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慈善理念以“养济”为主，直接向各类弱势群体提供衣食救助。养济院、育婴堂、普济堂、粥厂、栖流所、留养局、全节堂等多是秉持这一思想。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开眼看世界的过程中，开始关注西方国家慈善事业的发展，发现中国传统慈善思想在注重“养”的同时，忽略了“教”的内容，在这种背景下，“教养并重”、“教养兼施”开始成为晚清以来我国慈善理念转型及实践的主要内容。

    “教养并重”理念的最初实践多是个人或慈善组织的自发行为，道光年间，裕谦在武昌设立恤孤局，对孤儿因材施教，聪颖者读书识字，平庸者教之纺花、织布、结网、打蕈鞋等手艺。

    清末，清政府也开始逐渐将实践“教养并重”理念上升为国家政策，教授贫民习艺的教养院、工艺局和习艺所也纷纷设立，先在京师五城设教养局以“拘收初犯轻罪之民、给以衣食，教以粗浅工艺”．光绪三十三年，民政部奏请“责成地方官绅以育婴堂附设蒙养学堂，养济院、栖流所、清节堂附设工艺厂”．此后，各地教养局也纷纷建立，譬如天津东门内贡院旧址就设有教养局，设织布、染色、地毯三科，聘用三名日本技师教授简单文字、算术和技艺。

    与此同时，在“民生日蹙，失业日多”的背景下，针对社会普遍的流民问题，“教养并重”理念的实践往往与振兴工艺相结合，并力图使其成为解决民生问题的主要途径。此外，晚清江南地区还设有洗心局、迁善局等，在教以工艺的同时，对流民的思想教育也有所关注，北京工艺局亦然，他们考虑到游民“闲荡日多，骤难就范”，收养之初，先送入迁善所进行思想教育，再教授工艺．这些习艺所、工艺局均以流民、轻度罪犯为教养对象，部分监狱也开始附设习艺所，敦助对象远远超出传统的老弱病残废疾者，在当时强调工艺的背景下，这些机构的教养内容也开始发生变化，将传统手工艺与近代．机器工艺和西方先进文化相结合。光绪三十一年，广仁堂扩充设立女工厂和女学堂，除规定时间教以习字外，大部分时间教授女工西式花辫、机器缝纫、刺绣、草帽辫、毛巾、织布、鳊绒等七科手艺。在倡导“教养并重”理念和相关政策激励下，原有的慈善组织也开始增加了工艺或近代教育的比重．光绪三十年，天津广仁堂筹办了女工厂和女学堂，天津育耍堂创办了女工厂，组织女童半日学习，半日劳动．保定府全节堂附设私塾改为两等小学，并设立直隶女学分校；第二年保定育要堂附设直隶女学堂，堂内所有成耍尽数入学。

进入民国以后，“教养并重”的实践继续发展.1917年京直大水灾救济中，除办理传统的赈济、平粜、粥厂外，还特别强调设立因利局、籽种贷款所、贷纱所等，通过向灾民提供小额贷款的形式，将灾民救济与灾后经济恢复相结合。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各地方救济院规则》，对原有传统慈善组织进行改组和整顿，设立官办救济院，下设养老、孤儿、残废、育婴、施医，贷款六所，贷款所就是“寓教于养”理念的主要体现，该机构向贫民借贷小额资金，不再以教授工艺为主，与清未已有很大的不同。

（摘鳊自郝红暖《慈善理念的近代转型》）

文艺要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

    回顾一年多来众多文艺作品创作，无论是影视剧、歌曲，还是小说及其它作品，都令人感到耳目一新，如《大圣归来》、《三体》等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一些影视剧如《琅琊榜》、《老炮儿》等，在社会各界也都引起热烈反响，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老百姓常常对此津津乐道，感觉这是为人民群众奉上了一道道精神文化大餐。

    这些好的文艺作品为何能受到人民群众如此喜爱？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即是这些文艺作品来源于人民群众，它接地气，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把人民群众生活中最真实、最真切、最真挚的一面充分挖掘和表达出来，祛除了作品的空洞泛化，杜绝了作品的虚构简化，让人民群众亲身从这些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的真实生活影像，看到了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淳朴民风、热情态度、勤劳创造和真实情感，看到了那些有血有肉、精神高大的大众群体，寻到了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因而有一种真切的“获得感”。

