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奖要经得住时间考验

沈致远

    ①据不完全统计，国际性科学奖共有十几种，有的奖金额超过诺贝尔奖。为何诺贝尔奖一枝独秀？

    ②科学奖的作用在于推动科学发展，设置科学奖应符合几项原则。首先是国际性，更重要的是科学性，自然科学是实证性的，判断真伪之唯一标准是实验。自创立迄今，诺贝尔科学奖一直坚守以实验为准的基本原则，这就是它百年来一枝独秀“秘密”之所在。

    ③在科学性上，其余诸奖良莠不齐。以奖金超过诺贝尔奖的基本物理学奖为例，其获奖人中有七位不符科学性。一位是霍金，他的“黑洞霍金辐射”只是一种假说，并未被实验证实。此外共有六位弦论者获奖，其中威腾是弦论者公认的领袖。多年来，弦论被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但至今既无实验证明，也提不出像样的预言可供检验。弦论对物理学的发展乏善可陈，居然有六人获得基本物理学奖。

    ④借科学之名以“提倡宗教进步”的邓普顿奖，奖金也超过诺贝尔奖。获奖者除基督教神职人员外，也有科学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戴森获得2000年邓普顿奖，他是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著名物理学家，折节俯就令人惋惜。

    ⑤创立于1991年，以“博君一笑，发人深思”为宗旨的搞笑诺贝尔奖只颁奖状不发奖金。别以为只是开玩笑，其2000年获奖者之一基姆获得了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可见“发人深思”并非虚言，寓思于乐，别具一格。

    ⑥科学奖提升科学家及其科学成就的知名度，使公众认识到科学之重要性。李政道和杨振宁提出“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由吴健雄等以实验证实，这是突破性的重大科学成就。公众不知弱相互作用为何物，遑论宇称不守恒。1957年李、杨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家喻户晓，激励许多青年献身物理学研究。由此可见奖金之作用。尽管如此，奖金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否则就是本末倒置。年前，我收到某部门召开座谈会的内部通知说：为发展我国科学以早日获得诺贝尔奖出谋献策。我当即写信给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科学家，坦言：怎么能将诺贝尔奖作为发展我国科学之目的？幸而是内部通知，否则公开后将贻笑大方。他同意我的意见，经他建议改变了会议宗旨。

    ⑦科学家对是否获奖应以平常心待之。美国遗传学家沃森和英国生物学界克里克发现基因之载体去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这是继达尔文之后生物学划时代的重大成就。两人首先想到的不是诺贝尔奖，而是：“我们发现了生命之奥秘。”对广义相对论和核力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美国物理学家韦勒，获悉别人剽窃他首先提出的核力异常现象发表论文而获得197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一笑置之说：“我下一次要小心点。”真正的科学家神游于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生命之妙、意识之谜，怡然自得乐在其中，奖金于我何有哉？

挺拔之姿

朱以撒

    晋人普遍有好竹之癖，打开魏晋史册，一群生机勃勃我行我素的人就涌了出来，在山阴道上的竹林深处，放浪形骸，快然自足，得大自在。

    这当然是我三十几岁以后才意识到的。我和魏晋间人相近之处，就是有过比较长的山野生活，与竹相近。常常会站在山顶，看山峦连绵起伏，竹海无际。那时我想着自己的出路，如果能像一竿竹子这般凌空而起那就好了。竹海里纤尘不染，枝叶让天水洗净，摇曳中偶尔闪过阳光的光泽，它们的顶端是最先接触到每一天太阳的光芒的，不禁使我艳羡。山野稼穑，先是基于温饱的认识——每一竿竹都可以构成生存的支架，把一个个家庭托住，不至于坠入饥寒之中。而每一枚笋，春日之笋也罢，冬日之笋也罢，对于一位腹内空洞的人而言，简单地烹调之后，无异于美味了。那些没有成为餐桌美味者，不舍昼夜继续伸长，令人仰望。那些被山农认为是成熟了的竹子，在叮叮咚咚的刀斧声中倒下，削去枝叶，顺着规划好的坡道滑下，被长长的平板车载着，进入再加工的程序。和竹子一样，人也是善于生存的植物，贫瘠清苦中也会挣扎着生长。我注意到一些竹子的确没有长好，是吃力地拱出石块的，此后也就一直不能顺畅，总是被压制着扭曲着，不禁让人生出怜悯。只是我一直认为它会更具备倔强的美感，它的根后来制成了一个老者形象的工艺品，比其他的更有铁枝虬干的峥嵘了。

