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西方的古建筑表达着不同的思想，流露着不同的情感，承载着不同的文化，体现着不同的信念。中国的建筑是儒家文化的反映，西方建筑充满着宗教神秘主义的情绪。中国人对建筑的态度是以新为贵，西方人则对古老建筑充满尊崇与敬意。中国人为求得与天地和自然万物的和庇，“仰视天文，俯察地理”，建筑讲究背靠大山、面对平川，体现了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西方人则把“坚固”和“实用”作为评价优秀建筑物的第一和第二原则。

   中国传统哲学，所宣扬的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国人将木材选作基本建材，正是重视了它与生命的亲和关系，重视了它的性状与人生的关系。从西方人对石材的肯定，可以看出西方人求智求真的理性精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人是世界的主人。

   中国建筑是封闭的群体的空间格局，在地面上平面铺开，体现一种“集体”的美。例如：北京明清宫殿、明十三陵、曲阜孔庙即是以重重院落相套而构成规模的巨大的建筑群，各种建筑前后左右、有主有宾、合乎规律地排列着，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形态的内向性特征、宗法思想和礼教制度。与中国相反，西方建筑追求个性化，形成开放的单体空间格局，向高空发展。这庄严的建筑物固然反映西方人崇拜神灵的狂热，更多的是利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中国的建筑着眼于信息，西方的建筑着眼于实物体。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不靠计算，不靠定量分析，不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构思，而是靠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言传手教，靠实践，靠经验。西方建筑美的构形其实就是几何形体，甚至于像园林绿化、花草树木之类，经过人工剪修、刻意雕饰，也都是呈献出整齐有序的几何图案，以其超脱自然、驾驭自然的“人工美”，同中国园林那种“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自然情调，形成鲜明的对照。

   当中国古老的建筑物随时间的流逝而被毁坏或“烟销云散”时，西方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的建筑依然完好地保存着，用实体形象演绎着自己的文化。通过对中西方建筑的比较可看出中西方在观念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上的不同。

（取材于《品阅中西建筑艺术之美》）

看远古如何造出神模样

    神是什么样子？人造出的神与鬼，不论多么狰狞，也不论多么恐怖，本质大都是人模人样。

    在史前艺术中，有一些半人半兽的艺术形象，不论是绘在彩陶上的或是刻画在器物上的，这样的形象都被我们认作是神面，是神灵人格化的偶像。这样的神面，表现出特别的恐怖感，你觉得它像人，但并非人。神面的狰狞模样，在史前艺术的表现上大约是一个通例。圆瞪的大眼，龇出的獠牙，恐怖之态令人惶惑。这样的神面，是史前人制作的神灵的简化图形，它并不只是表示一个头面，而是以头以面代表神灵的本体，头面是神灵完形的一个象征，是一个简约的造型。

    研究者比较关注的有像良渚文化玉器上雕刻的那些神面，神面装饰在一些玉牌、玉钺和玉琮等礼器上，神面刻有向上与向下龇出的獠牙，显出庄重与威严之感。从良渚人制作的神面看，有的神面是有体有面的完形，而大多都是简化的只有嘴与眼的脸面。大量的神面都是这样简化的结果，而最经典的简化，就是最后只留下了神的一双眼睛。玉琮上许多的神面，只有眼或嘴的刻画，或者连嘴也不见了。这样看来，对于良渚人来说，神的眼睛应当是最受他们关注的。

    若干件收藏在各地博物馆的传世品玉神面，是研究者经常提到的一些藏品，如美国福格美术馆收藏的一件，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也都有龇牙瞪眼的模样。这些收藏品的年代并不容易确定，有的可以早到新石器时代，有的可能晚到商周之际。商周遗址出土的同类玉器往往被归入新石器时代。

    最值得关注的是新近在山西曲沃羊舌村西周晋侯大墓中出土的一件神面玉饰，玉神面扁平形，正面阳刻狰狞兽面，臣字形大眼，上下均有一对獠牙龇出。这样的一些玉神面，虽然多数都有冠饰，有的甚至还有包括珥饰在内的细致刻画，但都只是一个头像，也都合于以头代体的神灵图像制作传统。

