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多位艺术家的书画作品展正在各地巡展，行草隶篆、水墨油画，将这些知名艺术家的情趣和修养，从一个侧面传递给观众，确实值得一看。但是，算一算他们的岁数，你也会心存遗憾，他们大都年过花甲，乃至耄耋之年，而年轻一代寥寥无几，尤其那些当下正红的年轻表演明星们基本阙如。或许他们没有时间参加这一盛会，或许书画艺术需要岁月的积淀，可是，他们的文化情趣平时又体现在哪里呢？

    无论创作还是表演，文化情趣很关键，一代代艺术家身体力行，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书法、绘画、诗词歌赋，是许多老一代电影、音乐、戏剧名流的基本功，学贯中西更是他们知识储备的特征。去年辞世的于是之就是戏剧演出的大家，但他的散文功底、书法功力和深厚学养也是公认的，正因为这种底蕴，让于是之的表演充满魅力，有口皆碑。可以说，具备了多种文化情趣，拥有了广博的知识，不但有助于领悟把握艺术，还可以为人生带来丰富的意蕴，不至于老在那里空虚烦躁，尤其是压力和烦闷难以排解时，在文化情趣的滋润下，就有可能顺利地疏通。

    其实，当下很多明星的学历并不比老一代艺术家弱，读完大学本科的很普遍，读过研究生甚至出洋留学的也不少见，但不知为什么，一说起文化情趣，好像大多不如前辈。写字，除了经过精心设计的那个谁也认不出来的签名外，很多人只要拿起笔，往往都是蛇首豸行；绘画，大约许多人还从来没有走进过美术馆和博物馆呢；而且，更有不少唱歌的却不了解戏剧，也有身在戏剧行当的却又不懂歌剧和交响乐，还有演影视的居然不明白文学为何物。另外，将艺术仅仅当做技术的也大有人在，这样的技术只适合在公众场合炫耀，而不可能转化为修养与情趣。

    今天身在演艺界的人们，其国际交流的环境、掌握现代技术的水准、生活样式的多姿多彩，都远超过老一代人，只是他们的文化视野实际并不比前辈宽广，对人生的认知也十分狭窄，这恐怕与轻视文化情趣有直接的关系。尽管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生活特点，知识储备当然也不必强求一致，文化情趣或许可能各有所长，当今也有很多传递手段过去连想都没有想过，但是，无论什么样的涵养方式，都是为了多一点情趣、多一些润泽、多几种品鉴渠道，这些，对人生对艺术专业总会有所裨益。

    现在年轻一代，网络知识很丰富，玩游戏的水平相当高，在虚拟空间可以畅行无阻，但如果身在演艺界，现实生活的体验、多方面的文化培育，依然不可或缺。否则，戏路就会单一，演艺生命就会速朽，还有可能在不该栽倒的地方栽个大跟头。

    正当红的明星，虽说具有宽阔的商业前途，拥有大量的网络粉丝，可以占据收入排行榜的前列，然而，他们的生活却可能很无趣，闲时兴许还很无聊，底线又相当的模糊，于是，触碰底线的事情时有发生。文化情趣并不能保证人的道德水平和法律意识，但起码可以让生活充实，让闲暇丰富，让趣味不那么低下。

    丰富的文化情趣，对演艺界不可或缺！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节）

    最近，中华有声历史资料数字化工程惹上了官司。有人批评其质量堪忧，有人质疑其在数字化过程中，将一些珍贵的原声母带交给日本公司，使这些母版文物有可能被盗录和损毁。谁是谁非，当事人各执一词。然而此次事件，使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工程得以进入公众视野。

    保护音像遗产就是保护我们的集体记忆，通过数字化方式保存我国珍贵的音像档案意义重大，但关键在于其获得永久性保存后，如何才能变成活的文化？在全球化、信息化、数字化时代，传统文化资源面临着双重悖论。

    第一重悖论，在全球化时代，大众流行文化成为传统文化的掘墓人。同时，全球化时代又呼唤传统文化的复兴。以电影、电视、流行音乐为代表的大众流行文化，用“全球通用”的审美标准席卷全球，鲸吞蚕食各国各地区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迅速消弭多样性、异质化的地方性文化。这种全球趋同化的大众流行文化浪潮，使得很多非西方社会的民族和人群，愈益面临失去独特文化身份的危险。只有接续传统文化的根脉，复兴传统文化资源，我们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站稳脚根，获得文化身份和价值情感认同。