    待到我在鹤峰原度假，已经到了闲适的年龄了。风随夕阳西下而愈加强劲，一些植物已在形态上仓皇失措，叶片翻飞如鸟兽惊散。竹林在随风俯仰中显示了一种从容，在徐徐的摇曳里，山野之风的张狂之力往往被斯文地化解开来。在魏晋的文字中有不少“徐徐”的记录，“徐徐”看起来只是肢体上的动作，实则是内心的从容优雅。内心慢了，整个人的举止也就慢了，斯文了，有风度了。竹被称为四君子之一，它在四君子中是最为清俊的，风来了，风过了，余韵袅袅。

    竹子从笋尖出土就开始了笔直向上的里程，追慕光明，从而略去了许多天下扰攘。竹子作为人格气节的象征是有道理的。屈原的《离骚》充满了香草的芳香，可惜，他写的都是湘沅泽畔之物。他一定离竹林很远吧，要不，他一定会以孤竹自况，向楚怀王表示自己砥节立行的井渫之洁和安穷乐志卓然自异于俗常的格调——以竹子作为喻体，会胜过那些优柔的香草，也会使屈原风骨遒劲，不至于最终绝望而自沉汨罗。当然，竹子在我眼中也有一些孤高兀傲的意象。争相轩邈，思逐风云，都像梁山好汉单干时那般独标奇崛。相比于王维在夜间的竹林里又是弹琴又是长啸，弄得一片喧哗，我则以为竹下独坐静听风来会更与竹默契。李白就是这般静静地坐在敬亭山上的。竹是清肃之物，郑板桥曾在《兰竹石图》上题写了“各适其天，各全其性”，认为它是循自然之道的。如果它是一个人，一定是心怀素淡，性喜萧散，有一些不可犯之色。每一个人的内心都会有一个位置来安放一竿竹子，或者一片竹林。所谓风骨，就是内在的支撑。

    一个人爱竹，在他笔下会有哪一些流露呢，真要用两个字说道，那就是“清”和“简”了。庾子山在《小园赋》中有不少数字，不过最让人欣赏的是“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读到此处，清出来了，简也出来了。在魏晋这样一个尚竹时代，竹是环境的背景，也是心境的背景，如果观察他们的雅集轨迹，竹林七贤、金谷宴集、兰亭修禊，都是在茂林修竹间，在这里挥麈清谈、稽古观心，是很有一些清简之趣的，像王羲之的《大道帖》、王献之的《鸭头丸帖》、王珣的《伯远帖》，都那么小，一张便笺般大小，清简出风尘，三笔两笔，精气神都聚于此了。在笔墨清简的背后是唯美的人格——一个人可以奇点、怪点，也可以不循常轨剑走偏锋，却不可落入尘俗的泥淖里。想想当年的阮籍，以青眼、白眼待人，相比于今人内怀奔竞之心，好冠盖征逐之交，那时节的人在处理人的关系上显然清简得多。

    我是在农耕兄弟的老房舍里大量的竹器中看到竹子之力的，力透到寻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紧紧地箍住了一家人的生活、一个村子的生活，不使失散。渐渐地，在竹林环绕中的人们也有了坚韧和忍耐。实在的劳作泥泥水水寒暑无间，使人长于自守，默然无语。而另一面又使我察觉到民风的强悍，只是平素在体力蓄积着，不使外泄。所不同的是农耕者远没有竹子的挺拔俊秀，少年时过早地负重，后来再也长不高了。尽管我离开那里很久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他们就是一片会行走的竹子。

