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快感、联想当作美感，是一般人的误解。有一种误解是学者们所特有的，就是把考据和批评当作欣赏。拿莎士比亚这门功课来说，英国教授整年讲“版本的批评”，莎士比亚的某部剧本在哪一年印第一次“四折本”，哪一年印第一次“对折本”？他们对来源和作者生平也很重视：莎士比亚读过什么书？《哈姆雷特》根据哪些书写的？哈姆雷特是不是作者现身说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们埋头于灰封虫咬的故纸堆中，寻找片纸只字以为至宝。

    这些功夫属于“考据学”。教授只做这种功夫，至于学生能否欣赏剧本本身，并不过问。考据所得的是历史知识，可以帮助欣赏，却不是欣赏。欣赏之前要有了解。只就欣赏说，版本、来源以及作者生平都是题外事，因为美感经验全在欣赏形象本身。但就了解说，这些历史知识却非常重要，要了解《洛神赋》，就不能不知道曹植和甄后的关系；要了解《饮酒》诗，就不能不先考定原本中到底是“悠然望南山”还是“悠然见南山”。但若只了解而不能欣赏，则没有走进文艺的领域。

    富于考据癖的学者难免犯两种错误。第一种错误是穿凿附会。他们以为作者字字有来历，便拉史实来附会它。他们不知道艺术是创造的，虽然可以受史实的影响，却不必完全受其支配。第二种错误是因考据之后，便袖手旁观，不肯染指，而我对于考据家的苦心孤诣虽十二分地敬佩、感激，但我认为，最要紧的事是领略领略它的滋味。

    在考据学者们看来，考据就是文学批评，但是一般所谓的文学批评，意义实不仅如此。文学批评向来有派别的不同，文学批评的意义也不一致。区分起来，除开上述帮助了解的文学批评，主要还有两类。

    第一类是“法官”式的文学批评。“法官”要有“法”，也便是“纪律”，“法官”式的学者心中预存几条纪律，用来衡量一切作品，符合的就是美，违背的就是丑。他们向作家下批语说：“亚里士多德说过坏人不能做悲剧主角，你何以要用一个杀皇帝的麦可白？”第二类就是近代法国印象主义的文学批评。这一派学者可说是“饕餮者”：只贪美味，尝到美味便把印象描写出来，法郎士说：“依我看来，文学批评和历史一样，只是一种给深思好奇者看的小说；一切小说，精密地说起来，都是一种自传。凡是真正的文学批评家都只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这是印象派文学批评家的信条。他们主张，文学批评应当是艺术的、主体的，各人应以自己的嗜好为标准。

    “法官”式的文学批评所持的是“批评的态度”，印象派的文学批评所持的是“欣赏的态度”，它们是相反的。批评的态度是冷静的，不杂情感；欣赏的态度则注重我的情感和物的姿态的交流。批评的态度须用反省的理解；欣赏的态度则全凭直觉，批评的态度预存美丑的标准，把我放在作品之外去评判它的美丑；欣赏的态度则忌杂有任何成见，把我放在作品里面去分享它的生命。遇到文艺作品如果始终持批评的态度，则我是我而作品是作品，得不到真正的美感经验。比如看一幅图，内行有内行的印象，外行有外行的印象，它们的价值是否相同呢？文艺虽无普遍的纪律，而美丑的好恶却有一个道理，遇见一个作品，只说“我觉得好”还不够，还应说出觉得好的道理。

    总之，考据、批评都不是欣赏，但是欣赏却不可无考据与批评。有的人太看重考据和批评的功夫，有的人又太不肯做脚踏实地的功夫，以为有文艺的嗜好就可以谈文艺，这都是很大的错误。

（摘编自朱光潜《考据、批评与欣赏》

    我们知道中国从隋唐起就盛行科举制，谁科举成绩好，谁就可以当官。对这个制度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但实际上，科举制是相当奇怪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有点“特殊”，在世界上别的国家，极少见到这样选拔官员的。

    即便在中国，在科举制产生之前也有一条非常漫长的道路。从最早的贵族、门客，到军功、推荐（察举、征辟、孝廉），最后是九品中正制，隋唐起，开启了科举制度。科举的出现，可以被视为国家治理复杂化与国家规模的超大化对现实政治的倒逼。

    如果我们把历史追溯到周朝，就会发现那个时候的社会和后来的宋元明清完全不同，在制度层面上，反倒更像《冰与火之歌》里的七大王国。和七大王国一样，西周也是一个封建制的贵族国家。这里所说的“封建制”指的是其本义，就是“封国土、建诸侯”的制度。它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而不是后来君权至上的扁平化社会。孟子对这个社会有过一个理想化的描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天子也好，诸侯也好，虽然是君主，但他们和卿、大夫相去并不远，只是在等级树上高了一点点而已。