    第二重悖论，信息化、数字化既给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带来威胁，也为其重焕生机提供契机。为什么从前人们喜欢看戏，现在不喜欢呢？这变化的背后就是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在信息、交通都不发达，文化娱乐活动匮乏时，建立在地域文化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得以较好地传承发展。随着信息和交通的便捷，尤其是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后，地域色彩浓厚的传统文化面临巨大冲击。当人们打开智能手机，就可以观看电影、电视、视频时，很多人就不愿意走进剧院看那些古老的地方剧种了。传统戏剧如此，其他领域和门类的传统文化亦然。但是，信息化、数字化是一种技术力量，它们打破了传统文化的传播限制，使其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取知音。如3D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从2014年登陆好莱坞杜比剧院后热度一直不减。这种蕴藏着强烈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密码、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文化语境里被认同、被赞叹，真正走向了世界。

    对于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和传承，一定要跳出“死文化”的陈旧观念，不能把传统文化变成活标本、木乃伊。要充分借助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借助大众流行文化巨大的承载力和传播力，使传统文化以鲜活的形态，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大众文化趣味、艺术审美的一部分。唯有如此，传统文化才能再度获得复兴和繁荣。

（摘编自封寿炎《数字时代，传统文化如何保护传承》）

世界需要“中国新思想”

乐黛云

    ①1937年，林语堂用英文写了一本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生活的艺术》。书--出版就引起轰动，持续52个星期位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在美国重印40多次，被翻译成10多种不同的文字。直到今天，我国书籍还很少在国际上出现过如此盛况。这种现象说明世界需要于中国的，是不同于他们自己原有思想的另一种思想，不同于他们惯常生活方式的另一种生活方式。

    ②但是，百余年来，我们很少有这样的自觉。中西文化对话中，中国面对的往往是强势文化的灌输和覆盖。中国现代文化和当代学者在国际上也常受轻视。今天，是根本改变这种局面的时候了。对中国文化来说，通过今人的自觉，从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中生长出“中国新思想”，是根本之道。

    ③当代世界深陷各种冲突之中。从军事战争到经济战争，从资源争夺到社会斗争，从国际冲突到文化对峙，如何克服冲突、形成合作，是人类一直未能解决的最大问题。

    ④中国先哲认为，个人无法独立生存，人的初始状态就是与父母和他人的关系，这首先就是一种社会合作状态。因此，社会的基因不是个人，而是人与人的关系。所谓“礼”，就是讲社会关系中的人如何存在，而非强调抽象的人。我国学者从中国文化的这个立场出发，参与世界大问题的思考和讨论，这种出发点已引起国际学术界重视。中国学者李泽厚在《伦理学纲要》中，更提出了中国文化的“情本体”，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的“情理”与西方“理性”的讨论，也引发西方文明对自身的反思。

    ⑤作为欧美对外政策基础的“帝国理论”，曾经带来三个世纪的战争灾难，已经走到尽头。中国哲学家赵汀阳，几年前出版《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描述了一个不同于帝国理论的、拥有普世正当性的中国的世界秩序模式。中国古代的“天下”，不同于西方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利益博弈模式，而是一个“至大无外”的思考单位，从“天下—国—家”这样由大至小的方向，思考如何实现各个层次的和谐。

    ⑥“天下体系”不承认存在着无法被理解的“绝对他者”，而相信每个他都是这个至大无外的“天下”的组成部分，因此就排除了不可通约的、绝对的“文明的冲突”，而这种认识正是今日世界所急需的。从此，“天下体系”作为不同于长期拥有文化霸权的“帝国理论”的另一种可替代的概念和思考方式，逐渐引起世界思想界重视。当然，其中也不乏质疑和不同意见，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学者从中国文化引发出来的新思想，已经引起世界性的重视和讨论。

    ⑦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不是按我们的主观愿望设计制作好再端出去的一盘点心，而是在长期互动过程中，通过相互影响和双向自由选择逐渐形成的。中国文化面向世界，与他种文化进行对话沟通，已有悠久的历史。18世纪以来，中国文化通过伏尔泰、莱布尼兹、荣格、白壁德、布莱希特等人吸收，包括误读和改写，才真正进入西方文化主流。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⑧当西方学者吸收中国文化时，首先不是大量知识的掌握，而是一种灵感的共鸣，需要从各自的需要和文化处境出发。我们必须重视长期以来跨文化交流的历史，尊重对方的处境、意愿和兴趣，而不是主观地强加于人。同时也必须看到，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一些认识，虽然本来就是真知与误解并存，自有其片面性，但这些认识也给我们提供了崭新的异文化视角，大大加深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认识。

    ⑨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必须看到我们所说的复兴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我们所说的发展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发展，这种复兴和发展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我们有能力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也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这就是我们面对世界文化的根本出发点。