    回到城里看到的更多是与园林建筑相匹配的纤纤细竹，优雅而有骨感。进入古色古香的庭院，玩味钟鼎彝器、瓦甓青花，又翻动图籍残纸。忽然有一缕淡淡的流逝感浮了上来——日子是越发小巧婉约起来了。算算此时，是农历的六月七月之交，时晴时雨，山野在潮湿中，无数的竹鞭在奋力吮吸，竹节争先向上，风雅鼓荡，场面奇崛，整座山岭充盈着大气与生机，让热烈的阳光照彻。

柳青的遗产

路遥

    ①比之某些著作浩繁的作家来说，柳青留给我们的作品也许不够多。可是，如果拿一两金银和一斤铜铁相比，其价值又怎样呢？

    ②是的，这位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其一生的文学活动中，即使创作巴掌大一片东西，他也尽力用他独特的艺术雕刀精心镂刻，尽可能避免一种工匠式的制造。至于他那部未完成的史诗《创业史》，几乎耗去了他整个生命的三分之一。尽管这座结构宏大的建筑物永远再不可能完整一体，而就其现成的部分也不是完美无缺，但它仍然会让现在和以后的人们所珍重。

    ③柳青是这样的一种人：他时刻把公民性和艺术家巨大的诗情溶解在一起。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始终像燃烧的火焰和激荡的水流。他竭力想让人们在大合唱中清楚地听见他自己的歌喉，使自己突出于一般人。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又严格的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公民，尽力要求自己不丧失一个普通人的感觉。他多年像农民一样生活在农村，像一个普通基层干部那样做了许多具体工作。

    ④作家当年毅然地离开繁华的大城市，身居皇甫村一个破庙改建的院宅里，眼睛琐碎地扫描着周围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而另一方面又把眼光投射到更广大的世界。他一只手拿着显微镜在观察皇甫村及其周围的生活，另一只手拿着望远镜在瞭望终南山以外的地方。因此，他的作品不仅显示了生活细部的逼真精细，同时在总体上又体现出了史诗式的宏大雄伟。只有少数天才才能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当我们读《创业史》时，常感到作品所展现的整个那段生活就像一条宽阔的长河在眼前淌过；而在这条波涛汹涌的长河中，我们如果在任何一个湾道里停下来，便会发现那里也是一个天地——而且每一处都有一种独特的风光。像《创业史》第二部第二十五章梁大和他儿子生禄在屋里谈话的那种场面，简直让人感到是跟着这位患哮喘病的老头，悄悄把这家人的窗户纸用舌头舐破，站在他们的屋外敛声屏气所偷看到的。

    ⑤毫无疑问，这位作家用他的全部创作活动说明，他并不仅仅满足于对周围生活的稔熟而透彻地了解；他同时还把自己的眼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和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中去，以便将自己所获得的那些生活的细碎的切片，投放到一个广阔的社会和深远的历史的大幕上去检查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他绝不是一个仅仅迷恋生活小故事的人。如果是这样，他也许只能给我们留下一些勾勒得出色的素描，而不会把《创业史》那样一幅巨大的油画挂在我国当代文学的画廊里。

