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柔情林觉民

萧萧

    林觉民字意洞，号天外生。从小便被父亲过继给了他的叔父林孝颖。叔父对林觉民寄予厚望，希望他可以在仕途上达到自己无法企及的人生高度，为林家光宗耀祖。林觉民13岁那年，望子成龙的林孝颖把他送去参加科举童子试，厌恶科举的叛逆少年林觉民进了考场，竟在试卷上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七个字后便转身大步离开了。

    男儿有志不在年高。青涩年纪的林觉民早早就立下了“中国非革命无以自强”的志向，大量阅读进步书刊，还给自己取了“抖飞”、“天外生”的号，从字义上可以看出，林觉民渴望做展翅高飞、打拼出一方天地的热血男儿。林孝颖看着爱子从懵懂少年成长为进步青年，不免喜忧参半，甚至可以说忧大于喜。他担心儿子在这条路上走得太决绝，更担心有朝一日白发人送黑发人……当这样的担心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作出了一个决定——让林觉民娶妻成家。

    1905年，18岁的林觉民迎娶了比他小一岁的陈意映。陈意映出身名门，不仅知书达理，还通晓文墨。林觉民与陈意映可谓“一见钟情，爱由心生”，当时，他们的家非常清贫，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和两把椅子。但是陈意映并不在意，有林觉民这样英俊潇洒、才志冲天的男子做夫君，她心满意足。

    1907年，林觉民与陈意映婚后仅两年，甜蜜的日子刚开个头，但为了实现革命理想，他毅然前往日本自费留学去了。林觉民到日本后不久，就加入了同盟会。林觉民对远离陈意映一直心怀歉意。留学日本后，他曾写有一篇记录两人缱绻情感生活的文章《原爱》，文中写道：“吾妻性癖好尚，与君绝同，天真浪漫真女子也。”从中可以看到林觉民对妻子的怜爱之情。

    1911年春天，当林觉民以学校正在放樱花假为名，风尘仆仆从日本归来时，陈意映又惊又喜。关于丈夫此行的目的，陈意映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黄兴在香港筹划广州起义，对林觉民委以重任。那些日子，林觉民异常忙碌，根本不能如陈意映所期望的那样朝夕相对。陈意映虽有不悦，可是并无怨言。对她来说，有理想有追求的林觉民才是她最爱的丈夫。

    革命起义需要武器弹药，没有财政补贴，如何是好？林觉民就在西禅寺召集人马自己动手制造炸药。炸药准备妥当的时候，运输又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林觉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把炸药装进棺材，然后找一个女人装成寡妇护送棺材去香港。林觉民本想要自己的妻子来完成这一任务，可是当时陈意映已怀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无法成行。1911年4月的一天，林觉民对妻子说：“我去趟香港就回来。”陈意映料想不到，这一次的分离竟成永别。

    广州起义的前三天，即1911年4月24日深夜，万籁俱寂。在临近江边的一栋小楼里，林觉民想到尚未成功的革命，想到家中牵挂自己的妻儿和父亲，眼泪突然落了下来——他不是贪生怕死之人，但是他有太多的不舍和难过，于是提笔在两块方巾上写下了著名的《禀父书》和《与妻书》。林觉民写写停停，伤情处，曾几次“不能竟书而欲搁笔”，方巾上的字眼见越来越小，都小到蝇头了，林觉民还是不想停下来，他满腔的爱此时已浓稠到了极点。那一刻，林觉民非常希望手里的方巾大得没边儿，让他能够淋漓尽致地向陈意映表达他绵延不绝的爱。24岁的林觉民在月光下辗转难眠，不知不觉写到天已破晓，他把方巾折叠包好交给朋友，郑重嘱托道：“我死，幸为转达。”

