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诗人为何只向西看

鲁枢元

    ①中国当代最优秀的诗人如海子、苇岸，当他们谈起自己追慕与效仿的诗人时，可以说出长长的一排：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荷尔德林、惠特曼、爱默生、纪伯伦、普希金、叶赛宁、济慈、雪莱、黑塞以及米什莱、赫德逊、列那尔、普里什文等等，却很少提起自己国度的传统诗人。苇岸曾坦诚地承认：“祖国源远流长的文学，一直以来未能进入我的视野”。海子更是绝情地说：“我恨东方诗人的文人气质，他们把一切都变成趣味。”

    ②这里我不想责备年轻诗人的偏激，我只是为我们中华民族诗国疆土的沦丧感到悲哀。是什么原因使我们最有希望的诗国传人竟翻越一道道异国语言的障碍“皈依”到大洋彼岸的诗人行列，而对于自己的诗歌传统竟不置一顾！

    ③以中国古代伟大诗人陶渊明为例，时至今日，陶渊明的世界影响，主要还在汉文化圈内，至于他在西方国家的流布与影响，却查找不到过多的记载。20世纪以来，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很不平衡。中国人自己的传统文化经过近百年严厉的自我批判已几近干涸，而西方现代文化却如太平洋的海啸一般汹涌而来，几乎淹没中国传统文化的所有领地。

    ④中西文化的阻滞与隔膜只能是一个历史阶段的遗憾，就其作为共同的人类文化而言，交融、互补才是必然的，文学更是如此。即便从陶渊明西方接受史的点滴文献中，也可以感觉到这一点。

    ⑤20世纪20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看到了年轻的中国留学生梁宗岱翻译的陶渊明的诗篇，在随即给梁宗岱的信中写道：“你翻译的陶潜诗使我神往。不独由于你的稀有的法文知识，并且由于这些诗歌的单纯动人的美。它们的声调对于一个法国人是这么熟悉！与我们古代土地上升上来的气味是同样的。”接下来，法国印象派诗人瓦雷里在为梁宗岱《法译陶诗选》一书撰写的序言中写道：“试看陶潜如何观察‘自然’，他将自己融进去，参与进去，……有时像情人，有时像多少带点微笑的智者。”陶渊明就是“中国的拉封丹和维吉尔”。美国的陶渊明研究虽然起步较晚，陶渊明作为一位历史人物，却被色彩浓重地写进教科书中，将其描绘成一位“不一般的中国农民”，一位喝酒、吟诗、将理想寄托于世外桃源、陶醉于简单田园生活的诗人。新近，一位叫马克•艾尔文的美国汉学家更把陶渊明归于“生态保护主义者”的行列。

    ⑥东方古代诗人陶渊明的自然主义哲学与田园式的回归诗学其实不难在西方文化界找到知音。如果稍微深入地加以探究，我们将会发现，在对待“人与自然”这个元问题上，中国的陶渊明与西方的某些先哲总是操持着共同的语调。如古希腊时代的自然主义哲学家伊壁鸠鲁。以往国内学界常把伊壁鸠鲁说成一位享受主义者，其实他追求的享乐主要是精神上的平静和谐，这恰与陶渊明是一致的。伊壁鸠鲁哲学的核心也是顺从自然，主张简朴、清贫的田园生活，“贤人应当喜爱田园生活”，“宁静无扰的灵魂既不扰乱自己也不扰乱别人”。

    ⑦依我看来，海子，苇岸这些被誉为“麦田诗人”、“大地诗人”的年轻一代文学家，无论如何也应该更钟情于自己民族的自然主义诗人陶渊明吧。因为在“简化生活”、“蔑视金钱”、“景仰朴素”方面，陶渊明不是更早、更近、更好的榜样吗？然而我们这些20世纪后期的诗国骄子始终没有把视线投注到陶渊明身上。如今，自然之死的进程在我们的国土正极速蔓延，诗人的声音依然微弱。海子死了，苇岸死了。更加不幸的是，那位在一千六百年前去世的陶渊明在今天也已经再度死去，而且是在年轻一代诗人的心目中死去的。

（节选自《文汇报》）

    “黑箱”是控制论中的概念，意为在认识上主体对其内部情况全然不知的对象。“科技黑箱”的含义与此有所不同，它是一种特殊的存贮知识、运行知识的设施或过程，使用者如同面对黑箱，不必打开，也不必理解和掌握其中的知识，只需按规则操作即可得到预期的结果。例如电脑、手机、摄像机、芯片，以及药品等，可以说，几乎技术的全部中间和最终成果都是科技黑箱。在科技黑箱的生产过程中，科学知识是基础，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则对科学知识进行选择。除此以外，科技黑箱中还整合了大量人文的、社会的知识，并且或多或少渗透了企业文化和理念。这样，在电脑或手机中就集成了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管理学、经济学、美学，以及对市场的调研和政府的相关政策等知识。

