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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辽宁省庄河市高级中学2016-2017学年高二下学期语文期中考试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关于“和同开珎”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铸造的数量须达到一定规模,交易中才有条件实现物畅其流。因此与西方之币值较高的银币相比,东方的铜钱仍具有自己的优势。而毗邻中亚的新疆地区,受到东西两方面的影响,曾出现过带有两大货币文化之特点的产物。比如于阗的“汉佉二体钱”,圆形,无孔,钱面为汉字“六铢钱”,当中为其族徽;钱幕用佉卢文标出王名,当中为驼纹。它虽然是铜钱,但钱文却是用钢模打压而成,并不是铸出的。再晚些,魏晋时的龟兹地区铸造了带方孔的“汉龟二体钱”,则接近中原货币。唐时,河曲六胡州之安国部所铸的钱,正面与唐“开元通宝”无殊,只在钱幕标出族徽。这表明来华的九姓胡人不仅奉唐之正朔,且亦铸造和使用开元钱。

    海东的情况又不相同,由于与西方距离遥远,所受到的主要是中国的影响。比如日本,这里原来不产铜,元明天皇时在本土发现铜矿,乃称其铜为“和铜”(日本铜),年号也随之改为“和铜”(708—715年)。有了铜,日本开始铸钱,其方孔钱的钱面上铸出“和同开珎”四字。“和同”即“和铜”。吐鲁番所出土的一个寺庙的交纳账中记有“同钱”,那里的“同”也是“铜”字的简写,可与“和同”相参证。这种钱无论形制、尺寸和钱文,均模仿唐朝的“开元通宝”,特别是那个“开”字,更完全照搬开元钱上的特殊写法。“和同开珎”四字的书体颇美观,不过由于其中的“同”是个简化字,所以开元钱上原来用的“寳”字被简化成“珎”,只留下此字当中的一部分。这或许是出于使钱文两侧笔画匀称的考虑。1970年在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文物中,五枚“和同开珎”钱曾引起注意。《文物》月刊于1972年发表的发掘简报将钱文释为“和同开珍”。因为在章草中“珍”字可以这样写,故释文不是没有依据。然而比照钱币史,此说却是讲不通的。

    释“开珎”为“开宝”,笔画匀称并不是唯一的理由。试看从八世纪到十世纪,日本铸造的“皇朝十二钱”,钱文无例外地都叫某某“宝”,如“万年通宝”“隆平永宝”“富寿神宝”“承和昌宝”“乾元大宝”等。十世纪以后日本长期不铸钱,习用宋钱。直到相当于我国明代末叶时才又铸造“宽永通宝”,仍称之为“宝”。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八世纪时会出现一种名“珍”的钱。

    日本古钱皆以“宝”字为称,其实这也是从唐代钱文之“通宝”“重宝”“元宝”“泉宝”等名目中学来,而唐钱并没有称“珍”的。不仅如此,由于唐钱中“开元通宝”行世最久,影响最大,所以开元钱被尊奉为当时东亚的标准货币。它在日本曾被简称“开钱”,“开宝”也是如此。也就是说, “开元通宝”尤其是简化了的“开宝”的叫法,已成为标准货币的通称。日本“皇朝十二钱”中不是还有一种“神功开宝”吗?其上之“寳”字未曾简化,清清楚楚,无可置疑。它与“和同开珎”一样,都叫“开宝”。也就是说,它们均被视为在其所标出的年代中铸造的“开钱”。可见日本当时对唐文化的倾慕几乎达到亦步亦趋的程度。在日本钱问世之初,面前的样板只有一种:那就是唐钱。所以从形制到名号,只有唯唐钱是瞻了。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和同开珎”不能释为“和同开珍”的原因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从八世纪到十世纪,日本铸造的“皇朝十二钱”的钱文都带一“宝”字,比如“万年通宝”,“隆平永宝”等。 B、十世纪后的日本长期不铸钱,习惯使用宋币,在相当于我国明代末叶的时期又铸新币,且仍称之为“宝”。 C、尽管章草中的“珍”字可以写成“珎”字,但用章草字体制作钱文是讲不通的。 D、唐朝的“开元通宝”行世最久,影响最大,曾被尊奉为当时东亚的标准货币,日本难免受开元钱的影响。
(2)、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日本出现钱币“和同开珎”与当时在日本本土发现了铜矿有关,也与日本天皇的“和铜”年号有关。 B、“和同开珎”中的“同”字与吐鲁番出土的寺庙里交纳账中“同钱”的“同”字一样,都是“铜”的简写。 C、“和同开珎”整体上模仿唐朝的圆形方孔钱“开元通宝”,它们在形制、尺寸、钱文布局上均相一致。 D、可能是出于使钱文两侧笔画匀称的考虑,“和同开珎”中的“同”和“珎”都是简化过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相对于西方的银币,东方的铜钱因为在铸造的数量上曾达到一定的规模,因此在交易中较容易实现物畅其流。 B、从不同地区以及不同时代的钱币来看,许多钱币不论其铸造手段如何,或多或少地要受周围文化的影响。 C、日本古钱学习唐代钱文中“通宝”“元宝”等名目,“皇朝十二钱”的钱文都叫某某“宝”,且“宝”字都为简化字。 D、从日本人从形制到名号模仿唐朝的钱币来铸造自己的钱币看,唐朝文化在当时对日本的影响非常大。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后面的下面小题。