    在这样的社会里，选拔官员自然倾向于世袭制。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逻辑推理。世袭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人们得到一些好处后，会很自然地倾向于把这些好处传给后代。既然大家地位并没有本质区别，天子能世袭，诸侯能世袭，我们卿为什么就不能世袭？大夫为什么就不能世袭呢？

    因此，在西周主要采取世官制，这个制度到了春秋时期虽然开始有所松动，但依旧占据主流位置。我们翻翻《左传》就会发现，许多家族都是世世代代为卿，比如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齐国的高国，都是如此。这个时候也不太需要经常从外界选拔官员，让官员生官员就行了。

    世官制其实是个蛮稳定的制度，它具有可预测性，减少了贵族内部的摩擦，很适合一个静态的社会。但是它没有能够永久持续下去。在春秋中后期，它就出现了崩塌的征兆。问题出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周王朝不再能维持大一统局面，各个诸侯国各自为政，静态社会变成动态社会，所有的政治实体都面临巨大压力。诸侯国必须追求军事和行政效率，内部也必须重新切割权力格局。最终的结果是权力越来越集中。而权力越集中，官职也就越不像贵族的固有权利，而越像是国君的额外赏赐。

    第二个变动来自民间。在西周的时候，只有官学而没有私学，民间完全处于无知无识的状态，国君即使想从民间选拔官员也无从选起。但是到了春秋时期，知识开始普及，知识分子呈现爆炸式增长。一下子，官员潜在储备极大丰富。而且这些知识分子本身也渴望做官，学了一肚子当君子的学问，怎肯老实待在家里浇粪种地？孔子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号召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学而优则仕”的理论，给不甘心在家种地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现实出路。而这种来自民间的求职压力也推动了选官制度的变化。

    到了战国时期，世官制度就整体性地崩溃了。

（节选自《科举之前的选官史》，有删改）

荀子的文学创新

    兴盛于汉代、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大特殊文体的赋，前人多从文体流变探其渊源，如“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文心雕龙·诠赋》）。这主要是从汉赋形式的演变上，探求其受诗、骚等前代文学样式的影响与联系。但真正自觉地去进行赋的创作并对汉赋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个创赋人和奠基者，应该是荀子。

    荀子是第一个以赋命篇的人。他的著作《赋篇》包括《礼》、《知》、《云》、《蚕》、《针》等五篇。其中，有对礼、智等抽象的精神产物的形象化描写，也有对云、蚕、针等具体事物的逼真摹写。在形式上，采用主客问答方式，句式以四言为主，杂以五七言或多言，善用排比，韵散间出。在手法上，则铺陈回环，绘声绘色。这些都是后来汉赋作者所全面继承并发展的大赋特点，这应该是严格意义上的最早的赋。看来，荀子不仅是赋的创名者，也是赋作范式的创制者。这说明赋之最早出现应是荀子创新性文学实践的结晶。当然，赋体在汉代蔚为大观，类型繁多，其发端和起源，也不会是单一的。但是荀子作为第一个自觉进行赋创作的人，应是体物赋的创始者。清人王芑孙在《读赋卮言》中说：“相如之徒，敷典摛文，乃从荀法”。说得更确切、通俗一点，就是所谓体物模型的典型的汉大赋是以荀子作赋之法来创作的。

    荀子的文学创新，还反映在他的作品《成相篇》上。该篇充分吸收民间弹唱文学的营养，以三三七加四七的句式，写出极有弹弦节奏特点的韵文作品。例如：“请成相，世之殃，愚黯愚黯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伥伥。”从通篇来看，内涵丰富，亦论亦述。既用这种弹唱之词来阐发深刻的治国之理，又用来叙说曲折的历史故事。在形式和表现上，则曲调简短，极富民间劳动的节奏感，且足格联章，首尾完整，有辞尽意足之妙。荀子的这种文学创造，对后代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唐宋以后勃然兴起的弹词正是继承了荀子所创制的这种弹唱文学的特点，才成为以叙说故事为主，深受民间喜爱的文学范式的。

    荀子的文学创新动力，有其独特的文化之源。他虽为战国后期的赵国（今山西安泽）人，但他“年十五游学于齐”，在齐国的学术文化中心稷下学宫曾“三为祭酒”，“最为老师”。晚年又在楚国受到春申君的推重和赏识。可见他的一生除曾短时游秦、赵等国谋仕不遂之外，大部分时间是在齐、楚两国度过的。而在被孟子称为“王者之迹息而诗亡”的战国时代，“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当时的齐、楚两国，先后形成稷下和兰陵两个文化中心，形成肥沃的齐楚文学土壤。