    科技黑箱是特殊的传播与共享知识的媒体，具有三大特点。首先，它使得每一个使用者——不仅牛顿，都能直接“站在巨人的肩上”继续前进。试想，如果要全世界昀电脑使用者都透彻掌握电脑的工作原理，掌握芯片上的电子理论，那需要多少时间？知识正是通过科技黑箱这一途径而达到最大限度的共享。如今，计算机天才、黑客的年龄越来越小，神童不断出现，他们未必理解计算机的制作过程就能编写软件、破译密码。每一代新科技黑箱的出现，就为相对“无知识”的年轻一代的崛起与赶超提供了机会。其次，处在相对低端的科技黑箱往往与语境和主体无关，而处于高端的科技黑箱则需满足特定主体在特定场合乃至心理的需要。人们很少能对一把锤子做什么改进，而使用一个月后的电脑则已经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这就说明，在认识变得简单易行之时，实践变得复杂和重要。最后，当科技为我们打开一扇又一扇门的时候，我们能拒绝它的诱惑不进去吗？而一旦进去，我们的行为能不受制于房间和走道的形状吗？表面上是使用者在支配科技黑箱，然而科技黑箱却正在使用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使用者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就是说使用者被生产方对象化了。

    值得注意的是，科技黑箱在使科技知识被使用者广泛共享之时，也往往使这部分知识因共享而贬值甚至被人遗忘。那么还要不要学习集成于科技黑箱中已经贬值的科技知识，例如电磁理论、牛顿力学，甚至四则运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技术所构成的平台还有一个历史维度。时至今日，历史上的很多技术已经失传或过时，但是也有相当多的技术流传至今，例如中国的针灸，以及散落在各古老民族中的特殊技法等科技黑箱都是如此。这提示我们，对于历史上存在过的知识应予宽容。此外，由于使用者不必从头学起即可操作科技黑箱，于是就可能发生对科技黑箱的滥用。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科技黑箱无疑会使得双刃剑的哪一刃都变得更为锋利。

（摘编自吕乃基《行进于世界的技术》）

史上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对南方地区的影响及其意义

刘铮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人民为避战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南迁的历程，北方人民的南迁为南方农业生产增加了大批劳动力，特别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他们同南方的汉族人民及山越等少数族人民共同兴修水利，开垦出大片良田，水稻栽培技术有所提高，小麦开始推广，牛耕得到普及。隋唐五代这一时期，南方经济继续发展，“安史之乱”后伴随着第二次人口南迁，南方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史称“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在“靖康之乱”后，随着第三次的人口南迁的高峰出现，南方的粮食产量、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与规模、商业贸易、城镇数量都超过了北方，江浙一带已经成为全国粮仓地带和最大的纺织中心和商业中心，同时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也终于完成。

    北方人口南迁者绝大多数为劳动人民，他们来自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黄河流域，拥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劳动经验。从《吕氏春秋》、《四民月令》等文献资料中可以清楚看到，自战国秦汉至两宋时期，黄河流域的生产技术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及以南地区则要落后得多，北方人口南迁将黄河流域的先进生产技术与工具带到长江流域，必然推动这一地区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有些南方地区开始实行区种法，并开始采取轮作复种制。这些进步虽不能完全归功于北方移民，但是北方移民所起的突出作用，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给南方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在南迁过程中，能够顺利到达南方地区并且能生存下来的，多为一些青壮年，他们能够承受一路南迁的颠簸与艰辛，同时他们也是廉价的劳动力。当时南方的士族地主阶级具有从事土地开发的强烈冲动，他们迫切要求开发江南，建立强大的经济基础，以增强南方的军事力量。北方南迁人民来到南方地区后，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而政府无法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所以士族有需要劳动力来开发山川泽林的积极性，南迁人民有需要解决生计问题的积极性，在这两个积极性的推动下，终于使南方地区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史上的三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和其所带来的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是南方地区逐步开发、发展的历程，它改变了黄河流域“一枝独秀”的历史现象，使南方摆脱了“荆榛遍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经济得到飞跃发展，进而后来居上，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对中国经济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向南传播，进而向边疆地区渗透，使各地经济的发展趋于平衡，并且南方经济的发展也拉动了北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全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而且，人口的南迁促进了我国古代的民族融合，使各族人民交错杂居，接触频繁，甚至互通婚姻，大大促进了民族融合。