    广州起义失败后，两广总督张鸣岐与水师提督李准会审林觉民，惊见一个剪了短发的美少年“侃侃而谈，畅论世界大势”并表示“只要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国家安强，则吾死瞑目矣”，这个美少年就是林觉民。林觉民说到痛处，难以遏制激动的情绪，把身上的镣铐挥得哐哐作响。李准被打动了，命人把镣铐解开，允以纸笔。在林觉民口含血痰却含而不吐之时，李准更是亲手拿了痰钵，走到他身边。两广总督张鸣岐亦很动容，他曾发出这样的感叹：“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真算得上奇男子。”当时有人劝总督大人为国留才，而张鸣岐认为这种英雄人物万不可留给革命党，遂下令处死。死亡来临时，林觉民面容平静，甚至没有多眨一下眼睛，“吾辈此举，事必败、身必死，然吾辈身死之日距光复期必不远矣”。他用坚定的信念为革命殉情，豪气干云。

（删节自《名人传记》2011年第10期）

陈道明：让世界无奈于我

沈青黎

    陈道明一直被视为演员中的“异数”——在这个媒体热衷于制造话题的年代，他鲜有话题，也不迎合他人制造话题；而作为国内身价最高的男演员，他时常以演艺圈边缘人的姿态自居，对自己的身份若即若离。而究其原因，是因为“演员”这个身份是命运强加给他的，他一直“很被动，总是被推着往前走”，也正因为如此，他不像许多同行那样执着于自己的身份，始终怀有“出离心”，懂得用内省的方式看自己。

    陈道明有着公认的好演技，却经常以戏子自居，他珍惜上天赐予自己的安身立命方式，拍戏时迟到早退、不做功课、现场摆谱等情况从来不会出现在他身上。

    陈道明是从慢时代里走过来的，沉默冷峻如他，他常常会在接受采访时情不自禁地提及早年的拍戏经历：那时候，一部小电影拍上四五个月，是常有的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演员变成了一个高负荷高回报的职业，拍戏也变成了一件非常浮躁的事。很多剧组一开工，大家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提高效率，演员们也越来越关心合约完成后有多少钱打入自己的账号。起初他屡屡强调：我是文艺圈的人，不是娱乐圈的人，但旧时的文艺圈逐渐分崩离析，让他无所依凭，内心的纠葛也越来越多，面对这种冲突，陈道明只好选择了精神上的遁世：他不再看电视，也不读报不看小说，而是寄情于书画和钢琴，并努力钻研古籍，将自己修炼成了最具文化修养的艺人。

    1990年拍完《围城》之后，陈道明一直保持着一部戏歇两年的节奏，不想演的片子，给再高的价钱他也不演，但一旦接下一部，就会踏踏实实待到杀青，相比那些四处赶工的年轻演员，他反倒成了全剧组最清闲的人。他拍戏还有个癖好，那就是不带工作椅，有时一站就是一天。看到这么大牌的艺术家都站着，整个剧组只好全体陪站，陈道明也因此落下了“难搞”、“不好合作”的名声，但他对此不以为意，只是淡淡地解释说：“我并非不好合作，只是觉得你首先要尊重职业，这个职业才会尊重你。我无奈于这个世界，只好让这个世界也无奈于我。”

    陈道明的名字取自《道德经》，暗合“道常无名”之意，但陈道明认为自己不算个得道之人，“按照老子的境界，得道的人身上应该有一种包容万物的平和，无为而无不为，而我还残存一些金刚怒目之气，对于大多数事情我可以避开、忍让，但是对于我参与的事，我就得把自己认为不对的那部分都统一好。”

    陈道明在许多事情上特别有原则，比如他要拍戏，那么从进入剧组到拍摄结束前，他会一直穿着戏服，在他看来，每件衣服都应该有自己的神韵，必须要想个办法，让没有感情的戏服“附着”在自己身上，变成自己的一部分。《楚汉传奇》拍了六个月，陈道明就把里面的几套戏服穿了六个月，拍完戏回家，他依然穿着刘邦的衫裤，期间从未穿过别的衣服。拍完戏把衫子一脱，他才变回了他自己。

