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中国文字的炼丹人

    1928年重阳节那天，余光中出生于南京。余光中从十二岁开始跟从父亲和舅舅学习古文。《谏太宗十思疏》《留侯论》《赤壁赋》《阿房宫赋》这些经典文章，他都特别喜欢。他觉得文字有一种力量，“我愿意跟着它走”，“我将来一定要当作家”。整个青年时代，余光中都在寻找着“精神上的家人”，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济慈、雪莱、王尔德等都是他的“家人”。1954年，他的“精神家人”又增添了一大批。余光中与钟鼎文和邓禹平等人共创了“蓝星”诗社。他们经常聚会，讨论诗歌，勤奋创作，不是一首一首地写，而是一辑一辑地写。

    毕业没几年，余光中被派去美国爱荷华大学留学。那时，台湾和美国的现代化程度差别很大。余光中虽然热爱西方诗歌，但一想到美国人瞧不上台湾，心里就觉得委屈。加上那年家里也发生一些大事：母亲去世，自己同妻子新婚才两年，大女儿刚出生，还没看清孩子的脸，他就匆匆地出发了。每一个孤寂的长夜里，他都想回到台湾，回到“蓝星”诗社，和朋友们一起为中国的现代诗奋斗。

    1964年，三十六岁的余光中回到台湾，他质问自己，怎么都已经三十六岁了？拜伦、徐志摩，都在这一年结束生命；王勃、济慈，不到这年纪，便合上了诗集，竖起了石碑。那一年余光中唯一的儿子出生仅三天就夭折了。丧子之痛加上诗人对于“我是谁”的质问，使他心力交瘁。好在美国的音乐，在一定程度上使他获得救赎。

    余光中非常喜欢美国西部的民歌，南部的蓝调以及新生事物摇滚乐。特别是摇滚乐，甚至影响了他一个时期的创作风格。他在散文集中大量介绍了摇滚乐，并将西方音乐的节奏融入诗中，借此抒发心中的很多不平。连余光中自己也没想到，他的这些诗歌被杨弦拿去谱了曲，继而引发了台湾的第一波校园民谣风潮。“给我一把吉他和一肩风里飘飘的长发……”当时杨弦被余光中这些极富旋律感和节奏感的文字所打动，将《江湖上》等诗改编成歌曲，如今最为海内外读者所熟知的《乡愁》也是其中之一。

    1971年至1972年间，余光中在台湾写下了《乡愁》。他回忆说，当时二十分钟一气呵成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才思敏捷，而是因为离开大陆二十多年，这种感觉在心里也就酝酿了二十多年”，后来《乡愁》在大陆被选入教科书，电视台也用，很多人都会背。

    1988年，古稀之年的余光中出版了第二卷诗集。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余光中说，“以前所想到的能入诗文的题材比较少，以前我主要写自己——你不知道你是谁，你忧郁；你知道你不是谁，你幻灭；你知道你是谁，你放心。”现在，余光中已经脱离这三个情况了，写作的题材全凭缘分。

    2009年，导演陈怀恩接拍余光中传记纪录片《逍遥游》。片中除了日常工作生活状态外，导演还安排余光中带着夫人到垦丁——余光中在台湾唯一写过游记的地方——故地重游。余光中一路为夫人解释景物，还在海边童心大发，打起了水漂，并传授诀窍——石头要扁，形状要圆，出手要快，脱手要平稳而飞旋——出水为鸟，入水为鱼。

    台南小学教科书收录了《雨，落在高雄港上》一诗，导演安排余光中去高雄三民小学听小学生读书。不料那天余光中的女儿遭了车祸。行程既定，余光中无法随夫人赶往医院，心情郁闷。怎料一听小学生读诗，余光中竟然又开心起来，还教他们该怎么念这首诗，拍摄完后还乐呵呵地给他们签名。最后陈怀恩就片子定名为《逍遥游》一事征询余光中的意见，他幽默地说：“我哪敢说同不同意？庄子同意就行了。”