    这些真切的“获得感”，首先表达了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渴望。事实上，人民群众不是没有艺术鉴赏能力，而是喜欢真正有思想、有道德、有温度、有高度，能够号准时代脉搏、真实反映人民群众悲苦和欢乐的作品。比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曾让我们热泪盈眶，当这部作品被搬上荧屏后，我们切身感受到的是来自对再现现实生活的真切呼唤。虽然这部作品的创作年代在上个世纪，但是这部作品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让我们忘怀。我们喜欢作品中的人物，崇尚作品人物的精神品格，因为这部作品的的确确让我们感受到了普通百姓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望。

    这些真切的“获得感”，还让人民群众在不知不觉中提升了自己的精神境界。最近一个时期被陆续推出的一系列展现人间正道的文艺作品，不仅为人民群众送来了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而且也向社会不断传递着满满的正能量，润物无声地起到了引领社会新风尚的作用。《老炮儿》之所以一炮打响，就是因为它呼唤的是对“规矩”的回归，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构建诚信社会的共同心声。而《老炮儿》的走红，无疑为构建什么样的诚信社会，树立了可亲、可敬、可学、可做的榜样，而且将人人具有的向善天性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在欣赏的同时，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做。故而可以说，这种“获得感”的效应和作用，的确难以估量。

    由此可见，人民群众喜欢的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文艺作品，喜欢的是文艺作品对现实的真切关怀和真实再现，希望从文艺作品中得到更多的“获得感”，不断充实和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让精神文明之翼也和物质文明翅膀一样硬起来，如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康社会。因此，作为每一位文艺创作者，都应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深入生活，扎根于人民，为人民而作。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

（选自《中国文明网》有删改）

“微”文化与“被碎片化”

刘阳

    美国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曾大声疾呼要对电视保持警惕，倘若他看到今天的媒体变迁状况，或许会将矛头调转，指向比电视更小的屏幕——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而他所担忧的过分依赖技术来追求最高效率对文化积淀的侵蚀，用于阐释眼下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会更恰如其分。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智能手机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和消费文化的主要载体，我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微博，在生活节奏极快的现代社会，已成为人们在无数个碎片化的闲暇时间里获取信息和表达自我最便捷的方式。正是在微博热的“点化”下，一系列以“微”著称的文化消费形式应运而生——字数不超过140字的微小说、对话不超过140字的微访谈、时间不超过300秒的微电影……在拥有无限空间和容量的数字化世界里，它们如无数个碎片向我们袭来，充塞着所有时间。

    “微博了一年，没怎么看电视，把放那儿的时间变成了刷屏，觉得时间被浪费，其实是换了个地方挥霍而已。”电影导演何平在自己微博上抒发的这番感慨，或许正好说出了我们面对“微”文化时隐约的焦虑。

    1971年，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对现代人的注意力匮乏症做出了最好的诊断：信息消耗的是接收者的注意力，信息的聚敛必然意味着注意力匮乏。在海量的“微”文化产品面前，人们的种种欲罢不能，恰好印证了这个观点——在适应了140个字的阅读之后，许多人很难再捡起一部几百页的书本；在习惯了不超过几百秒的电影之后，要在影院里看一场两三个小时的电影会变得如坐针毡。当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被多如牛毛的“微”文化产品肢解时，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欣赏一场演出，甚至直面内心的冥想与沉思，都变成了奢侈的事。

    “微”文化产品的另一个副作用是逻辑思维的“被碎片化”导致的思维能力弱化。虽然文化产品的思想文化含量并非取决于其规模或篇幅的大小，但以“微”文化产品如此“迷你”的体量，要承载起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力量却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我们陶醉于它带来的短暂快感时，很难再就某一人、某一事进行一探到底的研究和追问。于是，完整的、有纵深感的知识体系也就难以形成，系统的、层层递进的逻辑思维也便搁于浅滩。对于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来说，这样的文化产品即使再多，也只是如细沙堆积。而探求与追问精神的缺失，则会最终将我们引入迷失自我的无限苍茫。

    上世纪早期，英国文学家奥尔德斯·赫胥黎在其著作《重访美丽新世界》里，对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而感到忧心忡忡——真理淹没于无聊烦琐的世事，人们毁于他们热爱的东西。这则来自上个世纪的箴言，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有着别样的意义。在碎片化的时间里，用“微”文化消费代替“无所事事”固然是种进步，但如果它变成阻碍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桎梏，则应引起我们的反思。从“没有时间”到“更没有时间”，从“碎片化”到“被碎片化”，这是一个颇有些尴尬的冷笑话。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中国书法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它的形式美建立在几千年汉字的特殊形式基础上，线条在运动中构成活泼的生命。汉代蔡邕曾说：“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这里的“形”，包括了天地万物及人的本身。以后的研究者都离不开这个大范围。直到康有为，简捷地表明：“盖书，形学也，有形则有势。”“势”是动态，进一步有了“意”，即意味、意蕴，“意”扩大了空间、时间，没有穷尽。中国书法艺术积淀了自身的审美意味，它是作者与接受者共同的创造。

