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自从成了汉语的书面符号，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从甲骨文所记录的商周编年史，毛公鼎的篆文所镌刻的嬴秦的历史，先秦诸子的论辩和散文，汉代的《史记》《说文》，直到康乾盛世所刻的九百卷、近五万首的《全唐诗》和近八万卷的包括经史子集的《四库全书》，浩瀚的典籍集聚了一代又一代文化精英的思维逻辑和艺术创造。中国作为古典文献的大国，其文献数量或质量都无愧为上乘。

    汉字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它的生命力来自它的内部结构。汉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结构体，在形音义之中，表意是它的主体功能。隶变之后字形稳定少变，占汉字大多数的形声字，表意的形旁相对明确，表音能力较差。稳定的形、义使它超越了标音能力的缺陷，尽管古今汉语和南北方言语音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还能“由文知义”。于是，隔代的人可以共享书面阅读，异地的人可以借助文字沟通。不同的民族虽有各自的语言，用汉字书写的书面语，都被大家尊为共同的文化载体。唐代之后的一千年间，《切韵》系韵书作为标准音，通过科举取士普及全国，形成了“文读”的字音类别，使古今南北的字音差异保持着多多少少的对应，使操着不同口音的人都认同统一的汉语。满族入关统治中国三百年，正是处在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转变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华文化达到鼎盛的时期，《四库全书》和《红楼梦》所标志的文言和白话也登上了顶峰。这就是各民族共同使用汉字、多民族共同创造统一文化的最好见证。统一的文字不但维系着统一的书面语和统一的民族文化，也使我们这个拥有数亿人口的大国能够经常保持着统一的局面。

    汉字在它的青春时期，不但勤勤恳恳地为中华民族服务，还作为中华文明古国的友好大使，传播到东亚的许多邻国，形成了太平洋西岸的汉字文化圈。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向中国学习了一千年，先是直接学汉字，读四书五经，公元720年成书的《古事记》就是用文言文写的，750年创造了汉字笔画式的表音文字——假名，用汉字和假名拼音来书写日语。二战期间，曾有人提出要废除汉字，因为汉字已经用“音读”和“训读”的形式进入日语的血脉，废除不成，后来采取限用汉字的办法，规定了1945个汉字作为“当用汉字”。朝鲜从公元372年起使用汉字，1444年也创制了汉字笔画式的谚文字母，直到1910年被日本吞并。韩国1987年规定，小学只学谚文，中学学1600个汉字。越南在汉代中叶之后纳入中国版图一千年，一直以汉字为正式文字，直到1945年才改用拼音。正是因为汉字以表意为主、不精确表音，所以才能够被不同语系的语言借用为文字符号，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几千年间，汉字的形体发生过甲、金、篆、隶、楷、草等字体的变化，在笔画的选择、结构的调整、繁简的变异上经过了不断的探索实践，在时代的演变中，创造了书法艺术。汉字不但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还成为类似西方绘画、雕塑的艺术陈列品，这在世界文字之林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选自李如龙《汉字的历史发展和现实观照》，有删改）

谈谈数字化书写

刘皓明

    ①书写方式在文明形成中的作用，至今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在书写方式已进化到数字化的今天，用中文写作的人大多数是直接敲击键盘输入汉字。与中文计算机化的初期相比，现在的输入法使用已方便了很多。但这种方便主要来自计算机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处理器的速度、内存的扩大等——而非输入法有了多大改进。甚至可以说，这几年中文输入法在语言水平上不进反退，以至于如今数字化书写像是从坍塌的房子里搜寻财物，费力地拨开瓦砾和污秽，把埋在里面的东西刨出来，然而无论怎样擦洗，遭此劫难的幸存物上还是有污渍。

    ②我们在用当前通用的汉字拼音输入法撰写业务文件时，都很费劲。因为按照拼音打出的字词，排在前面的是网络语、脏字、表情图。显然，这些输入法更多是为娱乐设计的，它们不是服务于业务或是学习的。

    ③这种状况跟英语德语计算机输入状况形成鲜明对比。诚然，英德等西方语言，计算机输入的确都是一个个字母的输入，不像中文需要拼音输入然后在同音字词中选择正确的。但是英德文字输入软件带有拼写检查、语法检查、同义词近义词词库等功能，这些功能类似于中文输入法的联想功能，两者都体现了产品设计者各自的语用立场。只是西文软件不像中文输入软件那样，努力迎合新的口语和网络语的流行而无视传统或是语言学家们制定的语言规范，更不会推广脏话。