微电影大有可为

娄雪

    微电影是指在各种新媒体平台上播放的、适合在移动状态和短时休闲状态下观看的、有完整策划和系统制作体系支持的具有完整故事情节的“微时”放映、“微周期”制作和“微规模投资”的视频短片。其内容融合了幽默搞怪、时尚潮流、公益教育、商业定制等元素,可以单独成篇,也可系列成剧。

    微电影兴起于草根。各种参差不齐的“小短片”,来自于各种相机、DV、手机。后来,类似天堂鸟影像这样的专业机构,使微电影从个人自拍的随性表达,渐渐上升到电影的层次。

    近两年,我国各种类型的微电影呈“井喷式”增长。从电影类型来看,在草根网民的原创作品层出不穷的同时,专业团队为一些品牌量身打造的商业微电影也开始盛行;从制作规模来看,越来越多的专业团队跻身微电影的制作,甚至一些知名导演也加入了微电影的制作行列。微电影的制作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其品质、格调也得以提升,实现了华丽转身。微电影的影响力也在日渐增强,由其催生的短片大赛、微电影大赛、微电影节等活动雨后春笋般涌现。

    微电影的篇幅虽小,却并不影响其主题的深远立意和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一些微电影在实现艺术追求的同时,也主动担负起对社会的责任。以“7·21大雨”为背景创作的系列微电影《大雨》的主要人物都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面对大雨造成的各种困境,他们团结互助、共抗灾难,共同演绎了充满温情与关怀、责任与坚守的感人故事。影片融入纪实的风格,片尾对人物原型的采访,使得“微”中有内涵,“微”中有新意。在传递社会正能量的公益微电影中,《天堂忘记了》镌刻下自闭症少年的心灵界碑;《交易》中的小女孩儿主动找到人贩子,一句“叔叔,你把我卖了吧!我还差1800块钱给妈妈治病”,让观众为之动容;《亲爱的小孩》喊出“温暖2012”,呼吁对于弱势儿童群体的关注一刻都不该停止……这些微电影关注社会事件,从帮扶贫弱、关爱孤儿到保护环境、热爱自然等多个方面,予以理性思考和人文关怀,以艺术的力量担当起社会责任,发出正义之声,温暖人心。

    微电影的播放渠道正日趋多元化。微电影不仅通过网络、移动电话等新媒体呈现,传统的电视播放平台也为它大开“绿灯”。微电影传播平台的增加,微电影制作团队的日渐专业化都让微电影从“非主流”向主流过渡。未来,微电影还可能打包进入主流院线,进入电影发行体系,以更加成熟的姿态面向观众。

(选自《光明日报》有增删)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华武术讲究术道并重

    中华武术,又被称为“中国功夫”,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它既包括实战、搏击的拳法招式以及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的锻炼方法,更承载着积极向上、自强不息、以德服人、以和为贵的优秀理念。由此,传统上我们提倡“以德服人”“以武会友”,本质上是为了提升技艺、促进友谊,而不是一味地好勇斗狠。

    武术是中华文明长期氤氲滋养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健身方法和文化现象。中国武术由“击”和“舞”两种形式构成,“击”即原始的打斗、搏击,“舞”即套路表演。冷兵器时代,对抗性武术是主流,是军事作战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历史的进步,武术逐渐脱离军事武艺,以技击性与艺术性相融合的形式而独立存在。从春秋越女论剑、秦末项庄舞剑,到唐代公孙大娘舞剑器及唐将军裴旻剑舞,都显示出武术不再是纯粹的“暴力打斗”,而成为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是百姓娱乐和生活的一部分。

    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原始本能的抵御外敌、自我保护的武技,诸如泰拳、跆拳道、巴西柔术等也包含各自的“套路”。套路练习和对抗性练习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也是中国传统武术的显著特点。但不同的是,中国武术受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整体观的影响,将人与自然、人体各部分看作一个有机整体,进而形成技法中“内外三合”“周身一家”“形神兼备”等特色内容,演练风格强调“形神兼备、内外兼修”,练习内容注重“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习武者把“闻道”“求道”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追求人我和谐之道。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武术讲究的是“术道并重”。其中,注重武德,是中华武术区别于中华文化圈以外众多技击术的显著文化特征。