（摘编自《人民网》2013年8月6日，有删减）

艺术家在艺术形象中表现出来的感觉不同于科学家的感觉。科学家的感觉是冷静的、客观的，追求的是普遍的共同性，而排斥的是个人的感情。可是在艺术家，则恰恰相反，艺术感觉之所以艺术，就是因为它是经过个人主观情感或智性“歪曲”的。正是因为“歪曲”了，这种表面上看来是表层的感觉才成为深层情感乃至情结的一种可靠索引。

有些作品，尤其是一些直接抒情的作品，往往并不直接诉诸感觉，光用感觉还原就不够了。例如“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好在什么地方？它并没有明确的感知变异，它的变异在它的情感逻辑之中。这时用感觉还原就文不对题了，应该使用的是情感逻辑还原。诗的逻辑的特点是绝对化。理性逻辑是客观的、冷峻的，是排斥感情色彩的，对任何事物都采取分析的态度。按理性逻辑的高级形态，即辩证逻辑，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不变的。把恋爱者的情感看成超越时间、地点、条件的东西是无理的，但是，这种不合理之理，恰恰又符合强烈情感的特点。

清代诗话家吴乔把这叫做“无理而妙”。 无理对于科学来说是糟糕的，是不妙的，可对艺术、审美情感来说则是妙极了。因为无理了，超越了理性了，情感才能得到充分的自由。理性的一个特点是全面性，不能片面、绝对化，而情感的一个特点恰是绝对化，不绝对化不过瘾。所以宋朝诗评家严羽才说：“诗有别才，非关理也。”

当然，情感逻辑的特点不仅是绝对化，而且可以违反矛盾规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臧克家纪念鲁迅的诗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按通常的逻辑来说是绝对不通的，要避免这样的自相矛盾，就要把他省略了的成分补充出来：“有的人死了，因为他为人民的幸福而献身，因而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这很符合理性逻辑了，但却不是诗了。越是到现代派诗歌中，扭曲和程度越大，现代派诗人甚至喊出“扭曲逻辑的脖子”的口号。在小说中，情节是一种因果，一个情感原因导致层层放大的结果，按理性逻辑来说，理由必须充分，这叫充足理由律。可是在情感方面充足了，在理性方面则不可能充足。说贾宝玉因为林黛玉反抗封建秩序，思想一致才爱她，理由这么清楚，却一点感情也没有了。

在现代派小说中，恰恰有反逻辑因果的，如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整个小说的情节的原因和结果都是颠倒的，似乎是无理的。情节的发展好像和逻辑因果开玩笑，反因果性非常明显。种种荒谬的情节，仔细研读，你会发现，在表面上绝对无理的情节中，包含着一种深邃的道理，当然，可能阐释的空间是多元的。余华之所以不写鼻子打歪了的痛苦，那是因为他要表现人生有一种特殊状态，是感觉不到痛苦的痛苦，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痛苦不已，而在性命交关的大事上麻木不仁。这是人生的荒谬，但人们对之习以为常，但没有痛感，相反乐在其中。这是现实的悲剧，然而在艺术上却是喜剧。

喜剧的超现实的荒诞，是一种扭曲的逻辑。

然而这样的歪曲逻辑，启发读者想起许多深刻的悖谬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哲学命题：为什么本来属于你自己的东西被抢了你却感觉不到痛苦？为什么自己的一大车子东西被抢了而无动于衷，却把别人的一个小背包抢走还沾沾自喜呢？缺乏自我保卫的自觉，未经启蒙的麻木、愚昧，从现实的功利来说，是悲剧，从艺术哲学的高度来看，则是喜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这最为荒谬的现象背后潜藏着深邃的睿智：没有痛苦的痛苦是最大的痛苦。

(摘编自孙绍振《批判与探寻：文本中心的突围和建构》)

材料一：

所有的逻辑推理，目的只有一个，即找出事物的真相。这是个艰巨的任务，因为真相往往是难以捉摸的。但不探寻真相是荒谬的，那种真相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想法同样是荒谬的，它否定了我们所有的努力，使真相沦落为妄想。

真相有两种基本形态：一为本体真相，一为逻辑真相。所谓本体真相，指的是关乎存在的真相，某个事物被认定是本体真相，那么它必然存在于某处。桌上有一盏灯，这是本体真相，因为它确实是在那里，而不是幻象。逻辑真相是在我们的思维和语言中自动呈现出来的真相。肯定一个命题意味着已判断它为真，反之亦然。一个命题如果真实地反映了客观事物，那么它就为真。例如一个命题说一艘船泊在码头上，如果这里确实有一艘船，确实有一个码头，而这艘船确实泊在码头上，那么这个命题就是真的。判断一个真命题的过程就是以语言为媒介，将大脑中的观念（主观事实）与相应事物的真实状态（客观事实）联结起来。上例中，如果那个命题所说的与现实情况并不相符，则命题就是假的。