    说到幽默，余光中自有一番论调。他认为，所谓幽默，就是不正面迎敌，绕一个弯子去排解误会与痛苦。比如看牙医这样痛苦的事情，也能被他写成诗。再比如，从“马屁诗人”到“文白之争”，李敖似乎一直在逗余光中和他对骂，但余光中就是不理他，还幽默地说：“李敖天天骂我，说明他的生活不能没有我。”在余光中的经验中，幽默其实要比愤怒有用。

    除了写诗，翻译也是余光中近年热衷的一项工作。如今，已经八十五岁的余光中依旧笔耕不辍。他目前正在翻译济慈的诗，此时的感觉定与年轻时的不同吧。

（摘自《名人传记》2014年第3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以前写诗，他喜欢把中国文字压缩、锤扁、拉长、磨利，把它们拆开又并拢，拆来又叠去。如今他却争取写、改、誊一次完成。散文的话，每页纸最多改一两处地方。尽管外文系毕业的他用英语写论文都不成问题，但他说自己在写诗和骂人这两件需要抒发情绪的事情上，是非得用母语不可的。②深入生活越多，就越需要清净和一张干净的桌子。当生命走到暮年，对于“我是谁”的问题，诗人余光中早已不再质问，而是报以淡淡的微笑。

特立独行潘光旦

    潘光旦性格活跃，喜好运动。早年在清华学校念书时，一次跳高，他由于右脚用力过猛，着地后挫伤了膝盖。因为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最后只好截肢。虽是独腿，但潘光旦不自卑、不气馁。相反，他坚持不懈地练习架拐走路，到后来行动敏捷，如常人一般。周末郊游散步，几乎从不缺席。此外，他还经常和朋友一起进行野外调查。他的爱好是旅行。

    潘光旦一度将自己的书房定名为“胜残补阙斋”。顾名思义，“胜残”就是要战胜残疾，“补阙”就是要弥补缺陷。好友闻一多特意为他篆刻了一方“胜残补阙斋藏”的印章，以示道义上的支持和才智上的赞许。

对于做学问，潘光旦自己总结说：“除了需要一部分天才外，只有四个字——‘抓住不放’，铢积寸累，自然会有豁然贯通的一日。”潘光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名家，除了天资出众、勤奋过人之外，与他实事求是、独树一帜的治学态度是密不可分的。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民委把研究土家族是不是单一民族的任务，交给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的潘光旦。潘光旦通读史籍，博览方志，深入研究，写出了《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一文，初步确认土家族是一个单一的民族。为了检验结论，潘光旦亲自实地调查。土家人居住的地区到处是崇山峻岭，在崎岖的山路中跋涉，对一个身体健全的人来说都非常艰苦，潘光旦却毫无怨言。他架着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拄着拐杖，历时65天，走访了18个县市，行程1.4万公里，做了几十次个人访谈，广泛收集各种资料。中央有关部门根据潘光旦的报告，正式确认土家族是一个单一民族。

    潘光旦是仁者。他爱人类，爱国家，爱民族，爱学校，爱同事，爱学生，爱家人。

    对于学生运动，当事人钱伟长回忆说：“他做教务长，做缓冲的人，保护青年的人。”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军警包围清华园时，戴中（黄葳）曾带别的学生一起藏在他家的天花板上。

    作为教育家的潘光旦，他爱校如家。1935年他在清华教务长任上，严守校规，不徇私情。安徽省主席刘镇华写信给潘，想让其两个儿子到清华旁听，他婉拒：“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14年后，潘光旦又接到同类托请。时任最高法院院长的沈钧儒，转托高教会对清华指令办理其孙旁听事宜，潘光旦认为这是“违例之举”，“于法绝对不妥”，并细数种种“不利”。其实，当时潘光旦已经不负责清华教务，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维护清华的制度，并且说服当事人，也不顾虑因此开罪于人。

     1946年1月，闻一多、李公朴被暗杀后，他成了暗杀的对象，不得不与费孝通等进步人士借昆明美领事馆避难。未几，他出版新著《自由之路》，发表对建设新中国的设想，表达了对实现以民主化理念建国的强烈渴望。

