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赤橙黄绿青蓝紫等诗意色彩，灰色鲜有被提及，歌德在著作《色彩论》中描述：“在尊贵的灰色面前，我们会体验到一种提升感；在平凡的灰色面前，我们会体验到谦卑。”

    作为彩色系里的调和色，灰色一直是隐性的身份，自古被烙上阶级属性与情感特征，其所指有宗教与文化、艺术与哲学不同层面的解读。灰色“集彩性”的低纯度功能不言而喻，是集中多种彩色后的简单而丰富，既影射着自然地理的客观地貌，作为表现形式与手段，也丰富着人文艺术领域的深度思考，其优质的视觉协调性促使灰色成为绘画与设计、艺术与商业领域的表现媒介。

    灰色广义上的模糊既指所有事件的不明朗、非良性的状态，同时也包含人生与艺术某阶段的方向迷失，后者如毕加索的灰色时期的绘画，这个时期，毕加索的生活条件很差，作品弥漫着一片阴沉的忧郁。灰色的象征性有着显性的贬义和隐形的文化内涵。“灰色”广义上的哲思显然适用于文学艺术等社会学门类，如文学诗词的灰色意境则是：幽、寒、雨、暮、荒、苍、雪、愁、恨等如泣如诉的古典诗意色彩。《道德经》的无为哲学以空灵淡泊的精神本质契合了黑白水墨画的灰色美学，以墨色胜于五彩、五色、五音的视觉语汇成为灰色最早的美学代言，在此，大美、大音及大象在洗尽铅华后定格为无言、稀声、无形的精神追求，灰色的墨韵在唐代传统书画中以“枯湿浓淡”“运墨而五色具”的气韵概括了世界万象的空灵与洒脱，至宋代则在“逸、神、妙、能”中开拓了意态的文人挥毫，及至元代“作画贵有古意”的“逸笔草草”，灰色的笔墨气韵形成一种沉寂、肃然，进而产生了一种温雅淡泊的审美意味，流动着静、虚、恬、淡的古意。灰色的墨韵循环流动在阴阳五行的虚实水墨中。

    法国印象派画家德加热衷于表现舞女的动态“印象”，灰色的介质与朦胧图底的关系有利于表现书法线条般的人体曲线美。与德加温润的灰色相比，热衷于以灰色、紫罗兰、绿色等打底画纸作画的古典主义大师丢勒的细密画则注重严谨的逻辑，《祈祷的手》、《横躺的阿格妮丝》等结实的典型性造型在灰色背景中体现了画家精于概括、重于塑造的无限洞察力。如果说德加的色粉笔游走在快乐的舞台范围里，那科勒惠支的素描则借助黑白灰表现生与死的精神呼啸，《哀悼》、《抱婴儿的母亲》及《离别》等无不寄托着画家悲天悯人的情怀。其实，灰色不过是艺术媒介里的表象，艺术的本质一如罗丹所说：“最纯粹的杰作是这样的：不表现什么形式，线条和颜色再也找不到，一切融化为思想和灵魂。”

（摘编自韩天腾《灰色在艺术与设计中的灰线性解读》）

    《旧唐书》中曾记载：唐天宝年间，在全国各地运到京城长安的进贡之物中，宣城郡船中有“纸、笔”等贡品，这说明当时宣城郡已生产纸、笔。《新唐书》也载宣州宣城郡土贡有“纸、笔”等物。“宣纸”二字连用，作为一个表示纸张的专有名词出现，始于唐代张彦远所著《历代名画记》。其卷二中云：“江东地润无尘，人多精艺，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这种所谓“宣纸”不是用青檀皮和沙田稻草为原料生产出来的纸张，而是“好事家”“用法蜡之”以后才可用的其他种类的皮纸。这说明：唐代“宣纸”是宣州地区所产高级纸张的总称，这是以产地而称的“宣纸”。唐代宣州虽有“纸、笔”之贡，但不能将这种当时的优质纸张与后来的“宣纸”视为等同，因为原料不同；唐代起已有“宣纸”之名，但其时是取地名命名，泛指宣城所产之纸；从造纸技术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唐代尚未见有以青檀皮为原料的“宣纸”。但不可否认，当时宣州已经产出名纸，以地名命名的“宣纸”就此产生了。

    据《泾县小岭曹氏宗谱》记载，元代至元26年，曹大三因避乱率族人迁居小岭。初期条件十分艰苦，为谋求生计，根据当地条件开始了“宣纸”的试制和生产。宋末经元到明中叶之前的一段时间内，皖南山区一带社会相对稳定，文化繁荣，小岭虽为偏远山区，但盛产优质青檀皮，加上水质、温湿度皆有利于造纸。这一时期以青檀皮为主要原料制作的“宣纸”，主要用于书画装裱托纸等，还不宜于书画。此时，曹氏族人根据社会需求，已开始不断试用多种复合材料制作纸张，其中就包括稻草。