（选自《中国国学》）

    奉旨出差令、朝珠耳机、宫廷娃娃……当600岁的故宫以多种文创产品的形式出现在大众生活中时，既让人惊讶，也让人感到新鲜和好奇，不少年轻人纷纷“路转粉”。

    古老的故宫，用了一种流行的方式诠释了博物馆该如何体现“文化+创意”。

    文创产品之于博物馆里的文物与文化积淀，好比好酒与酒器，香醇的老酒配上各色的酒坛、酒杯，既能帮助品酒者深刻地感受酒文化，还能够让老酒卖个好价钱。

    我们知道，文创产业的出现是以文化与创意作为基础。其外延是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对文化资源、文化用品进行创造与提升而产出的高附加值产品。文创产业的核心是文化内涵。其根本是为文化产品的宣传服务，在实现旅游纪念与博物馆宣传的同时，提升公众的审美与认知能力。

    因为工作和兴趣，笔者每到一地，都喜欢看看当地的博物馆以及文化基地，发现各地文创产业水平参差不齐，大部分尚停留在为看而看、为展而展的阶段，陈旧的模式既没有诠释出文化的内涵，也没有挖掘出文化背后的衍生产业链。一些地方尽管已经有了文创开发的苗头，可是产品单一，体现不出自身特色，书签、布偶、手机链等产品设计雷同，缺乏创意，更难提文化表现力。

    透过这些现象可以感觉到，很多博物馆的管理者并没有真正理解“文创”二字的内涵，也没有花心思认真探索，更难以体会到文创所带来的效益，久而久之，便更加固守旧有、故步自封，最终导致与文化市场、百姓的文化需求日渐拉开距离。

    处理好文物与“文创”的关系，不妨学习一些民营企业的文创产业。不久前，我和孩子去长隆野生动物园游玩，大开眼界。从布偶到衣服、从书包到图书、从动漫到食品，全都经过了精心的创意设计。让游览者在观赏与游戏中，既感受到了快乐，又将关爱野生动物、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印刻到脑海中。孩子回家后，只要看到这些从动物园买回来的各种小物件，就会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希望能够再去看看玩玩。您瞧，一个小小的文创产品，一旦形成强大的品牌，就有了不可思议的吸引力。

    凸显文化内涵，尊重受众兴趣，加大与市场力量的创意合作……其实，在国外，像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大都会博物馆等，早就已经做出了大量成功的尝试，文创产品已经成为其文化内涵和外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当然，在推动文创产业的同时，必须未雨绸缪。不应该媚俗，更不应该迁就市场与资本。博物馆推动文创产业，需要画一条红线，不可以降低传统文化价值以逢迎市场，有原则、有品格的文创产品开发，才会得到更多受众的认可。还是以故宫为例，故宫品牌大火，很多人希望分一杯羹，有的甚至脑洞大开玩起了“恶搞”系列，但是这些全部被“一票否决”，故宫文创的原则是“必须健康向上”。

    我们期待，陈列在博物馆中的文物，也能够活活起来，也能够拥有蓬勃的生命力，成为文化与产业融合的旗帜，引领更多的文创产业走向规范发展与成熟。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5月11日17版朱磊《当文物遇到“文创”》）

苏童与王宏图关于南方精神的对话

    王宏图：你曾写过谈论南方精神的文章，能否详细谈谈。

    苏童：在每一个生活在南方的作家眼里，他们的南方都是不同的。我所叙述的南方非常杂乱，也非常具体，这恰好是我能做的，也是我认为贴切的表达，我没法赋予它一个有条理的、整体性的概念。

    我从自己非常熟悉的一条狭窄破旧的小街落笔，它是多少年来被市政建设所遗忘的一条街。我凝望着这条街时，想起了许多往事，那全是些日常生活的镜头，说不上有多少美，但里面透出鲜活的生命气息。那条小街的日常生活节奏非常缓慢，像一只老式的钟，走得很慢，但镇定自若，它与大都市中的快节奏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王宏图：从大处着眼，你对南方有些什么看法？

    苏童：要想用几句话勾勒出南方的整体特征非常难。在南方，语言都不太能交流。比如在我从小生活的苏州，翻过一座山，过一条河，人们说的话就互不相同。我觉得，南方的杂乱无章也并不全是坏事，假如从文学汲取营养这方面着眼，它就有着积极的意义，它就可以演变成非常丰富的素材。那些素材之所以丰富正是因为南方杂乱。但是，从小生长在此的作家，会觉得没有几条线索可以轻易表达他所生长的地域环境，因而对自己写好地域的信心不大。