生活中的潘光旦具备“温、良、恭、俭、让”等诸多传统美德，但他不会畏首畏尾，不会明哲保身，不会趋利避害。

     1921年，清华辛酉级和壬戌级学生支持京城八校教员索薪，举行“同情罢考”，潘光旦便是一个积极分子。事后，清华校方勒令罢考学生一律上交“悔过书”，别人屈服了，潘光旦却坚决不写，宁愿为此丧失出国留学的机会。

    在光华学校教书时，潘光旦的同事罗隆基因在校外发表言论过多，学校当局要撤去罗的职务。潘光旦对此极为不满，强烈抗议光华大学校长的擅权恣肆，并愤然辞去了文学院院长的职务。

    当朝权贵孔祥熙自称是孔子第75代孙。这位炙手可热的政客希望潘光旦能够撰文帮他证明，潘光旦的答复却没有留任何回旋余地：“山西没有一家是孔仲尼的后人。”要想让潘光旦在专业范围内公然撒谎，门儿都没有。

    潘光旦的嘴上常叼一支竹根大烟斗，斗腹上的铭文是：“形似龙，气如虹；德能容，志于通。”这12个字，是潘光旦的自勉，也是他为人的传神写照！

罗中立：天气正好 下地干活

    做学生时，他努力“逃离”油画，却以巨幅油画《父亲》一夜成名，成为新时期享誉全国的艺术家；做老师时，他毫不犹豫地拒绝“当官”，却在50岁时被教职工民主推荐为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在61岁时被任命为中国当代艺术院院长；在个性鲜明的艺术界，他的沉着包容能为各方所接受，骨子里却有着强烈的反叛精神。画家罗中立的身上似乎纠结着各种矛盾，他却能一再穿越这些矛盾而获得成功。

    秘诀是什么？他说：“天气正好，下地干活。”

     “创作《父亲》，跟我小时候的生活有关。”罗中立说。那时的罗家在重庆市郊，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的亲戚有人饿死，有人为了几十公斤玉米就把孩子卖到外地，还有一些亲戚为了活命跑到罗中立家，“大家分着喝一碗粥”。

    1964年，罗中立考入四川美术学院附中。在附中读二年级时，来到大巴山深处的一所村小学当美术教员。那时农村还没有通电，上完课、开完会，天黑就回到土屋里上床睡觉。附中毕业后，罗中立又回到大巴山生活了10年，直到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考入四川美术学院。

    看到第二届全国青年美术展览的通知后，罗中立再次去大巴山寻找灵感。大年三十的傍晚，他看到路边公共厕所前蹲着一个等着收粪的老农。那天阴雨绵绵，又湿又冷，老农却一动不动，表情麻木，似乎对举家团聚的传统佳节茫然不知。沉淀在脑海中的印记，仿佛被这张木然的脸庞突然揭开。他被自己的灵感刺激得难以自制，兴奋得一个劲儿地冲朋友大喊：“我要画一幅和毛主席像一样大的画！”罗中立整整画了半年，逐渐勾勒出一个老年农民的形象。作品送到北京后，又根据评委吴冠中的建议将作品名字改为《父亲》，作为对整整一代人集体形象的描述。1980年12月，在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上，《父亲》获得油画金奖。它成为中国美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也奠定了罗中立在中国美术界的知名度和不可动摇的位置。“用领袖像的尺寸画农民，就是要让神化的、扭曲的历史回归本来的轨迹。”罗中立说。

    最早从获奖的喜悦中解脱出来的，是罗中立自己。1981年，罗中立用表现主义的绘画语言完成了自己的毕业创作《吹渣渣》，标志着他在一年内实现了从政治主题到绘画主题的成功转型。“《吹渣渣》更多地回到了绘画本体语言，从这幅作品之后，我的绘画风格才一路延续到今天。”罗中立说。

    罗中立得到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费出国留学的名额。两年期间，他游览了欧洲所有的大博物馆，参观和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美术史上著名的原作原著。在卢浮宫，工作人员上班他就去，工作人员下班他才走，就这样整整临摹了3个月。在美第奇博物馆，罗中立连续3次去看伦勃朗的展览，去了就看伦勃朗的两幅肖像画。同样的肖像、同样的色调、同样的尺寸，一幅创作于1834年，一幅创作于1864年，时间跨度整整30年。很多人在这两幅画前一晃而过，罗中立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他知道，正是这惨淡经营与重复“炒冷饭”的30年，造就了伦勃朗这位美术史上的巨匠。