    圈内的人都知道，陈道明演戏对片酬并不计较，但假如对方开出的片酬过高，他反倒要再三斟酌，更加留心剧本的质量。因为“如果本子质量太差，制作成本也低，你给我这么多钱，那其他演员会请些什么人？这戏的质量能好到哪里去？如果剧本足够好，对方开出的价码又很高，我会跟他们谈，不要给我那么多钱，你们把钱拿去多请些好演员，大家齐心协力做一个好戏，至于我没那么重要。”

    只要剧本合适，时间和心情配合，陈道明接戏并非不爽快，至于后期的宣传，他乐意配合，但绝不迎合。有人说他太傲，他也照单全收，认为“傲不是一件容易事，谦虚倒是容易——只要弯下腰就行了，傲却要挺直腰板，总得有什么撑住腰吧……”

    陈道明常说自己是个对人生的设计感差也不想有设计的人，而节制和疏离是他与世界交流的方式。至于这种交流带来的副产品，比如褒贬，比如毁誉，他都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别人怎么看怎么说都可以，就像天冷里就加件衣服，暖了就脱一件，这么多年我早已经适应了，容易受刺激的是那些没有准备的人。”

（选自《读者》，有删改）

施一公：他在探究生命的密码

    2008年2月，在众人不解的眼光中，40岁的施一公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执教的职务，放弃优厚的待遇，从美国全职回到中国，受聘为清华大学终身教授、并出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

    施一公的名字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父母亲给他取名“一公”，就是一心为公的意思。施一公说，当时做出回国决定，实际上只用了一个晚上。2008年，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陈希对他说：“清华急需人才，希望一公回国。”第二天，施一公就回复说，决定回国。

    《纽约时报》曾这样报道施一公的回归：“施一公和其他顶尖科学家的回归是一种信号，中国在拉近和发达国家科技鸿沟的时间上，比许多专家预期得要快。”如今，施一公和他的同事们，以一个又一个的重大科研成果，让这个预言变成了现实。

    2015年8月21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连续在线发表两篇施一公教授研究组中国科学家研究“剪接体”的论文，并首次报道了分辨率高达3.6埃的“剪接体”分子结构。著名癌症生物学家、美国杜克大学药理学院讲席教授王小凡评价说，“我个人相信，施一公取得的这项成就将得到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认真考虑。”

    阿尔茨海默症，又称老年痴呆症，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人类曾经花了很大气力鉴定老年痴呆症的起因，终于找到Y一分泌酶这一 “罪魁祸首”，可一直以来的结构研究却屡屡碰壁。获得Y﹣分泌酶复合物的三维结构，已成为全球生命科学领域最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

    早在2004年，还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施一公，就把目光锁定在了这个结构生物学制高点，但研究却始终停留在初级阶段。施一公回国后，迅速组建起实验团队，也把攻克这个世界级难题的梦想带回了清华。这个团队除导师施一公外，完全由年轻博士生组成。27岁的年轻博士生马丹和26岁的卢培龙是夫妻，他们俩和远在伦敦求学的好友清华毕业生白晓晨一起，共同组成最核心的力量，此外，还有清华大学在读博士生谢田、闫创业、孙林峰、杨光辉、赵燕雨和周瑞。

    如今，面对众多赞誉之声，每一位成员都在强调团队的意义，“科学研究从来不是单打独斗，协同创新才能有大的突破。”施公总是向学生强调从事基础研究应有的担当，“全世界都在为科学研究争分夺秒。基础研究是一个国家腾飞的引擎，科学发展这么快，你在科学上的作为在哪里？你对国家的贡献又在哪里？”

    虽然身兼数职，事务繁忙，施一公在正常的科研和带研究生之外，他还坚持给本科生上课，每年将近100个课时。在课堂上除了传授知识，他还特别注意培养学生对科研的兴趣。在研究上施一公喜欢有个性的学生。无论是在实验室还是课堂上，他总是尽力启发学生的思维，希望学生挑战他的推理，鼓励学生与他争论，多次公开反对对所谓学术权威或权威思想的迷信。每次学生跟他有不同意见时，他更会刻意表扬学生！