    当然更早的发现，是湖南黔阳高庙遗址陶器上刻画的神面。那神面的构图已是非常完整，也已经是很固定的形态，也都显露着龇出的獠牙，狰狞之态跃然眼前。这样的神面年代早到距今7000多年前，这是中国史前陶器上见到的年代最早的神面刻画。这个神面已经相当简化，只留下一张龇着獠牙的嘴；这与后来的良渚文化显得不同，良渚人简化的神眼已经没有了狰狞的模样，而高庙人简化的神面因为獠牙尚存，依然显得狞厉。

    史前狰狞的神面，也偶尔出现在彩陶上。半坡文化的彩陶上见过这样的神面，不过以往研究者似乎不大在意这个发现。在临潼马陵遗址的一件陶瓶上，绘一戴着尖顶帽的神面，一双圆圆的大眼，宽大的嘴角向上龇出一对大獠牙。神面的左右，还绘有一对倒立的大鱼。这个属于半坡文化的彩陶所绘神面纹，与高庙下层文化以及良渚与龙山文化中的神面纹，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偌大的獠牙是其共同的特征。不同之处是那两条附加的鱼纹。它告诉我们，半坡文化这样的神面，一定与鱼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与鱼崇拜有关。

    将动植物人格化，这是史前人造神的固定方式。一种动物图像，在给它安上一个人面之后，它便有了神格，半人半兽，也就成了神形的固定格式。这样说来，人面鱼纹还真可能是半坡人心中的神灵形象，尚不知是什么神格。会不会是水神，或是其他？

（摘自《光明日报》2015年11月18日）

    “任务驱动型作文”源自于西方国家日常语言教学和写作教学的“任务型语言教学法”，这种语言教学法是基于建构主义理论而提出的，其核心是在明确“任务”的前提下，完成语言交际口语或书面语表达。这种教学法，根据完成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互相影响把任务分成五类：拼板式任务，要求学生把散乱的若干信息拼成一个整体；信息式任务，给两个或两组学生有互补作用的信息，为了完成交际任务，双方必须协商以探清对方的信息；解决问题式任务，给学生一个问题及一系列信息，让其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做决定式任务，给学生一个可能有几种结局的问题，让他们通过协调和讨论选择一种结果，进行论述；交换意见式任务，学生参与讨论，交换意见，但无须达成一致。

    国内一些学者在“任务型语言教学法”的基础上，增加“驱动”一词，用于作文教学。教育部考试中心的张开明确提出了2015年高考课标全国卷作文的两道题目均属于“任务驱动型作文”，并对其概念做出阐释：“试题往往是给学生创作出一个情境，出现对立性的问题，让考生通过写作，提出解决处理问题的想法和方案……如今年作文中‘写信’‘权衡与选择’等任务型指令，着力发挥试题引导写作任务的功能，使考生在真实的情境中辨析关键概念，在多维度的比较中说理论证。”他认为，在材料作文中增加任务驱动型指令，能“较好地解决材料作文的泛角度与阐释作文收缩性之间的矛盾”，是在承继材料作文“自主空间大、立意角度自然、多元”等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又在避免套作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和探索。

    与传统的材料作文对比，“任务驱动型作文”的材料具有特殊性。首先，材料的内容思想紧扣“主旋律”。正如张开所说：“作文试题凸显考试对人才培养和价值引导的作用，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法治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考查，形成在作文育人方面的合力，实现高考作文试题独特的教育功能。”其次，材料具有真实性的特点。任务驱动型作文的材料是新闻事件、社会热点，与传统的材料作文的审议故事、名言警句、诗词歌曲、图片漫画等有很大的不同，这种真实性暗含了鼓励考生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命题意图。第三，材料的价值取向具有多元性。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表现在：材料往往具有争议性，争议性重在考查考生的思辨能力；关涉的人物对象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或几类人，这就保证“任务”的指向有多种选择；命题者对材料没有鲜明的感情倾向。这样的材料，能保证考生选择感受最为深刻的一点写作。同时，考生要把握好典型人物的特点和物质，这样才能避免一般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是立意的主旋律，但一定注意不要“贴标签”、“穿靴戴帽”、空发议论。在弘扬正气、传递正能量的同时，还可从反面针砭时弊，揭露社会上存在的某些消极落后现象，在对比中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意义。