    未曾习武先修德,未曾学艺先习礼。我们知道,武德是武术在漫长的实践和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传统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说文解字》中说:“武者,止戈也!”它说的是,“武”字造字之初,就是用武力消灭武力、达到和平之义。《左传》提出,武有七德,如禁暴、保大、定功、安民、和众等。武术的基本规范抱拳礼,寓意着崇德尚礼。坚韧不拔、忠义纯笃、谦和恭敬等厂更是对习武者的基本要求。

    武术的现代化传承需要扬弃旧武德思想中的糟粕,继承和发展传统武德中的精华,关键是树立高尚的品德与宏大的胸怀、气魄,进而培养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自信心,弘扬团结和谐、积极向上的爱国主义精神。

(摘选自《传统武术传承要真正面向大众》)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从娱乐、出行到支付手段,人工智能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今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带来社会建设的新机遇,同时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带来了新挑战。在这些新挑战中,最令普通人关注的,或许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高阶人工智能有没有失控风险?未来的机器会不会挑战人类社会的秩序,甚至获得自主塑造和控制未来的能力?随着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发展,很多人有了这样的担心。

    人工智能会带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影视、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存在的价值。

    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国务院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出,“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AI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相信中国文明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明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08月23日05版,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甲骨文作为直接出自殷商先民之手的文字记录,是真实可靠的殷商王室及贵族文献。由于甲骨文的发现,殷墟作为晚商王庭遗迹的性质得以确认。甲骨文对于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和中国文明史的研究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今年是甲骨文发现两甲子,重温甲骨文的厚重文化价值、总结甲骨文整理研究经验更显重要。

    传统认为,甲骨文整理的理想形式是将刻辞甲骨的照片、拓本和摹本三者配合并同时公布,使研究者相互比照,取长补短。众所周知,考古资料整理的基本原则是真实完整地再现原始材料,甲骨文的整理宗旨当然也是如此。然而从照片、拓本与摹本三种方式所体现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考虑,照片可以原景重现甲骨的面貌,拓本也可以直观反映文字的风格特色,因此对于真实地再现史料,这两种方法都不可或缺。而摹本却不可避免地会加入整理者或摹写者的主观理解及是非判断,相对于照片和拓本,价值最低,对于再现文字史料,其真实性是最不足以信赖的。

    摹本旧称“搨本”,是照相术出现之前古人普遍采用的一种影写复制文字的原始形式,其做法是将纸覆于书画真迹上而描摹之。至北宋金石学初兴,时人以此法摹写铜器碑版文字,或为弥补拓本的不足,更推广为临写移录,作为不能施拓时采录文字资料的权宜手段。高精度照相术的应用,能将需要细审的文字放大到足以辨识的清晰程度,这种情况下摹本的价值自然大为降低。同时对于数量较大的甲骨文整理而言,摹本的制作费时费力,耗银耗材,如果其真实性不尽如人意,不免事倍功半。

    诚然,摹本价值降低并不意味着在甲骨整理著录中完全放弃摹本。对于某些文字内容复杂,照片与拓本都不足以表现刻辞内容的卜辞而言,摹本的制作仍是必要的。因此,今天甲骨文整理工作不应盲目且不加分别地墨守照片、拓本、摹本三法一体的传统著录模式,而应以充分发挥照相技术的优势为宗旨,对每版卜辞资料作具体的分析,选取适合并足以客观呈现甲骨文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的著录形式。这种做法不仅实事求是,客观合理,而且可以避免人力财力的过度浪费。

    甲骨文的整理并不只是为整理而整理,而是为了更好地研究。自1899年甲骨文发现以来,整理与研究就一直成为一事之两面,并行发展。刘鹗著《铁云藏龟》,孙诒让即作《契文举例》;罗振玉辑《殷墟书契》,又著《殷商贞卜文字考》与《殷墟书契考释》。因此,通过适宜合理的整理工作将甲骨文资料真实客观地展现出来,为学者的研究提供完整可信且方便利用的原始材料,即是对甲骨文整理工作的基本要求。

(摘编自冯时《甲骨文整理工作之反思》)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和合”理念具有重要价值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和合”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标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着重要影响。

    在历史上,汉字“和”与“合”有相近涵义。唐代学者孔颖达在解释《礼记·郊特牲》时说,“和,犹合也”。“和合”理念强调世界是人与万物的一体性存在,构成世界的诸多要素存在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在矛盾与融合中共同发展演变,然后产生新要素、新事物、新生命,客观世界因而不断发展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合”是变化之源、运动之力、发展之本、生长之根。