    多少年来，他一直为教育学生的方式自豪，在他看来：“我们现在开始在大学中大力提倡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如果不从基础上改变鼓励‘乖孩子’的教育习惯，就很难持续大规模地培养出拔尖创新的人才。”

    施一公曾说，“相比院士二字，我更喜欢别人称我为老师，这是莫大的尊称。”他正是这样一位谦恭而伟岸的师者，激励那些年轻而积极向上的灵魂夜以继日的拼搏，终于让“白手起家”的中国科学家领跑全球。

    如今的他，尽管已经站在了全世界结构生物学研究的制高点上，却仍然时刻保持着拼搏的警醒和担当。“不能只把眼光盯在现在的成功上。别忘了，中国的整体创新力还只排在世界20多名。要是在所有的科研领域都能取得令人惊叹的成就，那我们的国家就真的不得了了。”

（摘编自2016年2月《中国人物传记》）

【相关链接】

①我们为什么来大学呢？我以为，是学做人。做人并不是一定要做我们觉得可望不可及的英雄模范，更不是要学八面玲珑会做人的那个“做人”，我觉得是学做一个健全的、有自信的、尊重别人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大学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培养这样的人。

（施一公《大学的意义》）

②所有成功的科学家一定具有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血。这是一条真理。实际上，无论社会上哪一种职业，要想成为本行业中的佼佼者，都必须付出比常人多的时间。

（施一公《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博士生》）

一代史学大家朱希祖的痛与梦

    朱希祖1919年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代理主任，教授中国文学史。”五四”前后的北大，”卯字号”的诸位名教授，可谓北大的台柱子。所谓“卯字号”，就是几个属兔的大师级人物，两只“大兔子”是陈独秀和朱希祖。四只“小兔子”分别是胡适、刘半农、刘文典以及林公铎。其实，陈独秀和朱希祖是两只“中兔”，还有一只“老兔”蔡元培。

    “中兔”朱希祖似乎有点瞧不上“小兔”胡适。胡适初进北大，还是末学新进，对朱希祖很尊重，朱希祖的藏书中有很多是海内孤本、秘本，胡适就经常到朱家来看看藏书，谈谈版本，请教学问。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一出版，引来叫好声一片，胡适在序言中特别感谢了朱希祖，而朱希祖似乎并不领情，说此书写得肤浅，还肯定地说，胡适既不懂佛学，也不懂宋明理学，他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写不下去的。当然，朱希祖这番话是说给很亲密的朋友听的。但另一位章门弟子黄侃就不同了，在中央大学的课堂上，黄侃公开讽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半部，没有下半部：”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不解，问何意。黄侃回答：”监者，太监也。太监，下部没有了。”引得学生大笑不止。后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勉强出了中册，下册果然无疾而终。但这个小插曲，并不影响两人的交情。

    对于学者来说，爱书、读书、购书、藏书、著书，是其生命中非常重要的生活内容。”不与人物接，不为山海游。终生伏几案，天地一书囚。”这首带有自嘲意味的自题，可谓朱希祖为书而奔走一生的写照。

    在内忧外患的年代，战争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朱希祖那一代学人的头上。藏书的命运和人的命运一样，几经颠沛流离，在飘摇的旅途不知何处可安身。自从1935年开始，朱希祖为他的藏书免遭兵燹而忧心奔走，寻觅安稳的、理想的藏书之所。从朱元曙《郦亭藏书的艰辛与悲凉》一文可知朱希祖为藏书东奔西走的情形：”9月16日开始运书至徽州，暂存徽州师范学校。19日，先生返回南京处理事务，途中遭遇轰炸。20日，连夜抵宣城，督运书籍。10月2日，运书完毕，先生返回徽州。时上海战事，日趋危急，先生恐徽州亦被波及，乃决计迁屯溪，并由水路运书前往，存三门呈洪宅。后，先生又觉不妥，乃于18日至隆阜，与学生戴伯瑚商议，最后决定将书藏于戴震藏书楼，托戴伯瑚保管。”从朱元曙的记录来看，我们仿佛看到朱希祖先生冒着敌寇的飞机轰炸，风尘仆仆地穿行于皖南山区，忧心如焚地看护在路上的书籍，多次转移，直到认为绝对安全为止。