     罗中立给自己提了一个问题：一个来自中国的艺术家，应该用什么作品跟西方的艺术家进行交流？“最可行的途径，就是回到自己的本土，回到自己的文化，寻找具有中国精神的当代绘画的样式和语言。”他又回到了大巴山，回到了雕塑、石窟、石刻、年画等民间艺术和传统文化之中，寻找和提炼自己的绘画语言、风格和样式。

    寻找、提炼绘画语言的紧迫感，催生了罗中立对时间流失的负疚感。他曾经计划每10年办一次画展，眼看预定的画展临近，自己却没有时间创作，他甚至痛苦得躲进画室里流泪。罗中立勤奋得让人惊讶。他随身带着速写本，画他见到的人和事。就任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后，事多会多，哪怕忙到深夜，他也要去画室。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说，罗中立笔下的农民都有一份真生活：有沉重劳作的苦，有合家围坐火塘的乐，有夫妻风雨同舟的爱，有老牛舐犊般殷深的情。“罗中立在最朴素、最自然、最本源甚至最土的农民形象、农民主题，和艺术中最创造性的、最精神化的、越来越具有语言形式的纯粹感的两极之间找到了联系，他在用一种完全个性的方式讲述中国农民。”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说，人们现在要关心的是一个不断自我超越、自我更新的罗中立。

    50岁就任四川美术学院院长。感觉“一生的抱负突然被改变了”的罗中立，却一点儿也不敢懈怠。“地处西部的川美能够人才辈出，关键在于条条框框少。“我受益于此，也有责任尽力营造和保持这样的环境。”罗中立说。

    2005年，坦克库•重庆当代艺术中心建成。除了200多间工作室，坦克库还有大的展示厅可以举办雕塑、装置、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行为艺术等大型活动。围绕坦克库建成的青年艺术家工作室群落，更成为“黄漂青年艺术家”的艺术家园。

    川美建立了常规性的学生展览制度，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校内外展览。学校鼓励每天兢兢业业守着学生的老师，也欢迎“北漂”、“海漂”的老师。

    已经成为首届国际公共艺术入选获奖作品之一的重庆大学城川美新校区，被视为罗中立在1000亩土地上创作的第二幅《父亲》。新校区保护原有的生态，保留原有的老院子，用原有的庄稼、梯田做校园绿化，请农民留下来照常放牛喂鱼种庄稼。在这个巨大的开放性教学空间里，高年级和低年级学生的作品和成就都一目了然，便于不同年级之间的切磋交流，也有利于校园文化的融合传承。新校区5万平方米的虎溪公社艺术工作室，已经成为西南地区的艺术家驻留地和创作中心。

    他在新校区的大门内设计了一段波浪形道路。

（摘编自张国圣《天气正好，下地干活》）

铁血柔情林觉民

    林觉民字意洞，号天外生。从小便被父亲过继给了他的叔父林孝颖。叔父对林觉民寄予厚望，希望他可以在仕途上达到自己无法企及的人生高度，为林家光宗耀祖。林觉民13岁那年，望子成龙的林孝颖把他送去参加科举童子试，厌恶科举的叛逆少年林觉民进了考场，竟在试卷上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七个字后便转身大步离开了。

    男儿有志不在年高。青涩年纪的林觉民早早就立下了“中国非革命无以自强”的志向，大量阅读进步书刊，还给自己取了“抖飞”、“天外生”的号，从字义上可以看出，林觉民渴望做展翅高飞、打拼出一方天地的热血男儿。林孝颖看着爱子从懵懂少年成长为进步青年，不免喜忧参半，甚至可以说忧大于喜。他担心儿子在这条路上走得太决绝，更担心有朝一日白发人送黑发人……当这样的担心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让林觉民娶妻成家。

    1905年，18岁的林觉民迎娶了比他小一岁的陈意映。陈意映出身名门，不仅知书达理，还通晓文墨。林觉民与陈意映可谓“一见钟情，爱由心生”，当时，他们的家非常清贫，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和两把椅子。但是陈意映并不在意，有林觉民这样英俊潇洒、才志冲天的男子做夫君，她心满意足。