    明朝中叶后，宣纸的原料已非采用青檀皮单一原料，而是掺和了沙田稻草。由于青檀皮的纤维较长，单一用它作为原料，成纸性质较硬，柔韧性不足，在这种纸上进行书法绘画时，润墨性稍逊，写意性不能得到充分展现。而稻草的纤维较短，用青檀皮浆掺和稻草浆造纸，则增加了成纸的绵柔度和书法绘画的润墨效果，这既是适应写意画逐步成为时代潮流的结果，客观上也缓解了对青檀皮原料的压力，实乃一举两得之事。及至清代，“宣纸”已经普遍采用青檀皮和沙田稻草作为原料。

    元明之际起，“宣纸”开始以青檀皮和沙田稻草为主要原料并一直延续至今，产地也由小岭传播到泾县及其周边地区，国内少数地方也曾在原产地技术人员指导下生产过仿宣，但皆因无法满足生产“宣纸”的所有条件，产品质量难与正宗“宣纸”相比。我们今天所谓正宗“宣纸”，就是采用产自安徽省泾县境内及周边地区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并利用当地独有的山泉水，按照传统工艺流程和独特配方，在严密的技术监控下生产的，具有润墨性、耐 久性、抗腐性兼具的独特性能，主要供书画、裱拓、水印等用途的高级艺术纸张。

（摘编自曹天生《宣纸的前世今生》）

关于“和同开珎”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铸造的数量须达到一定规模，交易中才有条件实现物畅其流。因此与西方之币值较高的银币相比，东方的铜钱仍具有自己的优势。而毗邻中亚的新疆地区，受到东西两方面的影响，曾出现过带有两大货币文化之特点的产物。比如于阗的“汉佉二体钱”，圆形，无孔，钱面为汉字“六铢钱”，当中为其族徽；钱幕用佉卢文标出王名，当中为驼纹。它虽然是铜钱，但钱文却是用钢模打压而成，并不是铸出的。再晚些，魏晋时的龟兹地区铸造了带方孔的“汉龟二体钱”，则接近中原货币。唐时，河曲六胡州之安国部所铸的钱，正面与唐“开元通宝”无殊，只在钱幕标出族徽。这表明来华的九姓胡人不仅奉唐之正朔，且亦铸造和使用开元钱。

    海东的情况又不相同，由于与西方距离遥远，所受到的主要是中国的影响。比如日本，这里原来不产铜，元明天皇时在本土发现铜矿，乃称其铜为“和铜”（日本铜），年号也随之改为“和铜”（708—715年）。有了铜，日本开始铸钱，其方孔钱的钱面上铸出“和同开珎”四字。“和同”即“和铜”。吐鲁番所出土的一个寺庙的交纳账中记有“同钱”，那里的“同”也是“铜”字的简写，可与“和同”相参证。这种钱无论形制、尺寸和钱文，均模仿唐朝的“开元通宝”，特别是那个“开”字，更完全照搬开元钱上的特殊写法。“和同开珎”四字的书体颇美观，不过由于其中的“同”是个简化字，所以开元钱上原来用的“寳”字被简化成“珎”，只留下此字当中的一部分。这或许是出于使钱文两侧笔画匀称的考虑。1970年在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文物中，五枚“和同开珎”钱曾引起注意。《文物》月刊于1972年发表的发掘简报将钱文释为“和同开珍”。因为在章草中“珍”字可以这样写，故释文不是没有依据。然而比照钱币史，此说却是讲不通的。

    释“开珎”为“开宝”，笔画匀称并不是唯一的理由。试看从八世纪到十世纪，日本铸造的“皇朝十二钱”，钱文无例外地都叫某某“宝”，如“万年通宝”“隆平永宝”“富寿神宝”“承和昌宝”“乾元大宝”等。十世纪以后日本长期不铸钱，习用宋钱。直到相当于我国明代末叶时才又铸造“宽永通宝”，仍称之为“宝”。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八世纪时会出现一种名“珍”的钱。

