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是一种饮品，它和茶文化一样都是人类生产与生活的产物。广义茶文化是指整个与茶有关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茶文化是指其精神财富部分，是以茶为载体，融合、传播并展现不同时代文化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等的一种精神财富。

    我国的茶及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历史非常悠久。茶树古已有之，据《尔雅·释木》载：“槚，苦荼。”炎帝、黄帝中毒，得茶而解之，这是茶的药用。西周武王伐纣，茶叶成为贡品，这是茶的祭祀用。汉之前的茶用作食品，如秦汉时期《神农食经》中说：“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茶成为饮品是在西汉之后，西汉巴蜀有饮茶时尚，有专用茶具，还有茶市。西汉王褒在《僮约》一文中记载的家僮每天要做的事情中，就有“烹茶尽具，武阳买茶”。可知当时饮茶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茶叶已成为商品，并形成了像武阳这样的茶叶集散地。魏晋南北朝已形成饮茶之风，隋代全民普遍饮茶，唐代茶业昌盛，形成“人家不可一日无”的景象，出现了茶馆、茶宴、茶会等，提倡客来敬茶；宋代流行斗茶、贡茶和赐茶；清代曲艺进入茶馆，同时茶叶开始对外贸易。

    茶与一般饮食有很大差别，它不仅有利于人们生理需要，还能满足人们深层的心理需求，这是其它饮食难以实现的。茶饮具有的清新、雅逸的天然特性，有助于人们陶冶情操、去除杂念，这与提倡“清静恬淡”的东方哲学很合拍，也符合儒道佛的“内省修行”思想。因此我国历代文人骚客、商贾官吏、佛道人士都以崇茶为荣，特别喜好在品茗时吟诗议事，调琴歌唱，弈棋作画，以追求高雅的享受。

    茶文化不仅对古代社会生态有过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而且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也继续发挥着积极和巨大的作用。

现代茶文化主要表现为茶艺与茶道，它们是茶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指导茶文化活动的最高原则。茶艺是指制茶、烹茶、品茶等艺茶之术；茶道是指人们在品茗活动中所追求的一种高品位的精神享受，是在茶艺操作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高品质的精神追求。茶道中的“和”、“敬”、“融”、“理”、“伦”等，都侧重人际关系的调整，强调和诚处世，从而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茶艺有名有形，是茶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茶道即是精神、道理、规律、本源与本质，看不见摸不着，却完全可以通过心灵去感悟。茶艺与茶道不可分割，艺中有道，道中有艺，是物质与精神高度统一的结果。现代茶文化既是高雅文化又是大众文化，不仅社会名流乐意享受，广大民众也愿意积极推行，茶文化几乎覆盖全民和影响着整个社会。我们有必要以茶道精神来从事茶文化活动，使我国茶文化事业永远沿着健康、文明的道路发展。

    中国古典建筑从很早便开始确立理性精神的建筑艺术总体特征。西方古建筑多半是供养神的庙堂，如希腊神庙、伊斯兰建筑、哥特式教堂等。中国则大都是宫殿建筑，即供世俗中的君主们居住的场所，是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亭台楼阁、轩榭廊桥，分工细致。具体到建筑内部，不是使人产生某种恐惧感的异常空旷，而是平易的，表现出浓厚的生活情趣；选材上不以阴冷的石头为主，而多用暖和的木质。另外，中国古典建筑工于整体布局，讲究严格对称，展现出严肃、方正、井井有条的特色。它不是以单个建筑物的体状形貌取胜，而是以整体建筑群的结构布局、制约配合而取胜。在局部组成中，则形成在严格对称中仍有变化，在多样变化中又保持统一的风貌。如万里长城，虽然它的每段体制是类同的，像一条巨龙横亘于大地，但每一段又仿佛一条独立的龙在飞舞。它在空间上的连续本身即展示了时间中的绵延，整个长城如同无数的龙蛇在作永恒的飞舞。再者，中国古典建筑历来重视以亲近自然山水为目标的园林建筑。皇室不必说，民间诸如“吸江亭”“面花轩”的名目比比皆是，但始终没有太多越出古典理性的范围，实际上，它们只是以玩赏的自由园林来补足居住的整齐屋宇罢了。

（选自李泽厚《中国古典建筑的理性精神》，有删改）

    以前我们的文化是以大为特征、以大来标榜的。我们创造了大城市、大工厂、大烟囱、大流水线、大广场、大厦……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忍受大污染、大拥堵等等。可以说，对于“大”的迷恋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问题的症结所在。与此同时，信息社会的来临却让我们发现了“微”的魅力和“小”的美好。首先是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把我们带入了微交往、微传播和信息微循环时代，为微文化插上了飞速发展的翅膀。随着这种技术向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其他领域的渗透，我们逐渐体会到，“微”和“小”其实是一种更亲切、随和、灵活、更个性化和人性化的生活样态和文化风格。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微时代”。