    1907年，林觉民与陈意映婚后仅两年，甜蜜的日子刚开个头，但为了实现革命理想，他毅然前往日本自费留学去了。林觉民到日本后不久，就加入了同盟会。林觉民对远离陈意映一直心怀歉意。留学日本后，他曾写有一篇记录两人缱绻情感生活的文章《原爱》，文中写道：“吾妻性癖好尚，与君绝同，天真浪漫真女子也。”从中可以看到林觉民对妻子的怜爱之情。

    1911年春天，当林觉民以学校正在放樱花假为名，风尘仆仆从日本归来时，陈意映又惊又喜。关于丈夫此行的目的，陈意映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黄兴在香港筹划广州起义，对林觉民委以重任。那些日子，林觉民异常忙碌，根本不能如陈意映所期望的那样朝夕相对。陈意映虽有不悦，可是并无怨言。对她来说，有理想有追求的林觉民才是她最爱的丈夫。

    革命起义需要武器弹药，没有财政补贴，如何是好？林觉民就在西禅寺召集人马自己动手制造炸药。炸药准备妥当的时候，运输又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林觉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把炸药装进棺材，然后找一个女人装成寡妇护送棺材去香港。林觉民本想要自己的妻子来完成这一任务，可是当时陈意映已怀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无法成行。1911年4月的一天，林觉民对妻子说：“我去趟香港就回来。”陈意映料想不到，这一次的分离竟成永别。

    广州起义的前三天，即1911年4月24日深夜，万籁俱寂。在临近江边的一栋小楼里，林觉民想到尚未成功的革命，想到家中牵挂自己的妻儿和父亲，眼泪突然落了下来——他不是贪生怕死之人，但是他有太多的不舍和难过，于是提笔在两块方巾上写下了著名的《禀父书》和《与妻书》。林觉民写写停停，伤情处，曾几次“不能竟书而欲搁笔”，方巾上的字眼见越来越小，都小到蝇头了，林觉民还是不想停下来，他满腔的爱此时已浓稠到了极点。那一刻，林觉民非常希望手里的方巾大得没边儿，让他能够淋漓尽致地向陈意映表达他绵延不绝的爱。24岁的林觉民在月光下辗转难眠，不知不觉写到天已破晓，他把方巾折叠包好交给朋友，郑重嘱托道：“我死幸为转达。”

    广州起义失败后，两广总督张鸣岐与水师提督李准会审林觉民，惊见一个剪了短发的美少年“侃侃而谈，畅论世界大势”并表示“只要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国家安强，则吾死瞑目矣”，这个美少年就是林觉民。林觉民说到痛处，难以遏制激动的情绪，把身上的镣铐挥得哐哐作响。李准被打动了，命人把镣铐解开，允以纸笔。在林觉民口含血痰却含而不吐之时，李准更是亲手拿了痰钵，走到他身边。两广总督张鸣岐亦很动容，他曾发出这样的感叹：“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真算得上奇男子。”当时有人劝总督大人为国留才，而张鸣岐认为这种英雄人物万不可留给革命党，遂下令处死。死亡来临时，林觉民面容平静，甚至没有多眨一下眼睛，“吾辈此举，事必败，身必死，然吾辈身死之日距光复期必不远矣”。他用坚定的信念为革命殉情，豪气干云。

（选自《名人传记》，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摘自林觉民《与妻书》）②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摘自孙中山《<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事略>序》）

任继愈：大师风范 空谷幽兰

    2016年4月2日，春日里的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已有15年历史的“文津讲坛”，在这里第815次开讲。像以往的800多个周末一样，读者从四面八方会聚到临琼楼二层的报告厅，聆听名家高论，享受文化的滋养。只是，最近的七年间，人群中少了那位拄着拐杖的敦厚长者——任继愈。