    1934年8月13日，朱希祖看报纸得知，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在陆军省被刺死，他在日记中写道：”永田为稳健派中心人物，激进派恨之入骨，故有是难。日本军人不服从命令，不守法纪，亦为中日将来之大祸，而吾国华北风云恐又将为彼激进派所掀动矣。”后来局势的发展，正如朱希祖日记中的预料。

    正是在中日战争的阴云下，朱希祖朱偰父子，开始对南京六朝陵墓进行调查。为何要调查六朝古墓？”杜外人之觊觎，扬先哲之耿光”。维系着中国文化的六朝遗迹、石刻等，却湮没在荒草之中，无人问津。”爱国之情”加上”亡国之痛”，促使朱希祖、朱偰父子挑起调查六朝古墓的大梁。

    抗战爆发，避地巴山，客居重庆，这是朱希祖生命中的最后时光。日寇对重庆实施了野蛮的轰炸，严重危及学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1940年5月28日，朱希祖日记六：“上午8时至国史馆筹备会办公，9时半回考选委员会，半途有空袭警报，10时半放紧急警报。敌机九十八架，分三次来袭，北碚、池溪口轰炸最烈，复旦大学在北碚，其教务长孙寒冰死焉，平民死伤二百余人……”这样的日子，是抗战时期客居重庆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缩影。

    1944年7月5日，朱希祖病逝于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享年六十有六。一代史学家朱希祖遽归道山，“及身未见中原定”，他没有支撑到山河重光、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朱希祖的丧事“极一时之哀荣”。蒋介石特颁“渊衷硕学”的挽词。各界赠送挽联三百余幅，学界名流及官员出席者三百余人，这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实属罕见。国民政府颁发《褒扬朱逖先先生令》，赞其“生平专研历史，旁搜远绍，考证精勤。著述流传，成就甚伟”。

（节选自《名人传记》，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朱希祖（1879﹣1944）：字逖先，生于晚清，留学日本。作为历史学家，朱希祖在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期间，制定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史学课程体系，使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②“九一八”事变后，尝恨民族败类在东北、华北、南京组织伪政权，又愤于日寇沿袭金人封张邦昌、刘豫故技，因而勾稽两宋史料，撰《伪楚录辑补》六卷、《伪齐录校补》四卷、《伪齐国志长编》十六卷，揭发敌人奸谋，揭汉奸秽迹，以昭国人，以明学以致用之旨。

共和国飞机设计之父徐舜寿

    1933年9月，16岁的徐舜寿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工程组，毕业后到杭州笕桥飞机制造厂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轰炸杭州笕桥，徐舜寿立志要“航空救国”。1944年9月他被派往美国学习航空，参加了FD-l飞机的设计工作，学成回国后从事运输机设计等工作。1949年春，徐舜寿所在的南昌第二飞机制造厂被迫迁往台湾，他在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来到已经解放的北平，投身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和建设。

建国初期，中国的航空工业极其薄弱。为摆脱这一落后局面.1953年国家把航空工业列为重点建设项目，周恩来总理为航空工业提出了“由修理到仿制，再到自行设计”的战略发展方针。1956年8月，航空工业局决定在沈阳创建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首批受命组建飞机设计室的有徐舜寿、叶正大，黄志千等，同时还从全国各地调集了近百名科技人才和新毕业的大学生，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未涉足飞机设计。徐舜寿被任命为设计室主任。