    在这样一个时代，“微”已成为时代文化关键词。微博、微信、微电影、微小说、微媒体、微广告、微支付、微信用、微管理、微投资、微生活……所有这些以动态化、碎片化、零散化、即时化、去中心化为特征的新兴的传播方式、文化形态乃至经济活动形态、日常生活形态，已经在潜移默化间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时代。

    站在这个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历史性转型的高度看，“微文化”透露出转型的信息。“微”不仅是一种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也是一种文化理想和审美理想，更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的转型。在微时代，权利更加分散，微技术使得真正的“草根”更加便捷地参与社会。微时代的经济更加尊重每一个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它提供的服务更加体贴入微。“微时代的文化”众声喧哗，张扬个性，它是一种平民文化、草根文化，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由于低门槛和便捷性所带来的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自主性。此外，它还打破了传统广播、电视等信息单向流动的特点，打破了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的界限，实现了信息的充分交流、互动和对话，建构了一个新型的公共空间。微文化也是一种充满青春朝气的生动活泼的文化。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生产和传播方式日新月异的时代，微文化已经成为青年的天堂，青年成为微文化的主力军。

    当然，微时代并不是一个新的乌托邦，微文化也绝非完美无缺。微技术在方便信息发布的同时，也制造出大量的信息垃圾、瞬间信息，并使谣言的传播更加容易。它在扩大信息交流、拒绝信息自上而下灌输的同时，也造成了人际交往的部落化、江湖化和小圈子化，使得大规模的社会整合、大规模的社会共识的达成变得更加困难。最后，被消费主义裹挟的微生活可能使我们过度迷恋私人生活中的“小物件”“小玩意”，从而丧失了现代公民所应该具备的责任、理想、视野和胸怀。

    所有由“微”带来的这一切，都为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及政府管理部门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使他们面临新的挑战。只有充分认识微时代微文化的特征，充分肯定它们的积极意义，同时充分警惕其消极后果，我们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才能更加有效，我们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才能与时俱进。

（摘编自陶东风《微文化需大关注》）

    气候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从法学的角度看，它能否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这是必须予以回答的一个命题。

    有的学者认为，将风能和太阳能确认为法律关系的客体不具有可行性。根据物权法原理，物权具有支配性和排他性的特征，物权客体须具有既存性、有形性、独立性、特定性。但对于风能和太阳能，其存续具有时间性、流动性、不确定性，难以成为物权客体。传统民法和古典经济学认为，环境要素（如水、空气、阳光等）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物，是一种“自由财产”，不能成为所有权的客体，任何人无需支付对价即可对其占有和处分。然而，生态环境具有稀缺性、有用性和价值性，如果固守传统的“环境无价值”、“自然资源无价值”的偏见，那么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将十分不利。

    气候资源具有物的一般属性，能够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

    著名法学家张文显教授认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具有以下共同的特征：它必须是对主体的“有用之物”，而且围绕着、针对着它可能发生利益冲突，因此需要对之做出利益界定，明确其所属所归；它必须是人类能够控制或部分控制的“为我之物”；它必须是独立于主体的“自在之物”。这一精辟的论述对判断“气候资源能否成为法律上之物”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显然，气候资源是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能够为人们所认识和控制，并独立存在，因此，能够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例如，人们利用风能、太阳能发电，利用雨云实施人工降水等。即使从民法的角度看，气候资源也是可以为人力所支配的，属于民法上之“物”。台湾民法学者王则鉴认为：“物是指除人之身体外，凡能为人力所支配，独立满足人类社会生活需要的有体物及自然力而言。”而且，气候资源也具有稀缺性。尽管风能、太阳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其开发利用受到土地、空间的限制。因此，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可以利用的风能资源、太阳能资源是有限的，具有稀缺性，因而具有民法上的财产意义，属于物的范畴。

    那么，气候资源从法律上来说属于什么样的物呢？是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还是私人所有的物？答案是都不是。早在1969年，美国法学教授约瑟夫·萨克斯就提出了“公共信托论”的观点。这种观点主张，由于自然资源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应将其视为全体公民的“公共财产”和“共享资源”，国家或政府是这一公共财产的受托人。所以说，气候资源属于自然资源之一，是全体公众的“公共财产”和“共享资源”，应当归全体公民共有，即它是一种公众共有物。所谓公众共有物，著名环境法学者蔡守秋先生在《论公众共有物的法律保护》中对其进行了界定，指不特定的多数人可以非排他性使用之物。

