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上下五百余载，是中国历史上最充满活力的黄金时代，是“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剧烈变化时代。那是个大毁灭、大创造、大沉沦、大崛起，从而在社会整体上大转型的时代，这使得那个时代的人无论是政治家、思想家，还是军事家、教育家，是侠，是士，其生命状态无一不是饱满昂扬奋进向上的，充溢着一种不可遏止的进取精神和非凡的创造力。

    那是个讲究谋略的阳谋时代，所以智慧丛生色彩斑斓；那是个本色人生的时代，所以仕学争鸣侠隐飘逸，摇唇鼓舌皆成风流；那是个实力竞争的时代，所以强国富民为本，虚伪的文过饰非的理论无法泛滥；那是个深刻思索、创造思想、成就学问、铸造精神的时代，是中华文化的原生代，所以出现了学术思想百家争鸣的灿烂辉煌的景象。在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伟人中，有一半多的伟人属于那个伟大的时代，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科学、神秘文化……几乎所有基本领域，都在那个时代开山立宗并创造了我们民族精神的最高经典，不仅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而且当之无愧地进入了人类文化的殿堂。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政治变革最为活跃的时代，五霸迭兴，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七雄兴衰，此起彼伏。在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里，教育从戎与祀的礼制中挣脱出来，孔子私学，稷下学宫，最终实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学吏教育制度；文学形成了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文艺作品林林总总，诗歌、辞赋、小说、散文皆为后世之滥觞，这时期有《楚辞》的铺陈抒情、浪漫想象；有《论语》《孟子》的雍容和顺、灵活善譬；有《庄子》的想象丰富、奇气袭人；有《韩非子》的锋利峭刻、研箴析理。艺术更见洋洋大观，青铜器绚烂多彩，金玉精琢叹为观止，铭文风韵为篆刻艺术之典范；宋音楚舞，边磬编钟，宫殿廓城，髹漆彩绘无一不在世界艺术史上熠熠生辉，光彩夺目。科学技术可谓灿烂辉煌，光学物理、阴阳五行、染色麻织、灌溉堤防、经络学说，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所取得的科技成就绝对遥遥领先于世界；当时的争霸战已经是车步兵联合作战，水陆军协同争先的大规模战争，在战争中诞生了孙武、司马穰苴、吴起、孙膑、尉缭等伟大的军事家，他们的集古代兵家大成之作，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时至今日对世界各国军事理论产生着巨大影响。

    两千多年过去了，那个民族文化原生代所创造的精神，并没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渐行渐远，依然博大精深，风采依旧。梳理春秋战国五百多年风云变幻及国家强弱兴衰之演变轨迹，窥探中国文化原生代的恢宏博大与灿烂辉煌，再现当年诸子百家和侠客名士的神采风流，以求我们在新的民族竞争面前，在国家民族的转型期把握住富国强民、团结奋斗的主调。

（摘编自安然《原生文化是民族精神生命之源》）

    文学是人类生活的派生物，定性文学应该从人类生活的发生过程，从文学起源和发展的历史，特别是注重从精神层面、行为指向和实践意义的结合上把握文学的本质特征。回归文学的原生态、还原文学的原本面目，有利于发现文学与人类生活的全方位的联系，有利于摆脱原有概念扣理念的束缚，建立基于我们自己感受经验的对文学的“中国式现代理解”。其中，文学的实践意义是我们试图确立的考察和研究文学的重要维度，从这一维度出发，我们认识到，文学的各种概念化的解释都难免简单化、机械化，真正富有阐释力的应该是从实践意义上对文学行为目的一种表达，这就是：文学是人类的一种审美生活方式。

