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丹说：“果然！照片说谎，而艺术真实。”这话含意深厚，道理何在呢？

    我们知道“自然”是无时无处不在“动”中的，物即是动，动即是物，不能分离。这种“动象”，积微成著，瞬息万变，不可捉摸。能捉摸者，已是非动；非是动者，即非自然。照片于物象转变之中，摄取一角，强动象以为静象，已非物之真象了。况且动者是生命之表示，精神的作用；描写动者，即是表现生命、描写精神。自然万象无不在活动中，即是无不在“精神”中，无不在“生命”中。

    但是艺术是否能表现“动”呢？艺术怎样能表现“动”呢？我们拿一张照片《行步的人》和罗丹雕刻的《行步的人》一比较，就觉得照片中人提起了一只脚，而凝住不动，好象麻木了一样；而罗丹的石刻确是在那里走动，仿佛要姗姗而去了。罗丹说：“你们问我的雕刻怎样会能表现这种‘动象’？其实这个秘密很简单。我们要先确定‘动’是从一个现状转变到第二个现状。画家与雕刻家之表现‘动象’就在能表现出这个现状中间的过程。他要能在雕刻或图画中，使我们观者能同时看见第一现状过去的痕迹和第二现状初生的影子，然后‘动象’就俨然在我们的眼前了。”

    这是罗丹创造动象的秘密。罗丹认定“动”是宇宙的真相，惟有“动象”可以表示生命，表示精神，表示那自然背后所深藏的不可思议的东西。这是罗丹的世界观，这是罗丹的艺术观。

    罗丹自己深入于自然的中心，直感着自然的生命呼吸、理想情绪，晓得自然中的万种形象，千变百化，无不是一个深沉浓挚的大精神。这个自然的精神凭借着物质，表现出花，表现出光，表现出云树山水，以至于鸢飞鱼跃、美人英雄。所谓自然的内容，就是一种生命精神的物质表现而已。

    “自然”本是个大艺术家，艺术也是个“小自然”。自然创造的过程，是精神的物质化；艺术创造的过程，是物质的精神化。罗丹深明此理，他的雕刻是从形象里面发展，表现出精神生命，不讲求外表形式的光滑美满。但他的雕刻中确没有一条曲线、一块平面而不有所表示生意跃动，神致活泼，如同自然之真。

    罗丹的雕刻最喜欢表现人类的各种情感动作，因为情感动作是人性最真切的表示。罗丹和古希腊雕刻的区别也就在此。希腊雕刻注重形式的美，讲求表面的美，讲求表面的完满工整，这是理性的表现。罗丹的雕刻注重内容的表示，讲求精神的活泼跃动。所以希腊的雕刻可称为“自然的几何学”，罗丹的雕刻可称为“自然的心理学”。

    自然无往而不美。普通人所谓丑的如老妪病骸，在艺术家眼中无不是美，因为也是自然的一种表现。果然！这种奇丑怪状只要一从艺术家手腕下经过，立刻就变成了极可爱的美术品了。

    艺术家是无往而非“美”的创造者，只要他能真把自然表现了。

（选自宗白华《看了罗丹雕刻以后》，有删改）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文艺作品“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要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怎样理解他所说的“造境”和“写境”？这里的“造”字，不是我们画家通常说的“塑造形式”中的“造”，因为绘画创作中的术语“塑造”是西来词汇，是重视客观物象的写实艺术中常用的。西方古典绘画的造型与建筑、雕刻有密切的联系，绘画和雕刻都被称作“造型艺术”（Plastic Arts）；而传统中国绘画以墨线为主要表现方法，“画法与书法有共同之处，互相映带，取长补短。”（潘天寿《谈“骨法用笔”》，载《潘天寿谈艺术》）。因此，传统中国画创作也重形似，但在其理论词汇中无“造型”说，主“写形”说。写，书写也，在平面中用与书法有关的线“写”出“形”来。所以，王国维说的“造”与“写”另有特定的含义。他说的“造境”，是指艺术家按照自己的理想进行创作，不是或很少是根据生活中的原型做如实的描写；而相反，所谓“写境”，则是艺术家基本上按照客观现实的样式进行描写，虽然少不了应有的艺术加工。很明显，王国维把“造境”视作艺术理想派表现方法的重要特征，而把“写境”看作艺术写实派的明显标志。

    不过，王国维的思想方法很辩证，不绝对化。他认为，“造境”与“写境”，“理想”与“现实”，“ 二者颇难分别”。对这个问题，他在《人间词话》的另一处，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故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