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对真相的确认都要去检查别人认定或推测所得的真相在现实中是否存在依据，即确认真相就是要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里我们所要关注的焦点是事物的客观情况。如果不能判断一个命题如“狗在车库里”的真假，那么仅仅在大脑中思考狗、车库或者其他相关概念是无助于解决这个问题的，得亲自到车库去看看。从这一点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为什么我们说本体真相更为基础。决定命题真假的依据是客观现实情况，而逻辑真相是建立在本体真相基础之上的主观判断。

当人们撒谎时，他很清楚现实世界中真相是什么，而在表述时却有意欺瞒篡改，他知道“A是B”，但他说出来的却是“A不是B”，逻辑真相反映的就是命题内容符合客观事实，即符合论。另一理论——融贯说，则从属于符合论，“融贯说”指如果一个命题与某个已经得到证明的理论或思想学说一致（相融贯），那它就是真的。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例，如果说某个关于物质世界的特殊命题是真的，那是因为它与相对论是一致的。使这个命题逻辑上正确的正是相对论本身，因为相对论被认为是真实地反映了物质世界客观规律的理论，它与真实的物质世界是相符合的。由此可以看出，融贯说如果想成立，必须依靠符合论，因为符合论更为基础。

我们应该注意到，依据融贯说得出来的结论可能是非常荒谬的，因为它所依赖的基础并非客观事实，而是某种理论或思想学说。而任何理论或者思想学说都可能是错误的，或者已经过时，与现实世界并不相符。

（摘编自D·Q·麦克伦尼《简单的逻辑学·真相》，赵明燕译）

材料二：

对事物的真理性认识，必须以看到它的本质、揭示它的真相为前提，即人的思想如实地反映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但是，人们揭示了事物的真相，并不等于对事物获得了真理性认识。揭示了真相，我们的认识仍处在对事物现象的感知阶段，并没有上升到理性阶段，还不能证明我们已经获得了真理性认识。

其实，搞清楚事物的真相，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客观世界中，真相与假象是常常混淆着的，以至于人们在观察事物的过程中，真假难分；在实际生活中，甚至可能出现真假颠倒的情况；有的时候，真相与假象常常是并存着的情况——真中有假、假中有真，更增加了人们分辨真假的难度。在对人本身的认识上，看清一个人的真面目很难，这主要因为人性极端复杂多变。正如一个西方谚语说：“人是什么？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

揭示事物的真相有难度，除了自然原因之外，还有社会原因。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在一些人认为是利害相关的问题上，把问题的真相宣示出来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人们为了揭示事物的真相，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或者刁难，有时，还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哥白尼提出日心说，遭到了当时罗马教廷的强烈反对，认为这一理论违背了圣经的教义。哥白尼坚持自己的观点，被判处火刑，不过，科学已经证明，真理是在哥白尼这一边。可见，在寻找真理的这一步中，即为了充分地揭示出事物的真相，必须要拿出勇气，甚至还要有一种个人牺牲精神。

虽然揭示真相是有难度的，但是真相毕竟会被揭示。真相之所以必然会被揭示，是因为人们通过揭示事物的真相，进而认识真理。这个过程中，认识主体即人的素质起决定作用。作为认识主体的人，首先应该是一个真实的自我。所谓真实的自我就是能够勇于正视自己，正视自己的本来面目。只有那些勇于正视自己的人，才能更好地揭示真实的客观世界，才能够真正把握关于客观世界的真理。我们还应该怀着一颗纯真的心，勇于说真话，把揭示真相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

（摘编自宋惠昌《求真的哲学：真相与真理》）

古典学是一门亟待建设的学科，但是，我们在着手建设之前，有必要留意古典学身上强烈的“非学科”特征。

古典学作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是现代的事情，但就古典学的实质内涵而言，它既古且新。所谓古，是因为古典学意味着一个文明的奠基性开端，其后只有一直绵延不绝，这一文明方能“斯文不丧”。所谓新，是因为奠基性的古典若不能因时损益，难免陷于故步自封乃至于面对文明危机时手足无措。文明奠立的开端时期所形成的基本观念和思考方式，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其内核就凝结于被确立为经典的典籍。这种源初的奠基，包括精神德性、思想品格和智性深度的奠基，也是古典自身的确立。