    当时空军航校普遍使用的螺旋桨、后三点起落架式的雅克-Il中级教练机，已满足不了喷气式飞机的训练要求。为了把需要和可能结合起来，经过反复思考和仔细分析论证，徐舜寿认为，第一架飞机应当是一种喷气式歼击教练机（后定名为歼教-1飞机）。这不仅是培养新飞行员的需要，也是新中国设计队伍建设的需要。况且，中国初步积累了生产、使用和维修飞机的经验，并成功仿制了雅克-18初级教练机和米格-17高亚音速战斗机；同时，我国已经具有制造喷气歼击机的工业基础。

    徐舜寿很重视苏式飞机的研究，到任后也倡导设计人员认真研究苏联各类型号的飞机和各种技术手段，而他的设计思路并没有被苏式飞机框住，他的想法是“学习苏联、参考英美”，稳步前进。因而，他在后来歼教-l的设计中，选用了美英式的两侧进气方式，而没有沿袭苏联传统的机头进气方式。这种两侧进气的布局先后被用到我国的强-5飞机以及一系列新的战斗机上，后来苏联自己设计的飞机也改用了两侧进气。

    1958年7月26日．正式试飞。首飞成功后，叶剑英元帅特地从北京赶到沈阳参加了歼教-1的庆功会，并观看了精彩的飞行表演。

这一年“大跃进”开始了，飞机设计室曾提出设计超音速歼击机的设想，初始方案尚比较实事求是：马赫数1.4，升限18000米。由于形势变化，飞机设计指标一路攀升：马赫数急剧上升至1.8.2.0。看到不尊重科学规律的种种现象，徐舜寿大胆直言：目前我国还不具备研制这一种飞机的条件。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他敢于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徐舜寿主持、组织或亲自设计的飞机有歼教-l、初教-6、强-5、歼-8、轰-6、运-7......伍修权将军曾撰文回忆他：“生于江南水乡，为了发展我国航空工业，足迹遍及全国，并且长期生活在北方。每次调动，他从不讲条件、地点，往往只有一句话，只要搞飞机，到哪儿都行。”

    解放初期，国内有关飞机强度计算方面的书籍很少。1953年，四局的情报资料部门新到了俄文版《飞机强度学》。徐舜寿看到后，当即着手将其翻译出来，供我国航空院校和飞机设计部门使用。设计室成立初期，飞机设计资料奇缺，徐舜寿要求设计人员收集当时国内已有的苏联米格和雅克飞机的各种资料，每次有人去北京出差，他都会嘱托购置和预定美、英等国的航空期刊、书籍，引导青年技术人员不断学习。

为了尽快提高设计人员的设计能力，他把能请来的专家都请来，给设计人员授课，传授飞机设计的经验。“文革”中他被逼写汇报材料时这样写到：“开始设计歼教-1，后，经常请些教授来讲课。我当时在心里是有一张名单的：风洞试验××，气动力学××，操纵稳定xxx．结构强度××等等。”徐舜寿故意隐去了这些专家的姓名，显然担心这些人受到牵连。据顾诵芬院士回忆，这些隐去的人都是我国出色的专家、教授。（摘编自张盛秋《共和国飞机设计之父徐舜寿》等）

相关链接：①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当得知有部分年轻工程技术人员被牵累时，徐舜寿在党的会议上坚决反对把一批离校不久的年轻人划为右派，担心飞机设计事业会陷于瘫痪。而后，徐舜寿被认为有“右倾思想”而遭到批判。（百度百科）②在徐舜寿的领导下，飞机设计室成为培养飞机设计师的摇篮。后来我国成立了多家飞机设计机构，其技术骨干几乎都来自这个飞机设计室。这其中的佼佼者成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如顾诵芬、屠基达、管德、陈一坚等。③陈一坚说“在飞机设计与航空理论的研究上，徐舜寿和昊大观都是我的导师、楷模。”