    “和合”理念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首先体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发轫于先秦。《周易》提出“与天地合其德”的天人内在统一思想。《左传》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意思是说,礼是天道与人道相统一的自然法则,必须按礼行事。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直言天人一体。天人合一宇宙观强调整个世界的有机关联,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身与心之间是共生共存共荣的关系。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内含着一种相互联系而非孤立片面看待世界的视角,这让中国人很早就产生了“天下”的观念,视天下为一体。《尚书·尧典》说:“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说明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协和处理不同国家关系的观念,认为不同国家之间应和睦共处、相互合作。在“天下”观的滋养下,中国人生发出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追求和责任担当。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追求天下大同,有一种要共同实现美好生活的担当。

    和而不同的社会观是“和合”理念在社会领域的展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提倡和而不同的人格、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人与人之间有性别、年龄、能力、性格等方面的分别,社会中也有因民族、宗教、地域、阶层、文化、职业等形成的差异,只有在承认和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最大共识,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和谐有序。

    在调适具体的人与人关系上,“和合”理念表现为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其核心是“仁”。“仁”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据着特殊重要地位,孔子将“仁”解释为普遍道德原则,汉代儒学将“仁”解释为“天心”,宋明儒学以“仁”为核心构筑价值体系。千百年来,与人为善、人际和睦、立己达人、推己及人等道德准则已经深深烙印于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之中。

    从宇宙观、国际观到社会观、道德观,中华民族对“和合”理念的认知和践行一以贯之。当今时代,“和合”理念为我们处理各种难题提供了宝贵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等,都体现出“和合”理念的精髓。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把握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的发展实际,我们就可以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作者:陈秉公  摘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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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屏时代”更需要深读静思

张砥

    2019年秋学期起,全国各省(区、市)将分步实施新课程、使用新教材。北京市教委日前透露了本市普通高中新教材编写修订情况,其中古诗文背诵篇目将由原先的14篇增加至72篇。面对这一新变化,点赞者颇多,而学生“头大”、家长“焦虑”者,也不乏其人。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熟读成诵是一项基本学习方法,背诵名篇更是代代相传的实践经验。大幅增加古诗文背诵篇目,是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要之举,更是在树立一种价值导向,那就是经典永远不会褪色,阅读永不会过时。

    毋庸讳言,在习惯了刷屏浏览点点戳戳的生活之后,对于很多人而言,千余字的文章已是不能承受之长,3分钟已是最大阅读续航。有人感慨“书太难读”,似乎以前甘之如饴的小说,如今大家都读不下去,更不必说品读那些大部头的传统经典了。人们越来越依赖网络,然而“数字阅读”却在极大削弱人们阅读复杂深奥内容的能力。以色列学者做过这样一项实验:让一群工科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分别用电脑和纸质图书阅读同一材料,然后回答问题。这些在“读屏时代”成长起来的学生想当然地认为用电脑比读纸书更快更有效,然而答案恰恰相反。

    到底是什么改变了当代人的阅读取向,让深读与静思成为奢侈品?

    首先是“数字阅读”的特性使然。阅读本是一项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的行为,而“数字阅读”的最大问题,就是极易将注意力分散。满屏的“超链接”像一双双充满诱惑的手,将人不断拽入各种阅读场景,透支着本就稀缺的专注。与此同时,一旦适应了这种虚幻的阅读假象,人们的心态就开始悄然改变,“灯下展卷”的悠然不再,“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心境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与时间赛跑”的浮躁与焦虑。这种不假思索的浅阅读,无形中消解着学理逻辑的价值,加剧着思维的浅薄,君不见,一看标题就开骂者大有人在,“标题党”“键盘侠”争锋,俨然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阅读,绝不仅仅是一个信息获取的过程,更关乎人的精神趣味。正如一句名言,“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未经筛选的信息同样不值得读。而这,恐怕就是读屏与读书的区别所在。换而言之,虽然数字化浪潮带来了阅读场景的深刻改变,但通过读书沉淀思想进而形成系统思维的人生成长规律不会变。曾几何时,电视的到来引发了人们对“肢体萎缩”的深刻担忧,而身处“读屏时代”,比蜷缩沙发带来的“肢体萎缩”更危险的,无疑是“大脑萎缩”:思维在光怪陆离中变得僵化,在众声喧哗中变得无知。习惯了“数字阅读”的跳跃、零碎和浮光掠影,我们或许更需要回归传统阅读的节奏、系统与静心思考,找寻那些日渐退化的思维能力。

    在数字世界中流浪,还是在传统图书中安居,这既是习惯,也是选择。我们欣喜地看到,在经历了不少反思后,改变也正在发生:实体书店逐渐告别负增长,一些“高颜值”特色书店已成为越来越多城市的文化景观。事实说明,回归“深阅读”并非遥不可及,只要加以多措并举、因势利导,全民阅读的潜力就能被激发出来。

    书的分量,在思想亦在品格。“读屏时代”,勿忘阅读品格,我们就不会在网络信息中迷失方向。

(选自《北京日报》2018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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