    ⑥没见过柳青的人，都听过传闻说这位作家怎样穿着对襟衣服，头戴瓜皮帽，简直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或者像小镇上的一个钟表修理匠。是的，他就是这副模样。可是，这样一个柳青很快就能变成另外一个柳青：一身西装，一副学究式的金丝边眼镜，用流利的英语和外国人侃侃而谈。有关国内和国外的政治、经济、民族、历史、文化、地理，几乎世界上的一切方面都在这个貌似农民的作家的视野之内；而且他不仅通晓这些方向的问题，也往往对这些问题有一种叫你感到新奇而独到的见解。在他晚年换过几处的寓所的墙壁上，没有什么其它装饰，往往只挂一张中国地图和一张世界地图。他会不时走到地图前，用枯瘦的手指头一下子指住他正在谈论的中国或外国的一个地方。他有时会指着地图，给你讲述半天有关英国或法国农业的历史和现状、有关加拿大小麦种植方面的情况等等。这时你会觉得他不是一个作家，而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位专家。他在写作《创业史》的时候，还写了关于改变陕北山区农业经营方式的论文。他在论文中引用了大量有关国外农业方面的资料，使一些著名的农业专家感到吃惊。正是作家具有这种辽阔的视野和广泛的学识，加上他对生活的透彻的了解，才能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史诗的品质。他的作品决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山药蛋”。

    ⑦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柳青五年前已经离开了我们。但这位作家无疑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不薄的遗产。作为晚辈，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他的馈赠。

火眼金睛

侯发山

    大高是河洛地区远近闻名的杂技演员。一般杂技演员都有绝招，否则，难以在这个行当里混，一招鲜，吃遍天嘛。可能大家都看过“口中喷火”的杂技，演员嘴里能喷出长长的火龙，或一团一团的火球。大高早就不玩这个了。按他的说法，这个是初级的，他玩的是眼中喷火，两股火苗从眼睛里喷出，像两条火蛇一样，而且，不是直线飞射，带拐弯的，像是舞蹈着的火龙。想想就很精彩，刺激。当初，这个杂技没名字，传得久了，大家就叫它“火眼金睛”。

    大高有个徒弟叫阿三。说是徒弟，其实就是个跟班打杂的，跑跑腿，搬搬道具。阿三一直想学习“火眼金晴”，这也是他当初拜大高为师的原因，大高没有答应。问的次数多了，大高就告诉阿三，说眼里喷火是所有火术表演中最危险的，演员必须具有高超的技艺，竭尽所能去保证自身和周围观众的安全。因为表演过程需要火焰、易燃物和有毒燃料的参与，一不小心非死即伤。

    这话说得语重心长，阿三却不以为然，以为大高自私，担心“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跟老辈子那些师傅一样，都要留一手。

    死了张屠户，不吃带毛猪。阿三耳濡目染，加上偷偷观看师傅练习，也学得八九不离十。私下里，阿三瞒着师傅训练。阿三练习的时候，没有使用燃料，他倒不是怕危险，怕被师傅发现，就用水来替代燃料练习，练习的重点是如何控制喷射的方向和连贯性。

    这天，阿三的老父亲老树来看望阿三。阿三正在配燃料（这个配方大高倒没有隐瞒，每次表演都安排阿三配制），当晚有一场表演，阿三不敢怠慢。老树看到地上滚落的空酒瓶，顺嘴问道：“用酒代替燃料？咋不用汽油和酒精呢？”阿三说：“师傅说过，汽油和酒精是最危险的，千万不能使用，一不小心就会烧伤演员。”

    老树问阿三：“你还没学会‘火眼金睛’？”

    阿三哀怨地说：“师傅不教我。”

    老树叹口气，好久，才恨恨地说：“当年我送你到这里，就是为了学习这个独门绝技。”

    阿三说：“我偷偷学着呢。”

    “阿三，阿三。”前台大高在喊。

    “来了，师傅！”阿三应答着出去了。

    大高说：“阿三，今天晚上你表演‘火眼金睛’。”

    “师傅，我，我……”阿三有点不自然，莫非师傅知道自己偷学的事儿？

    大高没有兴师问罪的意思，拍了拍阿三的肩膀，说：“今天不是你老父亲来了吗？你就好好给他老人家表演一番，我知道你能行的。不慌张，我给你当助手。”