    王国维关于“造境”与“写境”的论述，对我们全面认识绘画创造原理和客观评价不同的表现方法，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用这个理论来观察我国传统山水画的创作历程，不难看出，一直有类似“造境”与“写境”的两种艺术倾向贯穿其中。但这两种倾向又彼此难解难分，且常互相交融。例如，传统山水画自唐宋以来，流派纷呈，虽然理论上都用笔墨写丘壑来表现意境，但对“丘壑”一词的解释却在悄然发生变化。丘壑一词，原本是客观自然，但在画论中，又有“丘壑内融”或“丘壑内营”的说法，则是指画家经过外师造化、法取古人，融化在心胸中的自然。各派山水大家同样强调丘壑、笔墨、意境的重要，但各人在追求的侧重点上，却有微妙的差异。

    20世纪我国山水画的两大高峰黄宾虹和李可染，在美学理想上虽有一脉相承之处，但具体在绘画表现方法上却有不同的追求。前者在淋漓尽致地发挥笔墨浑厚华滋的美感中，表现超然的山水境界；而李可染的写生创作法，则更多地在客观现实中提炼美。两者在艺术价值上难说孰高孰低，用“异曲同工，各具风采”来形容，似乎更为恰当。

（摘编自邰大箴《论书画的造境与写境》）

    汉代人建构起以“天人感应”为特色的世界图式，以物质性的阴阳五行观念来解释和改造人与自然，在冯先生眼中，这是汉代人科学精神的表现。但对于汉代的科学观，冯先生并非完全认可，原因在于这种科学观具有神秘主义成分。

    先生认识到，汉代的“天人感应”说揭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真理，而是一种“神秘的联系”。这种联系的神秘性表现为以不可言说的“感动”作为沟通人与自然的桥梁。人的行动特别是统治者的行动可以神秘地“感动”自然界，使之有正常的或不正常的现象。

    汉代人认为“天人感应”中神秘的联系主要源于“同类相动”原则。“类”概念的提出，在冯先生看来，是阴阳五行家实现“天人感应”的关键。自先秦以来，阴阳五行家便发现“类同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的“同类相动”现象。对此冯先生并未完全否定，他指出“两个乐器，如果震动数相同，可以引起共鸣，这就是所谓‘同声相应’。这是真实的”。而对于“从山里出来的云彩有草木的形象，从水里出来的云彩有鱼鳞的形象”等观点，他却认为“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虚构”。这种虚构“把自然现象拟人化，认为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力量，也是有意识、意志和目的的”。这在冯先生看来是唯心主义思想。从历史角度看，汉代“天人感应”的科学观虽由先秦阴阳五行说发展而来，但已由先秦的“唯物主义”转为“唯心主义”。

    冯先生指出，战国时代阴阳五行家所说的五行和阴阳基本上还是物质性的东西。但先秦的阴阳五行说在秦汉时期出现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一种是延续了先秦阴阳五行说的自然主义路径；另一种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此说“把阴阳和五行看成是具有精神、意识和道德属性的实体，从道德意义去了解阴阳五行相互作用的法则，把现象间的相互影响看成一种精神性的‘感应’或上帝意志的体现，认为世界的变化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汉代人这种以“天人感应”为特色的世界观源于人的主观联想与虚构，并非通过实验获得的确切认知。根据这种虚构的认知来解释和改造人与世界，在冯先生看来正是这种学说的神秘性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冯先生所说汉代的阴阳五行说分为自然主义与神秘主义两种路径，这两种路径虽对立，但却是同一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自然主义的科学观念是“天人感应”说的基础，而“天人感应”说是建立在阴阳五行科学观念上的世界图式。由此看来，“天人感应”说是建立在汉代科学观基础上的一种神秘主义的世界观。

（摘编自代玉民《神秘主义的科学观——论冯友兰眼中的汉代科学精神》）

    随着时代发展，我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传统社会的架构并没有完全坍塌，乡村社会错综的人际交往方式、以血缘维系的家族和邻里关系依然广泛存在。作为农村中有声望、有能力的长者、贤人，乡贤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地位依然重要，他们协调冲突、以身作则提供正能量的作用不可或缺。

