让村落民众在村落发展和村落事务管理中掌握主动权、增强话语权、赢得发展权，在与国家政策、市场力量以及现代城市的“互动”中增强对传统村落的认同感和归宿感，从而“聚合”为新的村落共同体。

    传统村落是中华文明的历史根脉，是中华文化“再生产”的重要基点。保护好传统村落可以让我们有效地安顿好过去，从容地赢得未来。在“国家在场”的语境下，保护传统村落关键在于村落民众的“在场”和“文化自觉”，核心在于发挥新乡贤的“领头羊”和“引阵雁”作用因此，制定科学而有效的制度大力吸引新乡贤回乡，让他们引领和带动村落民众自觉珍惜和保护传统村落，自觉利用传统村落文化遗产进行“文化再生产”，才能让人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榨菜经济学

肖楠

    习近平与哈萨克斯坦总统面对面吃了一顿早餐，两人的餐品包括一杯果汁、一碗小米粥，还有摆在餐桌正中间的几小碟“家常榨菜”。很快，5毛钱一包的榨菜超越两位国家元首，成了席卷中国资本市场的明星。榨菜在餐桌上很难成为人们聚焦的话题，但在中国经济的舞台上，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一个名叫“榨菜指数”的概念就曾经引起广泛的讨论。2012年年底，一家媒体报道称，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在起草《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时发现，榨菜销量的区域变化，刚好能够体现农民工的流动趋势。

    据说，政府已经在跟踪“榨菜指数”的变化，并且据此将全国分为“人口流入区”和“人口流出区”，制定不同的宏观政策。

    尽管发改委近期否认了他们曾经提出“榨菜指数”的说法，但大量数据证明，榨菜销售量与农民工的流动趋势存在巨大的相关性。从2007年到2011年，涪陵榨菜在华南地区的市场份额从49%一路跌破30%，与此对应的，正是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

    国家统计局2013年5月份发布的《2012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也验证了这一相关性。报告称，2012年，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增长较快，回流趋势明显。而相比于在华南地区的惨淡经营，涪陵榨菜在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和西北地区的销售额，也伴随着农民工的回流，创造了接近50%的增长率。

    从餐桌上的“小角色”，到城市发展的晴雨表，榨菜能够有今天这样的地位，主要还是因为它低廉的价格。

    榨菜的销量直观体现了流动人口数量的高低起伏，并且具备显而易见的重要意义。地方政府部门能够据此提前做好准备，应对人口骤增后的就业、治安、医保、社保、教育等公共服务问题；而外来企业也能及时核算自己的劳动力成本，为下一步的战略布局调整提供依据。

    当然，能站上宏观经济舞台的食品，不仅是这小小的榨菜。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经提出用麦当劳“巨无霸”汉堡在全球各地的价格，来衡量各国的实际汇率。美国《商业周刊》的专栏作家也曾经提出，拥有星巴克咖啡店越多的国家，受到金融危机伤害的程度越高。而在中国，网民们也提出了各种各样可能的指数：用茅台酒的消费量监测“三公”消费，用“大妈扎堆”现象预警有过热危险的市场。

（节选自《读者》2014年1月第2期）

    最近，中华有声历史资料数字化工程惹上了官司。有人批评其质量堪忧，有人质疑其在数字化过程中，将一些珍贵的原声母带交给日本公司，使这些母版文物有可能被盗录和损毁。谁是谁非，当事人各执一词。然而此次事件，使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工程得以进入公众视野。

    保护音像遗产就是保护我们的集体记忆，通过数字化方式保存我国珍贵的音像档案意义重大，但关键在于其获得永久性保存后，如何才能变成活的文化？在全球化、信息化、数字化时代，传统文化资源面临着双重悖论。

    第一重悖论，在全球化时代，大众流行文化成为传统文化的掘墓人。同时，全球化时代又呼唤传统文化的复兴。以电影、电视、流行音乐为代表的大众流行文化，用“全球通用”的审美标准席卷全球，鲸吞蚕食各国各地区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迅速消弭多样性、异质化的地方性文化。这种全球趋同化的大众流行文化浪潮，使得很多非西方社会的民族和人群，愈益面临失去独特文化身份的危险。只有接续传统文化的根脉，复兴传统文化资源，我们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站稳脚根，获得文化身份和价值情感认同。

    第二重悖论，信息化、数字化既给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带来威胁，也为其重焕生机提供契机。为什么从前人们喜欢看戏，现在不喜欢呢？这变化的背后就是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在信息、交通都不发达，文化娱乐活动匮乏时，建立在地域文化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得以较好地传承发展。随着信息和交通的便捷，尤其是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后，地域色彩浓厚的传统文化面临巨大冲击。当人们打开智能手机，就可以观看电影、电视、视频时，很多人就不愿意走进剧院看那些古老的地方剧种了。传统戏剧如此，其他领域和门类的传统文化亦然。但是，信息化、数字化是一种技术力量，它们打破了传统文化的传播限制，使其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取知音。如3D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从2014年登陆好莱坞杜比剧院后热度一直不减。这种蕴藏着强烈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密码、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文化语境里被认同、被赞叹，真正走向了世界。

    对于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和传承，一定要跳出“死文化”的陈旧观念，不能把传统文化变成活标本、木乃伊。要充分借助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借助大众流行文化巨大的承载力和传播力，使传统文化以鲜活的形态，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大众文化趣味、艺术审美的一部分。唯有如此，传统文化才能再度获得复兴和繁荣。

（摘编自封寿炎《数字时代，传统文化如何保护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