    荀赋五篇，全以隐语写成，说明其产生与隐语风习有直接关系。《文心雕龙·谐隐》中即有“楚庄、齐威，性好隐语”的记载，这说明齐、楚两国都有好隐语的风俗。而《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的“齐威王之时喜隐”，《新序》记载“齐宣王发隐书而读之”的事，也说明隐语在齐国可能已发展成一门系统的学问而有着更有效的传播。正像以隐语来写作的荀赋，只有在齐、楚这样丰厚的隐语土壤中才能培育一样，荀子的颇多文学创新成就，就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的时代结晶。

中国科幻小说“火”了吗？

    “科幻小说火了。”但是，这种“火了”到底是真实的繁荣，还是某种虚假的幻象？要清晰地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同时在两个向度上进行比较。

    首先是横向比较，让我们看看中国科幻与美国科幻（之所以选美国，是因为它的科幻产业最为发达）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差距。美国科幻有数量庞大的作家群体。最近40多年来，仅获得美国科幻协会颁发的“星云奖”的作家就有400多位，其中包括罗伯特·海因·莱因、雷·布拉德伯里、艾萨克·阿西莫夫等数十位享誉世界的大家。同时，作为重要的创意产业之一，美国科幻的利润中心，也已经完成了从杂志向畅销书再向影视游戏的转移。而我们的科幻产业却仍处于从杂志向畅销书过渡的初级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作家数量有限，经常发表作品的科幻作者不足百人，且基本都是业余写作。大学里虽然有不少科幻作者，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会因工作与生活压力在毕业后放弃科幻写作。二是作家发表作品的平台主要集中在杂志上，长篇科幻单行本的年出版量不足百种，畅销书寥寥无几。影视、动漫、游戏、主题公园虽然都有所尝试，但作为产业链仍显得支离破碎，缺乏系统性及内部整合的动力。目前正在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也许能推动科幻产业链上下游资源的自主整合。

    从纵向来看，虽然中国科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晚清，但其历程却坎坷曲折，历史上也只有在上世纪80年代初形成了短暂的高潮（仅持续了五六年的时间，很多人将那几年称为中国科幻的黄金时代）。然而，1983年以后科幻却突然跌入谷底，成为不受人爱的“灰姑娘”，这一局面直到1997年才借由北京国际科幻大会以及《科幻世界》这本杂志本身对科幻阵地的坚守而改变。那次大会在相当程度上扭转了科幻“胡思乱想”“伪科学”的负面社会形象，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幻有助于想象力的培养，而想象力是创造力的源泉；《科幻世界》多年对作者队伍的扶持与培养也在1997年之后显现成效。

    此外，将今天的科幻小说与上世纪80年代初科幻“黄金时代”的作品相比较，作品风貌上的变化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今天的科幻小说，文学性已有很大提升。刘慈欣、韩松等人的作品早已不复80年代科幻小说的单纯，往往结构宏大，内容庞杂，包含多重意象和犀利的思想。也正因如此，他们的作品才能从传统科幻的领地突入更广阔的空间。

    这种突破不仅提升了科幻自身的影响力，也为中国文学增添了一抹难得的现代性的亮色。在科幻小说的想象力和思想性方面，今天的作品也呈现出令人惊叹的奇崛面貌。王晋康的“新人类”系列，即展现了“人”这一物种在未来科技作用下可能发生的种种异化，以及我们面对这些高科技催生出的“超人”所产生的困惑与彷徨。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更是将人类文明的进程推演到宇宙的末日，其间所产生的恍若神迹般的未来科技，让人目眩神迷。中国科幻开始拥有“超然视角”，而由此产生的带有浓郁东方哲学意味的未来问题的解决方案，则为中国科幻找到了现实与情感的根基。

（本文有删改）

    书法是艺术，表情达意是它的重要属性也是它的重要功能。从这个功能出发来进行书法欣赏活动，会给我们一种新的启发。

    书法不是日常实用的写字，它所写的字是利用汉字进行造型，在造型当中提供一个表情达意的平台。书法创作和日常实用写字是有本质区别的。特别是今天，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写字，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进行信息的交流，它没有技法、形式等方面的要求，你只要能准确表达、对方能够看懂就行；然而，书法不行，书法是通过汉字的造型、组合，把汉字变成一个美学对象，是以美的形式反映社会、反映时代，所以书法有技法方面的规范、笔墨的规律、构成关系等诸多要求。