    在文学中，人们的愿望、渴求、理想、旨趣隐涵，寄予在人物、故事、情节等展开的逻辑之中，生活的肌理、价值、意义和人们的基本诉求也蕴含于文学叙事之中。虽然文学虚构的生活图景并非人的真实生活，虽然文学展现的“生活图景”并不能让人们按图索骥地重复，但文学让人们在“虚构生活”中近乎真实地看到了对象化的自我，并可能从中回味出生活的乐趣和动力。文学叙事高于平凡的生活。甚至是理想化的乌托邦，但在文学的修辞手法、多种表现手段构筑下可能美轮美奂，楚楚动人，引起人们极大的冲动和向往。所以，对于文学而言，不在于人们是否能够完全按照文学的描绘生活，而在于能够激起人们多少冲动和向往。因为人类最早创造文学的时候根本就不是出于实用的目的，初衷可能是在疲劳、痛苦、无聊之时玩笑、娱乐、虚化一下自己，甚至是进行一次自我开涮。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叙事就是一种虚幻，就是让人的生活由实向虚的一种转化，而人们在许多情景中常常向往虚幻。当人们的实在生活出现矛盾、困境时，以虚化的图景予以调和、润滑、昭示，困厄也许就细而无声地度过。文学就是要构筑一种“逼真”的“非现实的生活”，而且这种“非现实的生活”还是人们极力憧憬和向往的，是人类发自内心的一种需求。文学虽然不能规划和设计社会生活，却能辅助、引领、指导人们的生活，让人们的生活充满空灵、清幽、诗意，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渴望，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样惬意，展现“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娴静，产生“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的豪放，甚至生发出对阿Q“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慨叹。由此可见，文学的作用在于引导人们诗意地生活。

    文学作为人类创造的一种精神存在或者文化存在，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实际上就是文学的作用或者有用性。文学的有用性并非对人们物质生活的实用性，而主要是对于人的精神发展的有用性。人的精神发展呈现两个路径：一种是理性思维及其产生的成果，如政治、哲学、宗教等，抽象高深，远离人的生活；二是形象思维（感性思维）及其产生的成果，如文学艺术，直观、形象、生动，相似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这种“高于生活”的本质特征是审美，也就是说，文学给我们提供的“生活”是审蔓的生活。文学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感受、体验、参悟生活的方式。它让人抛开冗繁，以文学的修辞、形象、故事、意境等对人的生活进行审美性创造，从中发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并在这种“审美性生活”的熏染、启迪、昭示下，树立和坚定生活的信念，开创人的实践意义上的新的美好生活。就此意义而言，文学是人们的一种审美生活方式。

（选自吴圣刚《文学是一种审美生活方式》，有删改）

一生成一事

袁芳

    “凡是伟大的，必定简单。”列夫·托尔斯泰如是说。对于李德才而言，爱上磁性液体，理由很简单，但是把磁性液体研究明白，并且站到这一研究领域的世界前沿，使其应用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这应该是伟大的。——题记

    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一位美籍华人学者来京讲学，随身带着一小瓶被列为高度机密的磁性液体。在这名学者演示磁性液体时，当时还是北京大学研究生的李德才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吸引：静止时平凡无奇的液体，在磁铁的作用下，竟变成一朵朵形状各异的莲花，似柔实刚，能伸能屈。

    这种充满神秘力量的材料让李德才着迷：“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我永远不会放弃它，我必须研究它。”

    从1992年入校攻读博士学位起，李德才一直在北京交通大学深居简出、潜心研究，要知道，在以交通信息为优势学科的北交大，磁性液体的研究基础薄弱，在学校可谓是冷门领域。然而，对于李德才来说，这冷板凳一坐就是十年。导师袁祖贻教授说：“德才憨厚朴实，待得住，很刻苦，很好学，能干成大事！”

    袁祖贻很看好李德才，最初给他定了一个方向，研究青岛铁路局的火车轴承密封件。内行都明白，导师推荐的研究方向，意味着有前途，好毕业，多少学生求之不得。然而李德才却摇头拒绝了：“我还是想搞我的磁性液体，更有挑战，更有意义！”

    磁性液体当时在国内的研究尚属前沿，所以一切实验条件和实验方法都需自己去摸索，更谈不上团队传承、团队合作。最初，李德才的实验开展得异常艰难，他把省下的钱买原料和书籍，常常到了月底还要向同事甚至学生借饭票。

    北交大有着相对宽松的治学环境，也鼓励新兴学科异军突起，允许部分设备相互借用。只是主人白天用，李德才只能晚上用，那几年，他成为夜猫子，昼伏夜出，甚至熬至深夜，静静地等候着实验结果出炉。

    “做实验时正值夏天，李老师在那儿做试验，外面三十六七摄氏度，把烘箱从零上三十六七摄氏度降到零下四十摄氏度，需要七八个小时，测试器件还需要在箱内待四个小时，基本上，一次实验就是一个通宵。”曾经与李德才并肩作战的学生王长有说。