    任继愈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望族，他的名字包含了“继承韩愈”之意。

    “七七事变”爆发，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的他随校南迁，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这次历时68天、徒步1300多公里的“长征”，让他目睹中国的现实并叹服于这个伟大民族的坚韧：农村破败，旧屋紧闭。轿夫们吸得起鸦片戒不起——买盒鸦片1毛钱，戒烟一个月不能工作，没饭吃。他的人生理想和学术方向由此转变，“我深信研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

    任继愈师承汤用彤、贺麟、熊十力等名家，长期在北大哲学系任教，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学术研究卓有成就，但他最大的功绩，是竭力保存中华文化的薪火。

    在生命的最后30年，他却把学术工作一压再压，投入到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之中。 他认为，中华文化是有生命力的、活着的文化，它支撑着中华民族几千年间屹立不倒。文化的再次繁荣不是等来的，要靠长期的积累。本着这种文化自觉，他组织和主持了《中华大藏经》《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华大典》和“二十四史”点校本及《清史稿》修订等一系列国家大型文化工程。

    这些多是绵延十几年难以完成的浩大工程，每一项，他都会亲力亲为，从不做挂名主编：点将选人、选题、写提纲、审阅点校，动辄写六七百字的编辑意见。拿《中华大典》来说，这是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出版工程，1990年国务院批准，至今尚未完成。它参照现代图书分类方法，对先秦至1911年中国优秀文化典籍进行梳理汇编，共分24典，含110余分典，收书2万多部，总字数8亿，规模是《永乐大典》的两倍。任继愈不仅担任总编辑，还兼任《哲学典》和《宗教典》的主编。

    1987年5月，任继愈就任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馆长。国家图书馆就此恢复了知名学者担任馆长的传统，任继愈也开启了守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程。

    任继愈清楚地知道，图书馆收藏的目的是为了流通。他大事着眼，小事用功——设置专藏阅览室，关注图书编目工作，收集名家手稿，开创文献缩微事业……发现大量普通公众进入国图仅仅是借阅普通书籍，他敏锐意识到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不平衡，遂在当选为人大代表期间不断呼吁和建议发展社区公共图书馆。2002年，国图出版社将镇馆之宝《永乐大典》劫余卷帙161册仿真再版；2005年，他又呼吁将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嘉惠学林。

    任继愈力主开设“文津讲坛”，不但自己亲自登台，还以90高龄之身不辞劳苦地策划选题，亲自邀请红学家周汝昌、历史学家张岂之、经济学家厉以宁等担任主讲人，使文津讲坛成为推广优秀文化的重镇。任继愈积极支持“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曾三登讲坛，主讲《中华五千年的历史经验》《关于道德经》《今日看易经》。

    2009年，93岁的任继愈辞世。斯人已逝，但风范长存。

    《中华大典》办、中宣部出版局伍杰说，1988年任老接受《中华大典》总主编的聘任时，没有一分钱的报酬，他却义不容辞，他主编的《哲学典》是最先完成的。21世纪初，国家投资了一些钱，给他一些报酬他不要。后来给他一张补助卡，告诉他可以领取补贴工资，他笑了笑说：“我不要。”将卡退回到办公室放着，始终没取过一分钱。

    国家图书馆编审曹月堂回忆说，《中华大典》有关儒学部分，出清样后编者和出版方发生分歧，任老当机立断：返工重审。出版方急于出版，说最好赶在任老90大寿前出版，任先生毫不客气地说：“我从来不考虑做寿的事！”几个人又做了4个月。与任老相交20年，“想到他，就不感到孤独；想到他，就对自己有要求”。

    子夏说君子，“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任老为学为人的特质，如空谷幽兰，让人难以忘怀。

（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张稚丹，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任继愈的胞弟、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说：家兄认为“儒佛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他用毕生精力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嫁接在一起。“文革”前他因质疑日丹诺夫对哲学的定义被称为修正主义，险划右派；“文革”中不参与“批儒评法”让江青光火；“文革”后他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坚持又被当成左的靶子。但他坚信，经过自己深思熟虑、反复论证的观点是正确的，“世间没有纯学术。但有一点可以说，我写的，完全是我想通了的”。②任继愈坚信在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将迎来有史以来又一轮新的文化高潮。我们这一辈人最应该做的是文献整理工作，给后人、给文化发展高峰打基础。

（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