（选自曹明德的《论气候资源的属性及其法律保护》，有删改。）

红楼梦的情节波澜（节选）

吴功正

    ①《红楼梦》是一座富丽堂皇、精工细巧的艺术大厦，我们看到了缔构者的匠心。《红楼梦》是一条天造地设的江流，我们看到了它的波澜。《红楼梦》以日常的生活作为艺术的表现对象，现实主义地描写了生活的全部复杂内容。它没有金鼓大作的场面、兵血交飞的情景，它和传奇式的作品分道扬镳，以独特的形式安排情节，而又注重于在日常生活的描写中，体现生活的波涛发展。

    ②江河东流，时见湍急夺路，时见缓缓流淌，时见静练平展，时见波涛起伏，这是自然的运动规律。社会生活的运动规律也是如此。曹雪芹正是掌握和运用了这一规律，来设计情节的波澜。

    ③日常的生活描写，使《红楼梦》能广泛深入地反映社会的面貌，这是它的长处。但是，也有它的短处，如果不精心安排，没有情节的波澜、漩涡，就势必会平淡寡味，无法吸引人。曹雪芹善于在平淡生活中掀波澜，使《红楼梦》的情节获得了独特性。

    ④《红楼梦》中的情节高潮是经过作者充分组织和准备，形成起来的。这种铺垫，既具有必然性，又很富有层次感。我们不妨以“不肖种种大承笞挞”（第三十三回）为例，作些分析说明。

    ⑤高潮的形成有必然性。对于荣国府的封建家长来说，贾宝玉是不可或失的命根子，是延荣续贵的唯一希望：为挽狂澜于既倒，支撑残厦于将倾，贾府的统治者在贾宝玉刚生下后就为他铺设了一条仕途经济的青云大道。早在第九回，贾政就给私塾馆的教师爷话：“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但是，贾宝玉硬是唱反调。无心于仕途之间，绝意于经济之途。史湘云劝他：“该常会这些为官作宦的，谈谈讲讲些经济的学问。”宝玉听了，如针刺耳，大为反感：“姑娘请别的姐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肮脏了你经济学问的人。”矛盾双方的这些言和行都发生在三十三回前，作为伏笔深深地埋藏着。一方强令其邀名取禄，一方偏不就范，双方冲突不已，矛盾的激化也就势在必然。这就为三十三回的高潮提供了充分准备。当经过大大小小的火力侦察和互相摩擦后，对立的矛盾就必然会激化到诉诸武力。这样的高潮的形成就思想意义上讲，有社会必然性；就故事发展的角度看，有情节必然性。

    ⑥高潮的组织有层次感。云是雨的征兆，从乌云一片到黑云翻滚到电劈雷轰直到大雨滂沱，很有层次，文学作品也是同理。金钏儿投井，雨春临门，是高潮的导因；忠顺王府索人是高潮的诱因；贾环的飞短流长，造谣中伤是高潮的直接发因。由远及近，脉络清晰，一步紧接一步，层深迭进，一环衔接一环，丝丝入扣，把情节逐步推向高潮，进入非如此即不可的境地。再从贾政对贾宝玉的神色变化看也很有层次。初见时——“原本无气”，平波展镜；但看到贾宝玉垂头耷耳，神色遑遽，“应对不如往日”，语失伦次——“倒生了三分气”，微澜起波；偏巧这时忠顺王府和贾府的关系并不那么妙，不速之客来天外，跑到门上找戏子，而且那王府堂官很不客气，使得贾政——“又惊又气”“目瞪口歪”，浪头逐涌起来了；这时又碰上贾环的告状，构陷之词，中伤之言，犹如冰上添霜，火上加油，在贾宝玉的“大逆不道”上又增上“大逆不道”，贾政的神色变成——“面如金纸”“眼都红了”。此时此刻，此情此境，怒火冲开脑门简直要掀掉房顶，于是一声断喝，一阵板子如雨点似地落了，矛盾激化了，高潮形成了。这样的高潮起伏隐显，脉络分明，渐次而又迭进地推发上去。倘若没有这些层次，贾政一开始见到贾宝玉，沉下脸来，捋起袖子就打，就于事不存，无理缺据了。