（节选自《语文周报》特邀专家：尤立增《怎样写好任务驱动型作文》）

科学究竟能否被真正普及

钮卫星

    ①科学的历史无疑就是人类智性进步的历史。那么科学普及的历史又呈现出什么样的景象呢？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伯纳姆在他的著作《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中向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出人意料的科学普及史图景：起先科学是一种积极、进步的文化力量，但在逐渐兴起的美国消费文化中，科学慢慢地为新伪装下的迷信和神秘主义的复活让出了一条通道，最终科学在大众层面上被迷信击败。

    ②这样一部有点令人沮丧的美国科学普及史，对于中国现阶段的科学普及工作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当前中国的科学生长环境不容乐观。虽然“崇尚科学，破除迷信”这样的标语几乎张贴在了每一个居民小区的宣传栏里，但是由于中国公众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科学素养相对缺乏，所以迷信有额外的生存维度。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迷信没有被真正破除干净过。至今走在居住区内和附近的马路上，还经常遇到泼洒在路面上的一团团药渣，这种乞求药“倒”病除的现象不能简单地被归类为一种无害的民俗——至少在污染环境这个层面上是有害的，它反映了老式迷信在现代社会中的顽强生存力。

    ③有一些古代迷信则以改头换面的方式继续留存着。譬如原本比较复杂的古代术数系统，现在退化为只通过某种方言对数字的发音来附会吉凶宜忌，如“4”谐音“死”是不吉利的，“8”谐音“发”是吉利的，等等。于是电话号码、车牌号码等数字就有了吉凶之分，人们选择号码时纷纷避凶趋吉。某省甚至把认为是不吉利的车牌号人为地删除，以便避免用得起小车的富人们花钱买不吉利。而把某些重要活动的举办时间定在“8月8日8时”之类，显然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这些行为，无疑直接、有力地推动了迷信思想的流行，与科教兴国的国策和培养一种科学、理性的民族精神的努力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④在当今的报纸和电视节目中可以看到铺天盖地的这种对孤立科学事实的强调和对科学产品的推销。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航天技术的报道。媒体放弃了向公众普及有关飞船的飞行动力学和外太空高能物理环境的科学知识。航天活动基本上被看做一种政治活动而不是一种科学探索活动。媒体对飞船搭载物品的神秘性和尊贵性大肆渲染，似乎发射飞船的物质代价都被附加到了这些物品上。如果说是搭载植物种子，希望在高能环境中诱发基因突变，以改良品种，这还有一点点科学的味道——实际上由于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所以搭载种子以改良物种的效率和科学性往往被夸大；而一些搭载的纪念品、会徽、会旗等被赋予的价值和神圣性，则纯粹是巫术色彩的，是毫无理性基础和科学意义的。

    ⑤在美国科学普及史上出现过一些既从事科学前沿领域研究、又热心科学普及的科学家，他们一般从文化和社会的层面用较宽的视野看待科学，他们出版科普书籍，为杂志撰写科普文章，把理性带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到了二十世纪这样的科学家从科普阵地上撤退了。反观中国的情形，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群有影响力的科学家。现在有人呼吁，前沿科学工作者应该参与科学的普及，但应者寥寥，学术界远离科普的现状没有改观。

    ⑥“科学太重要了，不能只交给科学家们去做。”这句话便是在强调公众应该更多更深入地参与到科学中去。同时科学也需要在更广泛的公众层面上被理解。因此，政府、科研机构组织者等应通过科学普及来让公众理解科学，做这件事尽管有很多困难，但还是值得和应该首先做的。

（选自《文汇报》，有改动）

    一只猴子坐在意大利帕尔马的一间实验室里。这不是一只普通的猴子，科学家事先在它大脑中负责计划和执行动作的区域植入了一些细小的电线。每当这只猴子抓起一件物体，或是移动一件物体时，其脑部区域的部分细胞就会被激活，这时实验室的监视器就会发出一阵“卟卟卟”的声音。不久，一名研究生手拿一只圆筒冰淇淋走进了实验室。这只猴子马上盯住了他。接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这名学生把冰淇淋放进他的嘴里时，连接猴子脑部电线的监视器上突然发出了“卟卟卟”的声音。但是，这只猴子当时没有做任何其他动作，只是在看这名学生吃冰淇淋。