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古典逐渐被遗忘。清季民国鼎革之际与之后，西方的学科与文教制度遂为民国所效仿，古典文教被切割多方而无所归依。唐文治预言了废除根本典籍与文章之后可能的情形：“藉令文化日漓，修辞立诚之要义淘汰而糜遗，我国民之心思将日以粗，志气将日以浮，知识日以卑浅，气象日以萎苶。”唐文治所言，与我们今日所言的古典学并不完全等同，但是，借助他所经历的历史、借助他的眼光，我们能够清楚发现古典学的“非学科”特征。古典学若为文、史、哲和各种社会学科所割裂，或者依照惯有的学科建设思路建设一门看似全新却在理据与形式上与任何一门学科无异的新学科，那么，这种古典学的“心思”“志气”“知识”和“气象”都有可能限于狭窄。因此，当我们谈论古典学作为一种学科或者其学科建设时，首先应该明晰古典学的“非学科”性质。

哲学是这种“非学科”性质最近似的例子。在西方的思想传统上，哲学被视为一切知识和学科的前提和根本统摄，但是，在学科化日益发达和哲学及其理论日益普及化的今天，哲学早已成为一门学院内的学科，形而上学更是常常被逐出哲学这门学科之外。为了避免步上作为学科的哲学的后尘，在具体讨论古典学的学科建设之前，我们有必要关注古典学与哲学类似的完整视野。

所谓古典学的完整视野，首先是为了恢复被现代学科固化所遮蔽的视野。我们目前的学科设置几乎完全依凭于西方现代的学科体系，以文史哲和社会科学割裂了原本具有整体性的经典本身。这种完整性首先要求我们对经典本身持有完整的理解，不以其片段章节为叶而不见泰山之全，更不能以后来者的思想偏见而无视经典作品自身的脉络与思想整体。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切入古代经典本身蕴含的思想世界的完整性。这种完整性不是一种呈现在某位古典思想家的某部著作中的知识体系，或者古典作品共同构建出一个秩序严密的思维之网，我们通过勤奋学习或者高深的思辨即可掌握。相反，这种完整性以人自身的不完整的本性为前提。从研究形态来说，柏拉图的对话常常会被形而上学、伦理学或者知识论的研究所分割。从我们今天的视野来看，柏拉图对话的动态性恰恰避免为某种现代学科所捕获。对话意味着苏格拉底的对话者和作为潜在对话者的读者，能够在每一篇细致的对话中通过其脉络进入柏拉图的整体哲学思考尝试，而非接受某种教条。以对话者自身的不完整参与柏拉图对话的完整，通过参与对话进程中的思考，从而指向某种完整的可能性。    

由此出发，我们才能够理解古典教育所指向人的自然目的。无论中西古典，古典教育都是以完整的人格教育为目标。人内在的欠缺和不完整，是人的出发点和现实，但人最终要实现成为人的自然目的。古典教育的期待就是人实现人之为人的自然目的。

除了古典学的完整视野，我们还需要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并非所有古代作品都可以称之为古典。古典除了时间性的“古”的含义之外，更核心的是“典”，即只有最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品才可谓之为典。我们作为后来者，很容易轻易接受这些古典作品的典范意义，将其中的内容视为一种教条或者某些规范性的知识加以接受。这就有可能导致一种思想上的怠惰和危险，将古典的确立及其前提视为不需要思考的事实加以接受。《周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孔子在面对春秋乱局时之所以删定六经，实出于其“忧患”。这种忧患不仅仅是对当时政治现状的忧患，更有对当时文明危机的深切忧虑。一方面，孔子以“不可得而闻之”的《易》与《春秋》为“性与天道”的自然与哲学根基，以重整智性及其界限，又以《诗》《书》《礼》《乐》为人心政治与教化之资，构建了完整的智性、人心与政教秩序。但另一方面，孔子之所制作，皆依古传经典而有增删，表面上看，孔子未有新作。中国古典中的革命性与保守性尽在于此。与之对比，同样面临希腊文明危机的柏拉图，虽然在《理想国》中提出删改荷马史诗，但终究写作了大量对话作品，而非增删荷马史诗或者之前的悲剧与史书。这也许是由于经过前苏格拉底自然哲人尤其是智术师的启蒙，柏拉图必须从言辞论证中重新为正义、灵魂和哲学等最根本的问题重新奠基，对话体写作或许是他能找到的最佳思考形式。当我们致力于古典学的研究时，就必然要思考孔子、柏拉图面对文明困境时如何制作了他们的古典，而非简单地将他们接受为古典。

（摘编自《古典学的“非学科”性质》，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