    ⑦        。当贾宝玉被喝禁在边厅上时，他料到挨打是事在必然，连忙托人给贾母、王夫人报信。倘若贾母闻声赶到，电闪雷鸣也就顷刻风息浪平，高潮也就形成不了。高明的曹雪芹为了让叛逆与卫道的矛盾激化成必然，就利用偶然性的事件来触发。一是整天转前绕后，陪伴左右，又机灵又贴身的小厮焙茗，偏偏这时不见影踪，倘若他在这里的话，早就一溜烟到里面报告去了。二是正当贾宝玉如坐针毡，无人可找之际，恰巧遇到个老妈子，这该有人报信了，可是，这老妈子偏偏是个聋子，把“要紧”听成“跳井”，将“小厮”说成“小事”，把贾宝玉急得如热锅蚂蚁。这都是偶然性的事件，但是这种偶然性又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在《致路·库格曼》中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红楼梦》在这方面也留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材料一：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必然要求。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 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习近平主席强调，各国人 民命运与共、唇齿相依。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脱离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也没有 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只有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原则为基础， 才能真正建设符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期盼的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必然要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它具有鲜明 的时代性、包容性和普适性，与西方宣扬的‘普世价值”有本质区别。长期以来，西方国家 把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美化成“普世价值”，以此  粉饰他们打着“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预”等幌子干涉发展中国家内部事务的行为。 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宣扬的是西方信奉的宗教、文化及政治制度，具有很强的扩张性、排 他性和利己性，已经沦为西方对外谋求强权利益的口号与工具。谋求把西方价值观强加给广 大发展中国家，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也不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切身利益。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直面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问题，核心是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 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单赢，为世界的发展和人类的未来指明了正确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当代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贡献，受到了国际社会的 高度评价和热烈响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产生日益广泛而深刻 的国际影响，已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的现实需要。但必须看到，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绝不会一帆风顺。世界上一切进步的力量应当携起手来，团结合作，致 力于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摘编自徐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时代要求历史必然》)

材料二：

自古以来和平就是全人类最持久的夙愿。《周易》早就提出“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从而为中华民族奠定了崇尚和平的主基调。此后《管子》指出“夫兵事者危物也”，反对不

义之战；孟子主张“交邻国有道”，呼吁和平共处；墨子认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 倡导“兼爱”“非攻”；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中西和平交流的陆上丝绸之路；唐高祖李  渊认为与邻国交往应“尽抚育之方”“宏仁恕之道”；明太祖朱元璋表示对所有国家都应“一视同仁”；中国近代以来的苦难历程更是激起了中华民族对和平的强烈渴望与现实诉求。五千年华夏文明史已经昭示我们，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续武无法带来美好 世界，有和平才有希望，有希望才有未来。因此，中华民族抬终将和平作为根本价值理念。 相较于西方近代以来推行的殖民掠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中华民族历来反对“以力服人”，提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对当今解决国际争端、构建和平世界具有重大 启发意义。在当今全球热点与地区争端问题上，中国始终积极劝和、促和、维和，公开倡导 利益各方应以和平、公正、文明的手段解决争端，向世界人民展现了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华民族自古就视家为国乃至天下的基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历来信奉 “兄弟敦和睦，朋友笃诚信”“内外和睦，家道已成”“内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济”，  形成了以和为核心的中华传统家文化。在新时代、新形势下，促进家庭和睦，发扬光大中华 传统家庭美德，是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的有效途径。而中华民族的处世智慧远不止 于一家一国，由家庭和噎拓展至社会乃至不同邦族之间的和睦。相较于古代的“天下”.当  前人类面临着更多更为复杂且充满风险与挑战的全球性问题，唯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 能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全人类才能实现共担全球发展风险、共享全球发展成果，实现真正的“大同社会”。

和谐是中华民族的核心理念和根本析神。“天人合一”作为人类文化的深层价值观念， 作为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的哲学范式，要求我们对周围自然、环境的把握建立 在对生态平衡规律的认识基础上，强调人与自然之和谐而非技术性、工具性的关系，从而建 立起“完整的人”的本质和需要同自然之多维价值的全面联系。因此，“天人合一”思想中 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是人类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也是基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永恒使命所内含的一种必然要求。而“治人事者莫若穑”，生存本位促使人类在对自然  进行直观体验与把握的过程中，逐渐产生效法自然的思想，和谐理念亦从自然过渡至人事中。因此，中华民族在身心修养上提倡“德莫大于和”“中和常在乎其身”，在人际交往上  推崇“与人和者，谓之人乐”，在国家治理上主张“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和谐 理念贯穿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始终。而和谐作为中华民族的核心理念，突出体现了对“人”的 发现和反思，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和谐的 美好愿景下，遵照“和而不同”的原则，在涉及人类生存发展重大问题时求同存异，协调自 我与他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因利益分配与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矛盾，正是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以和平、和睦、和谐为内核的“和”理念是植根于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的文化基因，其为世界各国共创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绘制了蓝图，为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可行性方案。

(摘编自刁生虎《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