    “师傅……”阿三的不自然很快被感动代替。

    接下来，大高就给阿三讲解了几个要点，然后鼓励他上台表演。

    就这样，阿三几个跟头的热身之后，开始正式表演“火眼金睛”。

    没想到，两股火苗刚从阿三的眼里喷出，只听阿三“啊”地惨叫一声倒在地上，不停地在大桌上翻滚——阿三的两只眼睛着火了！

    大高明白过来后急忙扑火。后来，阿三被送往医院，性命无忧，两只眼睛给烧毁了。

    阿三的父亲老树要到官府告大高。大高求情道：“阿三残废了，今后怎么生活？不如让他跟着我，我保证一辈子照顾他，并教他几个能够养活自己的杂技。”

    老树想了想，也就答应了。

    后来，师傅两人无意中说起那次意外。大高说，那次燃料被人更换，添加了汽油。

    阿三大吃一惊，气愤地说：“师傅，果真如此？您怎么不报官啊？”

    “没有证据，报官也没用。”大高说罢，长叹一声。

    其实，大高已经猜测到，那次从中做手脚的是阿三的父亲老树，害怕自己吃官司，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大高知道，一旦猜测被证实，老树的牢狱之灾是免不掉的。阿三呢？他如何接受这个现实？

    所以，大高没有报官。

    有一次回家，阿三跟父亲老树说起这事。老树默了半天，才说：“阿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以后你要好好待你的师傅！”

    阿三懵懂地点了点头，感觉这天父亲跟往常不一样，有点怪怪的。

    不过，自从阿三的眼睛失明后，大高再没表演过“火眼金睛”，以至于到了今天，这门杂技也就失传了。

（节选自《小说月刊》2018年6期）

    戏曲作为综合艺术，吸收了多种其他艺术门类的优长和手段，融为一体，创造了在世界舞台上独树一帜的艺术。以武打为突出特征的武戏，堪称世界剧坛的一朵奇葩，集中而鲜明地体现着戏曲的中华美学特色和独具优势的艺术表现力。

    武戏历史久远，文化积淀深厚。京剧形成初期，武戏依然保持着粗犷的古朴之风，注重勇猛、激烈的跌打翻扑，不太讲究造型、做戏。随着剧种的成熟、发展，经过几代艺术家特别是作为“武戏文唱”的引领者杨小楼的执着进取，在继承传统武打技术的基础上，一方面对技巧动作加以美化，增强舞蹈性，另一方面强调基本技术服从剧情和表演的需要，使技巧动作成为一种优美的舞姿和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段，并与唱、念、做结合运用，让武戏得到整体提升，留下许多具有精美观赏价值的经典之作。

    武戏美在哪里？第一层次是“形式感知”。武戏以动作因素为主，演员把握自己的动作，按一定的节奏在时间和空间中延伸，通过强与弱、快与慢、刚与柔、动与静的变化，呈现流动和瞬间的美，加上开打、翻跌、下高、打出手等高难度惊险动作的穿插运用，带来的悬念和惊叹，显然更直观，更富于视觉的冲击力。这也是人们被京剧吸引往往从武戏开始，京剧走出国门必带武戏的重要原因。第二个层次是“同情与共感”。武戏流传至今的优秀剧目，内容大多数弘扬的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如保家卫国、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除暴安良、抱打不平的侠义精神，塑造了许多忠臣良将和民间英雄人物，传达的是正能量。即使是反面或性格复杂多面的角色，也能够通过细致入微的刻画，脸谱、神态、身段表演等鲜活地揭示其本来面目，于恶中见美，美中见恶，取得观众的审美认同。

    美是难以被忘记的。京剧艺术博大精深，绚丽多姿，文戏、武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前些年武戏的势弱，出自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因除了大众娱乐日趋多元，流行文化的冲击，还有武戏演出对场地、环境的要求严于文戏，造成展示机会较少，多年来在大型演唱会中只能于开头、结尾烘托气氛，难以尽显完整风貌。内因则表现为传承、创新乏力，随着一代技艺精湛的老艺术家先后离去，舞台水准下滑，难以适应新、老观众的审美需求。