    古人对此有这样的界定。李斯说：“凡欲结构字体，皆须像其一物。”就是说书法创作的时候，其结体要“像其一物”，要像什么呢？他后面接着说：“若鸟之行，若虫食禾，若山若树，若云若雾…… 方可谓书。”只有这样的才叫书法，它不是简单的写字，而是将喜和愁融于心中，有了内心的把握， 才是书法。对此，王羲之则从另一方面进行了论述，他说“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平齐，便不是书法，但得其点画耳。”就是说那些方方正正、横平竖直的并不是好的书法。书法有自己的造型规律，通过造型反映内心世界。

    从先贤们的论断可以看出，书法除了形似、神似外，通过造型注入情感，是使神采产生的内在动力。孙过庭的《书谱》中说：“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包世臣在《艺舟双辑》中也提到：“ 书道妙在性情，能在形质。然性情得于心而难名，形质当于目而有据。” 这些情性的东西难以表达清楚，但却实在有妙处。因而，书法的创作需要技法、需要形神统一，更需要情感。

    书法的表情达意是通过书法的内容来展现的，对书法内容的欣赏更是书法欣赏中的关键。书法作品的文本内容，例如汉赋、唐诗、宋词、佛经、佛语等，其知识产权各有其主，除非写自己的诗文，否则并非书法家所有。所以我们要把书法作品的文本内容与书法作品的内容分开来对待，只有这样，在欣赏书法的时候才不至于出现以欣赏诗词内容代替书法内容那样的尴尬。

    书法家可以利用汉字的造型来表达情感内容，这首先取决于汉字的自身美。汉字本身就是一门大学问，文字学、训诂学的学问直接影响到书法的创作质量，还有文学修养，以及文学表情达意方式的借鉴等，都和书法家的表情达意息息相关。从书法内部看，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章草、行书、草书还有楷书等，不同书体的造型，都为书法家传达情感提供了不同的方式。和唐诗欣赏一样，书体之间也可以互相欣赏，互为对比。应该指出的是，书法与文字、文学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

    书法的情感表达与字面含义关系不大。如韩愈欣赏张旭的草书，并没有提到张旭书法作品的文字内容，而是欣赏“忧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等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这些都是书法欣赏的要义。

（摘编自胡抗美《书法艺术的情感表达》）

    法哲学是从哲学角度、用哲学方法研究和思考法学问题的基础性，综合性学科，法哲学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为法学研究提供基础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有什么样的法哲学。人们对法治建设及其本质就会有什么样的法学理解。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阶段，法学研究应更加影显中国特色。这就要求法哲学研究增强对中国问题的解释能力，帮助人们更好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内在逻辑，从而对法治中国建设有所助力。

    过去一个时期，西方法哲学研究几乎成了法行学研究的同义词，西方法哲学的学术思想、理论问题等几乎成为法哲学研究的全部，不少学者着迷于哈特·德沃金等西方法哲学家。实际上，尽管学习和借鉴西方法哲学具有重要意义，西方法哲学为中国法哲学研究提供了知识资源，但中国法哲学不能也不应只是对西方法哲学研究进行复制模仿，不能沿着别人的路往下走。中国法哲学研究如果没有自身的关注重点和研究特性，就难以走向深刻和成熟。那就好比自己的躯体里装了别人的灵魂，无法为法学研究提供哲学根基。

    中国法哲学要屹立于世界法学之林，必须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国法哲学应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对问题的独特理解及解决方式，表现出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源于自己文化传统的哲学思想，在理论建构上确立主体性。

    中国法哲学研究还应直面中国法治的现实问题，在法治实践的诸环节如立法、执法、司法中进行研究并取得成果。这就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形成着力解决中国法治建设现实问题的研究导向，可以说，只有当中国法哲学银造出成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法治实践中发掘了真问题，并由此展开中国式的法学和哲学探讨，中国法哲学才有可能成为一种有效资源并真正进入法律实践，而不是沦为抽象的思辨游戏和少数学者的自娱自乐。

    要实现中国法哲学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还需要在研究中中准确把握时代特征，体现时代精华。在时代发展的历史潮流中发现问题，可以说是中国法哲学实现创新发展的关键所在。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法治及其现代化将会呈现什么样的面貌、体现什么样的特色？需要中国法哲学认真思考研究。比如，研究全面依法治国的本体论。阐释其性质、目标、本原、根基等。在认识论上研究关于法治中国的知识是如何形成的，知识的来源或依据是什么，如何检验其真理性等，在实践论上研究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基本方法，主要步骤等问题，科学阐明与社会主义法治相关的价值与工具，目的与手段，系统与子系统以及战略布局中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中国法哲学要对这场深刻变革积极，能动地进行回应，研究新时代的现实问题，激发中国法哲学自身的活力，展现中国法哲学独特的价值风貌。

（选自姜涛《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哲学》，《人民日报》2019年4月29日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