    现代社会存在两种乡贤，一种是“在场”的乡贤，另一种是“不在场”的乡贤。有的乡贤扎根本土，把现代价值观传递给村民。还有一种乡贤出去奋斗，有了成就再回馈乡里；他们可能人不在当地，但由于通讯和交通便利，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关心和支持家乡发展，他们的思想观念、知识和财富都能影响家乡。我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浓浓的乡愁情怀，无论知识分子还是农民工，只要出自农村，即使身在异乡、异国，对于故土就有深深的眷恋和认同。在乡村社会结构发生很大改变的当下，他们保持着精神的稳定和内心的坚守，很大程度上就是传统的乡贤文化给了他们心灵的慰藉。

    在乡村的传统秩序受到冲击、传统社会纽带越来越松弛的情况下，如何让乡土社会更好地粘合起来，让社会转型中的个人和家庭得到社群的关注，让“风筝不断线”，让人走得再远也不至于“失魂落魄”、没有认同感，乡贤就是能起到这种作用的关键人物。乡贤大都对传统和现代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一方面，他们扎根本土，对我国传统文化和乡村情况比较熟悉；另一方面，他们具有新知识、新眼界，对现代社会价值观念和知识技能有一定把握。因而，现代乡贤成了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传统与现代有了“可译性”。他们可以利用自身的人格魅力来感染周边的人，用村民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来传递现代知识，让现代的法律和契约精神与传统的价值和伦理得以协调。

    在以城镇化为主要表征之一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受到冲击，在改革发展进程中会出现很多难以预料的矛盾。乡贤在村子里地位比较高，村民比较能够听得进他们的意见，可以起到弥合社会分歧的作用，使社会改革发展进程在乡村这一层面变得更加平顺，有利于农民、农村顺利融入现代化进程，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乡贤就像高压锅的“安全阀”，可以把社会矛盾化解于无形。乡贤用自己的知识和人格修养成为乡民维系情感联络的纽带，让村民有村落的归属感和社区的荣誉感，这样的乡贤文化是有凝聚力、感召力的。

    当代中国需要乡贤文化的复兴。这不是传统士文化的回归，而是要实现社会贤达和社会体系的有机融合、现代社会治理在乡村基层的有效落实。传统社会的乡贤不仅是道德模范和价值观的引导者，而且是乡民行为的规范者和约束者。传统乡村，人们生活在熟人社会中，并不太重视法律和契约的作用，而更加看重有威望的乡贤对于社会公正的维护。我们当然不能回到过去那种状况，但在依法治乡、完善现代乡村治理的同时，也应强调乡贤对于当下乡村稳定的重要作用，以更好地让村民行为有法度、价值有引领、操守有规范。

（《人民日报 》，2015年09月30日07 版）

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理念，不仅反映中国人民“和实生物”的价值追求，彰显中国坚持开放包容、和平发展的坚定信念，也为人类文明进步带来了思想启迪，为世界各国携手和平发展凝聚了广泛共识。既讲求参差多态、各美其美，又注重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世界从习近平主席的演讲中，触摸到了不同文明和谐发展、和平共处的密码。

透过历史长镜头端详，有交流互鉴才有今日人类文明的繁荣多彩。古丝绸之路帆影幢幢、驼铃声声，书写出文明交流、文明共存的典范。近世以降，工业革命开启的现代化进程传播至世界各个角落，印证了互学互鉴、取长补短的可贵价值。有学者曾断言，“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实际上，冲突并不是不同文明相遇之后的必然结局，傲慢和偏见才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多元文明共生并进的历史。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

透过世界广角镜俯瞰，交流互鉴是顺应时代潮流、纾解共同挑战、促进和平发展的必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人类将何去何从，未来世界将会怎样，回答好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回到文明发展规律中找答案。一方面，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大势所趋，和平合作、开放融通、变革创新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坚持文明交流互鉴，才能让世界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真正实现共赢、多赢。另一方面，应对军备竞争、难民危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此起彼伏的全球性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必须选择包容互鉴而不是你输我赢，聚同化异而不是激化矛盾，互利共赢而不是以邻为壑。

聚焦中国，交流互鉴见证中国梦与世界梦的同频共振、相映生辉。正在发生全面深刻变革的中国，超出了文明冲突论者们的预设，以其开放、包容、自信，成为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引领者。新时代的中国，不仅注重汲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也愿意尊重文明多样性，分享发展红利，给世界带来机遇、和平与进步。实践必将证明，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合作、取长补短，丰富多彩的文明成果将谱写出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华彩篇章。