    该实验室的负责人、意大利帕尔马大学神经科学家乔柯摩·里佐拉蒂和同事们发现，恒河猴的前运动皮质F5区域的神经元不但在它做出动作时产生兴奋，而且看到别的猴子或人做相似的动作时也会兴奋。他们把这类神经元命名为镜像神经元。里佐拉蒂根据经颅磁刺激技术和正电子断层扫描技术得到的证据提出，人类也具有镜像神经元，而且有一部分存在于大脑皮层的布洛卡区（控制说话、动作和对语言的理解的区域）。

    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促使我们对人类的理解行为及其本质进行重新认识。过去，科学界对高级哺乳动物的“理解”行为认知，一直采用“推理模型”。即认为高级哺乳动物包括人，之所以能够“理解”事物，是因为大脑里的记忆神经元有推导功能，可以对事物各个方面的特征和属性进行快速分解和推理，最后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而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使科学家认识到：人们可以不假思索地通过直接模仿做出基本动作；在看到这些动作时，也能迅速理解，而不需要复杂的推理过程。这样，就产生了一套新的“顿悟模型”，这个模型认为高级哺乳动物特别是人，对事物的“理解”采取的是“顿悟”的方式，即在瞬间就可以“看透”事物的潜在意义。人脑中存在着顿悟机制，这恰是人类理解的奥秘。

    镜像神经元具有深刻的教育内涵，它真正揭示了教育的内在规律性，使我们能够在科学的高度上理解现代教育。人们经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仍然把眼睛看做感性器官，并没有真正赋予眼睛“心灵”“智慧”“思维”“理性”等高级心理属性。而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使我们不得不对自己的眼睛“刮目相看”——眼睛不仅仅是外界万千事物的“感受器”，而且由于它与镜像神经元的直接联系，变成了一种“理性器官”。换句话说，人人的视觉有思维能力。思维，从“看见”的瞬间就同时开始了；他所看见的，就是他所思维的，所以叫“所见即所思”。教育的本质是传授间接经验，而镜像神经元的作用恰在于领悟和承受间接经验。镜像神经元原理说明，当孩子们看见（某种现象）的时候，教育作用已经“自动”地发生了，这属于无声无息的“首次教育”，而我们大人、老师在孩子们“看见”之后对他们的教育，已经“晚”了一步，属于“二次教育”。

做人民需要的学问

肖伟光

    ①习近平同志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古人做学问，特别注重“经世致用”。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更要强调“管用”，做人民需要的学问。

    ②做人民需要的学问，就得走出书斋，走进实践，为人民立德立言。《论语》有载，孔子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特点与状态，用通俗的语言指导他们如何尽孝、如何为政、如何行仁。他还将“六艺”传播到民间，是将学问带出“象牙塔”的典范。这对于今天如何做学问仍有重要价值和启示意义。

    ③然而在现实中，有的学术研究陷入自我循环，一些所谓的“学术成果”，材料似曾相识，观点人云亦云，一看便知属于闭门造车；还有一些人不甘心坐冷板凳，不潜心做真学问，而是热衷于做学术“明星”、网络“红人”。凡此种种，都不是研究的大道、学术的正途，都不可能做出真学问。

    ④习近平同志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只有切合时代需要、满足人民需求的学问才是真学问，才能写进群众心坎里、发挥应有作用。

    ⑤学问一词源自《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强调学问最终要落实到行动上。做人民需要的学问，贵在“知”，即思想的创新；更贵在“行”，即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北宋学者范仲淹不仅潜心学问，而且开创了义庄慈善事业。这种知行合一的优良传统在我国学者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李保国三十五年如一日扎根太行，带领10万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他每年进山“务农”超过200天，帮助山区农民增收28.5亿元，成为村民们眼中的“科技财神”。

    ⑥在新时代，做学问的实质在于从学术的角度总结、提炼和发展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实践经验。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紧密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切实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⑦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砥砺奋进，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土壤。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要把握好这一历史性机遇，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

（选自2019年3月8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