    也因为南方人多，地域广阔，思想纷杂，工业基础发达，人的精神面目就不是清澈见底的了。南方从来没有一个正统观念，就像两个家庭主妇吵架，她们每次吵架的主题都不是相同的。比如苏州人吵架，总是横生枝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道理，结果很杂乱。

    王宏图：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消费观念也大不一样。

    苏童：南方人想法多，点子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南方的生存环境有关。在南方，人口密集，导致每个人的生存空间变得非常狭小，而每一个人都想得到最好的生存环境，这样就势必促使他们在脑子里、肚子里做文章，尽可能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南方人的精神世界的线条难以勾画，我从来不觉得我在自己的作品里对南方的塑造是成功的。从社会学维度来看，南方人的精神气质是积极向上的。南方人的脑子活络，他们特有的生存境遇，造就了他们对环境特殊的反应方式，他们必定要永远和人打交道，否则就无法在此立足。这培养了智慧和思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南方人比北方人精明，完全是被环境逼出来的。

    南方城市里的小巷曲曲折折，一眼根本望不到底，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那么多的人都要生存，那么多的人在有限的地方都在扩充自己的生存空间，见缝插针，所以平直的巷子在那么多人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中变得弯曲起来。

    另外南方的精神同北方是有差别的，南方没有发生过集体大迁徙，南方人可以义无反顾地抛弃自己的故土，作为生活的必由之路。比如说皖南人在20世纪前半叶所过的漂泊生活，漂泊已经成为他们某个阶段的生活定式。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南方精神。他们可以不吝惜自己的故土，可以不断发展，漂泊是他们的命运。过去的皖南人一直在漂泊，没有大规模的迁徙，是自觉地寻求发展和生存。我想正因为这样南方人的思维比较适合现代工业社会。

    莎士比亚戏剧开始时因其过于“通俗”并没有得到戏剧界的认可，并因其过于“通俗”而被当时的专业戏剧创作者排挤、轻视。不过，大众剧场为其带来了无尚荣耀，之后的岁月，莎士比亚戏剧不仅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经久不衰地演绎，同时也成为戏剧艺术家的必修课，被高高供于戏剧史乃至文学史的神坛之上。这个过程，给我们带来重要的启示：群众文化也能诞生经典；贴近群众的“俗”的艺术，更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群众文化是文学艺术发展的重要契机。

    莎士比亚从一开始就以大众剧场的所有观众为对象，主题包含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台词对白更是取材于群众，大量运用民谚俚语，插科打诨。这与华丽的字句一起，构成奇妙的审美效果，并进入现代英语的血液，成为英语文化的一部分。

    莎士比亚起于“草根”阶层，却广泛受到各个层次观众的热烈追捧，并经历了历史和国界的检验。由“草根”而入“庙堂”的，古今中外，不独莎翁一例。宋代词人柳永，曾因“倚红偎翠”“浅斟低唱”入不得店堂，但谁也否认不了“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事实，“杨柳岸，晓风残月”成为流传千年的经典，他无可厚非地重回并永居庙堂之上。

    早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就分出了贵族派和平民派两种力量。贵族派只为少数贵族服务，虽然在诗歌和法语的发展上做出了卓越贡献，却远没有平民派作家拉伯雷的名气。后者因为用民间语言写出了现实主义关注人性的通俗作品并广泛传播，而在文艺复兴的史册上声名赫赫。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俗”的文化都战胜了以“雅”为出发点的艺术。平民派的“俗”，本质是以人为本，文艺复兴的起源就是挑战教会思想文化的统治，回归最普通大众的人性，因此莎士比亚才能成为英国文艺复兴的伟大代表。

    乔伊斯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尤利画斯》，被誉为20世纪100部最佳英文小说之首，但其情节的复杂性，意识流手法的晦涩性，致使能够阅读这本小说的人寥寥无几。西方现代主义兴起以来，大量文艺家刻意制造陌生化的效果，为作品打上了所谓的“精英”烙印。这种风潮在中国的表现也非常突出，这不应是大多数文艺家长期的艺术追求。专业文学艺术创作往往会在巅峰处走向低谷，失去创作的激情和创新的灵感，而群众文化却更可能推动文学艺术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专业文艺创作者必须正视群众文化的发展，这是应有的正确态度。近年来，不少作家做出了很多尝试，将视角放在普通大众身上，叙写小人物，细描日常生活状态与个体微妙的心理情绪。不过如果是居高临下用专业和高雅的身份去恣意想象和构建群众，不会有群众真正想要的表达。现在群众创造、欣赏、提升文学的水平不断增长，如何正确面对群众文化的兴起和蓬勃发展，在群众文化的土壤上更好地孕育和繁荣专业文学艺术，已是专业文学艺术家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廖文《莎士比亚戏剧：由“俗”到雅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