    艺术家应该以更加包容与开放的心态面对传统，面对古人、今人、世界，要善于吸收古今中外所有文化艺术精华，同时还要善于在生活里发现美。古人论书“万岁枯藤”“千里阵云”“惊蛇入草”“飞鸟入林”这些都是在自然中妙悟笔法的例子。书法的节奏与韵律，也与音乐、舞蹈相通。杜甫说“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一个书法家的成长，要重视对经典法帖碑刻的学习，还要重视在“字外功夫”上参悟，要“书内书外，艺道并进”。读书与游历，尤其是不可缺少的功课。

    明代董其昌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近现代黄宾虹说“凡病可医，唯俗病难医。医治有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多，则积理富，气质换；游历广，则眼界明，胸襟扩，俗病可去也”。知识学问的来源无外乎读书、行路。读书与行路，不仅有增进知识的作用，更有变化气质、医俗的意义。这里说的读书和行路，不是一般的“读”书，也不是一般的“行”路。齐白石老年时“五出五归”，游历大江南北，饱览名山大川，就是深入生活、师法造化，开拓了眼界和心胸，对其“衰年变法”有重大意义。林散之晚年在其《书法选集·自序》中回忆远游的经历：“行越七省，跋涉一万八千余里，道路梗塞，风雨艰难，亦云苦矣”，然而苦则苦，此行得“画稿八百余幅、诗二百余首”，对其眼界胸襟的拓展，其意义更是无法计量。今人出行，都是借助飞机、火车这些现代交通工具，与古人那种长途艰难跋涉，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我们也要与时俱进，以新的审美眼光面对新事物，开拓新思想，运用新语言。读书与游历，是有机统一的。我们不要把“行万里路”当作浮光掠影一般的游览，要深入了解社会，体验大众生活，由此化为自己的气质。艺术源于生活这个道理，各门艺术有共性，也有特殊性。

    在研究书法本身特殊的规律时，天地万物、自然界、社会界，一直到人本身，都可以启发我们在艺术上的想象力。苏东坡在黄州流放期间，写出了《赤壁赋》《黄州寒食帖》等千古佳作。人生经历是非常宝贵的财富，要善于体验人生的各种生活，观察社会的不同面貌，还要如黄庭坚“得江山之助”。于此，科学与艺术同理。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是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步的源泉。”

（摘编自沈鹏《漫谈国学修养与书法》，《光明日报》2016年11月10日11版）

“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丑中之美

    庄子及其后学以“道”的自然无为为美，其根本表现是在个体人格的自由上。因而，在庄子及其后学看来，人的外形的丑丝毫也不妨碍他具有精神的美，得到人们的爱慕。庄子一方面赞赏他理想中的“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的“神人”，另一方面又丝毫不歧视形体残缺丑陋，却具有精神人格美的人。在中国美学史上，也是庄子第一个明确地谈到了丑的问题，指出了在丑的外形之中完全可以包含超越于丑的形体的精神美。

    《德充符》中通过许多寓言说明了这个道理。卫国的哀骀是一个奇丑的人，“以恶（丑）骇天下”，然而“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十数而未止也”。鲁哀公和他相处不过数月就想请他当宰相。庄子以文学的夸张笔法，描写了这个奇丑者得到了包括妇女在内的许多人的爱慕，同时又借孔丘之口说明了他之所以得到爱慕的原因：“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而所谓“使其形者”就是精神。人们之所以爱这个奇丑的人物，就是爱他的“全德”，爱他的精神美。“闉跂支离无脤”“瓮盎大瘿”都是一些腰弯及于脚趾、形体残缺没有嘴唇、身上长着像盆瓮一样大的瘤子的奇丑人物，然而前者说卫灵公，后者说齐桓公，都得到了赏识和喜爱，以至卫灵公、齐桓公看起那些形体齐全的人来，反而觉得“其脰肩肩（瘦小样子）”，矮小可怜了。庄子认为，这是“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的缘故。这些奇丑人物，由于他们有人格精神上的美，所以人们就忘掉了他们形体的丑陋，看上去反而比形体健全的人更加高大了。庄子看到了人的内在精神美能够压倒和克服外在形体的丑，“形骸之外”的美高于“形骸之内”的美。在追求着个体人格自由的庄子眼里，就连汲汲于仁义、不懂得自然无为之道的孔子，虽然形体健全，但较之于被砍掉了一只脚，却懂得自然无为之道的“兀者叔山”，在精神上是遭受了无可解救的“天刑”的。在庄子看来，这种精神上的刑残比肉体上的刑残更加可悲。庄子一点也不忽视形体的美，但更加重视精神的美。这种对于人的精神美的高度重视和追求，后来在魏晋时期的美学中得到了发展。