    当前，武戏振兴迎来新的良好机遇。以传统为根脉，不仅指具体的戏与技巧，还有前辈艺术家积累的经验和启示。高盛麟先生曾对武戏演员提出“三要”：一要打好基础，意指基本功要规范、扎实、过硬，唱、念、做、打可以有所侧重，但不可偏废，才能真正体现武戏的整体美；二是演好人物，包括准确把握人物的个性，处理好技术与人物的关系，表演要有真实感，脱离生活和人物的技巧堆积再多，也无美可言；三要跟上时代，了解时代和观众的审美取向，对武戏有所创新，有所丰富。尤其是武戏的新剧创作很少，值得分外重视。

    武戏之美亦中华文化之美。武戏的“精气神”，将会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摘编自刘连群《弘扬武戏之美》，《人民日报》2019年07月11日）

    中华文明被称为礼乐文明，是因为礼乐在社会组织和道德教化中发挥了基础作用。据文献记载，周公在西周立国之初就开启了礼乐文明的建构过程。直到西周中叶，经百余年努力，殷商的祭祀礼仪改造为周代的礼乐制度才正式完成。

    西周所形成的礼乐文明，正是催生儒家学说的母体和温床。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促使孔子反思礼乐制度崩解的原因，从理论上总结礼乐文明的精神内核，从而创立了儒家学派。没有周公，则礼乐文明体系难以建立；没有孔子，则礼乐文明的精神就难以大白于天下，而这正是唐代以前周孔并称的原因所在。所以，若要认识周代礼乐文明的精神特质，就要学习孔子思想；但从产生的次序看，则是先有礼乐文明，后有儒家学说。周制是孔子心仪的文明形态，儒学则是孔子对于周礼的思想提炼。因此，礼乐制度才是儒学的社会存在之“体”。

    孔子的儒学思想有两个核心概念，即仁和礼。孔子关于仁有许多说法，最基本的是“仁者爱人”，将仁看作是人与人相亲相爱的真诚情感。孔子以仁为礼的基础，没有仁，礼就会蜕变为虚文而走向形式主义，进而丧失其化民成俗的功用，这正是春秋时期的文化困境。他同时强调以礼为仁的前提，主张人的一切行为都应该纳入到礼的规范之中。如此说来，孔子摄礼归仁，以仁为礼之内在基础；同时又摄仁归礼，以礼作为仁的实践途径。因此，在孔子那里，仁与礼是互摄的。同时，他又认为，仁是礼的精神前提，礼乐规范应当归本于仁；仁的达成又以礼为前提，礼是仁道的实践途径。所以，仁与礼是互为前提的，仁礼互摄和相互成就，正是儒学作为实践之学的特征所在。

    礼乐文明不仅是儒学产生的母体，而且是接纳和融汇各种外来文化的母体。礼乐文明的信仰结构本身，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内存空间，使得它足以涵融各种外来文化，这正是中华天下体系得以形成的关键所在。一旦礼乐文明体系本身被解构，涵融各种外来文化的母体被打破，它们便失去了和平共处和交流会通的思想文化平台，“诸神的和谐”也就被“诸神的战争”所代替，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文明变迁所特别应该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儒家是中华礼乐文明的主要阐释者和代表学派，近代以来发生了两方面的显著变化：一是儒家推行社会教化的礼乐制度，经过长期激进的反传统而被摧毁，丧失了社会存在的根基；另一方面，儒家本身的思想形态也经历了重要的义理转向，以重建道德形而上学作为主要目标，努力提高儒家思想的思辨性，使得传统儒学转变为哲学，在大大提升儒学思辨能力的同时，也使得它离礼乐教化的社会基础越来越远。

    新时代，儒学能否重返乡村与社区，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伦规范，进而重建儒学与生活的联系，将成为礼乐文明能否重建复兴的关键所在。

（摘编自赵法生《重建礼乐文明需要什么样的儒学》，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