    ④如果说将网络语乃至脏话列在同音词的前列是在迎合低端用户的话，那么即使旨在服务于业务性应用的功能也同样问题重重。比如，词库中的词组常常包含错字、非词语组合等情况。繁体字库中也是时见不规范字形，像“爲”字，无论拼音输入后的首选字还是含爲字的多音节词，都被设计成“為”，甚至“僞”、“潙”等也都用“為”这个字形。这种错误的原因主要是在设计上依从了台湾流行的字体，而不是依从了语言文字的传统和有关机构明确的字形。

⑤众所周知，语言是随着时间变化发展的。在成熟的现代社会里，语言就像任何流通物品一样，是被规范被立法的。这些规范和立法会承认和接受新名词，但是不会承认、鼓励、散布网络俗语、脏话等语言污染物。的确，没有任何机构可以也没有必要阻止人们在口语中使用新俚语新俗语等规范之外的语言，但一旦进入写作，情况就不一样了。用于这样输入文字的软件，是应该首先甚至是排他地方便合理合法地使用规范语言呢，还是要增加规范语言使用的难度而给不规范使用大开方便之门呢？是服务于业务使用呢，还是服务于娱乐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⑥造成汉语输入这种混乱现状的，除了马虎的工作态度和习惯外，更深层的原因是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对成规的轻视甚至无视。近年来风行的网络语有不少就是无知者狂欢的产物，比如“囧”字。并不是任何事物都可以通过当下流行度来决定，不尊重规范、纵容无知对规范的冲击就如同纵容医闹一样，最终损害的是全社会的利益，败坏的是我们整体的文明水平。

    在中国历史上，从西周之初到春秋之末在精神文化领域居于主导地位的是贵族阶层，他们既是政治上的统治者，又是文化的领导者。贵族的精神旨趣是这一时期包括审美意识在内的整个贵族文化的主体心理依据。这个阶层鲜明的身份意识、强烈的荣誉感以及对“文”的高度重视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一时期，“文”基本上就是贵族教养的别名，既包含着关于礼乐仪式的各种知识，又包含着道德观念系统及其话语形态。贵族之为贵族而不同于庶人之处，除了经济政治上的特权之外，主要就在于这个“文”之系统。这里的“文”虽然不同于后世“诗文”之“文”，更不同于现代以来的“文学”概念，但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来看，周代贵族对“文”的高度重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开了古代“文统”之先河。

    春秋之末，随着贵族等级制的瓦解，文化领导权亦逐渐从贵族阶层转移到一个新的知识阶层——士大夫手中。于是士大夫文化渐渐取代贵族文化而成为主流。士大夫文化也并非一个不变的整体，事实上，它也呈现为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从春秋之末到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游士文化”阶段，其主体乃是那些或奔走游说或授徒讲学的布衣之士，其思想上的代表便是诸子百家。到了秦汉之后，才可以说真正进入了“士大夫文化”阶段。其主体是那些凭借读书而做官或可能做官的知识阶层，即“士大夫”。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存在一种特有的机制，可以简称为“读书做官机制”——除了帝王及其宗亲、开国功臣及功臣之后、宦官、外戚、地方豪强等分享国家的权力之外，还有一个可以凭借读书而跻身于官僚队伍的社会阶层，这就是所谓“士大夫”。尚未做官时他们是“耕读传家”的庶民，做官以后他们是“诗书传家”的“士族”或“仕族”。无论做官与否，读书都是这个社会阶层安身立命之本，而做官——最高追求是治国平天下——则是他们读书的目的。因此尽管他们实际上是分为“官”与“民”两大类型，具有巨大的社会差异，但从精神旨趣与价值取向来看，他们又是一个有着同一性的社会阶层。