    从艺术史上看，庄子认为在丑怪的形相中可以包含强烈的精神美的思想，曾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明显的影响。五代人物画家禅月大师贯休的人物画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贯休是禅宗的信奉者，曾被皇家授予师号。而禅宗的思想，是同道家的思想密切联系着的。贯休所画的人物，其形相十分怪异甚至丑陋，却又使人感到有一种内在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其名作十六帧水墨罗汉，骨相奇特古怪，为前代所找不出的。例如有庞眉大目者，孕颐隆鼻者，倚松石者，坐山水者。以之与阎立本的帝王图相对照，虽则坚实劲拔的笔致，略有相似，而人物的形态完全不同。阎氏的人物庄严肃穆，是一种士大夫社会的正型。而贯休的人物怪骇突兀，宛如战斗时神经紧张的一种变型”。完全可以说，在中国美学史上，对丑怪之美的肯定，为庄子美学所特有。这也是一般浪漫主义美学所共有的特色。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则是排斥丑怪之美的。

    一年多来，面对美方不断升级中美经贸摩擦，中国政府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与人民根本利益。当前，舆论战已成为贸易战的一部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尤为重要。

    爱国主义精神具有深厚的历史性。爱国主义精神具有厚重的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血脉。泱泱五千年的文明史和中国共产党近百年之奋斗史，书写了中华民族奋进途中的艰辛与血泪。可以说，中华民族奋进的历史进程，就是爱国主义精神不断形成，积聚与升华的历史进程。历经岁月洗礼，爱国主义精神深深镌刻在华夏文明的血脉中，铸刻在每位华夏儿女的心灵中，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

    爱国主义精神具有极强的传承力与感染力。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描述在抗击侵略中的中国人民：“面对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机，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进发出来。全体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共御外侮，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为尊严而战，汇聚起气势磅礴的力量。”爱国主义精神在国家遭受危机时能够引领思想、集聚力量，凝聚人心，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与号召力。我们面对美国霸凌主义不会屈服与退缩，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必将一如既往地发挥出强大而深远的传承力与感染力。

    爱国主义精神具有坚韧性，顽强性与理性。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曾面临无数风险与考验，爱国主义精神表现为中华民族在多灾多难中磨炼而出的斗争之坚韧、拼搏之顽强与奋争之理性，是支撑起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中华民族在爱国主义精神引领下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美国一些政客所谓美国施舍的，而是在爱国主义精神的引领下，用坚韧不拔的意志、顽强拼搏的汗水与出类拔萃的智慧干出来的。“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美方发起贸易战不会阻断中国发展之路，任何恫吓和威胁伎俩只会激发中国人民攻坚克难的勇气、砥砺奋进的士气与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硬气。

    中国人民在中美贸易战中表现出的爱国主义并不是民粹主义，而是一种天然质朴的情感。面对美方不断升级对华经贸摩擦，素有深厚爱国主义情怀的中国人民在言论和行动上同国家的立场和行动高度一致，这是再朴素自然不过的情感，再正常不过的态度，再合理不过的行为。给这样淳朴的爱国主义插上民粹主义的标签，显然是错误的。

    中国人民在中美贸易战中表现出的爱国主义也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一种理性开放、成熟求是的心态。在美方不断升级对华经贸摩擦的情况下，中华儿女团结一致，坚定支持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维护民族尊严之表现。同时；面对美方打压，中国政府和人民特别强调要“集中力量做好自己的事”，并没有出现情绪化、排外性的行为。将这种理性成熟的爱国主义视为民族主义，显然是混淆是非的奇谈怪论。

    毫无疑问，面对汹涌而来的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我们更需弘扬理性的爱国主义精神，反对情绪宣泄式的非理智“爱国”行为，防止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行为和极端民族主义行为，维护中国的道义形象，彰显中国的坚韧力量，传播中国的积极主张，努力赢得国际社会对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反对贸易霸凌主义的支持。

    中美经贸摩擦不仅是贸易之战，更是一场持久的综合角力。我们需认清贸易战的实质，坚持以爱国主义为引领，始终保持自强不息的定力、自力更生的能力与爱国奋斗的动力，做好全方位应战。

（摘编自张彦《岂能把爱国情怀视为民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