如果说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理念是一个精彩起笔，那么它所勾勒出的则是人类文明和谐发展的路线图，擘划的则是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繁荣、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画卷。以此为指引，“一带一路”越走越宽，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支持多边主义、加强国际合作、促进互利共赢的中国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行之以躬，不言而信。中国垂范在先，真诚以待，推动不同文明的同频共振、交流互鉴，一定能不断推进各国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03-29，有删改）

孟子在继承孔子“性相近，习相远”人性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性善”，在历史上第一次论述了“人性”问题。孟子的道德主张，给人以道德自信，突出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强调个人对于自我道德完善的自觉和努力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丰富的道德修养方法。

孟子首先明确指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每个人都有天赋的善端，这些善端有赖于后天的存养扩充来发展为道德。其次，孟子剖析了有些人“恶行”的存在，是因为这些人丢失了本心却不知去找回。所以做人做事的学问就在于找回自己的本心并加以扩展。最后，孟子在“圣人，与我同类者”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道德信念，并指出了相应的道德修养方法。

孟子认为，人性是生而有“善”的，这种善端使人区别于动物而有更高的道德需要。同时，性善论又是一种“道德完善过程论”。

善由天赋。孟子引用《诗经》中的话来说明这一道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就是说，人性中的善来源于天，人们对于道德的喜爱与追求是继承天的秉性。同时，人们可以通过扩充自己的善心，来了解自己的善性，来达到了解天性。将人性的善归于己天，使个人通过尽心修善来达到与天的统一，每一个个体人格得以与天亲近，思想得以沟通，个人的道德成就获得了超越性的意义。

性善是一种过程。孟子认为，上天予人以善端，但并没有给人天生完备的道德。“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人虽然拥有善端，但是如果不能扩而充之，就是保养家庭也不足够。所以，孟子虽然肯定人先天的善性，但更重视后天的扩充修养。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每个人都平等地拥有上天赋予的善性。“圣人，与我同类者”，圣人只是因为他们能够保养并扩充内在的善性，因此才会成圣。因此，孟子提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道德信念，认为人只要扩充自己的本心，一点一滴慢慢地去做，就可以成德成圣。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孟子也提出了自己的修养方法。

首先，坚守本心和担当道义。人之于世，应有安身立命的根本，这就是对本心的坚守和对道义的担当，不因外在环境而改变，不因个人的际遇而动摇。“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能够坚守本心，在达道天下时不会增加，在穷苦困顿时也不会减少。君子同样能勇于担当道义，“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其次，磨炼意志。“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所以，敢于担当大义者，必不害怕困境，而是利用困境磨炼自己的意志，提升自己的品德修养。

再次，____。“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君子以仁礼之心待人，但是遇到有人对他蛮横无理，他该怎么办呢？孟子说：“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君子遇事会思考：我是不是没有做到仁义？我是不是没有竭尽心力？如果自问做到了竭尽仁义，而对方仍然如此，那就不用与之计较了。

最后，____。“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人体是有贵贱大小之分的，那么什么是大体，什么是小体呢？耳目之官不能“思”，不能自主地进行价值判断，容易被外物诱蔽，而心志是天赋的，能够进行道德判断的。人应该先确立“大体”，确立仁、义、礼、智的道德本心，才能不被耳目之欲这些“小体”左右。

在今天，孟子的“性善论”思想仍然能够有效地指导道德教育的实践。

每个人在自我道德成就上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所以，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进行道德教育的前提是要先做好自己。教育者要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成就自己的道德，做一个有德之人，才能发挥“上行下效”的作用，给受教育者以良好的道德引导。

孟子肯定了受教育者在道德教育中的主体地位，每个人既有内在的道德需要，也拥有内在的自我教育能力。因此，教育者应该善于引导其进行自我道德教育。第一，要启发受教育者意识到自我内在的道德需要，明白道德需要不是外界强加于我的，而是源于自身内在的要求，因此，受教育者应该去追求道德完善。第二，应该鼓励受教育者学会自我教育，培养其自我道德约束的能力和道德自省能力，使其能够自觉进行道德学习和道德实践，从而努力成就其道德。

孟子认为，外在的环境也会对道德的形成产生很大的影响。良好的德育环境可以促进人们养成良好的道德，还可以约束人们的道德行为。因此，道德教育者还应该注意优化道德教育环境。首先，要优化家庭教育环境，良好的家庭环境能够更好地促进人内在品德的形成和发展。其次，要优化学校教育环境，学校不仅承担着传授文化知识的责任，更应该担负起道德教育的责任。最后，要优化社会德育环境，使全社会养成良好的道德风气。

（摘编自孙师文《孟子的性善论思想及其道德教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