    “道”是与士大夫阶层相伴而生、亦相随而亡的终极价值范畴，是这个社会阶层精神旨趣的标志。在西周贵族阶层的话语系统中最高价值范畴是“德”而不是“道”。原因不难理解：“道”这一概念暗含着士大夫阶层的权力意识，是他们抗衡君权之主体精神的象征。士大夫文化是相对独立于政治权力体系的，因此需要一个“终极价值范畴”来作为标志和合法性依据，其根本功能是用来规范和引导“势”，即君权。贵族阶层既掌握着政权，又掌控着文化，故而不需要创造一个与政治权力分庭抗礼的终极价值范畴出来。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原有价值秩序被打破，以诸子百家为思想代表的士大夫阶层试图通过话语建构（授徒讲学、著书立说）来为社会“立法”，从而实现政治变革的宏伟目标，这就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价值范畴来为自身确立合法性。于是对“道”的推崇与捍卫就构成了士大夫精神旨趣的基本维度。从孟子开始，士大夫阶层便有了“道统”意识，一直到明清之时，“道”始终是这个古代知识阶层高扬的精神旗帜。与此相应，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意识、文学艺术观念也主要是围绕这个“道”展开的，而“文”与“道”的关系也就成为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核心问题之一。

（节选自李春青《“文人”身份的历史生成及其对文论观念之影响》）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有效解决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中国方案。面对世界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起了世界各国日益广泛的关注和日趋深入的讨论。

杜维明从儒家道德与“文明对话”的角度讨论了建立共同体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共同体”这个词的理想含义在于，“人们在一起共同生活，分享一种共同价值和实实在在的公民道德，并通过致力于实现公善而联合为一体。然而，这样一种统一体允许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和信仰差异，只要这种多样性和差异不致侵害他者的基本自由和权利”。对于儒家而言，道德是形成一个良好社会的必要前提。因此，在儒家“修齐治平”的语境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首先展现为一个道德共同体，杜维明称其为“信赖社群”。对于一个“信赖社群”而言，人与人的交往不仅基于秩序的建构，更在于内心的彼此信赖与道德的影响。

对于儒家生态哲学而言，讨论的范围仅限于人与人的关系显然是不够的，必须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道德共同体中。儒家生态哲学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表现为一种扩大化的“信赖社群”，在此关系内人与其他生物都是平等、自由的。早期人类文明普遍有着对人的道德关怀大于动植物的特征。例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自然界中的动植物皆是人用以维持生计的生产材料。在中国，商周时期的宫廷亦曾以大量牺牲献祭。《论语》也记载，孔子退朝后听说马厩着火，问人的伤亡情况而不问马。但是，儒家文化与传统西方文化的差异在于，它不是将动物作为没有自我意识、服务于人类的纯粹工具，而是承认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儒家虽然承认人在思想与行动上的优先性，但同时能够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去对待生活在同一场域中的存在物，将自身的权力欲望转化为一种平等和友爱的精神。在儒家看来，人类与自然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一方面，人能够通过道德实践参与到天地的运作之中，影响自然万物的生长；另一方面，自然也影响、转化着人的生活，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对“天道”的尊重和遵循。可见，人类与自然万物之间也是彼此“信赖”、观照的，我们将这样一种共同体结构视为“信赖社群”的扩大化。

    这样一种道德共同体有着显著的现实效应，可以为21世纪人类发展提供生存论层面上的启发。尽管全球生态伦理的确立还只是一种构想，但是从人类未来的发展上看，这构想是适合于当前需要的。

    （摘编自单虹泽《儒家生态哲学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①“分行布白”是书法上的一个词语。词义说白了，就是欣赏书法作品，要连字和空白的地方一起看。描红簿上的字，写得个个字正腔圆，还不能称之为书法作品，原因大抵就是，连同空白的地方一起看了，会发现没多大的美感，产生不了审美方面的感动。这空白的地方，确实了得。看看颜真卿的《祭侄稿》、怀素的《自叙帖》、苏东坡的《寒食帖》，还有毛泽东的诗词手迹，还真是可以打开眼界。这字的线条有多美，连着空白的地方看了，才会发现，就是总能把这白茫茫的一片，天才地裁开来，裁得和谐灵性。由此，怎么看都教人心旷神怡。这“分行布白”的道理，用来说画也一样。不论是简简单单的齐白石，还是密密匝匝的黄宾虹，还都脱不了和它的干系。齐白石好像好理解些，因为他是无以复减的，空白的地方留得明明白白，稍微注意，就可以感觉到出奇的美意来。黄宾虹呢，他是无以复加了。看起来画面上全画满了，奸像没什么空白的地方了。其实墨分五色，五色互为空白，说没空白还不如说是丰丰满满的大空白。“分行布白”的道理，其实到处都成立着。