    关于如何制备磁性液体，当时美、日等国都进行了技术封锁，能拿到手里的资料非常有限。李德才至今仍保存着当年从导师那里复印的原始材料，当年，他就是从这些珍贵却有限的资料中“沙里淘金”的。

    2013年，李德才站在人民大会堂国家科技奖励大会的领奖台上，以第一获奖人身份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他花费20年时间，成功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研制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磁性液体。

    近三十年来，李德才把自己的光与热全部奉献给了磁性液体这一研究领域，如今，李德才创立的磁性液体研究中心已研制出多种可与国际同类产品相媲美的磁性液体，为我国国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成功地将磁性液体应用到国防科工的诸多领域，节约经费和创造产值达数百亿元。

    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宁滨这样评价李德才——

    “李教授常说，我做某件事的时候，总是觉得这就是我可以做一辈子的事，只有做完做好这一件，我才会去做下一件。他的执着看起来有些迂腐，有些落后，但正是他无视困难，拒绝外界诱惑和不必要的消耗，把欲望和算计抛在脑后，才能保持头脑的清醒和活跃，才有静得下来，愿意付出十年成一事的努力和耐心，才能享受梦想成真的大快乐。”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和合”理念具有重要价值

陈秉公

    “和合”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标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着重要影响。

    “和，犹合也”，“和合”理念强调世界是人与万物的一体性存在。构成世界的诸多要素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融合，并在矛盾与融合中共同发展演变，然后产生新要素、新事物、新生命，客观世界因而不断发展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合”是变化之源、运动之力、发展之本、生长之根。

    “和合”丰富的文化内涵首先体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发轫于先秦。《周易》提出“与天地合其德”的天人内在统一思想；《左传》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意思是说，礼是天道与人道相统一的自然法则；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直言天人一体。天人合一宇宙观强调整个世界的有机关联，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身与心之间是共生共存共荣的关系。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内含着一种相互联系而非孤立片面看待世界的视角，这让中国人很早就产生了“天下”的观念，视天下为一体，《尚书·尧典》说“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说明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协和处理不同国家关系的观念。在“天下观”的滋养下，中国人生发出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追求和责任担当，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追求天下大同，有一种要共同实现美好生活的担当。

    和而不同的社会观是“和合”理念在社会领域的展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提倡和而不同的人格、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人与人之间有性别、年龄、能力、性格等方面的分别，社会中也有因民族、宗教、地域、阶层、文化，职业等形成的差异，只有在承认和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最大共识，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和谐有序。

    在调适具体的人与人关系上，“和合”理念表现为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其核心是“仁”。“仁”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据着特殊重要地位，孔子将“仁”解释为普遍道德原则，汉代儒学将“仁”解释为“天心”，宋明儒学以“仁”为核心构筑价值体系，千百年来，与人为善、人际和睦、立己达人、推己及人等道德准则已经深深烙印于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之中，从宇宙观、天下观到社会观、道德观，中华民族对“和合”理念的认知和践行一以贯之。当今时代，“和合”理念为我们处理各种难题提供了宝贵智慧，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把握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的发展实际，我们就可以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选自2018年11月8日《人民日报》，有改动）

    每当谈起战争话题，总有人觉得推崇谦谦君子的中国文化缺少铁血霸气的一面。从史实上看，中华文明崛起于中原农耕地带，四面受攻。特别是北方毗邻草原游牧民族，战争频仍。然而，从黄帝北逐荤粥开始，历经夏、商、周、秦，直到汉武帝、唐太宗分别击败匈奴、突厥，中原文明始终经受住了强悍的游牧民族的军事冲击，不断发展壮大。

    中国文化爱好和平。孔子说，“仁者，爱人”。以爱护别人为己任的仁者，当然不会热衷于剥夺别人的生命。汉传佛教强调“慈悲为怀”，主张吃素，连动物的生命都不愿意剥夺，遑论战争。老子关于战争的论述更加充分。他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武器、战争都是不吉祥的东西，也不是君子所喜欢的，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会用它；“若美之，是乐杀人”——如果喜欢武器、推崇战争，就是以杀人为乐；“夫乐杀者，不可得意于天下”——以杀人为乐的人，不可能真正得到天下人的认可。