    日本古钱皆以“宝”字为称，其实这也是从唐代钱文之“通宝”“重宝”“元宝”“泉宝”等名目中学来，而唐钱并没有称“珍”的。不仅如此，由于唐钱中“开元通宝”行世最久，影响最大，所以开元钱被尊奉为当时东亚的标准货币。它在日本曾被简称“开钱”，“开宝”也是如此。也就是说， “开元通宝”尤其是简化了的“开宝”的叫法，已成为标准货币的通称。日本“皇朝十二钱”中不是还有一种“神功开宝”吗？其上之“寳”字未曾简化，清清楚楚，无可置疑。它与“和同开珎”一样，都叫“开宝”。也就是说，它们均被视为在其所标出的年代中铸造的“开钱”。可见日本当时对唐文化的倾慕几乎达到亦步亦趋的程度。在日本钱问世之初，面前的样板只有一种：那就是唐钱。所以从形制到名号，只有唯唐钱是瞻了。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①乡饮酒礼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宴饮风俗，为周礼之一。西周至清朝的历代政府多将其视为倡导敬老尊贤，长幼有序，谦让不争的道德教化举措，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行。据《仪礼》等文献记载，乡饮酒礼正式的宴饮过程分为迎宾、献宾、乐宾、旅酬、无算爵、无算乐等环节，在升降拜答、注重行为仪式感的同时，将《诗经》音乐的演唱、演奏融入其中，使道德礼仪的思想主张在艺术层面得以充分展现。

    ②作为诗乐艺术集中展示的乐宾环节，共囊括了十八首《诗经》作品，通过多种形式的音乐演绎，以表达对宾客的尊敬和慰劳，同时在礼乐教化的层面突出厚重典雅的君子风貌，彰显人伦之道。乐宾环节，可分为升歌、笙奏、间歌、合乐四个阶段。

    ③正式的诗乐演出结束后，宾主双方进入开怀畅饮的无算爵环节。只要不酒后失仪，那么饮酒可以不限量，所以叫无算爵；其间乐工一直在演奏、歌唱诗乐，所以叫无算乐。席间，举杯连连，歌声阵阵，雅乐为伴，和乐且湛。借助诗乐艺术丰富的表现力和层层递进的互动演绎，礼仪的严肃性与宴饮的娱乐性得以有效、自然地融会贯通，使乡饮酒礼的整个宴饮过程，更像是一场规模宏大的礼乐艺术演出。酒、礼、诗、乐在此和谐满盈、交相辉映，给人以强烈的精神体验和文化熏陶。

    ④在乐宾的诗乐表演中，乐工的动作、位置、朝向等细节都体现出丰富的礼仪元素，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升歌与笙奏随着宴饮的节奏，从独立表演到呼应表演，再到合作表演，显示出礼乐艺术清晰、严谨的章节段落感，以及审美体验的完整性。

    ⑤值得一提的是，乡饮酒礼中乐工们或坐于堂上鼓瑟歌唱、或立于堂下吹笙演奏的技艺分工与表演模式，与我国古代音乐艺术的巅峰——隋唐燕乐中的，坐部伎与立部伎极为相似，只不过后者在乐队规模上更为庞大、音乐风格上更加多元。这也说明，乡饮酒礼诗乐艺术作为一种兼具雅乐与燕乐（又称宴乐）功能的演出蓝本，对古代音乐艺术向专业化发展有着积极的引领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⑥作为一种专业化的音乐表演形式，乡饮酒礼诗乐最大的艺术特色，就是将声乐演唱与器乐演奏有机结合，从而增强音乐语言的表现力。音乐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有声乐语言和器乐语言之分，各有特色，互为补充。早期的诗乐艺术明显是以声乐歌唱为主，但随着礼乐表演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器乐演奏的艺术功能逐渐被放大、强化。而笙的构造与演奏方式，使其非常接近人声，加之丰富的力度变化与特殊的和声效果，奠定了笙在古代诗乐表演中的重要地位。乡饮酒礼中演奏的六首笙诗在《诗经》中有目无辞，作品原初是否有唱词，长期以来都有争议。但从音乐体裁与表现方式的层面，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些作品理解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无言歌，而且这些作品都有明确的文学性主题，与今天标题音乐性质的器乐作品很类似。

（节选自何洋《乡饮酒礼中的诗乐》，《光明日报》2018年7月9日）

    城市、乡村、自然环境，是文明诞生以来，人类生存的三类主要空间。比较而言，城市是多样文明要素高密度聚集的空间，乡村是文明要素低密度聚集的空间，自然环境是还没有人去干预或人类不去干预的空间。适宜人生存的自然空间是文明生成的先决条件，没有同自然空间的和谐，也就没有城市和乡村的存续、发展。这是思考、推进城乡发展，改善城乡关系，推进城乡融合的一个根本性前提。推进城乡融合，需要对城市、乡村、自然环境这三类空间的合理关系进行伦理反思与确认。