    ②读金克木先生的文字，看到他也说到了“分行布白”这一书法上的词语，他是把它来解读文章的，他认为文字也是要在“分行布白”的意义上来读的，就像古人说的另一句话：“当于无字处求之。”他说“一本书满是字，岂不是一片油墨？”他还说，写作的人都有意无意不把话说尽。写得罗嗦，说明他有话说不出或者难说出。写得简单的，是话里有话，弦外有音。他说他是连字和空白一起读的，仿佛字里行间藏了许多话，这的确是前辈的真知灼见。

    ③_______________。宋人有句“小舟撑出柳荫来”。有评家说，这句可以和唐人的“野渡无人舟自横”句媲美。其实这两句诗正可以见证唐诗和宋诗的差别，分出这两者水准的高下。唐人那句提供了许多可以思考的可能性，而宋人这句几乎没有，唐人那句读来感觉很真实，又不自觉浮想联翩，它在字里行间留下了许多空白的地方，让历来读它的人，各自读着它藏在字里行间的意思。而宋人这句就产生不了这样的阅读效果。毛泽东说宋诗“味同嚼蜡”，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

    ④金克木借“分行布白”这个词语来说文字，说出了文字的奥秘和本义。就读者而言，阅读文字只是寻找自己的一种方式。人的所有的欢喜和哀伤，都是自己造成的，而人的敬畏甚至崇拜，说到底只是对自己的敬畏和崇拜。只是因为在别人那里找到了自己认可的东西，才对那个人产生了敬畏甚至崇拜。阅读文字也是这样。只是在字里行间读出了自己认可和感动的东西，才会赞赏甚至痴迷这样的文字。在字里行间空白的地方藏了不少的话，读它各自找到自己感觉到的天下和心中的纷繁。这恐怕就是文字的本义。

    传统节日的意义，可以从文化、民俗学、经济等角度阐发，也可以放进文学世界理解。传统节日不仅能保存民族历史记忆，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民族情感，增强民族认同，还能促进社会文化再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

    从文学的角度观照传统节日，并不牵强。传统节日在传承过程中，一些原初的价值与功能或有所丢失，或发生变异，节日仪式中的功利作用悄悄向审美作用转移，端午节就是例子。端午又称“重午”，阳气盛极，阴气初生。为避邪气，用置菖艾、戴香包等方式防五毒、送瘟神。延习既久，这些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活动，具备了功利和美感的双重作用。可见，在审美需求的层面，传统节日与文学有相通之处，因为节日带有娱乐性，能给人带来精神的愉悦。

    文学的功用，并不仅仅给人带来心灵的愉悦。文学也经由审美活动，引发人们思考人的本原，即人从何而来、人之为人的意义和生命的终极价值。清明扫墓祭拜，是追念先人与逝者，祈求保佑的虔诚表达；中元节送河灯，活着的人希望那些无所归依的魂灵也应被善待。这些在固定时间里反复进行的活动，跟文学里对生者与死者、此岸与彼岸关系的思考，如出一辙。有些节日，由人类对自然的崇拜演化为人类对生活愿望的象征性表达，比如七夕节。七夕节由“天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座而来，反映了人类对天象的崇拜。根据这一天象，产生了牛郎织女鹊桥会的凄美爱情故事。这个节日的诞生，可以说与文学生产同时进行。

    传统节日得以保存并成为中国人精神里不可剔除的部分，也依赖文学创造的艺术形象和语言篇章。从古代开始，对传统节日的吟咏，产生了大量的诗词歌赋。说到春节就会想起王安石的《元日》，说到清明就会吟诵杜牧的《清明》……传统节日由民俗风习向审美对象转化，文学起了主要作用。

    成体系的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标识。人类文明的进步，由科学不断地对原始思维构造的世界形象“去魅”，造成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更重要的是对自然的科学认知使人类的精神世界失去不少光彩。试想，只有陨石坑的月球，比起有嫦娥、玉兔和桂花树的月宫，是多么无趣。因此，保留传统节日以及相关的神话和文学形象，对于工业化时代的人们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复魅”，它将使日益单面化的人在精神世界里丰富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传统节日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是对全人类的一种文化贡献。而文学有责任在传统节日文化传承中不断地再生产。

（摘编自《传统节日的文学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