    中国文化重视精神，追求正义，有重义轻死的一面。比如，孔子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文天祥说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体现在战争上，就是不畏强敌、不怕牺牲。一般的征服者战争，能胜则愿战，不胜则愿降；必胜则必战，必败则必降。而中国文化更推崇的却是：无关正义，必胜亦不战——不打不正义的战争，不欺凌弱小；正义所在，必败亦必战——即便敌强我弱，明知必败，也会勇于亮剑、绝不屈服，甘愿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自恃武力强大而敢于言战，不是真正的勇敢；重义轻死，明知必败亦必战，才是真正的勇敢，也是中华文明不灭的关键之一。

    虽然不推崇战争，但是中国文化对于战争的研究非常深入。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是什么？中国文化很早就对此做出了明确论述——民心。《尚书·泰誓》说，商纣王“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商纣王虽然有亿万臣民，但人人离心离德；周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周武王虽然只有三千臣民，却是众人一心，因此周武王就有能力战胜商纣王。《孙子兵法》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包括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其中，道是居于首位的决定要素。道是什么呢？就是得民心。“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也就是说执政者能够让老百姓与自己同心同德、同生共死，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首要条件。

（节选自《中国青年报》，2017年2月10日）

甲骨文发现120年

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它们的发现，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商代历史的了解。

安阳的商代人灼烧骨片并按照裂纹预测吉凶，为了这一工作，他们首先选择骨料，打磨光滑，然后在每一片上钻出洞，凿出槽。使用的骨料有两种，第一种是家牛、水牛或少数其他动物的骨骼，主要是肩胛骨，第二种是龟的腹甲和（少数）背甲。

在准备阶段，这些肩胛骨要被攻治，去掉残存的肉渣，龟甲锯开，然后打磨光滑作为准备工作的一部分，甲和骨都有可能浸泡在某种液体中使它们软化，以便钻凿、烤出裂纹和镌刻文字，但是具体细节还不清楚。

占卜时，出现裂纹，解释裂纹的形状作为向祖先提出的问题得到的回答，占卜吉凶在商代社会的各个阶层可能是很普遍的；但因为实际上所有刻字卜骨都是商王的问卜，我们就把我们的描述限制在商王宫廷里，显然，很多人介入了占卜的过程和结果；商王本人，有时他亲自问卜，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所有占卜都是以他的名义进行的；贞人，作为商王的代言人问卜；卜人，执行占卜过程；占人，专掌解释裂纹的含义；史，专掌记录整个占卜过程并将其刻在甲和骨上，在宫廷中，占卜是一项重要活动，无疑在王室成员和整个王国的决策中起重要作用。有些占问是常规进行的；有的则是根据需要临时问卜。无论哪种问卜，贞人都要要求卜人进行占卜，卜人要执行占卜过程，占人则接收卜人所求示的祖先发未的回答。然后史就当场记录下来这些疑问、预兆的内容，少数还记载是否应验，记录多数是用刀刻出的。

这些记录，提供了19世纪末以前从未获得过的源源不断的重要商代史料。很明显，商代宫廷有一个档案库，收藏这些刻字甲和骨，商亡后，这些档策成为殷墟的一部分湮没地下，从人们记忆中消失。但是后来，它们被当作中药成分之一的“龙骨”收集并用于医疗，导致了甲骨卜辞的发现，进而改变了人们的研究视野。

因为卜骨是用于宗教活动的，它们传递的主要是商代宗教的情况，然而商史学者们巧妙地利用它们去探索商代文化和社会的几乎一切领域。

王国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挖掘出关于王亥的完整证据链条。他考证，卜辞中经常提及的“高祖亥”，不仅就是《山海经》中的王亥，而且在其他典籍中其实出现过多次，只不过其名已经讹传成了核、该、胲等，一向被认为意思古奥难解的《楚辞·天问》中有“该乘季德”一节，前人一直认为完全无法理解，但有了甲骨文的提示，王国维把这一节贯通了，那个“该”字就是“亥”，金文讲的是王亥被害和族人报仇之事。

更令人意外的是，三千年前商人自己刻下的“亥”字写法，是一个今天的“亥”加上一个“鸟”的画符。《山海经》中王亥“双手操鸟”的传说，以及《诗经》中“天命言鸟，降而生商”的诗句，加上商人自己的记述，一下子产生了奇炒的联系，借由甲骨文的“点石成金”，各种典籍中看似不相干的碎片竟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揭示了商族国家起源的重大线索。通过与甲骨文的互相印证，王国维重新发掘了许多历史研究中曾被忽视的古书如《山海经》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