    在历史与现实中，人们所理解和推进的城乡关系、城乡融合，存在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其一，用二元思维理解、营建城乡关系。其实，城乡关系不只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更是城市、乡村、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城乡关系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乡村不等于传统，城市也不等同于现代。乡村与城市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城市与乡村中都有代表人类文明本性与非文明的要素与内容。这样，推进城乡融合就不是简单地把乡村城市化或者把城市田园化的问题，而是具体厘清现有城市与乡村中存在的优势与问题，营建更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新格局。其二，以经济利益至上逻辑理解、推进城乡融合。经济利益至上逻辑对现代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在城乡关系问题上，简单地以经济利益至上为主导原则，则会导致城乡空间价值的单一化。漠视城乡关系的复杂伦理内容，其结果可能是城市与乡村的双重破坏、城市与乡村的新型对立。

    推进城乡融合，需要超越二元思维，营建有利于城乡融合的空间伦理理念。城乡融合是一个综合的空间转换过程。推进城乡融合，首先需要处理好城市、乡村、自然环境三类空间之间的关系，营建三者和谐共生的发展格局；其次需要处理好物理、社会、心理空间的关系，在城市与乡村同时营建环境美好、社会和谐、心理健康的发展态势；再次，需要处理好历史、现实、未来空间的关系，注重城乡中的传统建筑等历史空间的保护，注重运用新技术为当代人营建更好的生活与工作空间，并注重为未来发展预留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推进城乡融合，需要改进运行机制，营建有利于城乡融合的空间伦理规范。原来城乡分立式的空间权利结构，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城乡融合的良性推进。一方面，城市土地与乡村土地的空间权利存在巨大差异；另一方面，城市与乡村在诸如交通、医疗、社保、教育等基本公共权利以及工作机会、社会流动性等发展权利方面存在重大差异。虽然国家出台了新的户籍制度、医疗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政策，但城乡在发展权利方面依然差异明显。差异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其改善也不会一蹴而就。调整城乡分立性的公共资源投入机制与公共服务配置方式，推进城市权利与乡村权利的均等化、平等化，对可持续地推进城乡融合，具有方向引导及基础保障作用。

（节选自陈忠《城乡融合的空间伦理特质》）

    最近，中华有声历史资料数字化工程惹上了官司。有人批评其质量堪忧，有人质疑其在数字化过程中，将一些珍贵的原声母带交给日本公司，使这些母版文物有可能被盗录和损毁。谁是谁非，当事人各执一词。然而此次事件，使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工程得以进入公众视野。

    保护音像遗产就是保护我们的集体记忆，通过数字化方式保存我国珍贵的音像档案意义重大，但关键在于其获得永久性保存后，如何才能变成活的文化？在全球化、信息化、数字化时代，传统文化资源面临着双重悖论。

    第一重悖论，在全球化时代，大众流行文化成为传统文化的掘墓人。同时，全球化时代又呼唤传统文化的复兴。以电影、电视、流行音乐为代表的大众流行文化，用“全球通用”的审美标准席卷全球，鲸吞蚕食各国各地区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迅速消弭多样性、异质化的地方性文化。这种全球趋同化的大众流行文化浪潮，使得很多非西方社会的民族和人群，愈益面临失去独特文化身份的危险。只有接续传统文化的根脉，复兴传统文化资源，我们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站稳脚根，获得文化身份和价值情感认同。

    第二重悖论，信息化、数字化既给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带来威胁，也为其重焕生机提供契机。为什么从前人们喜欢看戏，现在不喜欢呢？这变化的背后就是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在信息、交通都不发达，文化娱乐活动匮乏时，建立在地域文化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得以较好地传承发展。随着信息和交通的便捷，尤其是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后，地域色彩浓厚的传统文化面临巨大冲击。当人们打开智能手机，就可以观看电影、电视、视频时，很多人就不愿意走进剧院看那些古老的地方剧种了。传统戏剧如此，其他领域和门类的传统文化亦然。但是，信息化、数字化是一种技术力量，它们打破了传统文化的传播限制，使其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取知音。如3D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从2014年登陆好莱坞杜比剧院后热度一直不减。这种蕴藏着强烈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密码、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文化语境里被认同、被赞叹，真正走向了世界。

    对于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和传承，一定要跳出“死文化”的陈旧观念，不能把传统文化变成活标本、木乃伊。要充分借助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借助大众流行文化巨大的承载力和传播力，使传统文化以鲜活的形态，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大众文化趣味、艺术审美的一部分。唯有如此，传统文化才能再度获得复兴和繁荣。

（摘编自封寿炎《数字时代，传统文化如何保护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